梁文道：庇里牛斯山的那一個 （庇里牛斯山的另一邊之一）

【飲食男女】一過了庇里牛斯山之後，就甚麼事情都變得不一樣了，例如食物：「在我們的國家，就連最低等的狗都不會把牠的嘴伸進這樣一坨混雜的東西裏頭。可它卻是安達魯西亞人（Andalusians）的至愛，在此，即使最漂亮的女士，也會毫不猶豫地每天晚上吞下一大匙這樣來自陰間的濃湯。」這是十九世紀法國大詩人泰奧菲爾．哥提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的證言。

他們說的「混雜的東西」和「來自陰間的濃湯」，就是今天舉世知名的西班牙番茄凍湯 gazpacho。他的同代人大仲馬（Alexandre Dumas）對於西班牙食物也有類似的印象，在他寫給一位女性朋友的信裏，西班牙的炖菜 puchero是這樣的：「它包含了一大塊的母牛肉（在西班牙，人們似乎不曉得公牛也是一種食物的來源），一小堆羊肉，一點雞肉，幾片叫做 chorizo的香腸，全都煮得濕淋淋的，再混上些火腿、番茄、番紅花和椰菜。這些東西全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它們全都分開來煮的話；但我永遠不能習慣地把它們混在一起來吃。在我看來，它們簡直構成了世上最不幸的混雜。試着比我寬容一點好了，夫人，因為要是不能享受 puchero的話，您就只好被迫應付鷹嘴豆了。那是一種堅硬，子彈般大小的豆子，完全超出了我的消化能力。但您要是第一天的第一頓飯就開始吃它，第二天就得做好吃兩頓鷹嘴豆的準備了，然後第三天是吃三次，如果您第三天還活着的話。」

十九世紀是法國廚藝開始攀上高峰的世紀；而以《大仲馬美食詞典》為其遺著的大仲馬，更是當年歐洲數一數二的大美食家。所以這些法國人關於西班牙飲食的評語，應該不算無的放矢。但為甚麼他們對西班牙食物的印象，會和我們現代人差得這麼遠呢？西班牙的番茄凍湯乃今日西式餐餚中的消暑雋品，自不待言。即使是看起來湯汁清淡如水的西班牙炖菜，其實也是不少食客心目中的鄉村純樸烹飪的典範。可是我真在不少往昔西歐作家的筆記和書信裏讀過不少針對西班牙菜的怨言。

這到底是時代變了，西班牙菜有了長足的進步？還是文化上的偏見，法國人自己的美食沙文主義作祟呢？傳統英國菜之難吃，是二十世紀全人類的難得共識之一。但在十八、十九世紀，竟連英國人都看不慣西班牙廚藝（當然我以前在此也寫過，那時候的英國菜在歐洲還算是很不錯的）。我在彼時英國文化人的書裏就見過許多有關西班牙菜的投訴，其中一個重災區正是泰奧菲爾．哥提耶所形容的「來自陰間的濃湯」——西班牙番茄凍湯。他們多半認為，這種完全沒有火氣的清涼雜碎是「不文明的烹調」，就和西班牙奇特的鬥牛文化一樣野蠻。

我們曉得，「壯遊」（Grand Tour）是文藝復興之後，歐洲上層階級子弟的傳統。尤其到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有點背景的孩子幾乎一生當中都得走這麼一趟。先從法國登岸，到巴黎學習優雅的舉止言行，再去瑞士拜訪宗教改革的聖地日內瓦，然後越過阿爾卑斯山拜訪古羅馬與文藝復興的藝術殿堂，再北折前往德語世界乃至於荷蘭，最後學成渡海，回到英國就是個見過世面有教養的紳士了。請注意，這段經典行程並不包括西班牙在內。去西班牙旅行，那不叫「壯遊」，而是探險。因為那是個偏離歐洲文明核心的另一個國度，巴塞羅那與馬德里在那個年代似乎比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更邊陲。而食物，正正是造成這種心理隔阻的重大原因之一。

一過了庇里牛斯山，就甚麼事情都不同了。大不列顛與歐陸雖隔一道海峽，但這道海峽的間隔作用在昔時歐洲人心裏，卻還比不上庇里牛斯山。彷彿是一座山脈，而非海峽，真正切開了文化上的西歐。

梁文道：以利益想像國家（想像的國家之四）

【蘋果日報】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去世不久之後，我在一個讀書節目裏頭介紹他的經典《想像的共同體》。這並不是一本易讀的書，更不能在三言兩語之間解釋得清清楚楚，尤其我才疏學淺，結果自然不佳。果然，有些觀眾看完之後反應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麼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來解構我們的華夏」，居然把現代民族國家形容成一種「用想像力虛構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本尼迪特．安德森對民族下的這一個定義非常有影響力，乃至於今日大家開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像的產物。

民族國家真是人類大腦想像出來的一種存在嗎？這怎麼可能？有這麼多人一看見國旗飄揚就要激動落淚，有人甚至做好了要為民族隨時獻出生命的準備，如此牽動情緒的東西怎麼能是想出來的呢？但是冷靜下來，再思量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民族國家這麼宏偉，這麼親愛的東西，還真是摸不到，聞不着，肉眼不可得見。至少我們從來不會在路邊等車的時候說一句：「你看，國家剛剛從我們身邊經過」。所謂「想像」，最基礎而又最粗淺的理解，無非就是這種非物質存在的屬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長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義的本尼迪特．安德森從來就沒把「想像」等同過「虛構」；不，想像絕對不是虛構，想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政治過程。說一個國家是「想像出來的」，和說它是「虛構出來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自從是書出版，國際漢學界和華人學者的真正爭論重點並非中國是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沒什麼好爭的），而是中國的群體自我意識是否早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成立。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一種集體的自我想像和認同，很可能老早就有（比如說宋代），但是直到現代，它才加入了全球民族主義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設成一個「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從一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變成了一個立於世界諸國之林當中的一個主權國家。換句話說，大家更關心的，其實是中國究竟是什麼時候被想像出來的。

如果說中國的情況太過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特．安德森的說法；那麼印尼就正好反過來，是《想像的共同體》論述最完美的示範。首先，就像伊莉莎白．皮莎妮在《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這本書裏所說的，這是個廣土眾民，極端多元異質的一個國度：

「印尼國土環繞赤道，跨距相當於從倫敦到伊朗首都德黑蘭，或者從美國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東岸的華盛頓特區那麼長。位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住着篤信伊斯蘭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馬來族，並驕傲地給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麥加走廊』之名。座落在亞齊省東南方，與之相距約2500公里的省分是巴布亞，佔據了新畿內亞島西半邊大部份地區，居民皮膚黝黑。我初訪當地時，發現許多原住民一絲不掛，男性僅以葫蘆遮掩生殖器，但他們卻發展出某些複雜的農耕技術」。

你叫這些語言、宗教、家庭結構，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並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來甚至不知對方存在的人，該如何去把彼此都納入到「印尼」這個標籤之下呢？他們有任何一樣的共通的地方嗎？

有的，那就是他們全都曾在荷蘭的殖民統治之下。就和大部份脫胎自殖民地的亞非新興民族國家一樣，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轄區劃的一個範圍。我們不妨大膽地講，要是沒有當年荷蘭人的殖民統治，這個國家很有可能不會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樣在戰後獨立出來的新興國家似的，在剛開始的時候有過一段非常不穩定的集體認同過程。比如說現代印尼的「國父」蘇卡諾（Sukarno），終其一生，他其實都是個「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主義的信徒，認為現存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和東帝汶這幾個地方應該共建一個「大印度尼西亞」。這套現在看來幾乎是天方夜譚的主張，不是他個人民族意識過度膨脹的狂想，而且還是當年很多馬來西亞民族主義者的構思，甚至得到些菲律賓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還認識一些當地左傾華人知識份子信仰這種理念。更加奇詭的，是一部份戰時真心信仰「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士兵，他們在日本戰敗之後不肯撤離，或者留在馬來半島加入馬共，或者參與印尼獨立戰爭，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協助「亞洲人脫離殖民統治」，建設一個偉大光榮的「大印度尼西亞」。

由於印尼太大太複雜，又由於連對該建設一個怎麼樣和它該有多大的共同體都沒有共識，難怪全文寥寥數語的印尼獨立宣言會在「我們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獨立，將盡快完成權力轉移」之後，帶點無厘頭地補上了一句「以及其他事宜」。這個「其他事宜」，自然就包括了國家的建設，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想像。

推翻蘇卡諾之後，軍事強人蘇哈托上台，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鐵腕鎮壓不認為自己算是印尼人的任何地方分離主義，同時向全國列島強行輸出爪哇島的一切，例如它的語言、文化，和人口。幾十年間，政府不只由爪哇遷出了大批跨區移民，還把爪哇臘染等地方文化特色推廣成了全國統一象徵。但他成功了嗎？伊莉莎白．皮莎妮在公元兩千年之後造訪以人人帶着一把大刀上街，曾經發生不少流血暴力事件的松巴島，他特地在市區尋找一張全國地圖，結果他能夠找到一張放大得非常細緻的島上分區圖，卻硬是尋不着一張印尼全圖。於是他只好慨嘆：「在松巴島，國家不存在」。

《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可說是一個外國人對印尼獨立幾十年後在建國等「其他事宜」上的表現考察報告。在這份報告書裏，固然有像亞齊人這樣逐步放棄獨立，於後蘇哈托時代民主分權的大勢當中找到和平統一新定位的可喜情況。但卻還有更多讓人憂心印尼會不會漸漸走向分裂的跡象。例如各個地方政府在分享到更大權力之後，開始自做主張，互相爭權奪利的現象。但是伊莉沙白．皮莎妮依然樂觀，因為「將全國牢牢繫在一起的幾條線不會輕易被拆散」。其中一條就是龐大的官僚體系，那個經常被外人詬病，貪腐不堪的利益網絡。他說：「印尼十分重視人際關係，私人義務與公共義務往往交纏在一起，集體合作也和利益輸送、營私舞弊產生牽連。雖然許多國際觀察家譴責印尼因為貪污而付出高昂代價，但也有少數人認為，利益輸送促使印尼將破碎的島嶼和不同的族群結合成完整的國家，是國家統一過程中必須投入的代價」。

印尼確實是「想像共同體」的好樣本，因為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統一得起來的國家。然而，透過一連串將會產生實質效用的政治過程，這一萬三千多座島嶼上的居民卻可以把大家都想像成彼此利益攸關的印尼人。本尼迪特．安德森的讀者要是看到伊莉沙白．皮莎妮這個判斷，想必會記起《想像的共同體》當中關於殖民地官僚遷升的那段有名段落。他們各自帶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於一座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當中，不斷升降，不斷遷移，最終可能會走到雅加達。在這個體系裏邊，他們既認識了來自各個地方的同僚，又對整個體系所覆蓋的國土產生了具體的感知，同時還結下了千絲萬縷的關係。對這些貫通各地，掌控全國命脈的官僚而言，那種關係就是印尼。印尼，當然是存在的。

梁文道：假裝打招呼（打招呼的困惑之二）

【飲食男女】我打小就聽人家說老外特別友善，在路上就算遇見不認識的人，也都會點頭問好。後來首度出國去到西方世界，發現傳聞果然不虛，雖然一條大街上頭不是人人隨時都做好和人人打招呼的準備，可是他們確實要比我所熟悉的中國人友善。可是我小時候還聽老師說過，從前孔子教人，坐在車上，要是行經路段碰到三或三個以上的路人同行的話，乘客就得下車向對方行禮致意。老師說，這就是禮儀之邦的本來面目。這條聖人古訓和今日海外聞見，一加起來，難免又要陳腔濫調地說一句「禮失求諸野」了。

但是，事實當然沒有這麼簡單。現實一點好不好？孔子的年代，坐車的是有身份的人，數目極其稀少；而路上遇見三個人同行的機會也絕對不能和今天相比。你今天要是在車上一看到三個人走路就下車對他們行禮試試，這不是神經有病嗎？交警肯定拉人。

同樣道理，所謂「老外都能友善」這類說法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至少我就沒在紐約這樣的城市看到過有人不停四處say Hi。道理很簡單，人口密集的程度決定一切，人滿為患的所在，時間壓力緊張的地方，躲人猶恐不及，趕路就是王道，誰會像美國南方那些鄉巴佬似的，動不動就停在街上和陌生人聊兩句。想我泱泱大國，別的不敢認第一，但論人多和心急這兩樣，還真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比肩。所以我們中國人不愛打招呼，是有基礎的。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我們在國外走進一家飯館或商店，而堂倌店員向我們招呼道好，我們卻冰冷地沉默以對，這就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了。首先，這不是大馬路，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其次，人家是有對象地打招呼，是把你當成客人，和你有一定的關係（即使這只是生意交易的關係）。在這種情形下還不回應，豈只失禮，簡直就是不符人之常情。這一點，正好也是國外商家最詬病中國遊客的一點。這是不是因為我們打從心裏瞧不起非我族類的異人，不屑和他們客套？還是反過來，我們過於害羞，甚至自卑，不想和洋人有過多接觸？

其實只要在神州大地走上一圈，那些不 懂中國特殊國情的老外就會發現，中國遊客就是中國人，平時在家如何，到了外頭就是如何，對內對外一致平等。沒錯，很多人在國內就很習慣進店不打招呼，視侍應和店員如無物。我曾經以為，這是當代中國社會權力結構的表現，就和低級公務員看見高官要低腰打哈，公司職員一見上司就「總」前「總」後，而在上位者則可以挺着肚子當他們不存在一樣；是我們進來花錢的人做老闆，你這個服務員算老幾？我憑甚麼要多瞧你一眼。

可後來我漸漸發現，原來很多服務業員工的客氣禮貌也不是真心的。他們的招呼往往沒有音調變化，語氣一如衞星地圖的導航人聲；他們的笑容更糟過皮笑肉不笑，是誰也看得出來的交差。再為心靈脆弱，民族自尊感太盛的人說一遍：國外服務業人員也不見得對你很真心，那畢竟是工作。只不過我們這邊往往太假，假到他們連裝都不用裝。我總是在大陸的商店看見店員的頭抬也不抬，但隨口就是一連串我從來沒聽清過的台詞，比如說「歡迎光臨，請尊敬的貴客隨意選購⋯⋯」。就和百貨商場和超市的廣播似的，偶爾還要帶點台灣腔，那句「歡迎光臨」要拉高三度一個音階地唸出來。我又老在大型餐館門口遇到一行女子對人鞠躬，然後制式地背誦一段她們在開店前集會訓話時被錄進大腦的熱情語句。坦白講，假如你常常受到這種從活人變成機器人式的服務生的服務，久而久之，你又怎麼會想友好地對他們來一聲「午安」呢？

那就像是各大城市地鐵廣播開台那句「尊敬的乘客」，其實你知道他們從來沒有尊敬過你；又有點像天橋上頭那些不知道真實作用有多少的口號標語；一切都是表面，一切都是行話。既然沒有人是真心的，何不乾脆回到最赤裸的真實，我進來是花錢，你不必廢話。

梁文道：和死者喝茶（想像的國家之三）

【蘋果日報】在這個耐性匱乏的年代，一本書的開頭是很重要的。所以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就在《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的第一頁講了一個故事：

「『小姐，進來見見我奶奶吧！』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東南方默默無聞的松巴島上，一位笑容燦爛的小伙子迎我入門。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約，當時天氣熱得像火爐上的煎鍋，四處灰塵彌漫，我步履蹣跚走在一條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裏想着：有何不可？說不定他奶奶會講幾個故事給我聽，陪她喝一兩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進了那間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掛在牆上的耶穌畫像之外就什麼都沒有的陰暗廳堂裏頭，皮莎妮並沒有看見什麼老奶奶，只見一把竹椅上擱了一個像是裝着髒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詐？「『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個洗衣袋，然後順手解開袋口，拉掉覆蓋在頂端的布巾，老奶奶終於現身，她昨天剛剛辭世，依當地習俗，四日後才會發喪，中間這段時間，每天須接見前來弔唁的客人，小伙子替歸天的奶奶道了聲『幸會』，我們就坐下來喝茶」。

「印尼總是充滿這類令人跌破眼鏡的奇事」。皮莎妮必需用這樣子的辦法來吸引讀者，否則大部份她所設定的英語讀者恐怕是很難對印尼這樣一個偏遠東南亞國家感興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說的那樣充滿機會的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位熟悉當代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人類學）的學者。

對於試圖尋找下一個中國或是印度的投資者而言，這本書是很有用的。還記得很多年前，連我也相信了媒體報道和「麥健時」（McKinsey& Company）之類的機構，以為印尼人口紅利驚人，天然資源豐富，「到了2030年，約有50%人口可望成為消費階層」之類的預言。但是幾年下來，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在經濟上卻始終表現反覆，不像原來預想的那樣一飛沖天。為什麼？皮莎妮在這本關於印尼列島的巡訪遊記當中給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橫行無忌的貪污（『印尼公務員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長官賜予的禮物。換言之，政府部門猶若一個龐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蒙其利的利益輸送金字塔』），基礎建設的欠缺（雖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不過它在港口設施上甚至還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達海港的內陸國瑞士）。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觀念。大部份印尼人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好，但他們並不着急，工作掙夠了餬口的數便好，悠閑渡日，倘有餘錢也都拿去消費，而非儲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全然不事生產，五名成年人當中有四個人沒有銀行賬戶，銀行卻不斷借錢給民眾買東西，而非讓他們拿去創業」。

這就要說到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別乃至於衝突了。我從小就聽說中國人遍佈天下，無論走到那裏都吃苦耐勞、勤奮工作，然後「為當地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故事。後來我親身旅遊各地華埠，又在不少人處聽到華人對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訴：「他們本地人真是太懶，好吃懶做」。真的，從東南亞一直到南歐，從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彿在華人移民眼中，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是不懶的。但是那些當地人又怎麼看這些華人呢？皮莎妮認識的一位印尼商人說：「我替華人工作很多年以後，看到也學到了他們的優點，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這位商人也說：「他們做每件事只為了錢、錢、錢，從早到晚只想到錢、錢、錢，過着吃飯、賺錢、睡覺、賺錢、翹辮子的生活，我不明白這種日子究竟有什麼意思？」沒錯，根據我極有限的經驗，似乎只要是有一個華人投訴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懶，就會有一個原居民投訴華人太貪。這倒是我們中國人自我描述詞組當中很少用到的一個字眼。

貪婪就和懶惰一樣，是種太過簡單的典型偏見。皮莎妮這本書不是為了提供更多證據來支持這類偏見，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見。所以她不只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華人，也讓我們看見了在危機四伏的自然環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種印尼原居民。這種態度，乃是一個好記者的本份。皮莎妮做過十幾年「路透社」記者，在牛津學習過古代漢語的她也替《經濟學人》和《亞洲時報》供稿，題材包括六四。但她時間花得最多的地方始終是印尼，所以她能講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語，就和許多駐外記者一樣，她也要替她心儀的國家寫一本書，好使更多人認識這片只在片段新聞裏聽聞過的土地（或說海洋）。於是在轉行從事公共健康顧問（她還擁有傳染病學的博士學位）多年之後，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時間開摩托車和搭那總是延誤的渡船（最多可以遲到一個星期），走了印尼三十三個省分當中的二十六個，試圖逐步拼起一幅看起來永遠拼不成的地圖。

地圖，這確實是個問題。對大部份人而言，想要認識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從一張地圖開始。在地圖上理解它和地表上其他地區的關係，發現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甚至用很形象化的比喻去把握其國土的輪廓。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台灣上學，當局就總是以一張現實上早就過時，可意識形態上寸土不讓的「中華民國全圖」教導我們，「中國就像一葉漂亮的秋海棠」（那時我們一群孩子幼稚，並不曉得蒙古早已是一個獨立國家，去掉它之後，中國其實更像一隻公雞）。至於印尼，它在地圖上的形狀還真像皮莎妮本書中文版副標題所說的，是一串散落在海上的珠鏈，不太好一下子形成一個整全的圖像。

原來對於印尼國民甚至政府機關來說，要在地圖上弄清楚自己的國家也不太容易：

「印尼涉及環境管理的國家法律、條約和政令多達五十二種，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負責掌管森林的兩個政府部門──環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圖。2010年，印尼總統曾推動統一繪圖計劃，但毫無進展。兩部門雖一致贊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統一的國土利用分佈圖，但在討論應該根據何方資料繪圖時卻無法達成協議。一幅地圖上出現了約四千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另一張地圖則未納入這片叢林。換句話說，某個部門『漏掉了』一塊面積大於日本領土的雨林」。

看到這裏，熟悉現代社會科學的那一類讀者自然會想起去年過世的人類學宗師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的名著《想像的社群》把現代民族國家定義為一個想像出來的社群，而地圖正是實現這種想像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正是他建構其整套論說的田野資料來源。如此看來，是否表示印尼這個國家的想像工程尚未完成呢？

梁文道：中國人不輕易Say Hi（打招呼的困惑二之一）

【飲食男女】半島電視台去年製作了一條關於巴黎中國遊客的半小時紀錄片，內容就和今天各種各樣中國遊客的傳聞差不多，無非是隨地吐痰、喧嘩吵鬧，當街打架，以及中國商人買下一整條街區小店，專攻中國遊客市場等大家早已見怪不怪的故事。唯一叫人耳目一新的，是其中一段手機拍攝的花絮，一個男子在威尼斯運河的碼頭邊上洗澡，同行女子還在為他按摩搓背。就像今天所有網上流行的資訊，這條片子直到最近幾個月還在被人當作新聞傳發，漣漪不斷，詮釋互異。香港人和台灣人用它證明中國遊客的典型印象；大陸媒體則把注意力放在巴黎人如何與中國資金合力撈取中國人的銀両。

但是看完這整部專題之後，真正使我難忘的，卻是片中那間小館老闆一句最平凡的慨嘆：「他們不主動打招呼，不會說法語，也不說英語」。是的，不打招呼才是我最好奇的一點。坦白講，依照親身見聞，我始終認為當街吐痰便溺，爭吵打架這種事絕非常態。在威尼斯河道洗澡，在羅浮宮裏跳廣場舞，更是因為奇特罕見才上得了新聞的例外。至於喧嘩大叫，更是華人本來習慣，中國遊客一多，尤其惹目而已，更何況美國遊客也不是不鬧騰的。但是為甚麼進了人家店門不打招呼呢？不會法文不是問題，不會英文也不是問題，至少可以說一聲「哈囉」這個全球通用語吧？就算「哈囉」也不會說或者不願說，能不能像我見過的很多日本客或者法國客一樣，無論走到哪裏，都是對着外國人來一句「O Ha Yo」「Kon Ni Chi Wa」，和「Bonjour」呢？配上一個微笑，一點身體語言，這種友好與善意是任何地方的人都領會得了的。

然而，許多中國遊客還真做不到這一點。這不單是我個人或許有限的經驗所得的觀察，更是一些國外熱門旅遊城市店家的見證。例如去年結識的一位荷蘭年輕朋友，是阿姆斯特丹一家服裝店的兼職店員，在大學修習工商管理，同時選修中文。就和不少國外青年一樣，他認為中國是未來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中文肯定會比現在更加通行，而且還趁假期遊歷過中國（三個月中，更曾在港待過兩個禮拜）。

照道理講，比起一般歐洲青年，這該算是個很懂中國的人了。可是他也很不明白，為甚麼每當中國遊客走進他任職的商店時，總是一來就盯着貨品，對店員卻正眼也不多瞧一眼。他們不只不會主動對你問好；就算你對他們說「Hi」，他們也不願給出任何反應。更奇特的是有些客人其實是懂英文的，他們可以很順暢地跟你談價錢談尺寸，但硬是不回應任何招呼。這位青年對中國文化十分好奇，當然曉得中國曾是「禮儀之邦」的傳說。面對他們描述的情況，他不輕易判斷，只是懷疑中國和他們的距離是否比他所以為的更加遙遠。自從聽他說過他的這個小小困惑，我就開始留意，發現這根本不是中國人到了海外之後才有的表現，即使國內，大家平常走進商店餐館，也是不習慣和店員堂倌互相問好的。但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梁文道：當流氓披上了正義的外衣（想像的國家之二）

【蘋果日報】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被一句話簡單概括，任何關於一個國家「國民性」的總結也都不可能輕易立足。因為國家就像一隻漏洞百出的破碗，總是無法把它所盛載的液體模塑出一個完美無缺的形狀。

例如印尼，我一直聽說它不只擁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而且更是舉世最為開放的穆斯林國家。特別是在十幾年前的「九一一事件」之後，許多西方媒體就一直把它描繪成一個「好穆斯林」的代表，以對照阿富汗與沙地阿拉伯等國的「落後」和保守。我一些在當地工作過的朋友也憑親身經驗見證，說它比起不斷在信仰上阿拉伯化的鄰國馬來西亞好上太多，很多年前甚至能夠容許印尼文版的《花花公子》存在。如果真是這樣，又該怎樣理解去年發生在時任雅加達市長鍾萬學身上的「褻瀆可蘭經」事件呢？那些擠滿大街，憤怒揮拳叫喊，甚至聲稱鍾萬學該下地獄的虔誠信徒，不也是百分百的印尼人嗎？

從前誇讚印尼穆斯林不激進的媒體，這時給出了最新消息，說印尼穆斯林這幾年原來也變了，變得越來越像正統的遜尼派信徒，也變得越來越排外（宗教和旅裔身份常在東南亞被混揉在一起，比如說華人一般不信伊斯蘭，於是對穆斯林而言，華人就必定是異教徒了）。如此看來，印尼就和過去常常也被人拿來和它放在一起嘉獎的土耳其一樣，真的是在開「現代化」的倒車了。

不過，讀了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之後，我發現在「印尼到底還是不是個好穆斯林國家」這個問題上，原來還可以有另一種答案。沒錯，比起十多二十年前，她觀察到，街上戴頭巾的女子數目多了不少，而且「《可蘭經》朗誦比賽和英國曼聯足球隊在印尼一樣受歡迎」，一些傳統的爪哇式三層屋頂清真寺也漸漸被阿拉伯風的圓頂與尖塔所取代。更加叫人震撼的，是有那麼多種類的電視佈道節目，就跟美國的基督教電視台一樣，大受信徒歡迎，乃至於伊斯蘭教義節目成了一項龐大產業，成功的佈道節目主持人則是萬人追隨着迷的明星，他們的講道，總是叫信眾又哭又笑，手舞足蹈。但這究竟是伊斯蘭的凱旋？還是美式資本主義的勝利呢？伊莉莎白．皮莎妮說：

「有些電視台為了物色新面孔而頻頻推出選秀節目，去年某節目的優勝者竟是一名八歲小女生，而且在整個齋月期間排滿佈道活動。歐文斯比（Craig Owensby）是一名改信伊斯蘭教，來自德州的美國人，曾經在法威爾（Jerry Falwell）主持的教會擔任牧師，後來與阿金（印尼一位電視講經明星）及其他備受觀眾仰慕的電視佈道者合作，並且以每日簡短講述《可蘭經》和用手機短信傳播宗教信息的方式在印尼致富」。

也和美國的明星級牧師一樣，捐錢給教會往往是所有佈道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所以這些印尼佈道人是真會致富的。

那麼印尼的伊斯蘭政團是不是激進化了呢？好像是的。比如說一個叫做「伊斯蘭防衛者陣線」的組織，有份在去年發動信眾集會抗議鍾萬學，他們平常會以真主的名義突襲領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壞裏頭的陳設裝修，卻又很少受到警察干預。他們抨擊Lady Gaga的演唱會，說她是頭雌性怪獸，將會把印尼的大好青年變成同性戀者。伊莉莎白．皮莎妮就在她朋友艾麗絲經營的一間同志夜店遭遇過他們：

「當一群穿着低腰三角褲，眼睛貼着假睫毛的跨性人舞者在店裏踱來踱去，等着上場表演歌舞秀，突然有個工作人員宣佈：『他們來了』。艾麗絲連忙拉開抽屜取出一個信封，片刻之後，一名留着大鬍子，穿着白長袍的年輕人出現了，艾麗絲迅速交出信封，他只點了個頭就閃人。『天哪，他簡直跟那些穿着皮衣跑來勒索你的自由民一樣壞』我笑着說。『你說一樣壞是什麼意思？他就是穿皮衣的自由民，這是他們的新裝扮』。」

所謂「自由民」，其實是一群流氓混混，乃荷蘭殖民時代以來就有的一項悠久傳統。他們是幫派份子，但當權者不只對他們睜隻眼閉隻眼，有時還會花錢聘請他們，去幹一些國家機器不願自己出面，和懶得去幹的壞事。直到2012年，當時的印尼副總統還在公開集會上宣稱政府需要「自由民」來完成任務。

「自由民」開始「伊斯蘭化」，則是1998年「伊斯蘭防衛者陣線」成立之後的事。彼時警方付錢給這個新興政團，要他們使用暴力對付反政府的學生運動；而軍方也請過他們攻擊調查軍人受虐案的人權委員會辦公室。這種業務經營得多了，就算它創辦的原意特別純正，也難免會招來更多「自由民」的皈依報效，逐步將它化為一個披着白色宗教外袍的幫派。果然，在政客一時用不上他們的時候，「伊斯蘭防衛者陣線」就自己創收，用「維護公共道德」的名義，破壞不交保護費的酒吧與妓院。基本上和黑社會收「陀地」完全一樣，唯一的分別只在他們比一般黑幫師出有名，幹同類的勾當居然還能頂上一圈道德光環。難怪伊莉莎白．皮莎妮慨嘆：

「我從『伊斯蘭防衛者陣線』和類似的組織身上，看不出印尼伊斯蘭教被阿拉伯化的迹象，反倒覺得正統伊斯蘭教被印尼化了。他們取代既有的自由民身份，為喊價最高的人出賣其神聖使命，非常符合印尼作風」。

這裏的「印尼作風」四個字，不是一般的印象描述，而是具體歷史脈絡的總結。早在蘇哈圖時代，一些半點也不宗教化的政客就已經把不少伊斯蘭法規和教條改成正式法案，目的只在拉攏鄉間教士的支持，叫他們去說服選民支持自己當選。這種政治權力與宗教之間的交易其來有自，如今只是擴大到金錢和流氓身上而已。每逢選舉，這類神聖同盟就會發生作用，台上是著名教士公開違法替人助選，說不投票給某某人是違抗真主旨意；台下則是收了錢的「信徒」群情洶湧，立誓為真主而戰。我們要是在新聞片段看到這等場面，自然得說「印尼真是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了」。

梁文道：從飛機開始進入美國（世上最差的航空公司之三）

【飲食男女】我在美資航空公司上頭碰過的奇事，多不勝舉。凡事都有第一次，而我獻給他們的第一次，就很能預示以後的遭遇了。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坐飛機去美國，搭的就是「聯合航空」。起飛之前，客艙人員循例逐行檢查，走到我那一行的時候，有位一臉不耐煩的空姐忽然發現我的背包過大，從座位前方露了一點出來。她二話不說，伸腿就踢，不止踩了我好幾下，而且還成功地把背包完全踹進了我椅子底下的縫隙。然後她就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餘我空自愕然。

十多年後，我最後一次搭機離開美國，坐的是「西北航空」。同樣事件竟然神奇重演，deja vu似的，使我懷疑這究竟是不是美國航空公司的標準程序。只不過這一回我年紀稍長，閱歷稍厚，便隨口開了一句玩笑。而這位空姐也和十幾年前那位稍稍不同，她停了一下，瞪我一眼，便沒好氣地走了。

為甚麼美國航空公司的服務會這麼惡劣，而且愈是長途就愈糟呢？據說那是因為他們一套歷史悠久的獨特制度，客艙服務人員飛短飛長，多以年資決定。年輕的，剛入行的，必須在短程航線工作；年長的，資深的，就有機會登上越洋長途航班了。這麼做的理由是他們把長程航班當福利，從紐約飛到香港，中間休息幾天，可以度個難得假期。與此相反，要是從紐約飛到波士頓，緊接着就是下一個內陸航班，不止不好玩，而且非常勞累。你替公司這麼飛了內陸短途二、三十年，立下不少汗馬功勞，這才有機會改坐國際長程，享受異地遠遊的樂趣。

原來人家在這班飛機上出現的理由不是工作，而是和你我一樣，放假享樂。在這種情況底下，你還能期待他們會對你有很好的服務熱忱嗎？他們不叫你去給他們端水，就已經算是很給面子了。

當然這只是個傳說，我沒有考究，不能完全當真。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是美國航空公司在管理上就和許多美資大企業一樣，肥上瘦下，不論業績如何，不論消費者感受，反正國內競爭者就那麼幾家（而且美國還是個在內陸交通上特別依賴航空的國家），他們的高管照拿高薪照分花紅。上一任「聯合航空」的CEO曾經害得公司捲進貪污醜聞，結果呢？還不是依舊得遵守契約精神，和害得次貸危機爆發的那些金融巨鱷一樣，捲了一大筆錢才離職下台。

我可以接受「世界最差航空公司」榜上的許多小公司，一來是因為它們出自貧困國家，力有不逮，不難體諒；二來是因為它們覆蓋的區域有限，也未必是港人必至之處。但同樣常在這些排行榜上的美國公司就不同了。美國不單是大家比較有機會造訪的國家，而且往往還是我們前往中南美洲的必經之地（除非你和我一樣，寧願繞路走歐洲）。況且美國還是地球上最強盛的大國，我們對美資航空多少也該有點期許吧？

不過只要一想到入境美國時那防遊客如防賊的兇惡態度，就該明白登上「聯合航空」若有不快，也許只是為大家做點心理準備罷了。兩者加起來，方是完整無缺的美好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