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找對戰場的唐吉訶德（狂人二之一）

【蘋果日報】Alec Fleming Churchill，這是一個沒有人聽過的英國人，從一九一○年開始，在香港住了七年。在那七年裏頭，他做過香港工務司，行政局議員，以及立法局官守議員。由於他那工務司的位子只是署理，所以我找不到他當時的官方中文譯名，不像後來正式出掌該職的漆咸（William Chatham），直到今天依然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不過他那出生在錫蘭（今天的斯里蘭卡），後來和家人搬到香港，並在此度過童年的長子John Malcolm Thorpe Fleming Churchill，可就是個人物了。就連中文世界也有不少人聽說過他，尤其是在那些軍事迷和痛恨自己生在承平時代的硬漢崇拜症患者圈子裏頭。人家管他叫做「傑克」，更響亮的綽號是「瘋狂傑克」（Mad Jack）。

「瘋狂傑克」是個軍官，你很容易在網上找到一張有他出現的黑白照片，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某次登陸作戰的場面，一群士兵從泊岸的小艇衝上灘頭，其中右下角那個軍人特別顯眼，因為他手上的武器居然是一把蘇格蘭闊劍（claybeg，一種尺寸比中古蘇格蘭闊刃大劍claymore小上一號的輕量級軍劍）。他喜歡用劍，此外他還總是背上一把弓和箭囊，以及一具蘇格蘭風笛。有人說他是紀錄裏頭，二戰西方戰場當中最後一個使用冷兵器的人。在一次授勳典禮上頭，一位將軍問他為什麼非要用劍不可，他回答道：「In my opinion, sir, any officer who goes into action without his sword is improperly dressed.」

我們一生之中總會碰到一兩個像他這樣瘋狂的人，似乎身體裏頭不知道住了什麼，就是沒有辦法循規蹈矩，就是按捺不住要做些非常古怪的事。在軍校上學的時候，他就不是一個好學生，考試之前常常準備的是另一個科目，凌晨三點起床練習風笛結果吵醒整個軍營。有一趟步操，他帶了一把傘去排隊，教官喝罵他到底想做什麼，他的答案輕描淡寫：「It is raining, sir.」，看來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麼不對。一開始他被派去緬甸，那時他迷上了電單車，於是常常在沒有任務的時候開着他的新寵到處亂轉。最遠的一次是從浦那（poona）騎到加爾各答，橫跨了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因為他接到出征命令，要趕船回去仰光。這件事使他成了印度史上最早用機車穿越印度騎士之一。

軍隊如果不真的作戰，他就特別無聊，所以他退伍到了肯尼亞當記者。但是新聞工作一樣無聊，他便趁機學會弓箭，並且一度代表英國參加世界錦標賽。由於他箭射得不錯，樣子也還可以（那段期間他兼職當模特兒），一部里察．波頓主演的電影就請了他演一個需要射箭的小龍套。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隔不長，很快他就不用這麼混下去了，可以扮演他認為自己命中注定要演好的角色。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率領一支小游擊隊，神出鬼沒地在法國鄉郊偷襲前進中的德軍，好掩護英法部隊撤退到鄧苟克。軍事迷最津津樂道的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個月當中。在襲擊一座村舍之前，他叫下屬等他信號，等他信號一發，大伙立刻開槍掃射。然後他看準機會拉弓，把一支尾端帶着羽毛的箭送進了一個德軍的胸膛，這就是他的信號。為什麼這個故事那麼迷人？那是因為它實在是太詭異了，詭異到好笑的地步，都到了什麼年代，怎麼還會有人用弓箭對付拿槍的敵人？許多人因此驚呼他是「神人」，我卻覺得這個從來都不安份的人這時才透露出他的可怕慾望；他把殘酷的戰爭當成是自己表演中世紀英雄騎士故事的背景。他確實是個狂熱的歷史故事和浪漫詩歌的讀者，好比一個找對了戰場，但是一樣妄想的唐吉訶德。

回到英國，他主動報名參加突擊隊，他不太清楚剛剛編制的突擊隊究竟要做什麼，他只是聽徵募突擊隊員的將領說過，那絕對是危險到隨時送命的工作。接下來，他接連率隊登陸突擊好幾個不同的地點，先是挪威，再是義大利，最後到了南斯拉夫會合鐵托的反抗軍，每次都完成目標立下戰功，每次都在槍林彈雨當中吹奏風笛鼓舞部屬，每次都一馬當先拔劍衝向對方的哨站。久而久之，「瘋狂傑克」的名字就傳開去了，盟軍裏頭不少人聽過他怎樣只帶着一個近身，自己則只用一把劍，俘虜了總共四十二名德軍的故事。那天他命令那些俘虜用手拖車推運他們德軍自己的軍火物資，連人帶貨一起回到基地，據說靈感來自他讀到的拿破崙故事，當年拿破崙也是這麼對付普魯士戰俘的。他還稱讚這些德國人的服從、紀律跟效率，「難怪他們會成為好士兵，真了不起！」

不久，輪到他自己被俘，但他覺得自己很受善待，所以他寫了一封短箋給看管他的德國軍官，裏頭寫道：「你真是個好軍人，對我以禮相待，我非常感激。戰爭結束之後，你要是有機會來英國旅遊的話，記得一定要來找我，我和我太太要好好請你吃頓飯。」信上還附了他家的住址跟電話。戰後，這名德軍軍官之所以沒有被南斯拉夫以納粹戰犯的罪名處死，就是因為他出示了這封信。等一下，「瘋狂傑克」也會被俘嗎？會的，運氣再好也總有用完的一天。

梁文道：天堂的滋味

【飲食男女】真沒想到，曾經在阿姆斯特丹輕易碰得到，被認為是荷蘭國食的醃鯡魚（herring），今天居然要拐彎抹角專程去找才找得到。尤其是在潮流地帶和遊客區，在路邊遇見一檔土耳其烤肉甚至越南米卷的機會，都要比看見一家鯡魚小攤容易。當然季節的因素很重要，可是以往就算不是當造，你也還是能夠隨時在市場上看見有人用標準的姿勢，手持魚尾將一條鯡魚倒過來吞進口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一家很受歡迎的新派印尼菜館裏頭，一位侍應生給出的答案是：「那當然，荷蘭人自己都不吃荷蘭菜了，不是Stamppot（一種薯蓉為主的傳統荷蘭菜），就是hutspot（另一種薯蓉為主的傳統荷蘭菜），又或者zuurkool（還是一種以薯蓉為主要材料的傳統荷蘭菜），又悶又沒味道。今天我們都吃意大利菜和西班牙tapas，當然還有印尼菜囉，味道的層次多豐富呀。」

我不只一次聽人這樣子說，看來這位侍應的話算是準確。只有一點，荷蘭人並非今日才開始吃印尼菜，而是早在二戰結束，印尼獨立，大批荷印混血後裔以及西化印尼人被迫「回到」他們從來沒去過的荷蘭之後，印尼食品就已經跟着移民到這個沿海低地國家了。但在這些印尼餐廳的菜單裏頭，你會發現一些在印尼本地絕對沒聽過的菜名，例如「rijsttafel」。很多人會點，很多人愛吃，荷蘭人幾乎把它當成最典型的印尼美食，可它到底是甚麼呢？

與其說這是一種菜，倒不如說它是一種上菜的方式，「rijsttafel」在荷蘭文的字面意義就是「飯桌」，十幾種乃至於幾十種包括沙嗲和蛋卷在內的小菜，一一盛放在一堆小盤子裏，陣仗很大地一齊上桌。這種吃法源自於蘇門答臘的上流筵席，叫做「Nasi Padang」，現在的印尼人則把它變成自助餐似的東西，飯館會把各種做好的菜餚展示在玻璃櫃後，好讓客人看着叫菜。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級僱員把它變得更加精緻，更加豪華，改造成視覺上就已經很震撼，並且還得配上一隊白衣傭人來專門服侍的滿漢大餐，名之為「rijsttafel」。如果你今日去峇里島旅遊，高級印尼餐館裏頭上的，往往就是這類精簡荷蘭版的「Nasi Padang」，要比一般平民版本講究扮相。

彼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總部巴達維亞（Batavia，也就是後來的雅加達），完全不像一座典型的荷蘭城市，社會風氣崇尚奢華，殖民新貴盡皆一副暴發戶的模樣。特別是在周日崇拜，仕女們錦衣綢緞，選美一樣，從雕飾華美的馬車上頭下來，還得在一片僕傭張起的陽傘陣中cat walk似地走上幾步，這才進去教堂向上帝禱告。於是他們在飲食上也一反老家豐盛但是樸實，營養但是乏味的傳統，盡情享用遠東熱帶地區的各種奇花異果，來自上萬個島嶼的珍禽和鮮魚；當然還得有大量迷醉人心的香料，畢竟這是他們不遠大半個地球而來的理由。「rijsttafel」就是他們餐桌上的周日崇拜，主要目的在於炫耀，炫耀整個東方的富饒物資，炫耀歐洲老家想像不到的異國風味。

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天堂，可是他們運回歐洲之後身價立刻百倍的熱帶香料，卻受到不少牧師的詛咒。在這些傳統的，嚴肅的，以醃鯡魚為傲的保守派荷蘭人眼中，豆蔻、丁香、胡椒和肉桂，根本就是撒旦亞洲部下的詭計，它們的香氣只會使人沉溺在肉體感官的滿足當中，仔細再聞，你就會聞出藏在它們底下的硫磺味。

梁文道：現在就是最好

【蘋果日報】二、三十年前，我還在學校唸書的那個年代，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還算是本相當流行的書，許多文科學生的書架上都有一本（儘管未必會看）。一來是因為那個年代的老師和教授多半是「大中華膠」，常把此書列進參考書目；二來則是因為它便宜，滿街都是本地書店自家製的盜印版。今日回頭再看，當年這本書的普及也是夠奇怪的，明明是部五四之後的暢銷書，裏頭很多東西都過了時，為什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中華膠」還是對它念念不忘呢？理由大概只有一個，那就是梁漱溟先生數十年前提出的問題，即過了那麼久，也依然得不到人人認同的善解。那個問題，簡單地講，就是身處西方文化已成主流的時代，中國文化應當何去何從？它在這個世界當中的地位又是什麼？

好老土的問題，是不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叫知識份子困惑的問題，現在再提，完全不合時宜。不只是它設問的方式以及解決的思路經不起現代學術的考辨，更是因為整個時代基礎都不同了。那個年代，全中國上下都有一股急迫的危機感，覺得自己熟悉的所有皆成了問題，古老的儒家思想有問題，歷史悠久的政治傳統有問題，家庭組織的原理有問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模式有問題，就連用來思考和表述這一切問題的漢字也是可疑的。這種危機感是這麼地強烈，以至於直到二十世紀最後那十幾二十年，中國大陸和香港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人也還在思索這個題目。可是這個問題，以及形成這個問題的背景，卻在過去幾年之間一下子消失了。因為當下的中國沒有危機，有的只是「自信」。

舉個例子，十年前是自由主義者，如今提倡儒家的學者秋風先生，近日在一篇討論中國正在編纂的《民法典》的文章裏頭主張「要以民法典為契機，重建文化自信」。他說：「當年，我們之所以以西法為本，建立現代法律體系，純粹是因為，中國人被西方打敗，從而在觀念上肯定了西方法律相對於中國固有法律之先進性，而確定全面移植策略。然而，百年之後，當中國之富強從總規模上已坐二望一之時，所謂西方法律之先進性，還能成立嗎？今天，我們制定民法典，一以德國為範本，然而，就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而言，今天的中國已超過日本，早已超過德國，我們今天還用得着奉之為圭臬嗎」？

秋風先生著作等身，在中國知識界擁有相當影響，不料他對當下國際環境的認識，竟是這種街坊閒談的水平。中國到底在哪些「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超過了德國和日本？是機場的規模和數字嗎？是高鐵的速度嗎？是城市中心的大樓高度嗎？這些東西恰恰是中國不少遊客去了所謂「發達國家」之後，回來感慨人家究竟還是比中國「落後」的參照。

以眼下中國人喜歡以「硬指標」來衡量發展水準的習慣，今年各項諾貝爾獎名單全部公佈之後輿論界便有了一個新話題：二十一世紀開始，十七年內竟有十七個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這才赫然發現，一直被官方媒體唱衰，「失落了二十年」的日本原來並沒有壞到大家想像中的那個地步。除了盛產能造好精美工藝品的匠人，除了價廉物美的馬桶蓋，本來「早就不行了」的日本居然在基礎科學的領域有那麼厲害的表現。不過，這個發現可能只是一時熱門，沒多久，大家應該就會回到「自信」的主旋律上了。

秋風先生那段話最令人擔心的，還不是如此淺薄的世界知識，而是它立論的基礎。似乎現代中國法律的「西化」純粹就是因為當年西方船堅炮利，咱們鬥它不過；如今我們「富強」大夢已成，所以我們的法律也就該有點「自信」的表現了。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上自精英階層（包括官員和商人），下至販夫走卒，很多中國人都默默地接受了這一套「富強」就是所有文化甚至邏輯判斷的首要標準的觀念（姑勿論怎麼去界定『富強』）。所以當台灣和香港有人在抱怨部份中國遊客不守規矩，批評他們在公共場所隨意小便時，你總會看到有人反脣相譏，說些「要不是我們來消費，你們的經濟早就完蛋了」之類的話。彷彿誰夠「富強」，誰就有了規定言行文明標準的資格。就像秋風先生這樣，不在法學內部的理路和邏輯來談民法如何可能中國化，卻從國勢消長的角度提出強大的中國要有中式的民法。難道「富強」真是無論走到哪裏都走得通的王牌？

不過我還是佩服像秋風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至少還在想像一個未完成的，理想的中國；他們依然在將近一百年前梁漱溟先生提出的那個問題上前進。所以有些人還在思考一個「中國式」的社會科學是什麼樣子，一個「中國式」的文明應該如何勾勒。真正可怕的是連這種問題都不必問了，乾脆直接把當下的「國情」當成最理想的狀態。我們不必再去尋找一個烏托邦，也不必再追求什麼不一樣的新世界了，因為我們已經到達了烏托邦，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切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中國。我們不只富強，而且我們還是其他地方的模範，所以我們不單要相信自己的「制度優越性」，並且還要宣傳證明成功的中國模式。西式的民主很好嗎？你看美國的總統大選選成什麼樣子。我們不用再擔心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了，更不用去問什麼叫做中國。因為活在盛世，人是不會有問題的，你只需要肯定當下。以後一切，就只是如何在維持現有模型的前提下，穩步在數量上發展下去而已。因此「維穩」才會成為政治上最具前瞻性的願景。

梁文道：畫餅充飢（go Dutch之四）

【蘋果日報】畫餅當然不能充飢，這從來只是一句笑儍子的話。然而，活在這個形象比甚麼都重要的年代，我開始懷疑畫出來的餅說不定真的能夠叫人吃飽了。例如「食物造型設計師」，這是一種以前不可能存在的專業；但我們今天這麼喜歡在吃飯前先餵飽手機，這麼喜歡在網上晒圖好讓人家知道自己吃過了甚麼好東西，又如此熱衷以這些照片為依據來決定該去哪家餐廳，於是飲食這麼簡單這麼本能的行為就開始變了。現在的吃，首先是用眼睛來吃，並且很有可能根本是種和視覺相關的感官活動。

於是我又想起了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靜物畫。上回說到，當年那些圖畫裏的食物及飲宴場面，幾乎全都有着教化意義，表面上看是可口的水果和飲飽食醉的食客，內裏卻包含了道德乃至於宗教的深刻寓意。光是這麼說，實在在點武斷，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油畫到底是藝術，畫它們出來的藝術家甘心於只當個視覺語言版的道德警察或者牧師嗎？買它們回去的藏家又願意花了一把銀子結果取回一則人生格言釘在牆上嗎？
當然不可能。於是我們必然能在那些今天擺在美術館裏供人瞻仰的畫作裏頭發現一些世道人心大原則之外的東西，那都是些甚麼東西呢？首先自然是美，油畫藝術本身的美。也許畫家必須依從社會規範，在梨子、啤酒、鯡魚和麵包的組合當中暗藏教訓；可他們同時也在研究這些靜物排列出來的構圖，描繪它們的用色與筆觸，以及光源位置的變化所造成的明暗對比。在許多大師級的作品那裏，我們甚至還會看到，是這些純粹和視覺相關的考慮，而非古板嚴肅的教條，才是他們提筆作畫時真正關心的問題。

更不能忘記的是，儘管牛油與火腿都代表了一些東西，是某些抽象觀念與人生律則的象徵；但牛油究竟還是牛油，火腿也依然先是火腿。於是這些以食物為主題的靜物畫，我們不妨把它們當成一份份畫出來的菜單，有的是早餐，有的是晚餐，有的是富裕階層的酒宴，也有的是小康之家的食糧。又有些時候，那些食物還會被畫成給人吃了一半的狀態，比如說一杯半滿的酒，一塊切開了的麵包，似乎是在邀請觀者加入一場正在進行中的午飯，又像是在暗示畫面所見乃是你正在享用的好物事。且看那鍋燉湯上方蒸騰的熱氣，那條皮鱗閃現着新鮮油光的三文，以及那杯顏色艷麗無匹的紅酒，幾乎全在表明這豐裕物質生活的美好，全在展現食物本身的魅力。並且畫家畫得愈好，這些本來該教導我們精神食糧要比俗世肉身要緊的靜物畫，就愈能彰顯物質的無盡誘惑。

畫的食物比真箇做出來的飯菜吸引。讀懂這些靜物畫，也就能夠讀懂歷史上荷蘭文化的深層糾結了。

梁文道：新天地

【蘋果日報】在上海，我從酒店房間的窗戶下眺，就是一度聞名的「新天地」入口了。當時很多人讚賞，誇它是成功的老街活化工程，把破舊的石庫門里弄改造成了時尚消閒場所，而且還妝點了些許文化氣息。於是類似的概念走紅，逐漸蔓延，許多城市也就都有了自己的「新天地」，自己的老區「復活」。當年第一次走進這塊空間，印象最深的並非那些容易入口容易消費的文化符號，而是裏頭那片「廣場」。真正傳統上海石庫門建築帶裏頭不可能有這麼開闊的一片休憩空地，因為它們原是建給數量暴增的外來移民棲身，如何在有限的地方安置最多的人口，才是這種底層民居的重點。很明顯，此處真正地方上的「里弄」讓位給了一種外來的空間概念。然後我知道，規劃這塊地方的設計師「參考」了美式（尤其是加州式）的商場類型，決定要在這裏開出一個被店舖和餐飲場所包圍的廣場，只不過加州版本的商場廣場偏好義大利以及地中海的風格；到了中國，將義大利建築語彙換成本地符號，便是有中國味的商業廣場了。

義大利城鎮中心的廣場一開始是怎麼去到加州的呢？「微觀史學」宗師，來自博洛尼亞的義大利史家金茲堡（Carlo Ginzburg）每年都會在洛杉磯住上六個月，我最近在他的一篇訪談裏讀到他對這類廣場的感受：「那種震撼，對於來自義大利的人來說，是巨大無比的。……舉個例子，在聖莫尼卡（Santa Monica），人們想要發明一種『廣場』（piazza），卻把它放在商業中心的中心，一個在義大利長大的人，整天在本地廣場穿行，對他們而言，一想到這種廣場的『再發明』就有點不對勁的感覺：那完全是另一件事物。」

我的家人住過洛杉磯一段時間，我明白那種廣場的模樣，也知道當地人對這類空間的感受，他們早就習慣了，乃至於早已把它當成是自己的東西，似乎一座像樣的商場就該有如此一片義式廣場。一個這麼容易接受異國情調，並且將之消化為自身血肉的地方，想必底層不深。

再抄一段金茲堡的話：

「去美國工作，令我重新思考我所認識的城市語境，亦即義大利的城市語境。……首先是感受到歷史層次的叠加──對生活在義大利城市的人而言，這成為日常感知的一部份。而這個，譬如在洛杉磯居民的日常感知中，是完全缺席的。在那裏，甚至一棟1950年的建築已經是古董。

這種文明的層叠，實際上，就是當我們漫步在羅馬街頭，見到古羅馬的廢墟，或者羅馬柱子嵌造入基督教堂之內，等等一切，都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不是第一批人類，我們的生命是由過去塑造，過去沒有消失，沒有完全消失，或以廢墟的形式存在，或改成別的建築還在用。

除此之外，物理上的層叠，還令我們思索看不見的過去（也屬於景觀的一部份），即我們的說話方式。我們在說的語言，並不是由我們這一代人發明的。那是一種有着若干層次的語言，嵌着一些非常古老的詞語。這些看似尋常道理，而事實上，例如在洛杉磯，日常感中缺少歷史感，會導致語言的歷史三維感缺乏，彷彿我們就是第一個正在運用所說的語言一般。」

「彷彿我們就是第一個正在運用所說的語言一般」，這正是我對今日中國最強烈的感受。說起來也怪，中國號稱「文明古國」，歷史悠遠，但為什麼我總覺得現在的中國人就好像是第一代的中國人呢？首先當然是居住的城市空間，例如「新天地」的廣場，假如洛杉磯人是在藉着一種借來的空間類型，為自己的周遭注入一些可以消費的，擬仿的歷史氛圍的話；我們就是透過這片其實是借來的空間類型邊角上的零碎建築符號（比如磚頭與房頂的簷角），去營造出一種歷史依然與我們同在的幻覺。就好比北京當年強制在所有新落成大樓的樓頂上蓋個中式「帽子」一樣，只有這一點點可疑復可憐的，電視劇場景裏頭最常見的「中國」，座落在日常生活空間的邊緣。

大家都曉得，要是一下子把自己空降到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你是很難辨認得出自己究竟身在何處的。雖然在機場進城的這一點上，或許會看見不少巨大的標語宣傳這塊地方的歷史，它出過的名人，以及它繼承的所謂「文化」，但你還是無法在物理感官的範圍內認知到證明那一切口號真實不虛的蛛絲馬跡。有些時候，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意思。譬如合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聽聞當地標榜「包公文化」，除了歷史人物包拯和這座城市有淵源之外，「包公文化」還能包括些什麼呢？是這裏的市民全都黑白分明？還是這裏從來沒有貪官？所謂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就只是口號，一系列官方機構操作出來的文宣成果，幾座殘留的遺址，以及新簇簇的地標而已。

不，我不是在期待它們要有「特色」。義大利每個城鎮都有一個中心廣場，那根本算不上是特色。我說的是歷史，活生生的，一代代繼承下來的，並非今人刻意「打造」的歷史和傳統。傳統，如今有點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曉得，是被「創造」出來。但請注意，創造不是向壁虛構，傳統之所以可能被「創造」，首先也得有點可以依憑的根據。

它們當然不是洛杉磯，不是金茲堡口中那建立在一片薄薄底層，沙漠和曠野之上的城市；它們更像是一塊被塗抹掉所有過往痕跡的畫布，主政者好比藝術家，能夠在上頭任意揮灑，說拆掉一座城市的圍牆就拆掉，說要重建就重建，說要掃除舊世界就掃除，說要有地方特色文化便又有了文化。然後住在上頭的人就都是新人了，等着打造一片新天新地。

梁文道：杏仁的涵義（Go dutch之三）

【飲食男女】「靜物」（Stilleven）畫是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中最常見的類型之一，甚至連這個名詞也是由荷蘭人首先創造出來的。和之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大師不同，普遍信仰新教的荷蘭畫家沒法在教堂的牆壁大展身手，只好在人物肖像和日常生活的描寫上另闢蹊徑，就算他們也畫聖經故事，但那也不只不過是為了裝點主顧的家居，而非四壁清樸的新教教堂，於是荷蘭人反而在一堆靜靜置放的物件當中創造了一片新的天地。好玩的是，食量很大，可是對食物的藝術不甚講究的荷蘭人，偏偏喜歡描繪食物，可能是一群人飲宴，也可能是一頓日常早餐的內容（包括鯡魚、火腿、芝士以及麵包）。畫這些東西有意思嗎？

有意思的。不只靜物，就連以一般生活場景做主題的「風俗畫」（genre painting），全都不只是我們肉眼表面所見那麼簡單，它們幾乎盡皆包含了十分嚴肅的道德意蘊。彼時正當脫離西班牙的長年爭戰高潮，又值新教鼎盛，荷蘭儘管富裕，財通四海，但社會上卻是一片克制禁慾的清教風氣，再有錢的人也只能全身上下一黑到底，在黑色的衣著布料質地上頭「悶騷」競秀。那年頭愛說教的人特別多，稍稍見到縱慾奢華的不正現象，就要批判那是「不愛國」的非荷蘭作風。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荷蘭人應該是一群非常實際的人，克勤尚儉，自由卻又自律，這才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神，不似崇拜偶像的西班牙人那般糜爛無度。所以即便藝術，也該貫徹這一原則，成為社會教化的工具。在最理想的狀態下，觀者對着每一幅畫都應該發出幼稚園學生聽完老師說故事之後的標準反應：「它的教訓是甚麼？」

例如一群人或在酒館狂歡取樂，或在廚房大吃大嚼，桌上杯盤狼藉，地下是傾倒的酒壺肉塊，如果你在這種風俗畫裏看到一隻貓或一條狗正躺在畫面前景的地上，你就應該明白，這幅畫的教訓是叫人小心貪婪的誘惑。假如你見到的是「靜物」畫，且留意其中出現的食物及杯盤的種類與數量。芝士和鯡魚都是好東西，因為它們素樸，是人人都愛的營養食品，沒有階級之分；但芝士和牛油要是放在一起，那就有問題了，因為兩種乳製品一起食用明顯太過膩口，代表了過度。蜜瓜是很特別的，它通常被用來表達節制之必要，當它顯得非常成熟可口，甜美無匹，那就是「愈是早熟，愈是早腐」（Vroeg rijp、Vroeg rot）這句格言的視覺呈現。如果它和白麵包被畫家畫在同一幅畫裏頭，意思大概就是勸告家長不可溺愛小孩，因為白麵包還應了一個當年常被用來形容縱壞了的孩子的形容：「白麵包兒童。」

除此之外，還有更加離奇的象徵食物，好比切開了的杏子，它的果肉豐潤，果核堅實，不只被認為是耶穌人神二性共存的隱喻，甚至還有着耶穌為人犧牲的意思，因為硬如木頭的果核會令人聯想起折磨耶穌血肉的十字架⋯⋯

梁文道：從遊客到中國

【蘋果日報】據報上個月尾某日下午，兩名中國遊客在雪梨皇家植物園對着一棵樹小便，正好碰上巡警經過，結果發生衝突，最後兩個遊客被澳洲警方起訴「襲警」，於是又成新聞。坦白講，看到這類「中國遊客不文明」的消息，我已經沒有多大感受了。它能呼喚起的反應，來去兩類為主，一是痛斥「這些人丟盡了中國人的臉」，二是嘲諷「他們再度證明了中國人的文明質素」。這兩種反應皆與我絕緣，主要是因為我不太明白新聞事件當中的主角和我有什麼關係。兩個恰好和我同文同種同國籍的遊客在澳洲隨地便溺，如果要說是丟人，那也只不過是丟了他們自己的人格罷了，反正我不會幹這種事，我為什麼要替他們汗顏？要是外國人看多了這類消息，形成固定印象，所以在遇見我的時候就已經帶着另類眼光，我也只能暗自慨嘆不幸，不巧碰到了習常偏見。這算是阿Q嗎？也許吧。

所以還在關注此類新聞，是為了看網上的短評快語。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除去前述兩大主流反應之外，總還有一部份試着「批判地」回應，甚至為那些涉事的人物辯護，感覺上這種言語還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比如說「媒體一天到晚就在報道這類消息，到底用心何在？中國人在海外還有不少正面表現，為什麼不多說點那些正能量的事」？「輿論總是宣傳這種新聞，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國」。我也曾經試着認真思考，媒體究竟應該怎樣「正面報道」中國遊客在外地的「積極表現」，但很快我就放棄了，因為我完全沒法接受這套思路背後預設的媒體觀。在這種想法底下，做媒體就是要宣傳，於是一切新聞便皆有了前設的價值，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報道遊客便溺乃壞宣傳，報道遊客正面行為則是好宣傳。

問題是這類宣傳機器教導出來的媒體觀幾乎從來就沒搞懂過什麼叫做新聞。所謂新聞，按最俗常最老套的理解，總該是有些異常的，和平日我們天天遭遇、可以預計的東西有些不一樣。於是兩個遊客在公園小便，之後還要襲警，才成了一條新聞，實在是因為這太不像是經常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了，而非它們可以起到什麼負面宣傳的效果。反過來想，也許我們都會同意那每天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遊客裏頭，絕大多數都幹不出這類怪事，表現相當「正面」，那麼以宣傳為重任的媒體是否就得多多報道這些合乎人情常理的正常言行呢？假如真有一份媒體起了一個標題，叫做〈大部份中國遊客在澳洲都會使用公廁〉，難道那些嫌惡負面宣傳中國形象的人看了就會老懷安慰，覺得「正能量滿滿」嗎？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辨下去，進一步反省「正常」的意義。的確也真有人是這麼做的，就在那條新聞後面，好幾個人發言的大意是：必須認真看待國情的差異，中國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普世價值」來衡量的。我看不太懂這番話的意思，他們是想說中國人在公園小便是正常的國情嗎？應該不是。於是我猜測他們只不過是慣性反饋，無論看見什麼不利於中國的消息，或者一些會引起國人「不自信」的言論，都要立刻提醒大家批判反省的必要。

「國情」確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用來反擊任何批評中國諸種狀態的萬靈丹。不論你在談的是新聞自由、人權狀況、民主發展，還是現在的遊客表現，「國情說」一概派得上用場。任何「國情說」的預設，多半都離不開相對主義的討論，也就是說你不能外在地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國家、文化和社會的情形，必須從內部出發，看看那些國家、文化與社會自己對事情的想法以及評斷標準。例如新聞，我就不該拿我那一套辦法來判斷中國流行的「新聞即宣傳」說對不對，因為中國自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輿論環境和價值，不容外人說三道四。更重要的是，我那套所謂「普世」的標準也遠遠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普世」，它背後其實也有一個很獨特的地域文化標準，並且主要來自「西方」。於是外人對中國的各類評論，都難免染帶了一層他們自己文化所賦予的偏見，不夠公正；只是他們自己意識不到，還要以為自己那套遍行天下罷了。簡單地講，蘋果和橘子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尺度下衡量的。假如就連自己人也學會了外人那種「普世」尺子，動不動就拿中國說事，這便是中了「西毒」，受染太深，理該回頭學習「國情」，慢慢懂得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來思考和感受。

一旦涉及到文化和價值相對主義的討論，可就是個大題目了，相關論述文獻在所多矣，三言兩語講不清楚。取巧一點，我換個方式繞着來想，看看這些「國情說」假定的那個「中國」指的到底是什麼。要是有人批評中國遊客行為不文明，我們反擊，指出這是文化差異，聲明中國別有自己一套言行規範的話；我們在此所說的「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呢？不論它是《詩經》裏的中國，還是《環球時報》的中國，它在這類說法當中都應該能承擔起一個價值原點的作用，有一套規範系統和邏輯，於是才可以用來支撐所有人我之別的說法，使得我在說「我和你不一樣，不要拿你那套來看我」這句話時理直氣壯。然而，當前各種「國情說」後頭真有這麼一個能夠說得上是價值源泉的「中國」嗎？

梁文道：畫的比吃的還好（go dutch之二）

【飲食男女】傳統荷蘭式的烹飪或許談不上是甚麼很了不起的美食藝術，遠近皆知。可是荷蘭人在繪畫上表現食物的能力卻絕對是第一流的，任何親眼見過「黃金時代」荷蘭靜物油畫的人，想必都會同意，就算是一般人不太熟悉的畫家如Pieter Claesz，也都能把一塊掰開了的麵包畫得香氣四溢，一條躺在銀盤上的鮮魚展現得油脂芬芳。

為甚麼荷蘭人那麼懂得描畫食物，但又不能把真正的食物轉化成叫人口水直流的可口菜餚呢？從前我以為這是一種壓抑，正是因為他們不願在實際的吃喝上頭下功夫，所以才把一切口腹之慾轉化昇華，變為一種創造與欣賞藝術的衝動，正如某些性生活不夠滿足的人必須另求出路一樣。

但到底是甚麼壓抑了他們？是甚麼力量使得荷蘭人在他們歷史上最富裕最輝煌的年代不能稍稍整治一下自己的飲食生活呢？後來我在常於媒體亮相的史學家西蒙•沙瑪的經典著作《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上找到了一條線索。根據沙瑪教授的研究，十六、十七世紀的荷蘭可以說得上是全歐洲最不愁物質生活的國家，大城市的有錢人就不說了，即便是小鎮裏的工人也都能夠享用每周起碼一頓的鮮肉鮮魚。這個沿海國家的漁穫如此豐富，乃至於青花魚（即鯖魚）和紅衫魚被人認為是種不適合人類食用的海產；有些家傭甚至還要和老闆討價還價，能不能讓他們吃得豐富一點，變化多一些，別老是把三文魚留給他們這些下人。

其他食材像是蔬菜、水果、芝士與牛油等乳製品，也絕對是大量供應，人人負擔得起。饒是如此，他們也還是沒有辦法把如此豐盛的材料調製成精緻的好菜，因為他們幾乎全是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的新教徒。

以前我也曾經在此談過，西歐吃得好的國家多半是天主教國家，比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吃得沒那麼好的地方則以新教為主，例如德國；界線大致分明。並非財富之多寡與食材之豐缺決定了他們的吃喝方式，而是宗教信仰與人生態度。社會學老祖宗韋伯在上個世紀初關於「新教倫理」的論述現在已經是常識了，現在我們都曉得，不像犯了罪還可以懺悔或者先去煉獄過一過火的天主教徒，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新教徒總有一種道德緊張，時時刻刻得盯着自己有沒有過錯，在這個俗世上是否建立起了良好的人格與功業，平時生活又夠不夠節制等等，半點也不敢鬆懈。

食慾當然也是他們要小心提防的對象，稍稍放縱就是中了撒旦的誘惑，從腸胃開出一條直接邁向地獄的高速通道。恰好荷蘭在它最繁盛的年代還要和西班牙交戰，正想擺脫這個天主教國家的控制，謀求獨立，於是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合一，逐步塑造出荷蘭人的飲食文化。過度的奢華和放縱皆是天主教王國西班牙的特徵，一個好荷蘭新教徒則恰恰相反，不只要對抗西班牙式的糜爛，還要對抗天主教式的無度，這一切你全都能在荷蘭人畫的麵包和芝士上面看到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