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星期日

梁文道:當愛國撞上現實(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二)

【蘋果日報】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裏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着送別親友大聲宣佈:「我定會堂堂為 國盡忠」。然後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 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 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綵,鞭炮四響;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 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並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 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 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着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 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敍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後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 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着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 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 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 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會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行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 什麼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底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 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征兵軍官看 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零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 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車掌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着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 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 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 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裏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 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着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 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型態的時候,你還可以這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 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瞭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 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親人去死的 主義,拒絕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着你的宣傳口號之間。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遊 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 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麼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 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幹的是隨着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 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活不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裏頭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 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於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聖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聖戰」之上,因為他 是一個離自然和現實更加貼近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於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 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後。於是他能養出基於現實的常識, 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並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