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9日星期日

梁文道:文革的「積極面」

【蘋果日報】不過月前,「文化大革命」還是個熱門話題,許多中國媒體同行和知識界的朋友都正磨拳擦掌,打算好好藉着這週年紀念的日子去翻一翻埋在石頭底下的記憶。不料用不着一個月,一切便偃旗息鼓,回到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正常狀態。原來上頭見到勢頭不對,深恐「反思過烈」,會連帶傷及「黨的合法性」,一連針對不同類型的媒體下了好幾道禁令,例如「不可炒作文革的負面性」,甚至「不准使用『文革五十週年』之類的提法」(這是今年目前為止我聽過第二荒謬的禁令。排名第一的是本書被下架的原因:『全書大談中國社會底層現狀,但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底層』)。

難怪前陣子有位年輕人在街頭被媒體問到「文革當中有沒有什麼事是你特別不能接受」的時候,居然給出了「南京大屠殺」這個答案。當然,這篇流傳甚廣的街訪報道也沒活多久,就跟文革記憶一樣,遭到屠殺,然後埋進「偉大復興」背後的歷史垃圾堆裏。

上星期,恩師關子尹先生榮休,老師講座之後,和我們一眾弟子聚餐,席間不知怎的就提起了我在大陸的見聞,尤其是近日圍繞文革爆發五十週年的種種是非。在老師面前,我像二十幾年前一樣說話,沒有保留,直言今日之虛無,正是這類遺忘工程的後果。我想同門學友自然也和當年一樣,該要檢驗一下這個判斷的論證是否得當。見我態度這麼激烈,其中一位師弟便有些保留地說:「其實關於文革,還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以後有機會再好好談」。我鼓勵他有話最好馬上就講,反正大家討論從不囉嗦。然後他稍為迂迴地說:「我有些印度朋友曾經告訴我,現在印度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如理想,就是欠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真巧,同樣的說法恰好我也聽過,它的邏輯無非是種性制度等印度傳統的糟粕拖住了印度的後腿,如果他們當年也搞一次「靈魂深處鬧起的革命」,打破既有禮俗規範,也許現在的情況就會好很多了。然後我們幾個人就開始批評這種意見在方法上的粗糙:比較研究必須具體看待兩個社會的實際情況,不能抽空背景;「假想式」(What if)的歷史推論應該要考慮很多其他條件,才可建立被關注的關鍵元素的周邊環境……

那天晚上回家之後,我還是放不下這個問題,對着書桌熬到了清晨。我想起過去十年以來見聞過的文革討論,這類「文革另一面」的研究實在是看過太多太多,甚至自己也曾引述,以說明文革並非一般人心目中的一場「浩劫」那麼簡單。可是在我看來,這類研究帶來的最大困擾還不是它們的方法與論證是否謹嚴,也不是它們的資料是否全面,甚至不是它們本身有任何問題;而是它們被提出的環境和脈絡。就像那天晚上,我本來在談的是文革對中國倫理生活的破壞,是文革做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道理評價問題;但我的學友卻試着告訴我,沒有文革,也許我們的傳統會害了我們在發展道上的宏圖大計。就是這樣,幾乎每回我聽人提起「文革的另一面」,都是在別人正談着道德問題的時候。

於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不同論域的東西就被混進了同一平面,成了毛澤東式辯證法的「凡事要一分為二」;不能只注意文革的缺點,還要看到它的「積極面」。你說文革冤死了多少人,就一定有人會告訴你文革發動了多少草根平民的政治「能動性」;你說文革怎樣破壞了人倫關係,就一定有人反駁說它同時還打破了官僚機器的惰性。

再這麼討論下去,我們是否還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件好事呢?因為美國的婦女就業率在戰時暴增,有助於戰後女權的伸張。因為國民黨政權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八年戰事又使得許多國軍厭戰,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新中國的誕生。因為歐洲殖民帝國元氣盡喪,亞非許多地方終於有了擺脫宰制的機會,有助於它們後來幾十年的獨立建國。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太過駭人聽聞,使得舉世同情這支受苦受難的民族,有助於他們終於回到盼想了一千九百多年的以色列。所以中國人就不該再沒完沒了地跑去拍那些抗日神劇,反而要感謝當年的皇軍?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要再日夜念叨着幾十年前的苦難,反而要看到希特勒狂想的「積極面」?

我可以一直這麼數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面」,而且保證它們的數量和花樣要比文革的「另一面」還多。但如果我們的關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德屬性,我們的問題是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這場戰爭的道理責任的話,那些數之不盡的「另一面」算是好答案嗎?

責任和道德,正是今日我們關心文革的主要重點。出於學術興趣,我不介意人家發掘文革的「積極面」,我只介意這些說法被人用作混淆視聽的工具,形成文革也得分成「正反兩面來看」的犬儒史觀。為什麼當局不想大家「炒作文革的負面性」?恐怕不是要當局把文革徹底重新描成白臉,好來第二次文革;它就是擔心大家太過認真地追究道德和責任的問題,它只想大家關注史事的作用,最好還是積極的作用,好比近日香港關於六四的爭議,你出於道德原因追念歷史事件,他卻關心紀念的「用處」。犬儒的百姓,是最好的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