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的情況最初也好不到那裏，英文版剛剛面世的的頭幾年，似乎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它。大部份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他畢竟不是索忍尼辛，不是個有公眾知名度的異見份子。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史達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的後半生轉型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
最近十年，它的命運逆轉，忽然一下子又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說它是「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復原，在那段日子裏我幾乎難以呼吸」。
1988，它的俄文原版終於能在前蘇聯正式上市，彼邦也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托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一部巨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二戰一結束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着一本大書，只是它們似乎都不太像。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之處，最表面的理由在形式。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作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敍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它真正的力量是格羅斯曼於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接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繫。然後，在這戰爭以及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史達林、赫魯曉夫這等大人物（它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驚人描寫），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無名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文檔系統裏頭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以及最細微的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史達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嚥。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邪路」。戰壕裏的士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復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人在戰爭當中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斯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份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裏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大家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而會在夜話之中趁着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史達林的玩笑（史達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寫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伙之後，在回家的路上，A卻會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又輪到B來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這個維克托的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洛夫，當時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他的論文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可是自從上頭新來了一個領導，情況馬上就不一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史達林也是個反猶份子），批評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識，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忽然顯得漏洞百出。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着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當他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什特魯姆同志」。那個聲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電台廣播上聽見的聲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什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史達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裏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史達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再見，什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世界因此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拚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變得熱情溫暖。
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釣魚，有的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的則以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是史達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突然看見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再過一陣子，蘇聯科學界要反擊英國某家媒體的「抹黑」，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簽名。可是那份聲明分明是錯的呀，它誹謗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國人批評的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是維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別忘了，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溫情的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說服自己，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於是維克托掏出了自來水筆，在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