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本土裏的中國

【蘋果日報】功夫電影是華語電影最獨特的類型電影,正如武俠小說是華語流行文學獨樹一幟的類型小說。也許我們的間諜小說比不上英國悠久,推理小說也不如日本豐感,奇幻文學及奇幻電影更加拼不過其他地區;可我們還有自己的武俠和功夫,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而功夫電影和武俠小說,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曾經紅遍整個華人世界的本錢之一。假如我們今天真的要像部份右翼本土論者所說的那樣,告別中國,同時清算香港本土裏頭的「大中華遺毒」的話;我們是否也要一併清算幾十年來的港產武俠小說和電影呢?

這麼講,是因為整部香港武俠小說和功夫片的歷史幾乎就是一段「大中華膠」的煉成史,而且膠得沒完沒了,越演越烈。就只以一般大陸人熟悉的香港功夫影視英雄人物來說好了,黃飛鴻、李小龍、霍元甲、陳真,乃至於近幾年「走紅」的葉問,這些人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全都打過老外,以德服人不敢說,武壓遠夷倒是真的。

被上述這些人物用我中華健兒傳統武術制服過的共有:俄羅斯拳王、意大利西洋劍客、日本浪人以及柔道高手、英國槍隊,甚至東南亞土族中的流氓……,族繁不及備舉。幾十年來,不同演員飾演上述人物,不同導演借題發揮,但其中顯露的種族意識和民族熱情則始終如一,為的就是要踢掉那塊辱華木板,證明中國人也可以進公園。還有比這更「膠」的大中華意識嗎?

再說遠點,這股我武維揚的氣概甚至還可以往前推到胡漢不兩立的古代。例如金庸,波斯聖火令功夫固然了得,可還是得有中土九陽真經的底子才能真箇使開。金輪法王固然厲害,但究竟抵不過我漢正道。蒙古鐵騎是破了襄陽城,西域的歐陽鋒也是五大高手之一:不過,他們全是反派,不足為訓。

到底是什麼心態,什麼背景,使得香港不只能不斷生產這類在想像中讓中國(或者至少是漢人)蓋過了全世界的作品,而且還要深深地愛上他們,引以為豪?這大概是個有趣的題目,但我不打算深究,因為我只是想要藉着它來說明,某種中華情結與民族情緒從來都是香港本土的一部份。要是真正全面地審視香港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始終內在於香港的文化意識,難以割離。只不過這個「中國」並不完全等同今日政治意義上的中國;它複雜,它多變,在歷史中不斷和現實政治角力、協商,隨局勢演化出不同的關係。正如金庸曾經被禁於兩岸,後來卻又奇異地成為兩岸首腦的座上賓一樣。

之前我們說過,在英殖年代,香港有過一段國家機器不主動型塑政治認同的罕見經歷,它既不想讓港人把自己當成(政治上的)中國人,也不想讓港人以為自己是正宗英國人,只願我們維持一個非政治的香港市民身份。雖說國家機器不介入,但這並不表示香港沒有一個民間的、未經國家機器教化的身份認同。有些論者如徐承恩便由此構造一段「香港前現代的族群史」,試着指出香港人在成為香港人以前,早就有了一種「前香港人」的身份意識養份(參見徐承恩〈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本土論述2013-2014》)。此說的根據來自研究民族主義的名家Anthony Smith,他反駁蓋爾納、霍布斯邦與安德森等前輩學者,認為現代民族主義出現之前,一種人我有別的族群認同就已經存在了,並且構成前者的基礎。

沒錯,要是站在「香港民族」是一個有待實現的大計的立場來看,你的確可以把從前港人有過的身份意識歸納成一組「前香港人」認同。可是換個角度,我們同樣也可以把那些龐雜含混的東西說成是種「前民族國家」的華人身份意識(或者是徐先生和我都比較偏好的『南方海洋華人』身份)。也就是說香港人在近年以前對於認同中國人這一點上幾乎是沒有異議的,只不過那個認同的內涵千奇百怪、極不穩定,和兩岸經過國家機器構造的中國身份都不一樣,既包含了現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的殘留,也和現代民族國家交流對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香港出現過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渴望北歸的傳統左派「中國人」;也出現過認同中華民國,希冀「自由世界」打贏冷戰的右派「中國人」。有些人會在這「並非吾土」的殖民地上盼想一個純而又純的「文化中國」;又有些人則秉持着南洋華人務實的買辦傳統,把中國當成一個營利網絡的背景和道具(開拓全球華人市場可能就是港產武打片不專注『本土題材』,反而高舉中華意識的原因之一。最明顯的莫過於黃飛鴻電影的變化,早期關德興主演的系列幾乎沒有多少拳打老外的情結,可能是那時候的黃飛鴻電影還是單以本土粵語觀眾為對象)。

香港有過這麼多種中國人,這麼混亂而又彼此矛盾的中國意識,它們全都是具體存在過的本土記憶,「中國」則是它們最抽象的公約數。好比我們的武打影視,打敗洋人日本鬼,這是左派右派都不會有意見的好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