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倖存者的感慨（飢渴二之二）

【飲食男女】二十幾年前，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好年頭，今天讓人懷念的八十年代，也是我剛開始親身接觸大陸的時候。那時搭火車也好，長途大巴也好，人家只要知道我從香港過來，就一定要拉着我問長問短，同時傾訴那幾年他們目睹的中國變化。說到變化，那就必得「憶苦思甜」，痛陳六、七十年的昏暗和恐怖，欣慰目前的安定和富足（至少是相對的富足）。其中一句常常從不同人嘴裏的話是：「共產黨還是不容易呀，養活餵飽這十億人，鄧小平真了不起」。

年少的我，自是不以為然。不讓人民餓死，就要誇為政者英明了嗎？這要求也未免太低了吧。中國百姓果然很好管得很。年歲漸老，閱歷稍長，儘管我依舊不能接受這句話的政治涵義，可我後來卻能同情這類感慨背後的心情與經歷了。因為吃飽，確實是件天大的事。一個不愁吃穿，如我這般幸運的香港青年，當時實在難以體會那些遭過饑荒折磨，滿臉風霜的面孔後頭，藏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極度的飢渴，能夠把人打回到非人的狀態。那句話，原是一群捱過了非人世界的倖存者的衷心話，我可以不同意它對政府認可的輕易，卻不能不接受它所承載的重量。

非人，正是普里默•萊維《滅頂與生還》這本集中營見證的主題。裏頭有一個關於飢渴的小故事，我一直都忘不了。

「飢餓讓人筋疲力盡，而口渴讓人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們：在白天，工地的秩序變了一團混亂的殘垣斷壁；到晚上，睡覺的棚屋並不透風，我們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氣」。在這情形下，飢渴到頭昏的普里默•萊維有一天意外發現了一截地下室瓦礫當中的破水管，趁着沒人注意，他設法讓它流出水滴。他說：「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龍頭，沒再嘗試把它開得更大。這是水，被太陽曬得有些微熱，沒有味道，可能是蒸餾水或冷凝水。無論如何，一份快樂」。

問題是接下來該怎麼處理這個叫人驚喜的意外發現。是告訴整個小隊，讓大家分享？還是自己馬上喝光管子裏剩下的水呢？普里默•萊維選擇中庸，把秘密告訴給一個最親密的夥伴——阿爾佩托，一起偷偷摸摸地飲盡那一點點老水管中的剩水。

「當我們列隊走回集中營的時候，我看到了我身邊的達尼埃爾。他身上沾滿了水泥灰塵，嘴唇乾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責，與阿爾佩托交換了一下眼神。我們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沒有人看到過我們。但達尼埃爾看到了我們在牆邊鬼鬼祟祟地仰臥在瓦礫堆中，已經有所懷疑，而現在更猜到了甚麼。幾年過去了，解放後，在白俄羅斯，他簡短地問我，『為甚麼是你們倆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標準再次出現在我們之間」。

記起往事，普里默•萊維覺得羞愧難當，形容那股羞愧「具體、沉重而持久」。可要是換了我，活在那樣的情境底下，我又會怎麼做呢？一管剩水，一小塊麵包碎，我會不顧一切地自己吞掉？還是像一個人那樣，將它分享開去？沒有受到那種考驗，我真的不敢大話。

「達尼埃爾已經去世了，在作為倖存者的聚會中，我們有着兄弟般的友愛，但那次忽略夥伴的罪惡，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橫亘在我們之間。顯然易見，雖未明說，卻仍可察覺並且代價高昂」。

梁文道：沒有中國的中文（身份的霸權之五）

【蘋果日報】香港和新加坡曾經是對非常相似的英國殖民據點。可大戰之後，新加坡先是加入馬來西亞，隨後獨立；而香港則沒有跟上當年解殖的浪潮，繼續留在帝國的版圖之內，直到九七。今天再看這兩座城市，特別是其居民的身份認同，我們一定會覺得奇怪，他們怎麼會發展出如此不同的面貌。幾十年前，新加坡還有像陳嘉庚先生這樣的人物，不只耗盡心思地在老家籌建廈門大學，更為了中國的抗戰傾家蕩產。今天，新加坡人對中國還會懷抱這麼大的熱情嗎？

二戰結束之後，英殖政府在這兩地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怎麼應付一大批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華人。尤其華文學校，它們簡直就是國共鬥爭的海外延伸。針對這個問題，台灣學者黃庭康寫了一部非常精采的《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根據他的分析，新加坡的做法基本上就和所有前殖民地類似，那就是漸漸塑造一個獨立的新加坡認同。英殖政府一開始是強壓華文學校，效果不彰，後來的新加坡政府便聰明地改採吸納策略，一方面以「英化」（英文教育）抽空「華化」，另一面則逐步調整課程，使得修習華文的學生不會順便愛上中國。新加坡的手段，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他們要考慮馬來西亞的反應，怕他們接受不了大門外立着一個認同中國的華人國家；二是新加坡華人雖多，但到底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馬來人和印度人，實施英化教育可謂名正言順。

香港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獨立，短期內也還不知道它最終的命運。它連接大陸，幾乎百分百地由華人構成，所以也難以徹底切割香港居民和中國的關係。更何況北京一直堅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港英政府「既不能公然推動以香港為中心的意識，也無法激發人民對殖民地的強烈歸屬感和使命感」。但反過來，為了統治的穩定，「英國人需要透過『去國族化』──也就是避免香港居民認同這兩個中國政府──以鞏固殖民政權」（『兩個中國政府』指的是台北和北京這兩個敵對勢力）。

換句話說，港英既不可能為港人設計一套以獨立為目標的身份認同建設方案，也不能讓這幾百萬華人認同中國。至於認同英國，那就更不必說了，依照英國殖民傳統，它根本從來都不在選項之內。那它該怎麼辦呢？尤其是華文和中國史地的教育，這些科目向來是所有政府趁機推動國民教育的大好工具，以語文發現祖國文化的美好，以史地認識祖國江山以及它的輝煌道路，舉世無一例外。你該如何去教一群華人學生中文，卻又不讓他們產生太過強烈的民族自豪？又該怎樣教他們中國歷史，但又不讓他們感受到兩岸政府都很強調的那種「百年國恥」？更麻煩的是你甚至還不能公然教導孩子，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儘管你不想他們太把自己當成中國人。

於是一套非常特殊的港式教育就出爐了，黃庭康特別提到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它的任務是「修改──而不是移除──官方課程的中國文化元素」。這個手術的作用，就是不消除學生的中國認同，但卻要使他們產生不一樣的中國認同，一種迥異於兩岸，可又不礙殖民統治的中國認同。這個委員會在它的報告裏頭指出：「香港學校的國語、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課程在過去都是緊緊追隨中國教育的大方向，培養出『自大與頑固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了掃除民族主義的偏差，委員會建議切斷中港兩地課程的連繫，又提議把香港中文學科教育的重點轉為培養學生的母語表達及了解與欣賞中國思想、文學與傳統的能力。」

有趣的是，它不只不打算使學生失去中國認同，甚至還想讓學生做「更好的中國人」。黃庭康特別引述了以下兩段「中文學科委員會」報告書裏的文字：

「華人學生在精通他們的語言、文學與歷史後應該進一步以此為基礎進行東西方思想和語言的比較研究。唯有如此，新一代的香港人才能夠更像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同時具備自由、平衡和國際的視野」。

「清朝之前，中國的弱點是自大。然而滿清統治結束以來，中國則承受一種自卑的複雜情緒，傾向模仿他人而忘了自身的長處與優點。因此，我們向新一代華人講授中國歷史的目的是要他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以去除自卑的複雜情緒……」。

驟眼看去，這兩段話一點問題也沒有，尤其第二段，簡直完全符合當前中國政府所倡言的「文化自信」。但放回歷史脈絡，便能知道它在政治上的微妙涵義了。首先，它完全不碰「國恥」這個觀念，而「國恥」恰恰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最核心的情緒元素，無論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以它為號召和柱石。避談國恥，不只是為了迴避港英殖民由來的尷尬，更是為了讓學子免疫於民族主義的魔力。另外，當時的中國雖然離文革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清算國史和「舊社會」遺產的路向已定，此時強調「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無異於在政治宣傳上打對台。

「中文學科委員會」的思路在某程度上其實離前港督金文泰不遠，都是想以華制華，透過中國文化的教育來應付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果然，它就和金文泰一樣，主張在學校課程裏頭逐年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金文泰的年代，這是為了對抗主張白話文的五四運動，因為這個文字改革運動的另一面就是民族主義運動。現在，它是要「跟強調白話文以及採用簡體字的中國大陸」區隔出來。果然，在隨後的中文中學會考方案之中，五四被呈現為一項文學改革運動。

總而言之，港英政府的中國文化教育策略，就是想「把課程主題去感情化（desentimentalized），把『中國』──一個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希望年輕人熱愛並效忠的祖國──轉變成一個外在的純知識性的對象。」

梁文道：食為天（飢渴二之一）

【飲食男女】今年的1月27日，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七十周年的紀念日。那一天，有一些當年從這裏走出去的倖存者，或者拄着柺杖，或者家人攙扶，重新來到這片人類文明史上最難以置信的空白之地。我在電視上面見到，這許多老人的表情空洞，嘴唇緊閉，似乎就像七十年前那樣地沉默。

一般說到「解放」，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這樣的畫面：一群英雄士兵從天而降，打開了束縛受害者的鎖鏈。而受害者，則先是痛哭流涕，繼而歡天喜地，奪門而出。一整幅陽光普照、小鳥鳴叫的場面。然而，當年的實況並非如此。那時根本沒有聲音，只有剛剛到場的蘇聯士兵與困惑惶然的囚犯，各自看着對方，沮喪沉默，大家都不說話。

那一刻，蘇聯士兵看見的，是一群長得和人類一模一樣，但絲毫感覺不出人類氣息的直立動物。而囚犯，則一下子被擲回到人類的世界，不只又看到了人，還忽然記起了自己曾經身為人類的往事。一位晚年才自殺去世的集中營倖存者，意大利大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形容，當時大家共有的感覺就只是「羞恥」。

為甚麼受害者要感到羞恥？他們又沒做錯過甚麼。普里莫•萊維說得好，那是因為這些人被人從他們所熟悉的環境裏拔了出來，投進到一塊全然陌生的處所，沒有家人，沒有親友，沒有任何你認識的人，於是失去了一切支撑人養育人的社會網絡。然後他們遭到毒打，不可忍受的勞役，以及無盡的羞辱。他們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不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只曉得自己可能會像身邊某些人一樣，最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於是他們恐懼。最後，只剩下一樣東西留給他們，那便是動物的本能——求生。

然求生何其困難，你不能病，不能衰弱至徹底無力的地步，否則你就失去了工作的資格與利用的價值。但你長期睡眠不足，食物配給則少至人體所需的最底線之下，又怎能不比新來者和身體更強健的人先走一步呢？

答案就在食物。普里莫•萊維：「事實上，即使不考慮艱苦的勞動，殘酷的毆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對於最節儉的囚犯來說，食物配額也是絕對不足的——機體的生理儲備在兩三個月內就消耗殆盡。死於飢餓或死於飢餓引起的疾病，是囚犯們通常的宿命。只有額外的食物才能避免這樣的下場。獲取額外的營養需要一份特權——或大，或小，或被賦予，或依靠征服，或憑藉精明的頭腦，或來自暴力的搶掠，合乎或不合乎規定——任何特權，只要能讓一個人凌駕於普通囚犯之上。

具體點說，那可能是替納粹主子管理其他囚犯，虐待難友，於是多了半塊麵包。也可能是幹一些納粹自己都不願幹的事，比方說從死者的身上剝下囚衣，從他們的嘴中拔出金牙，看管焚屍的爐火，於是多了一碗湯。又或許是更簡單更平凡的小惡，例如在身邊的人沒注意到的時候，偷偷喝一口他碗裏的粥。你相信，這一口粥對你很有好處。假如你能從大處着眼，擁有常人的理智和道德感，你大概會想，偷這一口粥豈不等於偷走身邊人一口多活一刻的機會？這豈不是謀殺？這豈不是搶盜？這麼幹對自己真有好處嗎？最後你不也得被送進毒氣室？就算你比他苟延多一小段時間，但這值得嗎？

可是你管不了這麼多了，因為你失去了這一切推理和想像的能力，道德情感也早已稀薄到幾不存在的地步。這一剎那，你只知道自己餓了，很餓。

梁文道：「海外」的挑戰（身份的霸權之四）

【蘋果日報】上世紀八十年代，《龍的傳人》這首歌曾經在台灣紅極一時，幾乎我們每一個中小學生都能哼上幾句，一邊唱，一股愛國熱情便不自主地油然而生，十分地正確。只不過這首「愛國歌曲」後來怎麼銷聲匿跡，成了禁歌，便是當時年幼的我所不能理解的了。儘管我那時沒有太多管道吸收敏感政治訊息，不知道其作者侯德健出走彼岸的事，可那時我也曾為這首歌問過師長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如果『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就是『龍的傳人』，那麼日本人算不算是龍的傳人呢」？

其實這只是一個尋常不過的常識問題，但當時被我詢問的師長卻多支吾，胡亂敷衍。再過幾年，我便明白這個常識題的關鍵在於它牴觸了另一條通行的「常識」，同時也正好是這句歌詞所要表達的常識。那就是流行於現代中國人之間的一套國族認同鏈條：中國人都是文化上同源同流的中華民族，中國人在血緣和生理特徵等種族條件上都很一致（例如『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全體中國人構成了一個政治實體（亦即『一個中國』），中國人全都講中國話（『國語』或者『普通話』），並且全都使用中文。這個鏈條貫穿了文化、種族、語文以及政治等好幾個不同的範疇，試圖在它們之間劃出一道道等號。這個鏈條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留給我們的遺產，進入了俗民不自覺的常識之中。

然而，這樣的等式太過簡單，根本覆蓋不了這麼多塊或有交集但又不可能完全重疊的圓圈。我唸小學時就開始懷疑的那個問題，還只不過是這道鏈條最粗淺最簡單的缺漏而已。

近年國內如葛兆光先生等諸多學者關注的「海外漢文文獻」，更能在另一個層面上起到反思這個鏈條的作用。所謂「海外漢文文獻」，指的主要是日本、韓國及越南等三地所存的中文文獻。其中絕大部份的文本都是這三個國家自己的產出，而非中土所傳，畢竟這三國皆有非常漫長的漢文書寫傳統。韓國和越南就不必說了，它們一直要到最近百年才廢棄了這個漢字傳統，普遍推行自家創造的文字。日本儘管早有假名，可漢字所佔據的正統地位卻要待至江戶時代才正式遇到挑戰。所以我們僅憑常理便可推測，這三國最正式最正典的文學、學術、史籍，以及官方文書，其以漢字寫就的歷史至少有千年之上。這裏頭該藏有多少好東西呢？可惜如此珍寶，今日大多數的日本人、韓國人和越南人固然不能第一手親嚐，我們能通漢字的中國人恐怕多半也會帶着偏見，貶之為「外夷所出」，不讀也罷。多年前，我曾和見多識廣的張大春兄聊過這個問題，其中提及韓國大儒李退溪的少作《野塘》，精通詩律的他還向我介紹了另一位韓國古代詩人的作品，允為佳構。像他這樣帶着審美眼光平視海外漢文傳統的國人，能有多少？

忽然扯到這點，只是想說明「使用中文」既非中國人身份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它的充份條件。否則，今日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這般自述其人「簡脫不持儀形，喜俳諧」的漢學家，或者都要比大半國人更有做中國人的資格。

思考這種國族身份認同鏈條，我以為最佳的做法就是把它拉開一段距離，放到海外來觀察。因為一到海外，它那幾近於不證自明的正確就會變形，就會暴露出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空白。海外曾經存在的漢文世界，便點出了中文不獨屬中國這個事實，猶如拉丁文不獨屬於義大利一樣。比這更麻煩，也更加敏感的，是我們習用而不察其怪的「海外華人」一詞。

之前已經談過，「海外華人」和「中國人」是兩個各有所指，互有交疊，但究竟有異的兩個概念。但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探問，這個「海外華人」裏的華人指的到底是什麼？是散居海外的「中華民族」成員嗎？表面上看，這不是個問題。但再推敲一下我們日常語用的習慣，便會發現「海外華人」也好，英文的「Overseas Chinese」也好，原來都不盡然是「散居海外的中華民族成員」的意思。因為我們通常都不會將海外藏人、海外維吾爾人等其他構成了中華民族，但又住在海外的民族社群叫做「海外華人」。若要依循最嚴格最官方的政治標準而言，其實就連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也都該被稱作中國人，因此也都該被算進「海外華人」才對。但為什麼大部份國人和海外華人都沒有這個習慣，都沒把他們納進到「海外華人」的範疇內呢？就連一些政治上最穩當的人，大概也會覺得這麼說會有點怪吧。

由此可見，「海外華人」裏頭的華人，至少在我們日常不自覺的習慣當中，很有可能只是指漢人而已，猶如「中文」其實只是「漢文」（在這一點上，我贊成現代中國的做法，將『中文』定位成『漢語』與『漢文』）。

目前為止，對於「中華民族」最正式也最能被官方接受的解釋，當是費孝通先生所提出來的「多元一體」說。按照他的意思，中華民族實際上是五十六個民族在歷來的互動與交融之中形成的，雖然多元，但又成一體。而這「一體」，則既是一個自為的民族實體，又是一個自覺的政治構成。這個說法不錯，就像美國人，儘可包含各種族裔各種社群，但終究不礙其國族身份的認同。只不過在庶民的常識裏頭，我們往往過於強調了它「民族實體」的那一面，卻輕忽了「政治社群」這一面。如果只是偏重民族實體，那不只會出現「海外藏人」算不算是「海外華人」的困難；還會在蒙古族、朝鮮族等既有獨立國家，亦有一部份在中華民族之內的族群上頭，碰到一連串問題。

說到做為一種政治社群的「中華民族」，我們就可以逐步接近眼下香港爭議了。因為在我看來，香港人在國族身份認同上的最大問題，恰恰在於我們如何面對這個政治社群。

梁文道：華人‧中國人‧Chinese（身份的霸權之三）

【蘋果日報】之前提到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網上有人留言評論，其中二段恰好有助於我接下來的討論，且摘錄下來給大家看看：

「新加坡華僑對洋人自稱係新加坡人，對華人則自稱福建人或廣東人，即係間接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現在的台灣人及香港年青一代，卻是祇強調或突出自稱新加坡人這部份，卻把間接承認中國人這部份刻意抹殺掉，居心何在！」

「無論如何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也好，西方人亦會認為你是中國人，無論你在美國生活了多少世代，美國人仍然稱呼你是Chinese，這是不改變的事實！本人接觸不少來自緬甸、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在當地土生土長，甚至已在當地超過五代以上，而且他們都從未到過中國大陸或祖籍地，仍然被視為中國人，而他們亦自稱為Chinese！」

這番話之所以值得探討，正正在於它表達了今天「中國人」這個概念上的一些內在邏輯問題，例如原籍和原鄉的觀念。一位南洋華人要是告訴我們他是廣東人，這是否就是「間接承認」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呢？去年11月，泰國前總理他信及英拉兩兄妹回到廣東梅州祭祖，乃當地盛事。此前他信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曾經追溯自家來歷，說自己「既是客家人也是潮州人」。要是按照該位論者的觀點，這位泰國前總理豈不也等於「間接承認」了自己原來是個中國人？再推而廣之，美國的波士頓至今仍有不少人以自己的愛爾蘭裔身份自豪，球隊的標誌顏色是綠色，每逢Saint Patrick's Day都要出來巡遊，那這些人到底算是愛爾蘭人還是美國人呢？

在當前的政治氣候底下，一遇到國民身份認同這類「敏感話題」，我們很容易就會本能地發揮出魯迅筆下那種太會聯想的思維，動不動就問人家「居心何在」。其實用不着那麼激動，談論這類課題其實不一定是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用心」，而是起自單純的好奇與理性的疑問而已。

比方說原鄉這回事，承認自己的祖籍，甚至保有原鄉社群的文化認同，這真的和承認原鄉所在的那個國家的國民身份是同一回事嗎？南洋華人社群的確還保留了不少原鄉的習俗、語言，乃至於文化傳統；他們有時候也真的會強調自己海南人、客家人、潮州人、肇慶人……等各式各樣的祖籍認同。但你要是問到他們的國籍，恐怕他們就不會告訴你「我們是中國人」了。

沒錯，偶而他們也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可這個「中國人」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所認同的「中國人」，畢竟還有着很大的差距。因為南洋華人能夠認可的「中國人」，其實就像「華人」似的，乃一種族裔身份，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國民認同。因此，在東南亞幾個國家裏頭，「華人」會是個比「中國人」更常用也更「政治正確」的表述。這個「政治正確」的說法，甚至還是萬隆會議之後中國政府有份推動和鼓勵出來的。因為無論是「華僑」也好，「中國人」也好，它們隱含的歧義都會為當地華人帶來雙重效忠的問題，不只不利於他們的處境，也使當時初生不久的現代中國面臨不少外交上的麻煩。

華人不必然是中國人，就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不必然是英國人一樣，本來是個很好理解的道理。但問題在於語言上頭，我們說中文的人（尤其是中國人），固然時常混用這兩個雖然相關但所指未必一致的詞語；而英語裏面的「Chinese」，則更是沒法分得清「華人」和「中國人」的差異。所以才會有人以為，一個在美國生長的華人要是被人稱作（甚至自稱）「Chinese」，就等於是說他是「中國人」了。

話說回來，儘管我們可以在道理上清晰界分「華人」和「中國人」的區別，並且還能明白部份南洋華人有時候會自稱「中國人」的意思（他們的意思其實就是表明自己的華人身份）。但現實情況往往要比道理和一時的政治需要複雜，因為各種身份認同的軸線總是彼此交纏，糾結出剪不開理還亂的局面。

又以波士頓的愛爾蘭裔市民為例，他們一方面是愛爾蘭人，另一方面則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民，文化和政治這兩種不同的身份本來在理論上是可以切割得十分乾淨。然而，我們又該如何解釋波士頓的愛爾蘭裔社群和北愛爾蘭的政治聯繫呢？在北愛爾蘭共和軍的武裝行動最猖獗的年代，英國甚至曾經指控波士頓的愛爾蘭社群成了共和軍的最大經濟後盾。假如那種身份真的只是文化、宗教和血緣上的東西，波士頓的愛爾蘭人又為什麼要關心北愛的前途問題呢？

再拿中國和海外華人的關係來看，即使現行國籍法已經不再把血脈上的華人當成必然的中國人。可是每當中國發生了什麼天災人禍，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依然會激起相當大的反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其投入程度絕非一般「人道理由」可以解釋，只能套句俗話，形容這叫做「血濃於水」。

我想，簡單地講，無論原籍、地方、語言、文化、血緣，還是跨境的家族及經濟網絡，本來都是些很古老很常見的身份認同元素，一個人大可以在這些元素上面做出各式各樣的組合。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會有那麼多信仰新教、文化上傾向德奧傳統的猶太人；於是過去的黎凡特地區會有一個子女接受英語法語教育，生活歐化，信仰則是天主教或者更加古老的馬龍派的阿拉伯人社群。

不過，現代國族主義往往卻傾向於打造一道簡單的邏輯和等式，將這些可以構成各種組合的元素一一呼召進去，形成一條似乎十分神聖十分正確的強大軸線，使得一個人只能是某一種完整的人。比方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它時時把血統、種族、語言、文化和政治串連起來，使我們以為一個自稱是廣東人的新加坡人不可能不是中國人，一個從頭髮到膚色都長得很「正確」的北美Chinese也不可能不是中國人。所以我有些馬來西亞朋友來了北京，在坐的士的時候還會被司機教訓：「你們馬來西亞華人不也是中國人嗎？身為中國人，普通話怎麼講得那麼糟」。因為這位司機大概相信，華人就等於是中國人，而中國人則都應該操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

梁文道：甜的文明

【飲食男女】之前說到中東地區的飲食，使我忽然想起如今香港有那麼多的甜點鋪，市面上各式各樣的糕餅糖果五花八門，但好像偏偏就少了中東與伊斯蘭世界的品種，未免美中不足。比如Turkish delight和baklava，這兩樣東西雖然來自中近東，但嚴格來講也可納入歐式甜食的範圍了，前者原產地土耳其是個曖昧的歐洲國家，後者則成了希臘的代表性小點，應該都很容易被眼睛瞧不見大半個亞洲的華人接受才對。然而，我前幾年還能在此間的高檔超市看到它們的蹤影，如今就算偶爾想起它們的味道，卻再也找不着解饞的機會了。

我知道，即使是對華人當中最愛甜食的人而言，這些地方的甜品也實在是太甜了，尤其是那股濃厚的蜂糖味，真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的。這當然，這片廣大地域上的古老文明可是人類甜品的老祖宗，他們對甜的熱愛可謂其來有自。

唸書的時候讀古希臘史，時時讀到古希臘人關於他們最大敵手波斯人的記述，於是順便也找了些談波斯文明的書來看。最好玩的地方是他們常常彼此嘲笑互相歧視，大家都說對方是野蠻人，大家都說自己的世界是文明世界，於是對方一切和自己不一樣的生活習慣，也就都成了落後野蠻不文明的象徵了。其中一項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誌竟然就是甜點。

波斯人大概是全世界第一批有飯後甜品習慣的人。他們就和近代以前的大多數人一樣，主食裏頭甜鹹交陳，但不知怎的，一頓盛宴數下來，愈是朝後，甜味佔的比例就愈是加重，終於形成了飯後還要繼續擺上一大堆甜點的風俗。這種風俗嚇壞了不少遠從希臘來訪的遊客、使節和生意人。相反地，由波斯過去希臘那頭的訪客，則震驚於希臘人吃飯居然只吃到一半。後來，波斯便開始流傳一則笑話，說去希臘人的宴會一定得做好吃不飽的心理準備，因為他們連甜品都還沒上，就已經急着宣佈晚飯的結束。所以他們又管希臘人叫做「一群餓着肚子的人」。

這個分別自此延綿千年。即使後來的羅馬上層社會窮奢極慾，喝酒喝得醉生夢死，喜歡在各式燒烤上頭出些無聊又奇怪的花樣（例如把一隻鴿子釀進一隻雞裏，再把這隻雞塞進一只鵝的肚子裏…如此層層疊疊，再拿去火上炙烤）；可他們依然無法在甜食這一環上前進半步。相反地，東方世界在歸信伊斯蘭之後，仗着疆域的遼闊以及貿易範圍的擴大，甜品上的實驗日見繁茂。印度蔗糖的引入，阿拉伯椰棗的流行，全都為他們的甜牙齒帶來了無窮的變化。尤其中古時代，歐洲飲食一下子倒退回去，變得粗糙不堪、乏善可陳；以巴格達為核心的這一邊卻成了人類文明最前衞的陣線，不止學術知識包容並兼，就連吃喝也都精緻過歐洲不知多少。看那時候的食譜，光是甜品的名目都看不完，叫人直流口水。甚麼糖漬玫瑰花瓣、酥皮薄餅，全都是歐洲蠻人想也想不出的好東西。

我們都曉得，法國菜歷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其實是受到了意大利城邦高尚文化的影響。而意大利人開始懂得吃好喝好，卻又是學到了奧圖曼帝國的風尚。這中間最了不起的一項文化傳播，是他們見識到了土耳人的一種夏日特色，一種以玫瑰水冰鎮而成，半成霜狀的美妙甜飲。這種東西叫做「雪葩」，當年的土耳人一邊在陽傘下啜飲，一邊嘲笑西歐人怎麼這麼不懂得享受陽光。他們是對的，他們那時的確是更加文明更加高雅，一直要到多年之後，意大利人才終於把它變成了雪糕。

梁文道：我在香港被罵作「港奸」

「多謝你的邀請，我非常榮幸。可惜我手上稿債如山，實不敢貿輕允這份重託……」五年前梁文道拒絕本報記者採訪的電郵極其委婉，宛若謙遜禮貌的古代君子。他沒有微博和微信，不更新推特和臉書，他的手機總是關機，只開通人工留言功能，只能他主動打電話過來才行，電郵也是好些天才查看一次，他像在現代社會裡修行的「老派的人」。

梁文道，這位香港媒體人和「知道分子」，太瞭解媒體的特性，又是學哲學出身，做起電視節目來，有些不同於內地人的「裝」，同時，他的見解總是新穎獨特，其條分縷析的邏輯總是嚴謹清晰。

很多人認識梁文道都是從他的電視節目和時事評論開始。1999年，他擔任香港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被內地觀眾所熟知。後來，他又開始主持讀書節目《開卷八分鐘》。他的身份曾經有很多：主持人、大學講師、中學校長、商業電台總監、電影創作人、劇評家、專欄作家、書評人、時事評論員、樂評人。他還辦過出版社、新聞網站、牛棚書院，也參與眾多社會與文化活動。

如今，學佛七年後的他，將身上的諸多職務紛紛卸去，《開卷八分鐘》停播後，現在，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做「看理想」項目的策劃人。

這個項目嘗試將廣西師範大學北京貝貝特旗下文化品牌「理想國」的多重文化資源與土豆網強大的視頻平台做結合，根據不同創作者的特點，量身打造獨特的節目內容及表現形式。今年四月，梁文道也將推出其中的一檔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

2月2日晚，梁文道接受本報記者的電話採訪，談到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做文化節目，以及中國內地和香港年輕人之間的鴻溝，等等。

文化節目不能忽略窄眾

記者：《開卷八分鐘》等傳統文化類節目在電視媒體上慢慢地衰落，問題出在哪兒？

梁文道：傳統電視做文化節目之所以困難，正如所有傳統大眾媒體的問題一樣。傳統大眾媒體是單對多點，目標受眾是所謂的大眾。誰是大眾？大眾在哪裡？並不那麼容易把握。電視台可以搭配不同的時段和節目類型，總是希望每個節目時間段都掌握最多數的大眾。在這個情況下考慮，你要做很文藝的節目，相對比較困難，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定位。

一些國際知名文藝類電視台，只做全球性的有品質的文化節目，非常好看，真的是面向窄眾。我常常強調不要忽略窄眾，只要通過互聯網傳播手段，你能夠網羅全球的這種人。

做文化藝術節目的品質應該更好，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比較高的粘合度，把對象粘起來。同時，它的生命週期更長。它追求的不是這個禮拜的收視率冠軍，而是追求十年內累計看過的人是多少，就是所謂的「長尾概念」。「長尾概念」不是大眾媒體能夠輕易做到的事情，而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很容易做到。

記者：《開卷八分鐘》中你挑的很多書被批評為「太不顧及市場跟大眾的需求」，而《一千零一夜》你講到跟觀眾的互動，不只是聽意見，而是真實直接的互動。你對讀者和市場是否越來越遷就？

梁文道：不會的，以前我選的書是不太顧及市場，這次我主要介紹在某個領域內的很有名但大眾不太熟悉的經典書，如《古文觀止》和《尚書》，但也有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一千零一夜》是網絡視頻節目可以利用互聯網視頻的形式跟觀眾互動，而互動主要發生在線下，我的節目主要在全國的街頭做，將來看是否可能提前預告，讓大家一起來讀書，做節目，現在即使是在拍樣片，也會有路人在旁邊看，將來說不定直接歡迎他們進節目，跟我聊天。

薦書要「春蠶到死絲方盡」

記者：今天的知識分子該如何對待電視網絡媒介？你說，怕自己像易中天那樣做讀書節目，為何？

梁文道：我從來都是媒體人，對我來講，上電視做節目從來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我很怕拋頭露面。在我的媒體生涯中，有十幾年主要是寫作和做編輯，大家是見不到我的。我很享受沒人知道我是誰，但自從做電視後就不同了，在香港做鳳凰衛視的節目時，由於它主要面向內地觀眾，所以在香港也不存在對我的困擾。但現在不同了，我在內地跑或是內地遊客到了香港，我都會被認出來，甚至去我家樓下的茶餐廳吃個早餐，也有人拍視頻十幾分鐘，當然會覺得不自在。

這是在需要亮相的媒體工作的負效果和副作用，我並不是說易中天做得不好，而是我不太想重複目前電視和視頻節目已經有的東西。一個人站著不動，一直對著鏡頭說話，雖然這樣做是今天的主流形式，但我覺得很沉悶，不想這樣做。

記者：在寫作方面，最近在創作什麼題材？

梁文道：我還是會沿著現在的路子，但會更系統、集中在某一方面，我會寫「什麼是現代中國」的課題，形式上會看起來像遊記，但不學術。我一直對中國周邊、南洋與海洋的中國很感興趣，一直在整理，希望有一天能出版。

記者：你被稱為「腰封小王子」，有那麼多值得推薦的好書嗎？還是受人情所托？

梁文道：我一般不太管人情，市面上所謂我推薦的書，有一大半都沒有問過我就放上去了，有的可能是我在不同場合、寫的書評上提到過，就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還有些書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出版商就虛構我去推薦它。撇開這兩類，我在腰封上推薦的書還是很多，內地和香港加起來每年大概有二三十本，這些年累積下來也過百本。

第一，它們都是我認真看過、真心覺得值得推薦的。第二，每年出版的中文書超過三五萬本，按比例來看，我推薦的書只是九牛一毛，我很尊重認真寫書的人，認真寫成的書我們為什麼不能好好看待它呢？我對書的態度本來就很寬容，不好的書其實也有可看之處。最後，有人說，推薦太多容易敗壞我的名聲，我更加不擔心，如果說我的推薦能夠讓它們到達讀者手中，我為什麼不幫忙？等到有一天，人家覺得我的名字用爛了，不用了，那更好了。我的名聲，相比一本書能否遇到它的讀者來說，太不重要了。介紹書，對我來講，是一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事情。（笑）

香港變了，我很失望

記者：作家董橋曾說自己對香港有某種程度的幻滅，也還有一定程度的希望。那你對香港的幻滅和希望是什麼？

梁文道：我在香港出生，但15歲才從台灣回香港，但我一直定位自己是一個香港人，我非常愛這個城市。對我而言，香港能讓我很自由地思考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有很多很多身份，我是香港人，我是半個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對著外星人的時候我是地球人，我還是個男性，是個異性戀者，我是我媽媽的兒子，我是我妹妹的哥哥，我是我老師的學生……這一連串的身份，是不是能夠排一個重要程度的優次秩序？但現代社會認為，一個人的某一兩種身份是最重要的，甚至以這種身份標準來安排整個社會的結構和秩序，民族主義就是，認為民族身份大於一切。20世紀70年代，我在台灣接受小學教育的也是，要求我們要愛國。但中國自古以來就說，忠孝兩難全，就是兩種身份的較量。今天的語境下，變成問你作為某個人的子女的身份更重要，還是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更重要？這樣的問題很無聊。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份非常多元，並沒有一個身份是能夠永遠凌駕別的。

香港處在一種「前國民狀態」，這是一種更樸素的非國家化的認同，例如像黃飛鴻、葉問等電影裡傳達出來的過去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民間老百姓的認同感。香港人不像台灣人，一天到晚把愛台灣掛在嘴上，香港人會認為那樣太肉麻。我那個年代，可以罵香港，沒人理。

說到幻滅，香港變了，現在香港年輕人越來越喊「愛香港」，結果產生一種很盲目的排外情緒—因為情緒的發洩、仇恨是最容易、最不需要思考、最舒服的一種方式。他們只認同香港，發展到要發明一些檢驗一個合格香港公民的標準，例如，要說「質素」，而非普通話裡的「素質」。這都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不強迫你要做香港人或是中國人的香港，我很失望。

記者：內地和香港的年輕人之間的鴻溝被凸顯得越來越大，香港一部分年輕人對內地的態度是否也值得反思？

梁文道：當然。對於香港和大陸的反思，我比較悲觀。因為反思，不是兩邊溝通多了就會有的。你要反思，就是要反省、改變、批判甚至否定你原來非常熟悉和舒服的感知社會和世界的框架，這是很困難的。反思要有條件：包括個人的努力、勇氣和意志；兩邊集體理性的態度；真正透明而開放的信息交流。

今天，香港人中盲目的排外情緒，跟回歸以來的政治、經濟問題有關，香港人感覺到一種「威脅感」。特別是一些實際的生活問題，香港每年接納的內地遊客是其居民數量的七八倍，現在香港人辦年貨都很不容易，因為據說廣東人下來把香港的年貨都搶光了。

記者：面對內地媒體，你為香港說話，而在香港，你也為內地說話，對吧？

梁文道：對，正因為如此，我在香港被罵做「港奸」嘛（嘿嘿）。我說的話兩邊都不討好，對我兩邊的工作都有困擾，但對我個人和生活沒有什麼影響，我對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很強烈的距離感，情緒不受影響。

梁文道：傳統就是傳統（沙漠上的美食二之二）

【飲食男女】愛吃的人出差旅行，多半都會留意自己要去的這個地方有些甚麼特色飲食，所以去了東京一定得嘗嘗壽司和居酒屋，去了紐約至少得試一次猶太人開的三文治Deli。杜拜是整個中東地區最重要的轉運站與商業中心，因此身邊也有很多朋友必須經常到訪這座世上最知名的豪奢之城。問題是，杜拜到底有些甚麼絕對不能錯過的飲食經驗呢？當然，這是個一定不會讓你餓着肚子離開的地方，如果無酒不歡，它甚至還是該地區內少數可以叫人醉倒的都會（只要記住光顧合法販售酒精飲品的食肆）。據說杜拜有相當不錯的中菜、印度菜、意大利菜和法國菜，就像它逛不完的商場，幾乎你說得出來的東西，它全都不缺，其中還不乏世界各地名廚遠道開過來的分店。而杜拜也喜歡標榜它這種包羅萬有的飲食選擇，和它標榜自己林林總總的人造奇蹟一樣，五彩絢爛，光華奪目。

可是一個老饕想要的，並不是這種依據「賭城模式」所建造出來的「美食之都」；他真正企盼的，是所謂的「正宗本地特色」。假如這是他的願望，他大概會失望地發現，原來「杜拜及阿聯酋的本地傳統飲食」竟是一種近乎不存在的東西。

首先，他會試着跟着本地人的建議，看看他們自己平常吃些甚麼，特別是那些本地勞工階層光顧的地方。不過杜拜根本沒有該族裔概念上的本地勞工，因為它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外地人，尤以印度人居多。於是我們這位愛吃鬼最後會找到很多印度小吃店，又或者混合了中東風味的印度菜館。

再說「中東菜」這個混雜的概念，一般華人對它多半沒有多大認識，總以為它來去就是烤肉串，燒全羊、麵包、冷盤（meze），最多再加點北非燉盅（tagine）。事實上，杜拜也的確有不少這類糅合了中東與穆斯林世界各處典型飲食於一身的餐館，因為杜拜的主要人口就是來自這整片區域的移民及expat。但問題是「中東菜」指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呢？雖然也有些外國餐廳會把自己定位為東亞菜館，可是我們自己清楚，中菜、日本菜、韓國菜、越南菜，乃至於泰國菜，實在是截然不同的食制，只有不了解情況的老外才會把它們混為一談。類似地，中東菜或穆斯林飲食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集合，不能簡單歸納。而杜拜在針對外國遊客及expat的綜合式中東餐廳以外，又的確有不少專門地道的選擇，例如伊朗餐廳（杜拜早在上世紀初就開始有大量伊朗移民）。黎巴嫩餐廳（普遍被人認為是中東地區最精緻的一種菜餚），土耳其餐廳（歐洲人最熟悉的穆斯林飲食大概都來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當然還有摩洛哥菜館。

不過，一心尋求本地風味的饕客始終無法滿足，因為他還是找不到他心目中的「阿聯酋菜」，除了少數一兩家罕見的例外。就算他真的去了那一兩家宣稱自己在賣阿聯酋菜的館子，他可能仍會疑惑，這些究竟是騙遊客的把戲？還是真真正正本地都會認可的傳統食物。到了這一步，我們就會發現杜拜這座「美食之都」最有趣的內核了。首先，它不是拉斯維加斯，並非一座拔地而起的虛構城市，這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古老港口（儘管直到二十世紀初葉以前，它一直都只是個規模很小的口岸）。因此它也當然擁有自己的傳統飲食，正如任何一個年歲夠長的聚落一樣。那套飲食的基礎就是整個阿拉伯半島上的貝都因文化，以及半島海岸的魚穫海產。這些東西之所以沒有大規模地走進餐館，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們不止沒有豐富到足以撑起一間現代餐廳的地步，而且還用不着在餐廳享用。阿聯酋人要是想吃家鄉菜，他們乾脆就在家裏頭吃，那才是阿拉伯半島居民的傳統。既然不是在家裏吃媽媽做的菜，就是去人家家裏做客時吃人家男主人燒的肉（招待客人的時候，男主人動手，這是貝都因傳統），又何勞外食。

杜拜的外表再亮麗再摩登，它始終還是一個家族世襲統治的酋長國。它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酒運來賣給外國客人，但那土生土長的少數人口也還是滴酒不沾。身為一座全新的「美食之都」，從阿根廷牛扒館到廣東飲食，它一概不缺；可它到底還是個阿拉伯城鎮，把自己的食物留在自己家裏。

梁文道：你們、我們、他們（身份的霸權之二）

【蘋果日報】藝人王喜在北京機場接受安檢，被一位關員訓斥：「你不能說你們中國！你是不是中國人？」原因是那位關員認為王喜隨身攜帶的路由器裏有鋰電池，而王喜則回應了一句「這是你們中國電信……」。王喜想要解釋的是，這個中國電信的產品從來沒在關口遇過問題，沒理由這一回會不准上機；可那位關員一聽見「你們中國」四字，就立刻敏感起來，覺得眼前的港人又是一個數典忘宗的家伙，於是便聽不到後頭「電信」這兩個字了。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因此成了大是大非的身份之爭。

我完全明白那位關員在敏感什麼。因為身在大陸，一個港人在談到中國的時候，最政治正確的表述總得是「我們中國」或者更簡單乾脆的「國家」。而一般的大陸人就算說到「中國電信」，也不會在前頭加上「你們」二字（當然他們也不可能講『我們中國電信』，畢竟『中國電信』和一般百姓沒有這麼親密的關係）。所以就算那個關員明白聽到了「電信」這兩個字，她也還是會本能地覺得不對勁，因為她預期的正確回應是「這是中國電信的產品」，多一個「你們」就立刻顯示出內外之別了。

可王喜的那一句「這是你們中國電信」卻又是最正常不過的港人反應，因為在港人看來，「中國電信」還真是「你們」大陸的國企，和香港隔了一層距離。想要王喜不加思索地放棄「你們」，像個一般接受安檢的大陸乘客，很沒問題地說「這是中國電信的產品」，其前提只可能是他已經能像個大陸人那樣去感受去思考了。

「你們」和「我們」，乃是兩地矛盾中至為敏感的關鍵詞，因為它顯示出了區別和差異。一個香港人在大陸人面前要老是「你們」來「我們」去，後者一定會覺得十分難受。因為在後者習慣的國族主義論述底下，這個差異是不應該存在的，「你們」這種講法也是不該使用的，唯一正確的存在唯「我們」而已。有趣的是，許多受不了港人滿嘴「你們」的大陸人，卻又常常不自覺地用上了「你們港人」這類說法。尤其在近來許多教訓港人不知感恩的網上輿論裏頭，「你們港人」的意思更是彰彰。也就是說，香港人絕對不應該強調「你們中國」，就連「你們中國電信」（或者『你們中國工商銀行』、『你們中國石化』……）都不該說。相反地，大陸人卻可以在批評港人的時候忽然忘卻「我們」的首要地位，再三數落「你們」的不是。

由此可見，哪怕是最最討厭香港人講「你們」的大陸人，心底下也很清楚兩地的區別，否則他們就不會在批評香港的時候順口說出「你們港人」這種話了。那麼，這究竟是種怎麼樣的差異呢？是不是就像現在香港很多言論所以為的那樣，真是種「你們中國」和「我們香港」的根本身份分歧？

想要理解這個課題，我想在本來就已經顯得有點迂迴的推理之外，再繞一段更遠的路，談一談新加坡。為什麼是新加坡？那是因為今年正逢新加坡建國五十週年，和現在的香港有着很不一樣的特質。但是五十年前，這兩座城市卻時時被人相提並論，覺得它們的關係有如雙生姐妹。

這兩個地方自然是不同的，首先是地緣分別，一者接壤大陸，一者位處馬來人為主體的本島南端。然而，它倆卻皆曾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是英國遠東貿易路線上最重要的兩個節點。而且它們還都是華人社會（儘管一個以粵語族群為主，另一個則以閩南人為主），彼此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來往頻繁。緬甸華商胡氏兄弟固然分別在兩城奠下基業，便連從上海南下的邵氏兄弟也曾一直將這兩座城市當成事業重心。特別有意思的是這兩個華人城市的身份認同。雖然受到英治，難免要與殖民宗主共生共謀，但它們都曾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裏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清末時節，它們甚至還曾是這場運動的重心（沒錯，我認為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場由外而內，由南至北的運動。這點以後有機會再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殖民地華人社會的中國認同更是達到頂𥧌，為戰後英國管治帶來一時難題。

我不想過份強調新加坡和香港的類似，也不能刻意忽略兩城原有的條件區分。但最起碼在身為殖民地這一點上，以及兩地華人社群的身份認同上，它們的確有一種很特別的歷史親緣關係。於是問題來了，為什麼這兩座一度相似的城市後來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分別？你看新加坡這個華人為主的社會，他們早年也曾認同過某個意義上的中國身份，可現在卻能毫不猶豫甚且還十分自豪地表白自己是和中國人截然兩樣的新加坡人。新加坡近年也有一股針對大陸新移民和遊客的排外情緒，但是中國人卻很難對着這群「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的龍的傳人」發作，說他們「數典忘祖」，因為就連大陸的中國人也很瞭解「他們」與「我們」是不一樣的。

大概是十年前，我曾在內地一間學校演講，討論國籍和族裔的關係，順口說了一句「華人在世界上建立了兩個國家」，使得同學緊張，以為我接着要講什麼分裂祖國的大逆言論。當我立刻補一句「另一個是新加坡，一個華人為主體的國家」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同時卻又有些困惑。困惑的理由可能在於我們都太習慣把華人等同於中國人，就像有些憤青曾經指責美國前任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不起老祖宗」一樣，以致於想像不到華人也可以像盎格魯撒克遜人似的，分別建成不同的民族國家。

不用說，每個人都曉得，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前殖民後來的一切分別，皆在於前者獨立了，後者沒有。但問題是新加坡獨立之後到底做了些什麼，使得一度有不少人認同中國的社會變成今天這個自有國族認同的國家？瞭解這一點，對照他們和香港五十年來的不同軌迹，或者將有助於我們掌握香港的特質，認識如今陸港兩地「你們」和「我們」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