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之後，英殖政府在這兩地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就是怎麼應付一大批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華人。尤其華文學校，它們簡直就是國共鬥爭的海外延伸。針對這個問題，台灣學者黃庭康寫了一部非常精采的《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
根據他的分析，新加坡的做法基本上就和所有前殖民地類似，那就是漸漸塑造一個獨立的新加坡認同。英殖政府一開始是強壓華文學校，效果不彰，後來的新加坡政府便聰明地改採吸納策略，一方面以「英化」（英文教育）抽空「華化」，另一面則逐步調整課程，使得修習華文的學生不會順便愛上中國。新加坡的手段，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他們要考慮馬來西亞的反應，怕他們接受不了大門外立着一個認同中國的華人國家；二是新加坡華人雖多，但到底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馬來人和印度人，實施英化教育可謂名正言順。
香港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獨立，短期內也還不知道它最終的命運。它連接大陸，幾乎百分百地由華人構成，所以也難以徹底切割香港居民和中國的關係。更何況北京一直堅持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港英政府「既不能公然推動以香港為中心的意識，也無法激發人民對殖民地的強烈歸屬感和使命感」。但反過來，為了統治的穩定，「英國人需要透過『去國族化』──也就是避免香港居民認同這兩個中國政府──以鞏固殖民政權」（『兩個中國政府』指的是台北和北京這兩個敵對勢力）。
換句話說，港英既不可能為港人設計一套以獨立為目標的身份認同建設方案，也不能讓這幾百萬華人認同中國。至於認同英國，那就更不必說了，依照英國殖民傳統，它根本從來都不在選項之內。那它該怎麼辦呢？尤其是華文和中國史地的教育，這些科目向來是所有政府趁機推動國民教育的大好工具，以語文發現祖國文化的美好，以史地認識祖國江山以及它的輝煌道路，舉世無一例外。你該如何去教一群華人學生中文，卻又不讓他們產生太過強烈的民族自豪？又該怎樣教他們中國歷史，但又不讓他們感受到兩岸政府都很強調的那種「百年國恥」？更麻煩的是你甚至還不能公然教導孩子，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儘管你不想他們太把自己當成中國人。
於是一套非常特殊的港式教育就出爐了，黃庭康特別提到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它的任務是「修改──而不是移除──官方課程的中國文化元素」。這個手術的作用，就是不消除學生的中國認同，但卻要使他們產生不一樣的中國認同，一種迥異於兩岸，可又不礙殖民統治的中國認同。這個委員會在它的報告裏頭指出：「香港學校的國語、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課程在過去都是緊緊追隨中國教育的大方向，培養出『自大與頑固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為了掃除民族主義的偏差，委員會建議切斷中港兩地課程的連繫，又提議把香港中文學科教育的重點轉為培養學生的母語表達及了解與欣賞中國思想、文學與傳統的能力。」
有趣的是，它不只不打算使學生失去中國認同，甚至還想讓學生做「更好的中國人」。黃庭康特別引述了以下兩段「中文學科委員會」報告書裏的文字：
「華人學生在精通他們的語言、文學與歷史後應該進一步以此為基礎進行東西方思想和語言的比較研究。唯有如此，新一代的香港人才能夠更像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同時具備自由、平衡和國際的視野」。
「清朝之前，中國的弱點是自大。然而滿清統治結束以來，中國則承受一種自卑的複雜情緒，傾向模仿他人而忘了自身的長處與優點。因此，我們向新一代華人講授中國歷史的目的是要他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以去除自卑的複雜情緒……」。
驟眼看去，這兩段話一點問題也沒有，尤其第二段，簡直完全符合當前中國政府所倡言的「文化自信」。但放回歷史脈絡，便能知道它在政治上的微妙涵義了。首先，它完全不碰「國恥」這個觀念，而「國恥」恰恰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最核心的情緒元素，無論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以它為號召和柱石。避談國恥，不只是為了迴避港英殖民由來的尷尬，更是為了讓學子免疫於民族主義的魔力。另外，當時的中國雖然離文革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清算國史和「舊社會」遺產的路向已定，此時強調「中國文化的優點，重建自信與自尊」，無異於在政治宣傳上打對台。
「中文學科委員會」的思路在某程度上其實離前港督金文泰不遠，都是想以華制華，透過中國文化的教育來應付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果然，它就和金文泰一樣，主張在學校課程裏頭逐年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金文泰的年代，這是為了對抗主張白話文的五四運動，因為這個文字改革運動的另一面就是民族主義運動。現在，它是要「跟強調白話文以及採用簡體字的中國大陸」區隔出來。果然，在隨後的中文中學會考方案之中，五四被呈現為一項文學改革運動。
總而言之，港英政府的中國文化教育策略，就是想「把課程主題去感情化（desentimentalized），把『中國』──一個國民黨及共產黨都希望年輕人熱愛並效忠的祖國──轉變成一個外在的純知識性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