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身材外貌也是許多北美原住民在我腦中留下的印象，而他們的糖尿病問題確實十分嚴重。再把視野放大一點，你還會發現肥胖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群落還是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尤其是那些生活方式已經很西化的地區，例如夏威夷、關島、新西蘭，以及南太平洋上的諸多島國。這些地方的原住民為糖尿病所苦，要不是自己患病，就是家裏有人因此需要特別照料。
以《槍炮、病菌與鋼鐵》而成名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便在其近著《昨日世界》裏頭提到他1964年初訪新畿內亞考察時的見聞：「我一踏上新畿內亞，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地人的體格精實、靈活，每一個都像西方健身房的教練。如果他們沒背負東西，可在陡峭的山路健步如飛，即使扛着重物也能和我走得一樣快，甚至可走上一整天。我記得看過一個瘦小的女人，體重應該不到四十五公斤，卻背着一袋三十公斤左右米的米，把米袋的帶子掛在額頭上，就這樣跋山涉水。在那個年代，我在新畿內亞未曾見過一個胖子。」可是四、五十年後的今天，「新畿內亞的城市或市鎮也常看到大胖子。全世界糖尿病盛行率最高的就是新畿內亞的汪尼蓋拉族（Wanigela），預估三七%的族人都有糖尿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像北美印地安人，以高糖高脂的炸包為主食；他們吃的東西，就和任何一個歐美西化白人社群差不多。既然吃的東西類似，為甚麼原住民的胖子數目以及糖尿病患反而要比白人更多呢？
原來這是生活習慣的作用。比如住在美國亞歷桑納州南部沙漠地區的皮馬人，他們在白人奪去灌溉水源之前，靠的是自己精細耕作的高纖植物。由於降雨量變化很大，每五年就鬧一次乾旱，所以他們常有糧荒捱餓的準備。事實上，捱餓是這些傳統社會的生活常態，魚汛有時，植物茂盛有時，捕獲獵物的機會更是沒有常規，所以他們的飲食方式絕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這樣，一日三餐準確定時。在這種情況下，有得吃的時候就得大吃特吃、狼吞虎嚥，沒得吃的時候便要勒緊褲帶靜心等候。這就是為甚麼有不少早期西方探險家和學者往往會報告出兩種看似矛盾的描述的理由了。要不說傳統社群的人食量驚人，可以在捕到一頭大野豬之後，全家不停大嚼一天一夜，直到啃剩骨頭；要不就說他們善於忍耐，能夠連續數日在山林漫遊，其間只吃幾枚野果。
其實我們都曾具備這種驚人的能力，因為這正是全人類共有的生活方式，在食物供應未能保證不中斷的年代，地球上每一個族群都只能這樣吃一頓算一頓。所以我們身上都有「節儉基因」（thrifty genotype），以胰島素把腸胃消化的多餘糖分轉化成脂肪，好好儲存起來，一旦碰上荒年，或者捉不到任何獵物的苦日子，這便是活命苟存的本錢了。有些人天生就容易胖，俗話說他們就連光喝水都會肥，今天看來是個很悲慘的命運。但這正正說明了他們身上保存了祖先的優良基因，要是活在過去，他們一定比我們長命，容易熬過找不着食物的艱苦歲月。
只不過今時不同往日，身具這種幾萬年演化出來的基因，卻生在這個食物豐裕的時代，這種人就會比誰都容易得上糖尿病。同樣地，那些直到一百多年前甚至幾十年內才開始現代西化生活的傳統社群，他們比我們更容易長胖的原因也正正是這種基因的作用，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方式還沒完全適應這個再也不必望天打卦的新世紀。本來就存留了超強的糖分儲存能耐，同時又還保有一遇食物就大吃大喝，而且特別愛吃甜食的習慣（那是人類吸收糖分的本能），他們焉能不胖？焉能不成糖尿病的首要打擊對象？
賈德•戴蒙後來在新畿內亞油田食堂看到的景象，就是這些傳統社群遇上新生活的最佳寫照：「在鄉下長大，過着傳統生活的新畿內亞人由於食物來源時有欠缺，可以吃的東西很有限，現在看到食堂每天都有享用不盡的大魚大肉、蔬果、點心，每個人都拼命夾，把餐盤上的食物堆得滿滿的，然後在牛排和沙拉上灑上鹽和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