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沒有出路的危機（天朝之三）

【蘋果日報】古代羅馬的共和，當然與我們今日所知的共和國相去甚遠，簡單地講，那是一種貴族共和，城邦內最有權有勢的大家族共享政權，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來分配和協調大家的利益，不由一人獨大。又由於他們明白同乘一船，不可讓它覆滅的道理，所以又有所謂的「護民官」，確保一般平民至少可以活得下去。於是這種和東方王權很不一樣的體系就一路搖搖晃晃，走到公元前最後一個世紀，凱撒登上歷史舞台的前夕。

德國史學家邁爾（Christian Meier）的《凱撒傳》是三十多年前的老書了，但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權威位置。他這本書寫得十分奇特，明明是想針對一般對上古歐洲史有興趣的讀者，但長篇大論的分析卻又有着嚴謹專著的格局；要說它是專業學術成品，偏又少了最必要的註釋和參考資料，使人不易查對。儘管如此，今天要談凱撒，乃至於整個羅馬史，恐怕沒有任何人可以繞得開他在這本書裏提出的核心概念：「沒有出路的危機」（The Crisis Without Alternative）。

需要強人的時代，一定是個有問題的時代。羅馬共和的晚季，便是這樣一個危機重重，找不到任何出口的時代。經過數百年的征伐，那時候的羅馬早就不只是一座城市了，幾乎整個地中海都成了這個龐大國家的內海。可它的政體卻依然維持了一個小小城邦的規模，依然是元老院那堆老權貴說了算。下面是不斷增長的百姓，日益龐大的軍團，以及每一天都在擴充事業和土地的新富階層；上頭呢？三百元老照樣好官我自為之，老子的老子打下了天下，所以老子的孫子就要理所當然地繼承天下。

這裏頭最棘手的是軍人還籍的問題。我們知道，對內「文明法治」的羅馬其實有點像是強盜集團，把對外征服和搶掠視作最高榮耀，每回將領凱旋班師，都是個能讓國民開心上大半個月的無極樂事。甚麼勝利巡遊，格鬥競技大賽，簡直就是古羅馬的奧運開幕式，能讓人人自豪，社會和諧，最好天天都搞。至於那些立下汗馬功勞的軍團士兵，念的則是新近搶回來的土地和戰利品。所以當時不少名將和執政官皆曾允諾，要把他們打回來的田土分給他們，好讓大部份無地的城市居民願意參軍。問題是根據傳統貴族思維，誰給你土地誰便是你的主子，如此一來，那些士兵就都得效忠帶領他們出征的將領了。這是元老院最不能接受的事，因為那會使得統治集團內的某一個人忽然掌有太大的權力；手握兵符，元老院還能制得住他嗎？所以，凡是倡議這類法令的執政官，多半沒有太好的下場。

需要士兵作戰，但又不能給他們好處，長此以往，怎能不出危機？同樣構成問題的，還有數目龐大的城市平民。版圖擴大，人口自然跟着上升，但絕大多數新加入羅馬的平民都只能按照傳統體制，列入原始三十五「部」中的四部。就好比香港「選委會」的功能界別，有些界的選民動輒萬計，有些界的選民寥寥無幾，但那些界的代表數目竟然一模一樣。羅馬共和亦然，需要大眾投票的時候，一部一票，幾萬人是一部，幾十萬人也是一部，投票權並非人人單個享有。這樣的政制，當然很不公平。

邁爾和以往羅馬史學者的最大分別，是他不輕易把這局面簡化為「大眾對上元老」的二元對立，因為他發現那些被剝奪了權利的平民根本就形成不了有意義的政治力量。首先，政治制度的設計就已經系統地排除了他們的聲音，沒有人能名正言順地代表大眾說話。其次，幾乎每一個貴族子弟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當過護民官，並且在這個職位上「為民請命」，就像那些參加過「窮富翁大作戰」的名人，討得百姓一時歡心。他們向元老院爭取「派糖」，不惜和院內的父執「衝突」；而元老們也很明事理，曉得這是下一代成長的必由之道，遂往往讓他們「成功爭取」，替百姓要到一點甜頭。等到這些年輕人積累的政治資本足夠，他日晉升元老，甚至執政，他們的臉也就自然會變得成熟穩重，懂得國情複雜，任何改革都得一步一步慢慢來的道理。

換句話說，這是個沒有內在反對派的體制，所有的反對者都進不了體制，而所有的體制中人都不可能是反對派。危機不斷擴大，可制度穩定如恒，完全吸納不了危機。不只如此，羅馬共和的最後百年還是個腐敗情況越趨深重的墮落百年。各大新行省的總督拼命盤剝，為了換取手下支持，他們也放着手下豪奪。中央權貴會不時拿些蠅頭小利引誘選民，有錢的選民也會反過來賄賂權貴，好得到政治上的保護傘。然而，羅馬到底是講法的，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加大反腐力度」。最後，就輪到法官受賄了。邁爾認定，這就是羅馬共和後期的罪惡循環：越是貪污，就越多嚴刑峻法；越多嚴刑峻法，貪污反而就變得越嚴重。當年目睹這種情況的編年史家塔西陀留下了千古名言：「corruptissima re publica plurimae leges」（在共和國最腐敗的時候，也就是它法律越繁雜的時候）。

當時的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問題，都在大談改革，並且一談就是一百年，沒有任何辦法。那為甚麼人民不起來革命呢？我們後人站在外面，一定會問這個問題，可身在局內的羅馬人卻不這麼看。他們的平民階層利益分化，會為個別議題站在不同派系的元老背後，偶而短暫結盟。就算有些貧無立錐之地的家伙走險暴動，也還是像電影裏的造反奴隸一樣，敵不過強大的正規軍團。更重要的是，上上下下，居然沒有任何一人想過除了眼前這套體制之外，究竟還有甚麼其他可能。也就是說，羅馬共和既是羅馬人的現實，也是當時羅馬人政治想像力的極限，即使大家都看到它病入膏肓，可硬是要維持它苟存下去。

危機沒有出路，僵局只待打破，於是強人凱撒來了。邁爾筆下的凱撒自私好勝，一心追逐個人榮譽與利益，膽大妄為，無視規條，雖身列名門之後，卻以外來者的形象一舉摧毀殘破共和，獨攬大位。好玩得很，這人很會演戲，儘管貪婪程度不下任何一人，儘管暴虐程度也不下任何一人，可無論當時還是後世，人們都把他裝扮出來的「人民救星」形象當真，稱頌他的偉大。好比今天全世界到處都是的「凱撒」酒店，名字堂皇，實質究竟也是客棧而已。

梁文道：食物的「邪惡」

【飲食男女】只要不是茶餐廳或者快餐店，通常在外用餐，侍者和經理通常都會過來客氣地問問意見。這時候，我們吃飯的人也往往會有一套標準答案，一時要是想不到該說甚麼，又或者不打算認真討論的話，就從那堆標準詞庫裏面隨便找幾個字眼敷衍算了。其實就算飯後想在臉書和博客上面認真評論，我們也會發現，可選擇的文字表述也實在多不到哪裏去。

但有一件事是我最近一年才忽然意識到的，那就是在用英文談論食物的時候，我的字詞選擇和使用中文的時候原來是不同的。就拿上周我說過的那道三星餐廳裏的朱古力雪糕來說好了，它的味道那麼強烈、那麼深沉，以至於侍應一來，我就不假思索地告訴他，這個甜品很「evil」（邪惡）。要是換在一個說中文的環境，我還會用「邪惡」這樣的字眼去形容一份朱古力甜點嗎？當然不。但這是為甚麼呢？

表面上看，以「evil」之類的詞語形容甜品，是英文裏頭的常見習慣，不足為奇。因為大家總是覺得甜品是種很有誘惑力的物事，明知不該多嘗，卻又忍不住一口又一口地把它吃完。所以在英文的餐廳評論網站裏頭，許多人還會用「上癮」、「犯罪」、「引誘」、「調皮」之類的隱喻去談甜品，以至於一切高脂肪高卡路里的食物。請注意，重點在大家似乎都覺得這些食物是不該吃的，只是它們太過誘人，而我們又意志薄弱，鬥它不過，只好像夏娃被騙一樣，心甘情願地上當受罪。

為甚麼這類東西不該吃？當然是因為它們不夠健康，不單破壞了我們的減肥大計，甚至還會帶來很多慢性疾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在吃喝上講，這就是縱慾了。好玩的是，面對某些精緻華美的食物，說英文的人還會用上一些和性慾相關的詞彙去形容他們的體驗，比方說「orgasmic」（高潮的）。於是食物就此平添更多的罪惡，不止對身體不好，並且還有道德錯誤的嫌疑。尤其朱古力和生蠔之類的東西，本來就有催情的傳說，無法自制地貪食這些食物，好像就同時暗示自己真的克制不了自己的性慾似的。放縱慾望，任由它擺佈自己的理性，這自然是不對的。所以我們才會用上這一套和道德評價相關的字詞去介紹那些食物。相反地，你何時見過有人用「引人犯罪」和「性感」去形容一盤青菜沙律呢？

大概是無意識的習慣使然，雖然我不真的覺得一份朱古力雪糕有那麼邪惡；可我還是用了「evil」去回應侍者對它的探問。問題是我為甚麼不真的認為朱古力很邪惡呢？那是因為我的母語是中文，在我們說中文的世界裏頭，吃就是吃，好吃就是好吃，沒有人會把食物拉到道德層面的高度。我們的文化裏頭沒有基督信仰式的原罪觀念，不容易把食物聯想到縱慾的罪惡上去。即使我們有些傳統上被認為具有催情壯陽神效的食物，但大家吃的時候還是性高采烈（甚至更加性高采烈），從來沒想過自己正在偷嘗禁果。

所以今天有些電視節目上的漂亮女主持偶爾用上「引人犯罪」這類的說法去表述食物，我們一聽就會覺得不太自然，覺得她們「鬼鬼哋」。因為那實在不是中文談論食物的方式，也不是華人會有的心態。我們對着食物的時候，從來不帶內疚，也從來不覺得那是個攸關道德的選擇。

梁文道：凱撒（天朝之二）

【蘋果日報】有時候，當寡頭集團壟斷權力和財富，號稱代表人民的政客反過來勒索百姓，整個國家的行政系統紊亂而低效，平民生活艱困且無處求援，他們就會開始期待一個強人。

凱撒「大帝」或許就是西方歷史上最早也最成功的這麼一個強人。除去啟蒙運動那段對一切權威都很敏感的時期之外，歐洲歷史幾乎就沒有停止過對凱撒的想像，不停地為他增添榮耀。他們說他長得好看，高貴瀟灑，氣度不凡。在戰場上他所向披靡，從不知道失敗的滋味；在政治上他敢於破舊立新，顛覆一切不合理的規則。他可以非常勇悍，對敵人絕不留情；但又慷慨大度，絕不記恨。他不只是偉大的軍身統領，至高無上的獨裁者，羅馬史上第一個受封神格的凡人，甚至是位了不起的文豪，其《高盧戰紀》至今仍是學習拉丁文的教本。不只如此，凱撒還是叫人心碎的大情人，「所有女人的男人，所有男人的女人」。於是，不只當年羅馬的男女愛他，就連後世的男女也還在迷戀這個從未在時間當中消失過的幽靈。已故美國作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便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她讀《高盧戰紀》的感受：「我立刻愛上了凱撒……，那或許是一切文學作品當中最為雄性的典範」。

儘管凱撒沒有當過一天皇帝，但後來羅馬帝國的皇帝還是被人叫做「凱撒」；儘管當時的羅馬人從未想過要回到共和成立之前的王政時期，但日後的史學家也還是把他當成帝王對待，覺得他是真正的帝國之父。於是，中文世界也就順理成章地把他叫做「凱撒大帝」了；便連原名應該譯作《朱利．凱撒之悲劇》的莎翁名作，在我們這裏也以《凱撒大帝》定稱。畢竟，還有哪個地方的人要比中國人更加熟悉皇帝的存在呢？

更不要說他那最後的悲劇，孤身一人在元老院內被一群陰險小人謀殺，其中不乏他最信賴的友人（後來遺囑公佈，大家才驚訝地發現，其中一些財產受益者竟是有份刺殺他的兇手）。羅馬人民憤怒了，他們暴動、騷亂，更加突顯出他是多麼地受人愛戴，而那些高坐廟堂之上的權貴又是多麼地卑鄙可恥。凱撒的形象因此定格，他是個站在百姓那邊的改革者，是權貴集團的宿敵，他把光榮帶給羅馬，並且成為歷史上一切光榮強人的原形。就算科幻電影《星球大戰》，也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原形：原來的銀河共和國腐朽無能，受夠了的人民決定放棄舊制，擁戴最有意志也最有能力的強人，讓他把銀河變成一個帝國。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階級矛盾和民主政治已是歐洲政治的主軸之一。羅馬史權威蒙森（Theodor Mommsen）就乾脆把凱撒時空錯置地解讀成一個為民請命的革命家，將他樹立為一個現代人民領袖般的巨人：「那是一個陳舊的世界了，即使凱撒那般得天獨厚的愛國心都無法使它回春。黎明必待黑暗過去始得回返。但凱撒至少在酷熱的正午後，帶給疲困的地中海人一個尚可忍受的黃昏。而當最後的黎明終於到來，新的、自由的國家與民族開始向較新的、較高的目標競驅時，其中有不少是由凱撒所播的種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與獨立性當歸功於凱撒」。

羅馬共和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的憲政政體，把權力從王權手上分佈給一群精英貴族，讓他們彼此制約，達至均衡。同時它又擁有平民大會和護民官，理論上保障了平民的權益不受貴族侵犯。更重要的，是它真正「依法治國」，上上下下各安其位，皆在法律框架之內。相反地，凱撒則是一個視法律如無物的逆徒，明明過了法定任期，卻不願交回權位。他率軍渡過盧比孔河，更是明目張膽的軍事政變。他後來的所作所為，以及元老院迫於其淫威而獻上的種種諂媚，都是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國王聽了也要臉紅的笑話（例如依照他的名字Julius，把他出生的月份改名為July）。

這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嗎？分割權力，限制集權的共和體制反而被人唾棄，覺得它陳腐不堪；一個公然犯法，欲把大權集於一身的野心家，反而被認為是個人民的救星，將要引領大家走向「更自由」的「黎明」？

是故，每當我看到有人抱怨政局太多爭論，不能集中精力幹實事；每當我看到有人數落官僚腐敗，慨嘆民生苦況上天不聽；我就會忍不住猜想，這是不是一個凱撒重生的溫床？比起溫吞和緩，充滿計算和「空談」的共和；有時候，人民會更加喜歡一個形象鮮明的姿勢與形象，一個凱撒般的強人形象。

梁文道：五分鐘的香港史

【新世紀】我們不能想像，當年立憲派在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想把權力從皇帝手上下放至一套更加民主也更加有限的框架內時，慈禧太后會這樣子質問他們：「為什麼過去兩千多年來都沒有人要向皇帝爭權立憲，今天你們卻跑過來跟我這個老人立憲呢？」

我之所以想到這個荒謬的情景，是因為最近在網上，又看到有不少人提到了一個每逢香港發生爭執爭論的時候，就一定會被拿出來說的老問題：「為什麼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面，香港人不跟英國政府爭民主，如今回歸了，卻反而才吵著要民主呢？」

一種政治意識的醒覺，一種政治觀念的普及，總有它的背景與時機。抽空掉所有這些背景和時代的因素，單純地質疑今日港人的民主訴求為什麼沒有在過去出現，大概就像我開頭設想的那個情況一樣，實質意義不大。因為要是按照這個邏輯，恐怕全世界的國王都要覺得自己很冤，怪自己生的不是時候，怎麼爺爺當年就沒遇過這種事？再退一步說，就算那些國王和獨夫可以恨自己命苦，但怨嘆歸怨嘆，這種話終歸不是一個拒絕民眾訴求的理由。

許多人反覆提起這個奇怪的問題，除了不熟悉香港的歷史，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心態。他們猜疑港人是否有種甘為英奴的情結，所以過去不向殖民主申訴什麼民主權利；等到回歸，這才回頭向祖國要這要那。換句話說，這是只敢「欺負」自己人的心態。

那麼，香港人是否真的那麼諂媚英國呢？這就得分兩頭來說了。首先，面對殖民者，你最應該要的恐怕不是什麼個人的權利，而是直接反殖。事實上，香港歷史上便曾有過兩次聲勢浩大的反殖運動。

發生在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或許太過久遠，姑且不論（儘管這場為時16個月的罷工至今仍是世界紀錄），但「香港暴動」就很值得注意了。當時參與者及支持者稱它為「反英抗暴」，於1967年5月6日發動，同年10月結束，是一場由香港的左派響應內地「文革」，展開對抗港英政府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試圖讓中國提前收回香港，或者至少癱瘓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一時間頗成氣候。

其間，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強烈批評左派的行徑，數日後，他與堂弟遭人投擲汽油彈燒死，被認為是「香港暴動」場面慘烈與言論自由受影響的標誌性事件。「香港暴動」可算是香港發展的分水嶺，間接促使當時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可大家知道這場騷動是怎麼平息的嗎？一方面那固然是港英強力鎮壓；另一方面卻是中央下令叫停。為什麼有人起來反殖，想要早點回歸祖國，祖國反而想要冷卻這股愛國熱情呢？原來是為了貫徹中央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

港人「歸家」的渴盼也許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這樣強烈，畢竟構成香港多數的人口，有的是1949年後就南下的，更多的是之後陸續逃港的難民。此所以「九七問題」一擺上政治日程，香港便出現了「信心危機」，以至於出現又一輪移民潮。

表面上看，香港民眾的訴求，只是部分人為了應對回歸的計劃。可是，它同時又是對港英當局的衝擊。要知道，那正好是在韓國及台灣民主化的大環境下，身為「東亞四小龍」的香港，其中產階級也正好在這個時候有了更清醒更強烈的民主意識。這是過去的港英所沒見識過的新情況。時常抱怨「港人過去不向英國爭民主」的論者，恐怕都不曉得，如今香港的骨幹人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曾經利用各種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張，那時他們要的不單是回歸之後的民主普選，還包括英國治下的政治參與空間，使得當時的港府十分頭疼。

最有意義的是，現在被人稱作「民主回歸派」的，一方面要求民主，另一方面則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場，歡迎回歸，期待擺脫殖民統治。他們的態度，大可以一言總結：「香港回歸，不必再受殖民者統治，我們中國人終於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翁了；這時候，民主豈非天經地義，勢所必至？」於是民主權利的實現與民族回歸就是個一而二、二而一的理念了。

現在回頭再看「香港人為什麼當年不向英國爭民主，現在才反過來欺負祖國」這句老生常談，言者可能根本沒意識到它對「民主回歸」這個理念以及對自己的傷害，因為它不知不覺地把中國和英國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自己人當家的祖國難道能和殖民者相提並論？終於不必受外人統治，要做自己的主人翁，難道也是欺負自己人？

梁文道：Puer（當食物變得「邪惡」之一）

【飲食男女】有一回，我在歐洲一家老字號餐廳晚飯，那是一家經過三代三星大廚主理的名店，三代人各有特色，盛譽始終不墜。我還被人請去廚房參觀，和年紀不大的第三代主廚聊天，他的性格低調樸實，就算不聽他說話，也完全可以從他做的菜裏見識到他的個性。

用英文講，他的菜遵循了「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原則，不花巧，沒有任何多餘的招數，準確而精緻地呈現出食材的原味，甚至連結尾的雪糕也是如此。那時，我們已經嘗過芝士和兩道甜品，覺得自己再也吃不下任何東西了；可侍者這時推來了一輛小車，為我們奉上一匙又一匙不同口味的雪糕。那些雪糕，全都是它們最該有的理想的樣子，尤其朱古力，你真覺得它就該是這個味道，香濃、潤滑、冰涼，微苦後有一陣陣澎湃的回甘。

侍者看我們撑着肚子把東西吃得乾乾淨淨，於是笑瞇瞇地過來問候。大家猶在沉思回味適才經歷，一時不知如何言語，於是我就用了「evil」這個字眼去總結我對那球朱古力雪糕的感受。侍者滿意地大笑，然後進言：「如果你覺得這個朱古力雪糕就叫做evil的話，那你就該試試我們一款非常特別的菜了，十分罕見，十分難得，既黑且濃，那才是最evil的滋味」。我聽見他用帶着濃重法文腔的英語介紹這款茶的名字，好像叫做「pure」，霎時想不起是甚麼茶葉，於是便隨他建議，等着見識這杯更加evil的熱茶。

結果他剛把茶湯倒進瓷杯，我就立刻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而且啞然失笑。原來那個被他形容得陰沉黑暗，口味濃厚的evil茶款，就是「普洱」！他剛才說的不是「pure」，而是「puer」。坐在一桌老外中間，我也不好多說些甚麼，只能囁嚅地告訴他們，這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茶款之一，絕不罕見。當然啦，以歐洲三星級餐廳的標準而言，「puer」或許就真的很獨特了，他們有誰會想得到以它來代替 espresso，消解一頓飽餐之後的油膩呢？我不能不佩服這家店的大膽和明智，因為我們中國人也的確是把「puer」當作消脂妙品來用的。同時，我還向他們保證，「puer」真是中國市面上單價最貴的茶葉，愈陳愈好，很多人拿來投資炒賣。

我沒有告訴他們的是，「puer」也不全是那麼貴的，在香港，隨便一家茶樓大牌檔都會供應大量的普洱，大家幾乎當水來喝，賤起來也可以很賤。而這家名店所準備的普洱，在我看來，除去神秘精美的包裝之外，頂多也只不過是比茶樓一般貨色稍好而已。更不用說奉茶方式，像他們這樣用英式大茶壺來泡一小包茶葉，再胡亂倒進白瓷骨杯，任你茶葉再好，也是浪費。算了，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文化差異。差異，據說可以產生美感。果然，那些老外看起來都喝得挺美，我就不好掃興，我們的普洱與這裏的「puer」之間的距離。

回想此事，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我當時為甚麼會用「evil」這個字去形容朱古力雪糕，那位侍者又為甚麼會把普洱也說得很「evil」？當我們在使用「evil」這個說法的時候，我們到底在想些甚麼？食物與表述食物的語言之間，究竟有甚麼關係？不同的語言與食物又是否有些不一樣的聯繫呢？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永恒的天朝 （天朝之一）

【蘋果日報】今年四月一日，英國曾經傳出一些捉弄人的假新聞，宣稱蘇格蘭獨立一旦成事，當局就會重建隔開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哈德良長城。這個消息的事實基礎在於的確有人正在維修這段羅馬帝國時期留下的巨大遺跡，而修復它的工程專家當中又的確有幾個蘇格蘭人，他們開玩笑地告訴記者，那是為了準備獨立。

其實這道城牆並不算是英蘇界限，真正的疆域界限還遠在它北方幾公里處，可哈德良長城就是英蘇邊界這個想法，卻早已深入人心，成了許多英國人心目中疑真似幻的常識。哈德良長城真正標記的，其實是羅馬帝國數百年間不斷擴張的極限，是無盡野心的終止，是盛世太平的開端。哈德良，正好排在「羅馬五賢帝」中間，將帝國推向頂峰，同時也決心修整體制，休養生息，好鞏固先輩得之不易的成果。那一段橫亙不列顛島的長城是他用石塊搭築的宣言，正告天下羅馬慾望在空間上的盡頭；而他在帝都留下的萬神殿，則是以大理石修建的方舟，代表此後將離開地面，永恒航向時間海洋的無垠彼岸。

比利時作家瑪格麗特·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的經典巨作《哈德良回憶錄》，以前曾有三種中譯，最近又有了陳太乙的台灣新版。我不諳法文，但我思疑這可能是最好的版本了。因為它體現出了一位有教養懂節制的帝王的語氣，不矯揉造作，但也不粗鄙無文，恰好是一把見盡人世滄桑變化，深明俗世智慧的治國者的聲音。關於那道石牆，哈德良說：「人生苦短：我們不斷談論過去或將來或將接替我們的世紀，彷彿它們完全跟我們無關；然而，在我的戲法裏，我以石頭來接觸連結。我築起的長城上，曾觸摸城牆的逝者體溫猶存，尚未誕生的雙手也將輕撫這些圓柱柱身。愈沉思冥想死亡，自己的，尤其是他人的死亡，我就愈想試圖讓我們的生命，多出一些完全亡滅不了的延長」。

瑪格麗特·尤瑟娜是第一位入選法蘭西學院這個保守機構的女性。有意思的是，當時很多論者都覺得她的文風非常剛陽，完全不合一般人對女作家的想像。尤其《哈德良回憶錄》，雖有大量資料準備，但究竟虛構，偏能得來不少古典學者的讚賞，覺得那就是奇男子哈德良的心聲（假如他真要寫一部回憶錄給後繼者的話）。

在她這部沒有情節的長篇書信體作品裏頭，晚年哈德良是個在死亡陰影面前不斷思索永恒，並且意欲觸及永恒的人。而且還不單是個體生命的延長，更是羅馬世界的永恒：「羅馬笨重，尚未成器，徒然空泛地沿着河畔平原蔓生，卻不斷尋求更大的成長，於是，城邦變成了國家。可能的話，我亦希望國家更強大，擴及全世界，萬事萬物。……羅馬，我大膽地第一個宣稱它永垂不朽；它愈來愈像亞細亞崇拜中的大地母神，能孕育子孫，物產豐收，且將猛獅及成群蜜蜂都守護在懷裏。然而，任何號稱永恒的人造物都必須配合大自然多變的節奏，與星辰運行同步。……日後將出現其他形態的羅馬，現在我難以想像它們的面貌，但必將貢獻一己之力塑造其形象。有些城市年代古遠、神聖，卻已歷經變革，對現今的人類而言已喪失價值。參觀這些地方的時候，我每每暗下決心，必盡力避免我的羅馬走上底比斯、巴比倫或泰爾的石化命運」。

這番話，確實像是一個偉大王者會說的話，每當他們自覺畢生功業大成，就一定要開始思考不朽的問題。正好和羅馬哈德良同代，東方的漢武帝也想過不朽的事，只不過他想要的卻是個人肉身的不朽，惡死求仙，徒惹「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葉已蕭疏」之譏。同樣建過長城，也同樣醉心不朽，但比他倆早得多的秦始皇就比較複雜了，他既想要帝國之永恒，一世二世以傳萬代，又想要長生不死，做時間的主人。最後，他死得荒誕，莫名其妙。

很奇怪，包括哈德良在內的好幾位羅馬皇帝雖然都曾進身神格，被子民當成神祇祭拜，但他們都沒有想過要長生不老。事實上，這個念頭幾乎從未出現在西方帝王的腦海之中。他們希冀的，往往是王朝國家的長存不滅。可是到了最後，那一個又一個的王國還是難免石化的命運。反觀中國，儘管有好幾個不想死但又難逃終究一劫的皇帝，卻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不無爭議地成了所謂「從未中斷的文明」，乃至於今日仍被戲稱「天朝」。

然而，羅馬又何嘗不是一個「天朝」呢？尤瑟娜似乎鑽進了哈德良的大腦，替他想像當時羅馬子民視之為神明時的反應：「若朱庇特是世界之腦，那麼，背負整頓與管轄人類事務的人，很合理的，大可自認是這主宰一切之腦的一部分。……而我迫於職責，必須對一部分人類扮演神的角色。國家的權力愈擴展，愈用冷酷嚴苛的鎖鏈將人們綑綁，人心就愈渴望在這條巨大鎖鏈的另一端安置一位保護者的崇高形象」。畢竟，在哈德良的心目中，羅馬必將擴及全世，「與星辰運行同步」；在這個樣子的世界帝國之上，背負重任的人自當位屬奧林匹斯山上眾神的行列。

尤瑟娜想像的哈德良到底是她回溯西方歷史兩千年的產物。「日後將出現其他形態的羅馬，現在我難以想像它們的面貌，但必將貢獻一己之力塑造其形象」，這句話一定只有在看過其他形態的羅馬之後，才寫得出來。

從前我讀美國建國文獻之一的《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其中一個印象最深的特點，就是幾個作者對羅馬的念念不忘，總是以羅馬為參照，考慮這個新國家的走向。就連共用的筆名，也要假借羅馬共和執政官普布利烏斯（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的名義。今天的美國儘管從未自稱羅馬，不過近年諸種關於美國衰落的輿論裏頭，羅馬始終是個揮之不去的隱喻。再看曾經與美國對敵的「第三帝國」，法西斯固然源自羅馬權威的標誌，希特勒豈不也曾魂牽夢縈地想要把柏林建成未來世界的「新羅馬」嗎？

羅馬消失了；但羅馬長在，以多種不同的形態。在這個意義上講，羅馬果然也是一個天朝。

梁文道：破產吃豆腐（餓相之二）

【飲食男女】餓的時候，就想吃飽；等到飽了，便要吃得好，這大抵是人慾本性。蕭紅幼年住在哈爾濱邊上的小城呼蘭，仗着還不錯的家境，當時倒還用不着捱餓。於是其傳世經典《呼蘭河傳》記下了人在吃飽的境地渴望吃好時的慾想，雖非親身體驗，卻照樣入木三分。例如豆腐，一磚豆腐能值多少錢？但在你窮得只能三餐都進澱粉質的時候，一塊豆腐可就很了不起了。蕭紅筆下的呼蘭百姓，只要在家裏一聽說在街上叫賣豆腐的人來了，就會笑盈盈地思想：

「晚飯時節，吃了小葱蘸大醬就已經很可口了，若外加上一塊豆腐，那真是錦上添花，一定要多浪費兩盌包米大雲豆粥的。一吃就吃多了，那是很自然的，豆腐加上點辣椒油再拌上大醬，那是多麼可口的東西，用筷箸觸了一點點豆腐，就能夠吃下半盌飯，再到豆腐上去觸了一下，一盌飯就完了。因為豆腐而多吃了兩盌飯，並不算吃得多，沒有吃過的人，不能夠曉得其中的滋味的。」

「沒有吃過的人，不能夠曉得其中的滋味的」，儘管沒有人會真的從沒吃過豆腐，但蕭紅這麼寫也不誇張，因為還有太多人平日真吃不起豆腐，乃至於有人會想：「假苦一個人開了一個豆腐房可不錯，那就可以自由隨便的吃豆腐了。果然他的兒子長到五歲的時候，問他：『你長大了幹甚麼？』五歲的孩子說：『開豆腐房。』這顯然是要繼承他父親未遂的志願。」

關於對豆腐的盼想，蕭紅還談到她老家的一個民間傳說：「傳說上，有這樣的一個家長，他下了決心，他說：『不過了，買一塊豆腐吃去！』這『不過了』的三個字，用舊的語言來繙譯，就是毀家紓難的意思；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我破產了！』。」

豆腐是人工製品，不花時間自己動手，又不開豆腐廠，還真是非買不可。但蘑菇就不同了，天生天長，採得到就行。偏巧蕭紅家租給別人住的一間破草房屋頂上能長蘑菇，每年一到生蘑菇的季節，那家人就全體動員爬上房頂摘採，惹來附近鄰居羨慕：

「這蘑菇是新鮮的，可不比那乾蘑菇，若是殺了一個小雞炒上，那真好吃極了。」

「蘑菇炒豆腐，噯，真鮮！」

「雨後的蘑菇嫩過了仔雞。」

「蘑菇炒雞，吃蘑菇而不吃雞。」

「蘑菇下麵，吃湯而忘了麵。」

「吃了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薑絲，能吃八盌小米子乾飯。」

「你不要小看了這蘑菇，這是意外之財！」

蕭紅總結鄰居的心態：「……都恨自己為甚麼不住在那草房裏。……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租房子還帶蘑菇的。於是感慨欷歔，相嘆不已。」

這些人都不算是饑民，他們是窮，窮到想豆腐想蘑菇想到了快發瘋的地步。很不可思議，是嗎？其實香港，就在我們這座「亞洲國際城市」，便有十五萬營養不良的兒童，四分之一的小孩活在貧窮線下，一顆雞蛋可能就是每日唯一的蛋白質來源，一罐午餐肉或許就是每周唯一的肉食。只是我們有太多像我這樣寫吃寫喝的文人，常和大家談論美食；惟獨沒有蕭紅，去說一些不入大雅之堂的餓相與窮想。

梁文道：帝國末日的回憶

【蘋果日報】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誇大它的意義，乃至於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幹過些什麼，剛剛聽到新聞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地，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凱薩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國覆滅的關鍵時刻呢？

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原來並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後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十多年後，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築，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後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摺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着鏡頭和閃光燈湧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天。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徵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麼我們關於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麼了不起。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後，由於人類記憶的遊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敍事上的浪漫需要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乾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裏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托顯出這命運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亡，事後回想，總是帶着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犯，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後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又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於最後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聖索非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終結前的垂憐。「蜘蛛在凱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輓歌」，無論它多麼地可鄙，多麼地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麼一首淒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歐克勒瑞（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後一天》裏，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剩下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房裏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保持互稱同志的關係多年的前共產主義者——打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於狂喜中，忙於瓜分他們得到的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於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於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傳媒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事會得罪新上台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當權者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統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定。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在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到底是有點好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後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於是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乾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歐克勒瑞這部巨著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於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事件，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份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紀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於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份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整部中國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曆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歐克勒瑞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是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當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了。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於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之後，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之後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份時間都在纏鬥不休的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了。作者常常藉着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那麼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後來歷史發展的主因。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份的蘇聯觀察家看來，蘇共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因為這場政變而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沒有人能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後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衝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竟然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又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擾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麼直到一九九○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悄無聲息？歐克勒瑞大概就是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後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像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一直到戈爾巴喬夫最後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着距離，我們都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於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後，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麼地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後，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

梁文道：餓成死物（餓相之一）

【飲食男女】大抵是秉承了古人先輩的好傳統，現代華文作家寫吃的文字確實不少。例如張愛玲，從她寫老上海庶民尋常飲食的文章看來，她應該是喜歡吃的，而且很有自己的主張：「大餅油條同吃，由於甜鹹與質地厚韌脆薄的對照，與光吃燒餅味道大不相同，這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有人把油條塞在燒餅裏吃，但是油條壓扁了又稍差，因為它裏面的空氣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從前我在台灣老吃燒餅油條，但總是照着常例將油條夾進切了口的燒餅，從沒想過分開來吃會是甚麼滋味，下回看來得聽祖師奶奶的話，試試這裏頭的分別。

張奶奶談吃，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意思；可與她同代和她並稱的蕭紅呢？其實她也常常寫到吃，而且寫得觸目驚心，只是識者太少，往往忽略。

那天和許鞍華對談，宣傳她拍蕭紅的傳記電影《黃金時代》，我便提起了這一點，嫌她拍出來的場面還不夠「餓」。這是我對這部片子唯一的不如意，好在導演大方，點頭說是，並且說明：為了拍好那幾場在哈爾濱捱餓的戲，其實扮演蕭紅的湯唯已經先禁食兩天了。我性格殘酷，還嫌不夠，向她建議：「應該讓湯唯再餓一點，光是兩天不吃飯算不了甚麼，必須吃了一頓之後又禁食一、兩天，並且不使她知道下回能夠飽肚是甚麼時候的事。等到好不容易終於有麵包啃了，她心裏想的就是這餐必須好好吃足，因為明天或許就沒飯吃了。」

這是個玩笑，卻也是當年蕭紅生活的真實寫照。死在三十一歲上的蕭紅，一生多難，總是在出走總是在逃亡，不只要拖着一副病軀上路，而且還必須學懂與貧窮和飢餓共處，於是她寫出了現代華文作家中最奇特最慘烈的吃相。那可不是周作人談茶點式的淡雅，也不是燒餅和油條好不好夾在一塊的問題；而是更加根本也更加貧乏的，吃飽還是捱餓，活着還是死掉的問題。

就像本地作家洛楓為新近出版的《蕭紅小說散文精選》所寫的序裏說的：「蕭紅這些『吃』的書寫，沒有張愛玲的華麗與冷峻，卻是毫無掩飾的張狂『餓相』，愈是寫得細膩詳盡，愈是透着天真與愁苦，『吃』對她來說不是生活的講究，而是基本生存條件的需要，她祇求『不餓着肚子』、能有力氣走日常的路而已，但亂世與飄零的際遇讓她每天張開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為『食物』張羅」。

例如《商市街》，一本很像小說的散文集，其中出現過的飢餓便已不計其數，花樣之繁多，猶如人家寫一餐接着一餐的盛宴美食。一般人寫餓，來去就幾種說法，所以看得出來他們多半不懂得餓，「餓昏了」三個字一出來就是已經很餓很餓的意思了。但看《商市街》裏一篇〈雪天〉，蕭紅卻以幾百字穿透「餓昏」背後，直接把餓關聯到人生存在之沉悶無聊等形上層面去了。一開頭，先是這個大概是因為餓而無能為力也無事可幹的敍事者醒了過來：

「我直直是睡了一個整天，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漸漸從灰色變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並且也餓了。我下床開了燈，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頭髮，揉擦兩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長和無底，好像把我放下一個煤洞去，並且沒有燈籠，使我一個人走沉下去。屋子雖然小，在我覺得和一個荒涼的廣場樣，屋子牆壁離我比天還遠，那是說一切不和我發生關係；那是說我的肚子太空了！」

百無聊賴，敍事者只好打開其他感官，有氣無力地聽聽一切聽得到的聲音，看看所有看得見的物事；比方說小玻璃窗外的雪：

「我想：雪花為甚麼要翩飛呢？多麼沒有意義！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沒有意義嗎？坐在椅子裏，兩手空着，甚麼也不做；口張着，可是甚麼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機器相像。」

彷彿要是不吃，人不只做不了人，甚至便連當動物的資格都要失去（那有不吃東西的動物呢？），只配淪為雪花一般的死物，即便不得不從自然力量飄動，到底也是沒有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