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當上帝遇上壽司之神（二之二）

【飲食男女】「為人民服務」，這是芸芸中國流行口號當中，我記得特別鮮明的一句話，因為我曾經想了很久，這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回想我初遊大陸那幾年，民風不類今日，儘管吐痰的人比現在多，儘管大家對排隊還沒甚麼概念；可那時候的人心真是比現在純良太多，隨便在上海的馬路上打開地圖試圖辨認方向，就一定有人過來主動幫忙指路；偶爾步過小鎮巷弄，不太禮貌但又忍不住好奇地朝人家老宅子門縫裏張望，竟然就有人出來打開大門叫你進去喝茶。每當遇見這種情景，我就會想起「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沒想到他們真是為人民服務呀。可另一方面，當我真的走進某些我們香港人稱做「服務業」的場合，便又忽然發現，他們不知怎的又不「為人民服務」了。例如老字號國營飯莊裏那些永遠擺着一副晚娘臉的服務員，冰冰冷冷，百呼一應，好像你是來借債多過吃飯似的。又如百貨公司的燈光，總會在 7點多就開始一盞盞地熄滅，而售貨員也總會在這時候就開始催促客人滾蛋： 8點一到，鈐聲大作，滿堂一片歡呼，原來下班的時間到了，員工出獄般地作鳥獸散，做到一半的交易也只能至此作罷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這些很不願意服務人民的服務員，也許同時就是我在路上碰見的那些熱心百姓，何以同一個人會有着截然不同的兩種面孔？在拿工資該服務的時候不服務，在休閒的時候才以助人為樂。我也想過，會不會有這種可能，服務業服務的只是「人民」，一種抽象的集合概念，多於像我這樣一個具體的活人。

無論如何，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為人民服務」早已過時的今天，不知何時開始，服務業卻相信起一條十分資本主義的信條：「顧客就是上帝」。並且和其他市場經濟社會不同，中國人似乎不把這句話當做比喻，而是真的認為顧客就是上帝。所以我們才會比較容易在中國的機場和中國客人比較多的航班上看見鬧事的狀況，那些稍有不順就拒絕下機，或者乾脆在停機坪上抱着飛機輪胎不走的，並非常人；他們是上帝。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或許是全球消費者意識最強的國家。例如每年的「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大概只有中國的商戶才會這麼如臨大敵，因為那天的媒體特別活躍，會睜大眼睛盯住你等你犯錯，甚至於以你服務態度欠佳的報道來勒索金錢（他們說那也是種廣告費）。這一天，上帝們也會特別兇悍，再無理取鬧，你也得像服侍主地來服侍他們。

這種轉變，背後自有不少因素。談得比較多的，是保障消費者權益的體制不健，許多商家信譽不佳，所以客人就只好像孩子一樣，不鬧就吃不到奶。另外一個可能沒那麼受到注意的原因，我猜是中國原來就有的一套非常誇張的權力層級意識。有點權力地位的，就可以對着下頭說話時眼睛不瞧着你，頤指氣使；等到他碰上地位和權力比他大的人的時候，就輪到他涎着臉站在人家屁股後頭聽指示了。現在，錢就是權力，權力就可以換算做錢，於是花得起錢就是大爺，大爺要求甚麼都不過分，大爺不高興還可以找人砸了你的場子再給你一大筆錢重新裝修。所以我們才會不時聽到這種故事：在外旅遊要是遇到不順心的事，便以為人家歧視，以為人家嫌你沒錢，然後大喝一句：「你是不是以為我沒錢！老子有的是錢！」進而掏出腰包，要把人家整間店鋪的東西通通買下，花錢洩憤。這種人，當真覺得銀子就是面子，有錢無所不行，在外消費則是上帝天降甘霖，於是又喜歡說「我不花錢，你早餓死了」。

我不想糾着前陣子在東京「數寄屋橋次郎」分店鬧出事來的林初寒不放，但我真覺得她事後那篇博客上的「取暖文」很能說明這種現象。去頂級名店遲到四十分鐘而不道歉，這是失禮；在全球最有名的壽司鋪要求每一道壽司都得煮熟，這是花大錢而不做功課（我不願說這位留日學生沒有日本文化常識）。事後她居然還要在網上怪人家態度不好，說「換成安倍！換成奧巴馬！他敢這種態度嗎？」莫非她以為安倍晉三和奧巴馬去那裏吃飯就可以天經地義地遲到，就可以說要甚麼就給甚麼？莫非權位真的就是這麼了不起，想怎樣就能怎麼樣？當然不能，因為你有身份，人家也有身份，最有身份的人才更該尊重每一個常人的身份。這又讓我想起了關於李鴻章的一則野史傳聞。話說當年他出訪海外初嘗雪糕，見它不斷冒煙，以為這是個很燙的食物，便猛朝着它吹氣，結果給老外笑話。後來人家回訪北京，懷恨在心的中堂大人故意請吃滾燙生煙的過橋米線，不察者還以為這東西冰如雪糕，大吞一囗，遂落得個唇舌俱傷的下場。我從不相信這則很多人當做大長民族志氣的故事，因為它不只違反常識，而且還太小看乃至於污衊了老成謀國的李鴻章之肚量。如果日本首相和美國總統真像林小姐這麼鬧，說不定店家態度還真不會怎麼樣壞；只不過暗裏竊笑就在所難免了。給得起錢，或者還真像無所不能的上帝；可你若真是上帝，就不會讓人在你背後看你不起了。

梁文道訪新亞書店：當時只道是尋常

當時只道是尋常
梁文道訪新亞書店

【讀書好】

梁：梁文道
蘇：蘇賡哲

追憶淘書年華

梁：今日我帶大家來到香港一間有名的書店，新亞書店。我最早去的時候，還是個中學生。當時它在旺角另一個地方，離我學校很近，後來整棟大廈拆了，書店就搬了家。今日第一次回來新店，這裏也經營五年了。不過我一上到來就頭暈，這裏跟我家裏的陣勢差不多。我現在每次回家都頭痛，經常尋書不獲，於是只好又買新的回來。情況就像我眼前的一樣，那怎麼辦呢？

但這情況其實很常見，如果你真的要去二手書店，你就要有耐性慢慢逛、慢慢挑，這正是逛舊書店的樂趣。香港二手書店凋零，其中一個原因，我懷疑正是香港人缺乏這樣的悠閒和興致。今日很高興請到曾在珠海書院任教的蘇教授蘇賡哲先生。蘇生，你辦新亞書店都多少年了？
蘇：四十多年了。

梁：你是教書的時候開始辦書店嗎？
蘇：教書已是四十多歲的事，開書店時我才二十二歲，那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與香港暴動的年代，舊店就在洗衣街那邊。那時是由地下做起的，然後搬到閣樓、再遷到二樓、三樓，最後到十六樓，可謂最高書店了。

梁：搬店就是因為遷拆嗎？我印象中舊店大得多，而且書籍擺放較整齊，現在這樣用書疊成「豬肉檯」，也挺難找書。
蘇：舊唐樓當然比較寬敞，現在找書不易，但也可能有一天找到出來，書已經很值錢了。

梁：七、八十年代香港還有很多二手書店，去到九十年代還剩下實用、學津，過海則有神州書店、灣仔三益，現在三益都消失了，神州則聽聞以外國客為多。我印象中，當年逛舊書店不時會淘到寶。我便試過在書店找到胡適的親筆書信，我興奮得立即裝作沒事，把信低調放回去，然後冷靜付錢，走人。那時還有這樣的淘書故事，我想現在機會渺茫了。
蘇：龍良臣先生過世後，實用書局也不想做下去了。不過現在一封胡適的信也要幾萬元，可以去拍賣了。



梁：我知道新亞還有拍賣會，情況是怎樣的呢？
蘇：拍賣會三、四個月辦一次，成績也不錯。而且是全國性的，也多內地人下來。以前較有機會淘到珍品，但現在不同了，窮鄉僻壤也好，一部電腦就能通曉世事，「執死雞」的可能性低了。

梁：但既然一上孔夫子舊書網，已猶如將整個華文世界聯網了，書店會否因此而難做了？客人都不用專誠來書店和拍賣會了。
蘇：這裏的客人的確愛書，但其實他們買的，遠遠超過他所讀的。有個講法是這樣的，在原始時期，如果一個在山洞裏生活的男人需要女人，他會用木棍打暈對方，再拉她回山洞，說的就是實用價值。但隨着文明發展，男人開始愛上女人，就開始跟對方談戀愛，把她娶回家去了。書也一樣，不少人買書講求實用價值，但來我們書店的人，更享受追求的過程，這跟上網購書完全是兩回事。

梁：所以網絡書店對你影響倒是不大了？
蘇：毫無影響。因為這班讀者的樂趣是往書店裏逛，但網絡無法讓人真正走入去。

梁：竟然毫無影響！那新亞的讀者通常是甚麼人呢。聽你的說法，似乎內地遊客不多，而是以本地人為主。
蘇：這裏確是個非常小眾的地方，客人都跟我一同年輕過，現在又一同年老。當然也有學生隨老師前來，成為第二代客人，但其實我常說，新亞客人的數目，一車旅遊巴都載得下。

舊書店生態圈

梁：我曾聽人說新亞書店是靠一百個客養起的，這可是真的？
蘇：真的，你也是那一百個的其中之一。當然當奶路臣街整條街都是舊書店的時候，數目不止於此。現在同業競爭減少了，人客數目並沒有降低太多，但如果連這裏都支撐不了，就不知道怎算好了。

梁：那你現在的貨源是從哪裏來的呢，跟以前有甚麼分別？
蘇：以前我每天都去全港九如鴨巴甸街、荷李活道，上環的舊書攤四處覓書。不過現在他們都不存在了，就靠這四十多年來的熟客賣書給我。

梁：那不就很有趣？賣書給你的，又是跟你買書的人，像個循環不已的生態圈。
蘇：不是有人發明了一種密封的玻璃瓶？裏面種了不同植物，甚至還養着魚，自給自足，正是這循環狀態。

梁：小時候常聽到，哪裏有老人家過世，就會有很多藏書散落出來。所以現在這情況很少了？
蘇：還有的。每逢有這類人過世，他首先想安頓好的，就是書，書是他們的宿敵吧。但後人最不喜歡的就是書，所以又最先賣了出去。

梁：新亞貨源多嗎？我見你很多書也是內地書。
蘇：當年你買回去的那些最不值錢的書，現在就最值錢了。比如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雜誌，當時我們一捆捆的把雜誌買回去，現在一百元一本了。

梁：現在很少本地舊雜誌？
蘇：很少，我想是丟掉了。比如說之前香港漫畫還會出口到東南亞，但六十年代當地排華而禁運香港漫畫，漫畫業頓時陷入困境，許冠文便編了轉攻本地市場的抗戰漫畫《財叔》。薄薄十多頁一本，當時賣一角，現在要上千元了。我還記得有一次拍賣《財叔》，《蘋果日報》前總編輯仁哥（鄭明仁）成功投得後，嘆了一句：「童年的感覺都回來了。」

梁：是香港出版物特別容易散失嗎？
蘇：誰叫我們當時都看不起這些書呢，現在它們比學術書更難找。近年有本土主義熱潮，這些書又炒熱了。

梁：七十年度香港出版過大量的盜版學術書，不知它們的行情又如何？
蘇：我們早前也找到一批「倉底貨」出來，現在全都賣清了。當年華叔（司徒華）編集的數十冊《魯迅卷》行銷海外，倒因為數量較多，就沒那麼值錢，但有一部分仍是值錢的，我去東京內山書店便見過他們儲了整套藏書。又或者四十年代介紹中華民國政界人士的《中國當代名人傳》，當時因為出版社願意投資，這些書到現在也值錢。另外也有些讓人費解的，董橋2003年初版的《小風景》現在也一、二千元了。不過出版了十多年，他自己也搞不明白。



梁：在書店裏看到一套殷墟考古報告，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長李濟帶領的團隊發掘和整理的，按道理說這些報告也不愁買家，為甚麼還會在這裏？
蘇：這套報告每本都缺了十多頁，當然後來我在朋友處影印回來了。但缺頁的故事是這樣的：有個基督徒熟客臨終前吩咐家人，將自己的藏書捐贈給我，其時她太太已經將書搬到去客廳了，只等我去取書。這時他的教友正好上門探訪她，看到藏書，認定甲骨文是用來占卜的，會導人迷信，但太太又不願違背丈夫臨終心願，於是教友便建議捐出之前，在每本書都撕走十多頁，讓它們書不成書。

梁：那批書全都是關於甲骨文的？
蘇：對，那熟客專收藏甲骨文。這些書在當年已很珍貴，但他們連陶版也撕走了，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

梁：真的傻了……那前來拍賣會的多是熟客嗎？
蘇：來拍賣的就是另一批人了，這班人以收藏為樂，就不是平時逛書店的了。他們都是心目中已有一批想淘的書。這等於男性心中一直有位女性偶像，現在有機會追到手，當然來了。

梁：既然來書店的都是一群熟客，這裏的貨源又是由熟客提供，那麼這些書總有一個大致的方向，那是甚麼呢？
蘇：書店的定位其實跟文化大革命很有關連。文革的時候，國內出版的書被大量燒燬，香港的國內書頓時變得矜貴，各地的人都跑來香港收購，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在內，所以說香港對華文書籍的保存和引介實在有莫大貢獻。而遺留下來的，就是這一批內地的文史哲書了。雖然文革已過，國內出版業也復甦，但新亞就繼續追求這條路線了。

香港的南洋史

蘇：這套《魯迅全冊》共二十冊。當然《魯迅全冊》後來再版了很多遍，但這版本是魯迅過世不久後出的，比較罕見，書上還有魯迅的印章。

梁：這版本的編者是紀念魯迅先生編輯委員會，我印象中，這一版之後的《魯迅全集》已經不是用這名字了。
蘇：民國時候盜版也很多，所以才有印章的設計，先蓋在票上，再貼在書上。如果你賣一本沒有印章的書，便會被拘捕了。整套書才五千元，不算貴。

另外是創於1970年的文史藝術雜誌《大成》，收錄了不少很有分量的南下文人的文章和畫作手跡。現在價錢最低也一百元，當時不過個多個銀錢。《大成》有二百六十二本，《大成》的前身《大人》就四十二本。



梁：但從前看《大成》，感覺在街上四處也看到，十分平常，怎麼現在那麼貴？
蘇：正是當時以為平常，沒有保留，現在就值錢了。又比如一本金庸簽名的散文集現在竟賣萬多元，這消息想必讓你很振奮，因為你也有很多簽名書。

梁：不多不多。
蘇：也不一定是金庸，董橋的簽名也值錢。上次還有一本錢鍾書的《圍城》簽名本，那本近六萬元。另外這是民國時期的小學課本，也很珍貴。

梁：這書的編者是上海書局。早幾年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記得大陸的張立憲團隊也修復並再版了一套民國元年出版的小學課本《共和國教科書》，很受歡迎，而且出得挺漂亮的。這原裝又要多少呢？
蘇：原本當時星幣六角，現在都要近百元了。

梁：我看書有個習慣，會翻看書籍的版權頁。比如這本1949年的修訂本，後面的經售處便很有趣，竟包括了吉隆坡、香港、椰城、泗水、馬六甲、怡保、檳城、棉蘭、菲律賓，泰國、緬甸、越南。
蘇：香港的確是當時的文化中心。









梁：對，我發現四、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雜誌，竟然可以賣到幾萬本。這是因為它們不止以香港為市場，它們放眼整個東南亞。
蘇：當年東南亞國家對大陸的出版物有所顧忌，所以香港便有優勢。

梁：所以說，香港的課本竟是行銷東南亞的，現在的本土主義者真的應該研究一下，我常說，香港本來就是南洋網絡的一部分。
蘇：而且還是文化中心，你看電影、流行歌也看到。國內現在重新重視民國課本，自有它的政治意涵。當時的教育比現在好，不是校內的洗腦教育。

梁：像這本，民國時期國文教科書的第三冊，裏面有教人辯論的方法，還有日常衛生法，大概類似教人上廁所，不要隨地便溺。
蘇：另外就是香港五十年代的流行小說，如《浮華夢》、《黑西施》、《變幻姻緣》。蔣聲這作家現在很少人認識了，以前倒是很流行。

梁：這書由萬里出版，封面寫着播音電影小說，這可是天空小說？這很有趣，第一個故事說的便是田心村，我小時候正住在那邊。但你想想，這小說初版已五千冊。香港現在有甚麼小說可初版五千冊，我想沒有了。
蘇：而且你留意一下，它們還是在加拿大的卡加利城買回來的。你剛才說香港是南洋網絡的一部分，其實不止於此。當然這後來幾十萬人的移民人數不可同日而語，但那邊五十年代已有唐人街。香港的確是文化中心，不是沙漠。■

梁文道：入鄉問禁（當上帝遇上壽司之神二之一）

【飲食男女】小野二郎的數寄屋橋次郎，幾年前要訂位還不算太難，即便已經冠上三星頭銜，也有可能在一個星期之內找到位子。可現在，奧巴馬去過和安倍晉三談貿易問題，林初寒也在那裏發過颷，美國人拍的紀錄片更為小野先生在華文世界封上了「壽司之神」的尊號（也許是我孤陋，但我真的從未聽說日本有人把他喚作「壽司之神」），現在想要一嘗這位八十多歲老人家的手勢，恐怕就真的很不容易了。兩年前，我曾在此形容他的風格是「把吃當成了唯一主題」，因為他們家從客人坐下來到結賬走人，通常不會超過四十分鐘，二十來貫壽司輪番端上，幾乎連氣都不給人喘。除了壽司，你不可能再有餘暇欣賞環境、服務、美酒，更談不上要和友人享受歡樂時光了（當然，他們也沒甚麼環境、美酒，和歡樂可言）。後來，自詡為「中華世界第一號的東京美食專家」的周顯先生，很擔心我上當受騙，特地在專欄「揭露」數寄屋橋次郎的過往，說他們從前並非如此待客，現在的高速只不過是想翻桌賺錢罷了，真是欺人太甚。

然而，我還是寧願相信小野先生的解釋，不想把人家想得太過奸滑。按照他的講法，他過去這十年來的變化是因為他發現壽司就是得吃得這麼快，否則食客的胃口容易倦怠。有趣的是，信服這套理論的年輕師傅似乎真的愈來愈多，日本很多鮨店都開始出現提速的現象，而且開始減少酒餚的數量，乃至於無，幾乎變得跟數寄屋橋次郎一樣。不過，我怕周先生誤會，以為我真的很贊同這種路數，所以必須聲明，我只是覺得這也是套言之成理的看法而已，並不表示我很喜愛這種急行軍式的節奏。恰恰相反，我還是鍾情於更悠閒更紓緩地吃飯，尤其是當你花了這麼一筆銀両的時候，何必搞得跟排隊吃拉麵似地緊張呢？

說了這麼多廢話，無非是想指出，不管你喜不喜歡，像數寄屋橋次郎這種店是不能輕侮的，否則大家就用不着為它展開那麼多爭論了。甚麼叫做輕侮，就是像林初寒小姐那樣，遲到四十分鐘，指定全熟的壽司，跟着還要和師傅吵架。或者有人會說，林小姐光顧的並非元祖本店，而是小野先生次子主政的分店。但那又如何？你甚至根本不應該在任何檔次的店家擺出這種態度。你會在意大利吃麵食的時候和人家大廚開火，駡人家麵條沒煮熟嗎？入鄉隨俗，豈非在異地作客的基本禮貌？千萬別搞錯，這不是甚麼歧視中國人的問題。反過來講，一個老外要是到了重慶的火鍋名店，聲明要吃不辣的麻辣火鍋，你會不會也覺得他很欠揍呢？

林小姐到底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而且已經公開道歉，我們不必老是抓着她不放。可是她鬧出來的這樁新聞，卻令我聯想起許多叫人擔憂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今天的中國留學生到底有沒有在海外好好學習當地文化，有沒有試着進入當地社會？你看林小姐明明在日本唸書，怎麼會犯下初到外地的遊客才會犯的錯誤呢？我見過許多在異地過得如魚得水的學生，也認識不少真正有好奇心，放得下自己的孩子。然而，中國留學人數如此巨大，當然也少不了一些不夠敏感的青年。我就碰過這樣的例子，在英國上了幾年的學，家裏也不是沒錢讓他出外吃飯；可是到了街上的西餐廳，卻還是不懂得把餐巾鋪在腿上，他照着國內習慣將它壓在碟子下方。我最初還以為這是他刻意保持國風，想在海外推廣中式餐巾用法，一問才曉得他從沒注意到這個細節。我指着鄰桌他的同學叫他觀察，他恍然大悟：「對呀，他們原來是這樣的」。這是個小事，可以小能夠觀大。那種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出門在外，實在不可欠缺；世界不是只有自己而已，我們留學和旅行難道不就是為了明白這點嗎？

梁文道：不可思議的現實

【蘋果日報】最近在台灣找到一冊《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雖然早在1995年公佈，卻直到去年此事四十周年的時候才成書上市。這種書，不曉得有多少人會有興趣；這件事，也不曉得還有多少人知道。簡單地講，那就是「殷海光事件」之後，台灣學術界最有殺傷力的政治迫害之一，焦點同樣是在台灣大學哲學系──蔣經國口中那唯一一個他控制不了的學校的自由思想陣地。那時候，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一連六天連載了一篇叫做〈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文章，遭到哲學系副教授的知名道家哲學專家陳鼓應在校內論壇反駁。後來也成了學界一員的學生馮滬祥，當場反指老師專說政府的壞話，認為他對政府不夠公正。結果做老師的陳鼓應和當時還是大四學生的政治哲學家錢永祥，一起批評馮滬祥，說他是「職業學生」。看來似是一件小事，後來卻釀成風暴，造成一大批學者去職，甚至出亡。

「職業學生」這個說法，今日久已不聞，那年頭卻是種實實在在的身份，大抵可理解為埋伏在學生當中的「五毛」，專門監督同學和師長的思想狀況，同時也承擔一些政治宣傳的工作。就和許多曾經最激烈反共的台灣人一樣，他今天在大陸也很吃得開了，被人稱做「大師」請去演講，對媒體說些「『中國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之類的話。

在這份「報告」裏頭，我讀到的，卻是當年那個效勞國民黨特工政戰系統的馮滬祥。比方說，他邏輯課考了個零分，於是不服上訴，多次爭持之後，便留書給任課老師楊樹同：「楊先生您好，專程來訪，未能拜候，甚覺悵然，後生本為誠懇解釋誤會而來，語云：『冤家宜解不宜結。』而今趙先生向學校稱他倒並不堅持對後生處置（按：『趙先生』即當時的代系主任趙天儀），而推說係楊先生之意堅持處置，結果反倒成為由楊先生出面作了『惡人』，後生深恐有損楊先生厚重之令譽，是以不揣冒昧而來拜候，就後生即令有誤會處提出誠懇之說明，況且而今看來系務整飭在即，若能承先生見納，想對大局及楊先生皆不無益處也。」

是甚麼樣的學生，才會給老師寫這樣的信？且不論「冤家宜解不宜結」和「惡人」這類言語的無禮。一個普通學生又怎能預先知道「系務整飭在即」？同時還要語帶威脅地勸告老師要以大局為重，要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呢？而這一切，全都只不過是因為老師給了你一個零分。

馮滬祥後來承認，他和「心廬」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等於自招身份。因為「心廬」這個既有傳統私塾教育色彩，又具政治心戰任務的古怪機構，正是一時權傾朝野的特工頭子王昇手下的親兵培訓班。王昇這個名字曾經幾乎可以用來嚇唬不聽話的小孩，可官辦宣傳刊物卻把他說成是文武雙全的奇才，不只「著作無論就內容和境界等方面，都是出類拔萃，首屈一指的」，「在文學上，他的造詣也非泛泛可比」，就連演說，也常叫預備軍官感動到「痛哭流涕」的地步。

自詡是「反共奇才」的王昇，他最了不起的發明，就是一套把杜威、羅素，心理分析、存在主義，以至於整個行為科學都歸類為共產主義的邏輯。再看當時台灣社會的背景，政戰系統流行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原因歸罪在美國國務院的「共黨分子」頭上，又將費正清等美國學術界中的要角說成是「蘇聯特務」。其推理之奇，就好比那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論證「敬愛領袖」是「人類感情生活的一部份」，將西班牙大獨裁者佛朗哥形容為「老成謀國」的智者一樣（非常好玩，大部份這類自稱是要代表「小市民」、「普羅大眾」和「沉默大多數」的發言，都有相當近似的格調，那就是都很不普通）。

不是玩笑，台灣那時還真有特務懷疑「馬克吐溫」的小說也是共黨邪說，因為他和馬克思一樣，都叫「馬克」。就像今天香港某些專挑「匪語」的新一代語文警察，常把自己沒聽過的言詞文字誤為共產中國的產物。這是見識的問題，更是意識型態的問題，反共反昏了頭，所以無論遇到任何事物都先得辨明它到底「共」還是不「共」（我可以想像，有人見此大概會說：「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反共囉？是要支持共產黨囉？」）。類似情況，台海此岸亦然，而且更甚，過去要問你姓「資」還是姓「社」，現在則得分清你愛國不愛，民族不民族。皆是一套意識型態措辭宰制社會時的產物。

說回《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它裏頭那些驚嘆號。主持調查的，全是學有專精、名重一時的台大教授，他們在這份本該乾枯平實的報告當中，卻時時忍不住驚嘆。許是昔年舊事太過不可思議，如今重溫難免訝異。我卻以為，史上所有被人認為不可能再發生的荒誕，其實都是很現實的，它們降臨的時候，當它們逐步在地表上凸起成形的時候，大家覺得理所當然，覺得那是勢所必至，自然而然。直到多年之後，來者回顧，才能質問我們這一代人怎能如此古怪，不只坐視悲劇，並且參與演出。要在形勢之中跳脫出來，以歷史的眼光省視自己身處的局面，着實不易，非常人所能為。故此，族群屠殺總是會回來的，政治迫害也總是會回來的，它們在歷史課中從不缺席。

政治迫害的現實，有時真的是出自現實的需要。「臺大哲學系事件」中的要角，當時的系主任孫智燊，在整件事裏的表現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遑論哲學老師。指控同事時胡言亂語，摘引文句時斷章取義，他那種把人推成是「海外共黨分子」的理路，過火到了你甚至懷疑他或許不是政府特務的地步；因為即便是特務，也用不着這麼大規模地栽贓迫害一群分明無辜的學者。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在排除異己，就像任何機構裏頭都會有的人事鬥爭。只不過他利用了手邊最有效的工具，那一整套當時威力最強大的意識型態修辭和文法。類似馮滬祥將自己考試不及格的問題上升到政治立場的層面，孫智燊也借了這把足以燃燒掉整個學系的東風。一切政治運動「打擊面的擴大」，多少都和這種現實有關。

如果這麼解釋，當然可以將「臺大哲學系事件」說成是一場包裹了政治外衣的人事權鬥（至少部份上如此），但它又不幸地造成了台灣文化學術界言論受制、思想黯然的政治後果。然而，要是放寬政治的定義，拉大對。政治壓迫的理解；我則還是要說，它畢竟是場政治事件。

因為政治從不單純；更因為它發生在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時代，有一套非常僵固，但範圍又十分有彈性的意識型態，使得任何人都能利用其中的措辭和標籤去打擊對手。這種意識型態的通行和霸道是政治的錯誤，利用它的人也一樣要為它的通行和霸道負責。

梁文道：死生契闊

【蘋果日報】1940年9月26日，那時候還不曉得自己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更不知道自己會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的本雅明，已經過了好幾年窮困潦倒的生活了。這一天，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小鎮包港（Port Bou）的關卡閉上了大門，可能再也不會打開，而法國維琪政府的追兵也正逐步逼近，身上懷着美國簽證的本雅明自忖這就是絕路了，身為猶太人的他注定要被送回德國受難。於是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那瓶嗎啡，主動結束這短短四十八年的人生。在他留給老友阿多諾的口訊裏頭，他這麼說：「在一個沒有出路的處境，除了終結，再無其他選擇。這是庇里牛斯山下的一個小村莊，沒有人認識我，而我的生命即將來到結局。……我不夠時間去寫所有我願寫的信了。」

第二天，那麼短暫擋住了逃亡難民的關卡重新開放。這就是本雅明的死，可能是二十世紀思想史上最荒誕的自殺事件，荒誕到了你真覺得老天會開玩笑的地步。而且故事還沒完，很多年後，本雅明的好朋友，猶太神學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來到了這個小鎮的公墓，發現那塊刻着故人名字的墓碑之下，其實根本甚麼都沒有。他說那座據說是本雅明墓地的地方其實只不過是「看墳人的發明。他們想的是，有這麼一個東西存在，於是可以在探詢者來訪的時候收點小費」。的確，隨着著作的陸續出版，本雅明聲譽日隆，今天這塊地方居然也成了文化遊客的小小景點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死了之後還要繼續遭到戲弄，這才是真正的玩笑。

同在1940年，曾經為納粹統治提供理論根據，後來終身不得恢復教職的法學家施密特，發現自己竟然也已陷身於四面楚歌的險境之中。要不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出面維護，說不定他連命都保不住了，因為很多人懷疑他還不夠忠誠。為什麼號稱是「納粹桂冠法學家」的施密特會被黨內同志質疑甚至攻擊呢？線索可以在本雅明最後一篇重要文字《論歷史的概念》裏頭找到：

「受壓迫者的傳統教導我們：我們所身處的『緊急狀態』乃是常規。我們必須要獲得一個與這個事實相符的歷史概念。如此我們將會清楚看到，我們的任務是引發一個真實的『例外狀態』，而這將會提升我們對法西斯鬥爭中的位置。」

我曉得這段話不太好理解，也不打算在這裏做些太過複雜的哲理探討，且看它所對應的現實處境就好。那個處境就是1933年之後，希特勒利用了威瑪憲法的緊急條款，中止了這部憲法的實施，把德國帶進了沒有憲法的非常狀態。痛恨威瑪憲法，長年攻擊議會民主制度的施密特本來很歡迎這個舉動，覺得這就是他再三申說的「例外狀態」。可是希特勒卻沒有如他預想，以擁有至高決斷權的主權者身份，建立一部嶄新的憲法，把局面從非常的例外狀態帶回到常規的秩序之中。所以他逐漸失望，甚至公然不滿；對他來講，混淆了例外與常規的區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站在左派立場的本雅明雖然使用了和施密特一樣的術語，甚至同樣期待一場例外狀態的到來，但他卻非常明確地把希特勒的奪權看成是尋常的「緊急狀態」，一種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常規：擁有權力的人以各種各樣的危急藉口中斷了法律和秩序的約束，然後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他看來，一個真正的例外狀態不是這樣的；它應該是革命的、顛覆的，甚至神聖的，可以一舉衝破所有體制，摧毀掉所有壓迫人民的日常秩序。

用個簡單點的譬喻來說，那就是施密特和本雅明似乎都在呼喚神明的到來，只不過他倆心目中的神的型態是不同的。施密特的上帝是創世紀裏的造物主，雖然降下洪水，但卻會把世界帶回到一個更健康更美好的常態。本雅明想像的那個神則是啟示錄中的彌賽亞，與末日一起到來，真正地結束掉一切常態，並且賜下最終極的公義。

交代過必須交代的事情，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施密特和本雅明這兩個人的關係。這兩個人其實沒有什麼私人關係，可能連面都沒見過，只不過相互通了一兩封書信，又在自己的著作裏頭提了對方幾次而已。饒是如此，他倆埋藏在各自論述之中的隱密對話卻已成了一樁學界公案，過去二十年來，是眾多哲學家、法學家和思想史學者探索鑽研的熱門話題。首先捉住大家注意力的，是那有點被誇大了的戲劇場景：一個是顛沛流離不斷逃亡的左派猶太難民，另一個則是為納粹站台的右派「官方」法學家；一個被迫自殺，身後名卻無比尊榮；一個當時得令，此後則備受嘲諷攻訐（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施密特在納粹掌政的後期可不是那麼風光）。這兩人又能發生什麼關係呢？

所以當阿多諾夫婦在整理和出版本雅明留下來的書信的時候，還特地抽走了他當年寄給施密特的信，因為那封自言深受對方影響的謝函實在讓人難以接受；一個被納粹逼死的人又怎麼能感謝納粹御用學者，還說自己的鉅著來自對方的啟發呢？那時候，許多知道真相的德國學者都覺得這事簡直是個醜聞；且想像萬一我們發現了林昭寫過一封感謝毛澤東對她影響的信。然後，越來越多人開始發現這兩大思想家之間的互動真不簡單，德希達、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等當代名家甚至以專著立說，力證此二人有一場跨越生死，持續了幾十年的對話。仔細讀過施密特的作品，我甚至覺得阿岡本等人可能還低估了這個對話的力度。給過本雅明靈感的施密特，不只力圖回應前者的創發，守住自己的立場；並且還因應對方的批評，修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1956年，本雅明去世十六年後，施密特仍然在他最後的遺著裏認真思考逝者的挑戰。

敵人的書能不能看？如果要看，又該怎麼去看呢？本雅明與施密特的案例大概是我們所知道的最誇張的示範。不像今日學術界裏不同派系的爭論，他們就算有着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也還是可以在安全的環境底下有節制有進退地客氣辯論。但本雅明他們不同，那可是刀刃口上的生死決斷。

在柏林的日子還算太平的時候，本雅明曾經向那他幫馬克思主義同志辯解自己喜好閱讀「反動」作家的習慣。他對阿多諾夫人（Gretel Adorno）說：思想不能不冒險，不能不迎向危險的聯繫。果然，本雅明沒有停過思想，《歷史的概念》就是他最後的思想，也是他和施密特這個「政治敵人」的最後連繫，至死方休。

梁文道：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飲食男女】其實「中國腸胃」這種東西並不稀奇。十多年前，就有一個研究針對在英國旅行的遊客，看看他們對陌生食物的反應，結果發現法國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最不容易接受他們不熟悉的食物，也最喜歡在外地多吃自己習慣的本國菜。所以我們也可以據此檢測，法國人、日本人，與意大利人，全都有着一副固執的胃口，難捨難離。

其實從生物演化的角度來看，這也是說得通的。有一個概念叫做「新食物恐慌」（food neophobia），指的就是人類本來不願嘗試沒吃過的東西，害怕它們危及自己的身體健康甚至性命。此所以俗話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因為新食材的發掘固然代表着生存範圍和機會的擴大，但也很可能會讓那些飢餓的勇者喪命。

於是才會有這麼多人固執地守住自己瞭解的範圍，不越雷池半步。比方英國，明明是個島國，海產十分豐饒，可他們卻曾長期只吃幾種魚貝，一張魚網打撈上來，一半東西都廉價賣到對岸，益晒識飲識食的法國佬。現代史上更曾有過一些饑荒的案例，餓死災民上萬人的地方正好有座大湖，湖裏的魚快多到跳到岸上曬太陽的地步了，可當地人偏偏就是碰都不碰，當佢哋無到。為甚麼呢？原來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把魚當成食物，不曉得這種東西能吃。

說來慚愧，過去我曾對那些到了外地還老喊着要吃中國菜的朋友有偏見，覺得他們太過狹隘，不願學習新鮮事物。其實他們沒有半點問題，特別的反倒是生在香港住在香港的我；這座城市在口味上的國際化，大概在全華人世界都很罕見，一個禮拜七天午飯不碰中菜，對許多人來講實在稀鬆平常。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中國人已經不算是口味太過執着的一種人了，因為中國菜本身就非常多樣，仗着幅員廣大、菜系繁雜的本錢，中國人敢吃能吃的東西其實要比其他國家的人多得多。這並不是我個人臆斷，而是許多研究食物的外國學者的共識。

仔細再看，今天許多大陸旅行團出國，就和二十年前的香港一樣，儘管時常標榜有米落肚，但也不忘加插幾頓當地「風味餐」，由此可知他們並非不願嘗新，甚至可能還會把品味外地食物當成一項值得特別注意的「節目」。他們真正不能接受的，其實只是一連十天、天天外國菜罷了。在這種情況底下，我最常聽到的抱怨居然是「外國菜吃不飽」，所以回到酒店還要泡個杯麵醫肚。為甚麼人家當做正餐吃的東西，我們會嫌填不滿腸胃呢？我又看到一些報告，指出這也不是中國人獨有的現象，許多外國遊客也會有這種只有吃了自己熟悉的食物之後才能感到生理滿足的狀況。當然，這種「生理滿足」並非純粹物理意義上的吃飽，它是一種感覺，一種文化制約了的感覺。

很久以前，我曾在此介紹過心理學家羅辛（Elisabeth and Paul Rozin）的「調味原理」，他們認為世界各地的不同食制都可以化約成一系列最簡單的原則，那些原則包括了幾樣調味料的組合，幾種最基本的烹飪方法，以及組合食物的方式。若用這套理論來看，或許就能理解所謂「外國菜吃不飽」的現象了。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人若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旅行，通常比較不會投訴當地食物，至少不會吃完還覺得肚子餓。那是因為這些地區的食制與中國相似，會把一頓飯分割成「菜餚」與「主食」（通常是米飯）的組合，以菜佐飯，以飯送菜，兩者之間的關係清清楚楚，非常符合中國人對一餐飯的認識。類似地，中國人也不太忌諱異地陌生食材，遇上沒見過的東西，只要按着我們的辦法來做就好（也就是依照我們的『調味原則』處理）。所以我曾在北美見過一些老華僑，他們也吃緬因龍蝦，只不過洋人那種水煮出來的貨色在他們看來，就是比不上當地中餐館的豉椒炒龍蝦。

梁文道：危險思想

【蘋果日報】很多年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曾想召開一場張愛玲文學國際研討會。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戰勝利五十週年，所以計劃只得告吹。為甚麼紀念抗戰的同時就不能研究張愛玲呢？那當然是為了她「失足」的歷史，甚麼人不好愛，竟然愛上了漢奸之人胡蘭成。此中邏輯，想來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數人嘲笑的。彷彿「漢奸」是種傳染病，不只在男女黏膩間交流，而且還會潛入文字，把後來讀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漢奸。於是胡蘭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讀，就連愛過他的張愛玲也一樣不准研討。

我想，現在大部份自認是講點道理的人，都會覺得文章和政治必須分開來看。別說張愛玲沒寫過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響讀者對她的痴迷。這種道理，大概已成常識，不同領域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與人品。不以人廢言，豈非古有明訓？

問題是會不會真有這種情況：一個人既是我們政治上的公敵，同時又是個大文豪大哲人，並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惡完全表現在他的文字和思想裏頭，乃至於就連讀他的東西都可能是錯的呢？兩個月前，海德格遺稿的最後一部，未出版先轟動的《黑色筆記本》，終於成書上市，幾成風暴。而風暴核心大抵就在於思想的危險。

海德格的政治錯誤是沒甚麼好辯白的了，他的確加入了納粹黨，的確在納粹治下當過號召學生去參加報效祖國偉大運動的大學校長，也的確幹了些令人不恥的小手段。然而，海德格的哲學又確實是有魔力的，尤其他的講課紀錄，那種智慧並不出自清晰的論證──借他的用語，果真是在一句句的遞進當中，逐步於清晨的露霧裏「敞示」出來的霞光。二十年前，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間，便見過一些同學耽讀海德格，自此「淪陷」，幾乎連平常說話都帶着一股海德格腔。很多人好奇的是，在這彰彰明甚的政治過犯與魅力無窮的思想之間，究竟有沒有一道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管道？

1945年，戰後不久，彼時聲望甚隆的卡爾．雅斯培受邀考察他這位昔日老友，看看這個墮落了的大哲學家到底適不適合再當老師。結果，他向盟軍佔領當局的負責機構報告：「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事關重大，責任非淺。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完全的教學自由，現在還不能馬上實施。在我看來，海德格的思維形態是拘謹，專制，封閉，如讓這種思想在青年教育中發生影響，後果不堪設想。在我看來，思想的形態比政治判斷的內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斷的進攻性很容易轉變方向。只要這個人沒有在現實行動中證明他已完全悔過自新的話，就不可以向幾乎毫無抵抗能力的學生推薦此人為老師。首先要讓青年人學會獨立思考」。儘管四年之後，雅斯培就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要求把海德格這位「在德國沒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學家帶回學校；但他這段相當有名的證詞，已然種下後來的根莖，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字叢林戰。

一方認為，雖然沒有明證，但海德格的危險是內在的，他的政治觀點完全能從他的哲學推導出來（即便鉅著《存在與時間》，也可看做文化領域中與政治上的納粹同構的「政治本體論」），充滿了不祥的誘惑。另一方，或許也是聲勢更加浩大的一方，則支持海德格自己的解釋，把那幾年的事看成是一時糊塗與壓力下的偶然失誤，與他的哲學沒有半點關係。我還記得這也是當年我們多數哲學系學生的看法；甚至還要嘲笑雅斯培，說他只不過是嫉妒比自己出色太多的老友。

然後我們就能理解《黑色筆記本》的份量了；一部一千多頁的哲學家遺稿，居然上了歐陸好幾份大報的社論（忍不住要學陶傑的口吻；對比中港兩地的報刊為了街頭便溺交火，人家和我們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世界猶太主義在各處的影響深不可測，當我們在犧牲我們種族中最優秀者的血液時，他們卻根本用不着介入軍事行動」。猶太人反對納粹的種族理論，「那是因為他們自己憑着計算的天份，就可以按照種族原則活得長長久久」。書中這兩句話還不算甚麼，對於稍稍讀過海德格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過於他還把他那著名的「無世界性」概念與猶太人聯繫了起來，指出現代世界的拔根與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為家，心無所屬的猶太人頭上。於是，時常批評猶太人「離地」「不夠本土」的納粹意識形態，便與海德格哲學對現代人之病的診斷，發生了奇詭的關係。難怪海德格家族囑託的遺稿主管，是書主編彼德．圖朗尼（Peter Trawny）都說：「海德格不只摭拾了這些反閃觀念，而且還哲學地推演它們。他無法使他的思想免疫於如此趨勢」。

當然，深愛海德格的，還是要繼續替他辯護。有些事先收到消息的學者，為了阻止《黑色筆記本》的出版，居然還勸海德格家族炒掉彼德．圖朗尼。在我看來，儘管可以解說這並不是海德格哲學的核心，更不是它的全部（畢竟在一千多頁黑色封皮的筆記本中，如此鮮明的反猶言論只佔了兩頁半）；但那原本藏在政治與思想之間的隱密孔道已然大白，開掘者自此更是有路可循，海氏「納粹哲學家」的污名恐難再去。不過，這又有甚麼好奇怪的呢？我們還可以數出更多的個案，詩人龐德和藝術家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不也全都明目張膽地支持過法西斯主義？並且我們都還能在他們的作品裏找到這種支持的美學根據。關鍵是這些創作與哲思是否必然要引向罪惡和毀滅的境地？若然？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們的危險的，不可觸的，是一種禁忌？又或者再換一個我比較關心的路線來問：敵人的言論還該不該看？它們到底有多凶險？是否愈出色愈卓越，也就愈是可怕？說到底，這些能鑽進大腦的東西和汽車時裝不同，我們不太會因為金龜車是希特勒的構想就罷買福士汽車，也不會因為可可．香奈兒做過納粹特務就不再幫襯這個牌子的出品；思想的魅惑，遠比小黑外套來得攫人。於是我又想起了貨真價實的納粹思想家施密特。我還能夠讀他的書嗎？

梁文道：真正的舌尖中國

【飲食男女】我有一個朋友，他的「中國腸胃」之牢固，以及他願意為此付出的代價之驚人，大概是我聽過最最誇張的個案。這個朋友有錢又有名，時常收到出國訪問的邀請，也時常帶着家人旅遊。出門在外走走看看固然很好，但吃飯的問題該怎麼解決才好呢？他不是完全接受不了異國風味，只是沒法連續吃上兩頓（我忘了問他早餐算不算一頓）；也就是說一天起碼得有一餐中國菜。然而，海外中菜館的數目雖然多得就像海外華人，幾乎甚麼地方都有；可其質素的分佈卻很不均勻，並非任何城鎮都能達到墨爾本與溫哥華這樣的水準。那他該怎麼辦才好？

辦法就是自己帶着廚師上路。

這個廚師平時是他的辦公室主任，出行的時候則身兼大廚與導遊這兩種身份（他本來的職業就是導遊），一方面負責規劃路線、交通和住宿，另一方面則要在當地菜市採辦食材。至於醬料、鍋具，以及外地不易尋獲的東西，他們就用一個大行李箱裝好運輸。所以我這個朋友出國的標準配備就是這麼一個夠大的行李箱，與他的私人廚師。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旅途輕鬆愉快。

世界很不公平，這等行頭絕非人人皆可負擔。我們一般人要是也有同樣的問題，就只能一切從簡，把這個陣仗簡化至最基本的元素了。好玩的地方就在於這個最基本的元素到底是些甚麼東西，因為對「中國腸胃」患者而言（其實我不大想用『患者』這個字眼，說的好像是一種病似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口味，是他們心目中最具家鄉特色的風韻，是他們肚子水土不服到了要命的地步時一劑就靈的妙方。甚至可以大膽地說，那一點點簡單到不能再簡單，還原到不可再還原的基本元素，才是實至名歸的「舌尖上的中國」。

細觀近數十年來華人留學生所攜帶的各種「舌尖中國」，很能看出「中國」確實不是一個恆定一統的國度，因為每個地方每個時期的「舌尖中國」都很不一樣。從前，去美國升學的台灣留學生都喜歡帶上公仔麵與味精，可見這兩樣東西頗能囊括他們對台灣食物的記憶。在英國唸書的香港孩子則喜歡臘腸膶腸，只要把它們放在米飯上頭一起蒸熟，也就算是「獅子山下且共聚」了。今天，大陸學生是海外華人學子的主流，他們又會帶些甚麼東西出去，把它當做中國口味的圖騰呢？

答案據說是「老干媽」，一款來自貴州的麻辣醬。想當初，陶華碧開店主要是賣貴州涼粉，沒想到用來拌粉拌麵的麻辣醬反而更受歡迎，最後還做成了一個雄霸一方的大企業。如今你在北美洲所有華人超市，甚至 Amazon網站，都一定找得着這款鬼佬叫做「 Angry Woman Sauce」的辣醬。不知怎的，中國留學生就是愛它，也不管是來自浙江還是山西，也不管吃的是意粉還是薯仔，「老干媽」一出，中國的魂魄就立刻在飯桌上給招回來了。我還見過有人用它代替牛油，在多士上頭抹了厚厚一層。

假如「老干媽」是這一代留學生「舌尖上的中國」，那是否表示這種麻辣鹹香就是今天大陸人感覺上最具代表性，也最能療慰思鄉之情的中國口味呢？我一向主張，中國人的口味在過去三十年間變得愈來愈重，而且重得超乎尋常，看來現在又多了條佐證。以往的中國菜並不以辣著稱，以前的中國也不是各省都那麼嗜辣，今天這罐「老干媽」，背後恐怕還有不少故事。

梁文道：敵友之辨

【蘋果日報】福斯特（E.M.Foster）曾經說過：「如果我必須在背叛祖國和背叛朋友之間抉擇，我但願自己有背叛祖國的勇氣。」面對這樣的抉擇，無論怎麼決定，確實是需要點勇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歐洲人曾經以為自己活在一個未來只會越加美好的黃金時代，至少他們擁有一個跨越國界的泛歐文化圈，來自不同地方的文人、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往來頻繁，相互砥礪。然而，戰火一啟，狂熱的民族主義就裂解了這個群體，有人被迫沉默，也有人投靠群眾和國家，背向往昔知交。這時候，奧地利文豪茨威格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致外國的朋友們〉，一方面祈求停戰，另一方面則向友人宣告自己的情誼絕不因戰爭而改變。他說，將來「只要有機會，我一定要和你們一起重建歐洲的文化」。如此舉動，自然引起攻訐無數，許多奧地利人都說他是通敵的叛徒。不久，和奧匈帝國交戰的法國也出了一個「叛徒」，那就是大作家羅曼．羅蘭。他簡短但堅定地回覆茨威格：「不，我永遠也不會離開我的朋友」。

儘管我很欽佩這些人的勇氣，也在感情上認同他們的選擇；可是，我還是忍不住要反過來推想，當時那大多數為了政治理由而棄絕友情的人就一定做錯了嗎？因為政治立場和意見的分歧，離開，甚至攻擊友人，會不會也是一種很有道理甚且很高貴的表現呢？於是，我又回到了這個老問題：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它的份量是否重得過友誼？

上個星期，我曾自問，華人社會之所以常見政治判斷凌駕其他價值判斷的情況，「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心裏頭想的就是中國大陸。雖然這個國家已經不能算是「全能國家」，但政治力量仍然深深介入到所有國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常令人有無所逃於天地間之嘆。於是對這個力量和它形成的體制之性質的判斷就是個頂重要的事了。假如它不義不德，而我們卻默默活在其中，循其規制而行，不作異聲，這豈不與共謀無異？難怪有不少朋友要為此翻臉了。在他們看來，對這個體制的看法實在是最最根本的道德問題。一個出言肯定這套體制，甚或出力維護它的人，絕對是個有問題的人，不可言交。

且脫下中國以及華人社會的具體情境，說不定我們還能在一個更抽象更普遍的層面上，找到些支持政治判斷為人生首要判斷的理論。我想到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大概是整個二十世紀最惹爭議的思想家之一，號稱「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曾替希特勒頒佈緊急命令以奪權的行動背書。但是，這位極右份子卻同時也是近數十年來歐美左派再三致意的學術巨人，頗視之為隔代知音，紛紛撰文闡發其微言大義。這幾年，施密特紅到了華文世界，照樣還是極左極右兩端都很欣賞的思想泉源，替他們攻擊自由主義的炮火提供了不少彈藥。所以我的朋友，知名的自由派學者劉瑜，就寫過一篇〈今天您施密特了嗎〉來嘲諷這股潮流，成為一時話題。

出於道德直覺的差距，本來我對施密特許多名言（例如『在敵人與朋友之間，不存在自由的問題，只有暴力和征服』）背後的論述也不太有興趣。可是勉力認真讀過兩年之後，我就覺得劉瑜和一些好友對他的解讀與輕蔑，未免有一點點草率了。因為施密特確實對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提出了些十分關鍵的挑戰。太複雜的東西不說，就看他在《議會民主制的危機》裏頭這一句：「要選擇基督還是罪犯巴拉巴，他（一個自由主義者）會提議休會，或是任命一個調查委員會」，真是犀利得很。

朋友重要，還是政治重要？要是把這個問題丟給施密特，他大概會覺得這根本不是個問題，因為他對政治的界定就是那有名的「敵友之分」：敵人還是朋友？這是政治判斷的首要問題。他指出，審美領域關心的是美和醜的區別，道德領域關心的是善和惡分野，經濟領域關心的則是利與損的計較；而政治之所以不同於人生這所有其他事務的地方，就在於它只在乎敵人和朋友的不同。這裏所指的敵人可不是情敵、商場上的對手，或者學術活動中的論敵這類在私生活中結下梁子的仇人；而是相對於「我們」的「公敵」。換句話說，要談政治首先就得弄清楚誰是我們自己人，誰又是「我們」這個群體之外的他者。在施密特那裏，他者往往是指一些生存方式和我們不一樣的人；不只不一樣，他們甚至還要否定我們的生存方式，和我們站在對立的位置。什麼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只能在先弄清楚這個區別之後才好拿出來，都只能施行在「我們」這個群體之內。對着那些跟我們完全不一樣到互生敵意的人，你怎能跟他「民主商討」？簡單地講，政治判斷的第一步就是要劃出我群的範圍。

光是和我們不同，這還夠不上是真正的敵人。真正的敵人是不同到互生敵意的一個群體，他們威脅我們的生存方式，很可能會從根上抹除掉我們的存在，所以我們才必須成為政治性的「我們」，才成就了一個如國家般的主權實體，以保護我們的生命與我們所珍視的生活方式。而且人生在世，敵意難免，政治必須永遠預設戰爭爆發的機會，永遠不能排除彼此「屠殺肉體」的可能。因此，政治當然要比審美、經濟，甚至道德還重要。畢竟，保存生命才是這個世界的第一法則，而政治領域則掌有人類生命「生殺大權的正當性」，關乎我們的身家性命。可見在美醜好惡，利益盈虧，以及善惡是非的判斷之上，你死我活的敵友政治決斷最為根本。

說到這裏，我想起劉瑜曾在她的文章裏頭問過一個很合常理的問題：「誰來辨別敵我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猶太人和共產黨員，斯大林揪出了富農和托洛茨基份子，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為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按什麼標準揪誰呢」？不過，「標準」恰恰不是施密特關心的重點。按照我的理解，一個詳密窮盡的定義範圍在他而言根本是不必要的，要緊的是關係和意志。生活中任何其他領域裏的對手，無論是經濟上的不同階級，還是聚居中的不同群落，本來或許還不叫做敵人，但只要他們對待彼此的敵意累積到了一個不可協調，無法辯論，務求徹底壓服（甚至不惜消滅）對方的地步，他們就進入到政治決斷的領域裏去了。這種敵友之別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言，只能由身處其境，真實感受到那種敵對氣氛的人群自己判定，其他無關人等再怎麼妄加標準和定義，都只不過是無關痛癢的「離地」空談。

依照這種思路，或許可以推論，一個朋友的政見與我不同不打緊，但他若是乾脆站到了「敵人」那一邊，站到了那些想要否定我群生存方式的人們中間，那我就只能把他也當成敵人了；不管他和我做過多少年生意伙伴，也不管我們是不是有親戚關係，因為政治是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範疇。所以施密特曾經強調，私仇大可原諒寬容（比如說原諒給我戴綠帽子的人，甚至殺了我全家的世仇），面對公敵則必得征服（而且要做好血洗對方的準備）。換句話說，一個在政治上背叛我群的朋友就再也不可能是朋友了。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希特勒在他部署的「長刀之夜」行動中殺了施密特的朋友，而施密特還要稱讚那是「最高正義」的理由了，正是大義滅親。

不太美麗，但是現實，想當年南斯拉夫解體，鄰居、同事和朋友在短短幾天之內不就是這麼成了兵戎相見的血仇？雖然不盡苟同，但施密特種種看似違和的說法，於我至少是個有意思的挑戰。既然要理解為了政治反目的現象，不妨就先給它找到一套至為極端至為周詳的理路，至少我把這當成有趣的自我對話。

梁文道：中國腸胃（之一）

【飲食男女】上大學的時候，曾聽劉述先老師回憶當年在美國留學如何解決吃飯的問題。因為他唸書的那個地方不在大城市附近，幾乎沒有中餐館，所以就得自己準備許多公仔麵省着慢慢吃。在最必要最受不了的時候，這才煮上一碗，吃了之後就覺得好舒服好舒服。不曉得為甚麼，我後來常常想起他這番話，以及他當時摸着肚皮感慨的表情。那段話本來沒甚麼大不了，很多人都說過類似的事情。他為甚麼會在講哲學史的中途忽然講起吃麵呢？我也不記得了。總之我就是記住了這節小事，大概是他那時候的表情真的是太舒服了。

我從來沒有這種問題，也就是沒有許多人所說的「中國腸胃」。不管到了甚麼地方，也不管去了多久，我就是可以半點不起口味上的懷鄉症。除了某一回，大餐實在吃得太多，這才想要用點酸酸辣辣湯湯水水的輕盈口味去調劑一下胃口。

所以我一直不太明白所謂的「中國腸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出門在外就該入鄉隨俗，人家吃甚麼，你便跟着吃甚麼。尤其是對貪嘴好吃的人來說，注重的該是東西好不好，而不是那些東西是按照某國做菜方程式弄出來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還可以把這種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傾向與偏好上升到一個做人的層次來談，以此當做判斷一個人夠不夠開放的標準。簡單地講，真正開放的人，不會輕易被他那副經過文化調育的腸胃綑綁。假如他去了異域，又真有一顆旺盛的好奇心，他應該會想盡辦法嘗試當地人的飲食；因為飲食是文化裏頭頂重要的元素，接受異地飲食就是進入另一個文化的入口。於是久而久之，我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偏見，使我不太願意和有「中國腸胃」的人出門，總嫌他們太封閉太內向，拖累了我嘗鮮的機會。

但這並不總是我可以全盤操控的事，例如遇上因公出差，或者其他不得不遷就他人的場合；少數服從多數，結果我還是去了許多開在外地的中菜館。每當遇上這種時刻，我都會在心裏暗自嘀咕，這麼難吃的東西，他們怎能一邊大快朵頤一邊叫好呢？比方那鍋酸辣湯，明明是芡粉開水沖出來的液體；又比如那盤牛肉，解凍都還沒解好，就着溫火炒出了一陣稀水。不是老說「還是中國菜好吃」嗎？中國菜也分個高下好壞吧？與其吃這種貨色，回國在街上隨便找個菜館都要比它強太多了吧？真要在乎口味，又怎能如此糟蹋自己呢？

所以我一直不能理解那些標榜有中菜可吃的旅行團，以及專門接待這類團客的中餐館。出門才不到幾天，就這麼忍不住要把自己送上那些對付老外的中菜馬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