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很多年前,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曾想召開一場張愛玲文學國際研討會。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戰勝利五十週年,所以計劃只得告吹。為甚麼紀念抗戰的同時就不能研究張愛玲呢?那當然是為了她「失足」的歷史,甚麼人不好愛,竟然愛上了漢奸之人胡蘭成。此中邏輯,想來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數人嘲笑的。彷彿「漢奸」是種傳染病,不只在男女黏膩間交流,而且還會潛入文字,把後來讀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漢奸。於是胡蘭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讀,就連愛過他的張愛玲也一樣不准研討。
我想,現在大部份自認是講點道理的人,都會覺得文章和政治必須分開來看。別說張愛玲沒寫過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響讀者對她的痴迷。這種道理,大概已成常識,不同領域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與人品。不以人廢言,豈非古有明訓?
問題是會不會真有這種情況:一個人既是我們政治上的公敵,同時又是個大文豪大哲人,並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惡完全表現在他的文字和思想裏頭,乃至於就連讀他的東西都可能是錯的呢?兩個月前,海德格遺稿的最後一部,未出版先轟動的《黑色筆記本》,終於成書上市,幾成風暴。而風暴核心大抵就在於思想的危險。
海德格的政治錯誤是沒甚麼好辯白的了,他的確加入了納粹黨,的確在納粹治下當過號召學生去參加報效祖國偉大運動的大學校長,也的確幹了些令人不恥的小手段。然而,海德格的哲學又確實是有魔力的,尤其他的講課紀錄,那種智慧並不出自清晰的論證──借他的用語,果真是在一句句的遞進當中,逐步於清晨的露霧裏「敞示」出來的霞光。二十年前,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間,便見過一些同學耽讀海德格,自此「淪陷」,幾乎連平常說話都帶着一股海德格腔。很多人好奇的是,在這彰彰明甚的政治過犯與魅力無窮的思想之間,究竟有沒有一道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管道?
1945年,戰後不久,彼時聲望甚隆的卡爾.雅斯培受邀考察他這位昔日老友,看看這個墮落了的大哲學家到底適不適合再當老師。結果,他向盟軍佔領當局的負責機構報告:「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事關重大,責任非淺。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完全的教學自由,現在還不能馬上實施。在我看來,海德格的思維形態是拘謹,專制,封閉,如讓這種思想在青年教育中發生影響,後果不堪設想。在我看來,思想的形態比政治判斷的內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斷的進攻性很容易轉變方向。只要這個人沒有在現實行動中證明他已完全悔過自新的話,就不可以向幾乎毫無抵抗能力的學生推薦此人為老師。首先要讓青年人學會獨立思考」。儘管四年之後,雅斯培就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要求把海德格這位「在德國沒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學家帶回學校;但他這段相當有名的證詞,已然種下後來的根莖,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字叢林戰。
一方認為,雖然沒有明證,但海德格的危險是內在的,他的政治觀點完全能從他的哲學推導出來(即便鉅著《存在與時間》,也可看做文化領域中與政治上的納粹同構的「政治本體論」),充滿了不祥的誘惑。另一方,或許也是聲勢更加浩大的一方,則支持海德格自己的解釋,把那幾年的事看成是一時糊塗與壓力下的偶然失誤,與他的哲學沒有半點關係。我還記得這也是當年我們多數哲學系學生的看法;甚至還要嘲笑雅斯培,說他只不過是嫉妒比自己出色太多的老友。
然後我們就能理解《黑色筆記本》的份量了;一部一千多頁的哲學家遺稿,居然上了歐陸好幾份大報的社論(忍不住要學陶傑的口吻;對比中港兩地的報刊為了街頭便溺交火,人家和我們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世界猶太主義在各處的影響深不可測,當我們在犧牲我們種族中最優秀者的血液時,他們卻根本用不着介入軍事行動」。猶太人反對納粹的種族理論,「那是因為他們自己憑着計算的天份,就可以按照種族原則活得長長久久」。書中這兩句話還不算甚麼,對於稍稍讀過海德格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過於他還把他那著名的「無世界性」概念與猶太人聯繫了起來,指出現代世界的拔根與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為家,心無所屬的猶太人頭上。於是,時常批評猶太人「離地」「不夠本土」的納粹意識形態,便與海德格哲學對現代人之病的診斷,發生了奇詭的關係。難怪海德格家族囑託的遺稿主管,是書主編彼德.圖朗尼(Peter Trawny)都說:「海德格不只摭拾了這些反閃觀念,而且還哲學地推演它們。他無法使他的思想免疫於如此趨勢」。
當然,深愛海德格的,還是要繼續替他辯護。有些事先收到消息的學者,為了阻止《黑色筆記本》的出版,居然還勸海德格家族炒掉彼德.圖朗尼。在我看來,儘管可以解說這並不是海德格哲學的核心,更不是它的全部(畢竟在一千多頁黑色封皮的筆記本中,如此鮮明的反猶言論只佔了兩頁半);但那原本藏在政治與思想之間的隱密孔道已然大白,開掘者自此更是有路可循,海氏「納粹哲學家」的污名恐難再去。不過,這又有甚麼好奇怪的呢?我們還可以數出更多的個案,詩人龐德和藝術家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不也全都明目張膽地支持過法西斯主義?並且我們都還能在他們的作品裏找到這種支持的美學根據。關鍵是這些創作與哲思是否必然要引向罪惡和毀滅的境地?若然?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們的危險的,不可觸的,是一種禁忌?又或者再換一個我比較關心的路線來問:敵人的言論還該不該看?它們到底有多凶險?是否愈出色愈卓越,也就愈是可怕?說到底,這些能鑽進大腦的東西和汽車時裝不同,我們不太會因為金龜車是希特勒的構想就罷買福士汽車,也不會因為可可.香奈兒做過納粹特務就不再幫襯這個牌子的出品;思想的魅惑,遠比小黑外套來得攫人。於是我又想起了貨真價實的納粹思想家施密特。我還能夠讀他的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