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中人難免要有點未經檢驗的「自我正確」感，他必須相信自己行動的理由正當，自己行動的方式正確，甚至一定會把整個局面理解為「我對你錯」的道德對峙格局。你不要懷疑我憑甚麼說自己代表「人民」「大眾」；我說我是人民，我就是人民。這並不是單純的強詞奪理，更是一種實在的情景感受。在任何一個人數超過千人的集會示威裏頭，參加者都會覺得身邊那一時數不清的黑壓壓人頭和自己加起來就是「人民」。這種「人民」的意象大概是所有社會政治運動當中最常見的元素；而「我站在人民這一邊」的道德正確感，則是所有社會政治運動最重要的情緒動力。
可是，在這個一討論問題就很容易變成正邪對立，一有分歧就按鍵絕交的年代，這種自我正確感也就很容易大到叫人昏頭的地步了。
我見到一些學生質問那些坐在家裏沒出來上街支持他們的台灣人，痛說他們冷漠無感，似乎只要不以行動表態支持自己，就已經很不正義。又有一些年輕人甚至開始批評前幾代的學運人士，認為他們做得不夠。然而，他們又有沒有想過，假如沒有前幾代人的付出，他們能不能獲得今天這種幾近天然正確的地位呢？我的意思是，如今的台灣學生上街，幾乎不用管是為了什麼，便能得到社會主流的偏愛和好感。有的年輕人居然還在罷課前先要求教授不要計較處分，似乎從沒想過罷課應該付出代價。這局面難道不是好幾代前人努力的成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