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很喜歡這個場景，並且想像那大概是在勒內．夏爾普羅旺斯老家附近的某座小丘，某個下午，海德格遠道來訪，兩人遂結伴出門，走在緩坡的雜草地上頭，邊走邊聊，當然也會沉默下來，抬頭看見林木間灑下的光線，留神鳥鳴與落葉的聲音，或者聆聽沉默自身。畢竟，除了政治、戰爭，以及意識形態，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其他別的存在。
流亡之前，昆德拉曾經和另一個處境和他同樣不妙的朋友激烈爭吵，吵到對彼此生出恨意的地步，就只不過是為了當時捷克最知名最重要的作者赫拉巴爾。並不是大家對他作品評價的差別太大，不，赫拉巴爾是他們那代捷克人公認的偉大小說家，這沒甚麼好爭議的。他們吵架的真正理由竟然是為了赫拉巴爾到底應不應該出版小說。昆德拉覺得表面上遠離政治的赫拉巴爾還能繼續出版，是他們所有人的幸運：「只要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可他的朋友卻憤怒指摘赫拉巴爾：「他怎麼可以在他的同行被禁止發表作品的時候，還讓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個通敵分子。」
同類的爭論，後來還會反覆出現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包括中國。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對於漸漸變老了的昆德拉來說，那次爭吵的重點已經不再是一個極權體制之內的作家應該如何表現；回想往事，他現在更加關心的是自己和那位朋友的友誼。兩個人都是被迫害的人，兩個人都活在彼此重叠的圈子之內，而且兩個人都還很談得來；然而，他們對政治和藝術的關係，對政治價值的重要程度，卻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斷。於是友誼就此產生裂痕。
究竟政治有多重要？友誼又有多麼可貴呢？兩者權衡，能否分得出高下輕重？昆德拉自然比較看重友誼的價值，所以他喜歡海德格和勒內．夏爾一起散步的那張照片，也被布勒東與阿拉貢晚年重拾友情的故事感動。所以他說：「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衞的主張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確信之事或真理。對某個朋友的忠誠和對某種信念的幼稚忠誠相反，前者是一種美德，或許是唯一的、最後的美德。」
我不太敢肯定對朋友的忠誠是否真是最後且唯一的美德，甚至不敢確認這種忠誠一定要比對一些政治信念的忠誠重要。因為在我所身處的這個華人社會之內，身邊有太多太多遵循相反教條的人，使我幾乎以為，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對這種立場最堅定的信仰，方是人間至善。在我不曾經歷過的那些年頭和地方，有許多人為了政治鬥爭故人，還不一定是為了自保求存，卻是誠心相信過去的深厚交情真的只不過是被蒙蔽了的「小資情趣」。在我生活過的台灣和香港，則更是親身見識過好些相識幾十年的朋友怎樣因為政治立場的分別，鬧到不能共存在同一個屋檐之下的境地。政治可以傷害友誼，故此某些國家會有初識不談政治（也不談宗教）的習慣，有時甚至連老友都會在見面的時候避談國事，十分默契。但我們華人不同，和陌生人說政治罵政府往往就和英國人談天氣一樣，是種打破尷尬沉默的閒碎。同時我們又還弔詭地相信，政治是件死生與共的人生頭等大事，絕對不能像陰天下雨打把傘就好那麼隨便。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地談起政治，輕易地為政治爭得面紅耳熱，然後輕易地絕交（反正，活在這個年代，絕交用不着紅筆寫信，按個鍵就好）。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該問的不是昆德拉式的問題，不是政治和友情誰比較重要；而是政治為甚麼會變得巨大到這種程度，蓋過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質素？一個朋友，由於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覺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共戴天；儘管我和他在別的事情上頭沒有那麼大的差異。又由於我認為彼此政治立場有別，所以我就開始懷疑他其實是個壞人，動氣時破囗臭罵他是禽獸，甚至詛咒他要下到十八層地獄了；儘管我記得當年相互扶助勸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還會想起他在困頓時刻那最最人性的軟弱無助。因為政治立場真的就是這麼重要，重要過誠實，重要過孝順，重要過仁慈，重要過寬容，重要過勇敢，重要過聰明…。即便他擁有一切傳統上稱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場上犯了錯，他就該被鄙夷，值得叫做「腦殘」，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和奸賊。在這個層面上講，今天的我們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以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致此？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即便民主如台灣，人們也還是把政治問題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問題，不可閃失）；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
這事我還得再花點力氣想想。不如說回昆德拉吧，我猜有人可能會覺得他這番關於政治和友誼的感慨，多少出自他的心虛。他和哈維爾這兩個老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爭持，至今仍被詬病，認為他只是軟弱而已。五、六年前，甚至有人「揭發」他當年曾向秘密警察告密，害人下獄。普遍被認為站在歷史上勝利那一方的哈維爾立刻出來替他辯護；就算當年大家立場南轅北轍，哈維爾仍然堅信故人的品德，覺得那些非議昆德拉的年輕人不了解當時的局勢。在那篇文章的最後，七十二歲的哈維爾留了一條訊息給幾十年沒見過面的昆德拉：「米蘭，試着去超過所有事情！你知道，生命中總會發生一些壞事，然後還被媒體中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