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老同學在香港出版了他的評論集子，與內地版本相較，自有不同。於是他很欣喜又很無奈地為香港版本撰寫新序，喜於有些話終於可以攤開來講了，無奈他心目中的原始讀者到底不易看見自己的坦蕩。這種困境，我們一點都不陌生，光是二十世紀，就有數不清的作者遇過同樣的問題。是要沉默，還是要綁手綁腳小心翼翼地說話呢？終於發展出一套顧左右而言他，把意思埋藏在字裏行間的「隱密寫作」，久而久之甚至成了一套學問。寫的人要有技巧，看的人要懂門道，大家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
最近讀另一位朋友的新作，藝評和書評佔了四成，另外六成則是正面直接的時論。表面上看，這樣的組合實在古怪，似乎硬把扯不上關係的東西攪在了一塊。只要粗翻，卻能發現那些關於憲法學論著的評介，以及幾幀柏林奧運圖像的分析，其實都是意有所指，與書裏頭別的文章呼應出同一種懷抱。這類藉着書評說話的事，我也幹過不少。有時候朋友們開玩笑，都自嘲我們這些人練的是《葵花寶典》。然而，首先自宮之後，神功卻未必大成。大家苦修「隱密寫作」多年，可曾修出什麼正果？
在大陸書寫時事評論的朋友，又被稱作「公知」，而「公知」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了。有人討厭他們是為了意識型態的不同，說他們是漢奸，是「帶路黨」，妄圖以西化中。有人討厭他們是為了他們的姿態不好，老是一副什麼都懂的模樣，這個也評，那個也議，好像任何領域都少不了他們的份。還可以用今日最流行的視角抨擊他們，說他們是為了搶眼球，霸佔「話語權」。說了什麼不要緊，說得有沒有道理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時常公開發言。公開發言，而聽眾不少，那就叫做「炒作」了。
寫得辛苦（或曰「藝術」），寫完了還要遭受上頭和下頭的雙重不滿。這又何苦？
關於政論，最常見也最古老的批評大概就是「空談」二字。無論寫了多少，人家一句「光說有什麼用」，就能把一切都頂了回去，就能取消你所有的苦思和努力。的確，光說是沒什麼用的，特別是在中國。我這位老朋友長年追蹤各種「公共話題」的興衰，「黑磚奴」也好，「拆遷釘子戶」也好，甚至大到像溫州動車事件那樣的事故，幾乎都會爛尾收場。事情一出，大家義憤填膺，罵完一遍之後便悄無聲息，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但我又想到了一句老話：「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小時候我看這句話只算知其字義，直到近年廁身大陸時論寫作，這才有了切身體會。原來這個世界竟有這樣一種衡量寫作意義的標準，不是看你寫的東西影響了什麼、改變了什麼；而是看你這個作者得到了什麼後果（甚或不測）；如此具體，如此切身。當然今天因言殺頭的事是沒有了，但餘此之外呢？前陣子另一個寫評論的朋友來港演講，他笑着說在觀眾席上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惜他們一路辛苦跟到了香港，台下會意者當堂大笑。笑聲背後便是這書生的後果，這類後果從稿子被審查被刪改開始，到專欄被停，到媒體封殺，到人格抹黑，一路去到想像力的邊境。
困頓疲乏之際，不妨聊以自慰，把這些後果當成「自己一定做對了什麼」的證明；如果只是空談，如果沒有意義，他們又害怕些什麼呢？要用這種方式來體會寫作的意義，是我以前只在香港發表東西時所想像不到的。
好在仍有樂觀的理由。
「如果說管理部門『睬你都儍』反映出權力的傲慢，那麼『打死不回應』就只能說明權力的心虛和恐慌。但是，為什麼傲慢與心虛的結果總是公共話題的『爛尾』？為什麼公權力敢於『睬你都儍』？道理太簡單了：我就是不理你，你能怎麼樣？公眾的無奈和挫敗感也正是因為這樣：你能把他怎麼樣呢？這無非說明，如果人民手中沒有握着真正的選票，權力必然是不受約束的」。
這是我在朋友新書裏頭隨手摘出來的一段話。再翻幾頁，又看到一篇抨擊廣州市拆遷一段百年老騎樓街的文章，他說：「在恩寧路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有關方面當面說好話，背後搞陰謀，完完全全表現出沒有誠信、沒有廉恥，沒有政治文明的最基本道德的嘴臉」。這全是朋友平常在廣州報刊上發表的文字，難怪許多外地派來廣東的官員都得經歷一段適應期。他們初來到埗，翻開報紙一看，便會驚訝地說不出話，忍不住要問本地同僚：「你們平常看的東西都是這個樣子嗎」？
和香港當然沒法比，但較諸其他省份，廣東已經算是開明。尤其省城廣州，這幾年的公民行動簡直是風起雲湧，就像朋友所說的，從單槍匹馬抗議政府形像工程的少年，到一個關注本土文化保育的組織，盡見草根市民的覺醒，與同說粵語的香港有着微妙的回響關係。第一個在家裏做好標語拿出路邊示威的人需要莫大的勇氣，但當第二個、第三個也開始前仆後繼地站出來之後，冒險便成習慣，甚至對當局而言也都是個習慣了。儘管前路漫漫，可第一步到底是踏出去了。
不，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公共知識份子啟蒙的功勞，寫評論的人沒有這麼了不起（包括我這位朋友在內）。有時候寫作並不是為了什麼可見可計算的目標，就像那些監督濫用政府汽車，反對無理擴建地鐵，獨立報選人大代表的普通廣州市民一樣，他們只不過是用上了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工具來行動而已；不知行動後果，不計行動代價，只是出於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