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老同學在香港出版了他的評論集子，與內地版本相較，自有不同。於是他很欣喜又很無奈地為香港版本撰寫新序，喜於有些話終於可以攤開來講了，無奈他心目中的原始讀者到底不易看見自己的坦蕩。這種困境，我們一點都不陌生，光是二十世紀，就有數不清的作者遇過同樣的問題。是要沉默，還是要綁手綁腳小心翼翼地說話呢？終於發展出一套顧左右而言他，把意思埋藏在字裏行間的「隱密寫作」，久而久之甚至成了一套學問。寫的人要有技巧，看的人要懂門道，大家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
最近讀另一位朋友的新作，藝評和書評佔了四成，另外六成則是正面直接的時論。表面上看，這樣的組合實在古怪，似乎硬把扯不上關係的東西攪在了一塊。只要粗翻，卻能發現那些關於憲法學論著的評介，以及幾幀柏林奧運圖像的分析，其實都是意有所指，與書裏頭別的文章呼應出同一種懷抱。這類藉着書評說話的事，我也幹過不少。有時候朋友們開玩笑，都自嘲我們這些人練的是《葵花寶典》。然而，首先自宮之後，神功卻未必大成。大家苦修「隱密寫作」多年，可曾修出什麼正果？
在大陸書寫時事評論的朋友，又被稱作「公知」，而「公知」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了。有人討厭他們是為了意識型態的不同，說他們是漢奸，是「帶路黨」，妄圖以西化中。有人討厭他們是為了他們的姿態不好，老是一副什麼都懂的模樣，這個也評，那個也議，好像任何領域都少不了他們的份。還可以用今日最流行的視角抨擊他們，說他們是為了搶眼球，霸佔「話語權」。說了什麼不要緊，說得有沒有道理也不要緊，最要緊的是時常公開發言。公開發言，而聽眾不少，那就叫做「炒作」了。
寫得辛苦（或曰「藝術」），寫完了還要遭受上頭和下頭的雙重不滿。這又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