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惡性循環（普選夢之三）

【蘋果日報】「佔領中環」一議一出，各方反應實在不出大家預想。長年埋首社運的朋友當然要嫌它太過中產，忽略了基層人士參與運動的成本和技能；對「審訊日」的設想又太過理想，不切實際。路線再激進些的，自然還是要追問普選的意義，在他們眼中，所謂普選也只不過是代議政制，民主得不夠徹底，未能根本扭轉香港的局面。

至於爭佔道德高地，一向以最激進最民主為豪的朋友，則舉出了一些比較難以理解的說法。在他們看來，倡議佔領中環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想和他們搶奪光環，似乎方案本身不是重點，誰先提出才是要旨；又似乎激進的旗幟只能握在我手，誰要敢碰就是賣港求榮。

但是在北京那裏，那些人最可怕，那些主張最有殺傷力，倒是一目了然。像《環球時報》這種喉舌報刊，很熱血的公民它不罵，很激進的社運人士它漠視，獨獨挑出佔領中環當目標，拿它開刀嚇唬港人。

到了這步田地，一直在香港尋找敵人的國家機器總算有了最顯眼最明確的對手。

它本來就在思索如何解決香港雙普選的問題，一方面要「實現對港人民主訴求的莊嚴承諾」，另一方面卻又不願放棄在手的權力。它需要一個理由，一個敵人，一個激烈對抗甚至街頭衝突的局面。如此一來，它才能理直氣壯地食言反口，以「穩定香港」為說詞，設計一套古怪的「民主」政制，儘管這個做法可能會造成真正的不穩定，弄得未來香港永無寧日；但它並不在乎。誇張點說，那甚至是件好事，因為不穩定和矛盾已經內設在國家機器的維穩體制之內，是讓這個體制保持緊張活力的要素，是使它得以存在得以運作的合法理由。

激進民主派和「港獨」可以叫它正兒八經地設下「愛國愛港」的關卡，佔領中環則給了它一個名正言順的鎮壓目標。接下來自然是更猛烈更強硬的言文攻勢，以激起更多港人的怒火，反覆循環。對話再也對不下去，行動又會成為對方進攻的彈藥。相對如此體制，如此黨國，莫非盼了三十多年的普選，終究春夢一場？

梁文道：敵人的必要（普選夢之二）

【蘋果日報】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三十多年以來，究竟還有什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七百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七百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

梁文道：預選的重點（普選夢之一）

【蘋果日報】如果中央政府不喜歡一個「和中央搞對抗」的特首，要求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話，我們能不能想像一個非常不可能實現，但又令人皆大歡喜的場景呢？

例如一位魅力猶勝余若薇，辯才好比黃毓民、行動勇武賽過梁國雄的政治家。偏巧他還愛國愛港，出身民建聯，擁護中央，支持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體制。他又敢在李旺陽等事件上高調發言，參與過六四燭光晚會；同時還維護「香港主體」，港人港奶、港人港地，甚至港人港空氣，預備找彭浩翔做未來的文化局局長。假如真有這麼一位獨角獸般的人物選上了特首，你覺得北京就會願意祝福他嗎？

再退一萬步講，如果今天的民調顯示，香港人最有可能選出的特首是曾鈺成、曾鈺成，以及曾鈺成的話；中央政府就會放心放手，讓香港人來一場不經預選的真普選嗎？

恐怕不會。我大膽猜測，這可能才是中央政府最大的夢魘。也就是說，近日輿論談得鬧哄哄的「愛國愛港」只不過是個幌子，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這裏的真正重點並不在於所謂「預選機制」的選擇標準，也不在於香港有沒有要和中央對着幹的敵對勢力，而就在於這套機制本身。北京真正在乎的，不是香港人會不會選出一個衝擊一國兩制的反對派，而是它會不會失去對香港的控制。

這麼說好像有點乖離常識，且太像陰謀論。可是只要我們再大膽一點，擴大想像局面的範圍，就會明白其中意義了。就假設習近平贏盡全國民心，十三億人都覺得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很想它繼續執政。難道如此一來，中央政府就會嘗試政改，讓國民一人一票把它普選上台嗎？

梁文道：從餐桌到書桌

【飲食男女】「出版是種主要在餐館裏做成的生意。辦公室用來給員工開會，打電話，弄弄文件，以及訂好午餐和晚餐的位子。真正的工作則交給刀叉解決。」傑森‧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真不愧是出版業的老行尊，一句話就道出了出版業的本質。

英語世界的傳奇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剛過五十歲生日，於是找出這位共同創辦人在前年出版的回憶錄《Eating》來看，雖然沒有觸及這份書評的誕生經過，但不出所料，裏頭還是少不了有趣的文壇往事。畢竟傑森•愛潑斯坦是美國地位最高的出版家之一，不止把平裝文藝書籍帶進彼邦市場，一生交手過的大牌作者要是列出來，更足以排成美國文學界的半壁江山。然而，這本夾雜了大量食譜的回憶錄，它最好玩的地方當然還是發生在餐桌周圍。

那真是美國出版界的老好日子，雖然薪水和現在一樣平庸，但不少出版社都能負擔頭等艙的郵輪船費，讓他們的編輯橫渡大西洋，前去百廢待興的戰後歐洲，挖掘那一頭的作者。當年的美金實在值錢，傑森和他的前妻芭芭拉（Babara Epstein，《紐約書評》的終身編輯）竟然可以天天去 Grand Vèfour開餐，喝五塊美元一瓶的 La Tâche，奢華厭了，再去尋找價廉物美的鄉土料理。在這樣的攻勢底下，歐洲作家恐怕真的沒有甚麼抵抗力，難怪美國會主導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出版市場，就像美金和荷李活那麼威風。

美國的大作家一樣巴閉，散文家艾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固然專搭頭等艙跨洋。文筆犀利的公共知識份子戈爾•維達（ Gore Vidal）劇本寫得多，版稅特別高，更是享受得十分瀟灑。他和傑森兩人常在法國旅行，僱人開車四處闖蕩。要是迷路，就拿出一本《米芝蓮指南》，接着，這位大師便會遙指杏花村：「快！前頭不遠有家二星餐館，趁着日落前趕到，就能在那裏晚飯了」。

傑森•愛潑斯坦愛吃，從小就喜歡做飯，對烹飪的興趣不下於高層文學。這是天賦，幹這一行尤其能派用場。不管貧富，我還很少見到不喜歡吃的作者。和作家打交道，不能用冷冰冰的方式，正兒八經地坐在辦公桌前指着文件按章辦事。最好就是和他們泡在咖啡廳、酒吧和餐館一類的場合，邊喝邊吃邊聊，任靈感慢慢孕育自不經意的閒談之中。然後，一本好書也許就這麼談成了。傑森•愛潑斯坦擅長下廚，可以翻版甚至改良名廚的傑作，請人回家絕不失禮，在更輕鬆的環境下「工作」，難怪談妥好生意的機會要比人家多。尤其是在對付名廚，請他們出版食譜的時候，內行碰內行，簡直火花四濺。我欣賞他形容食物的方式，恐怕沒有多少大廚抵抗得了他那充滿文學氣息的語言。

例如美國慢食運動的先軀愛麗絲•沃特斯（Alice Waters），傑森•愛潑斯坦首次光顧她開在三藩市的著名餐廳 Chez Panisse時，就如此形容她的馬賽魚湯：「在其味道與質感如絲般的賦格之中，清純與誠實就如鍋中的詩歌一般。……假如愛美莉•狄金生（ Emily Dickinson）也開一家餐廳，它就會是 Chez Panisse。」

梁文道：分享

【蘋果日報】不只老了，而且我還遠遠的不合時宜。很多大陸朋友使用微博，我卻只有一個「馬甲」（掩沒真名的賬戶），只是用來看看消息。更多朋友泡在Twitter上頭，結果玩了幾天，我就累到不行，自此罷手。還有Facebook，我大概還是香港最早的用戶群之一，當初是為了靈通社運消息，他們說簽名連署，開會議事和約定遊行都會變得更方便。但很快我就發現，它跟社運其實沒有太大關係，大部份的時間，朋友們都在互贈禮品互相問候。於是我就退出，並且自此失落於世界一隅，斷絕不少聯繫，少掉不少活動，雞犬不聞，心遠地偏。

據說「分享」是這一切社交媒體的重點，而「分享」是這個時代最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可是我的生活乏善可陳，又有什麼好拿來和人家分享呢？反過來看，我也弄不明白其他人為什麼可以分享這麼多的事情。在微博上頭，有學生分享今天某節課悶得他打瞌睡，有上班族分享隔壁同事穿了一條奇怪的碎花裙子。按照老套的理解，值得分享的東西應該是有價值有意思的事，又或者有些經驗不足為外人道，卻很值得與至親好友，或某些特定的相識分享。但這些正在被不斷分享的海量訊息究竟有多重要？對我這個陌生人來說又多有意義呢？

我曾在微博上無意逛進一位故識的頁面，見到他在某天夜裏吃過一頓海鮮大餐，也看到了那些魚貝蝦蟹的照片。幾小時後，他通知大家「肚子痛得不行，忍不住拉了一回」。半夜他又起床再拉，仍有餘暇微博公告。最後，關於吃過海鮮拉肚子這回事，他和大家一共分享了好幾條微博。我真的不能理解。

同樣地，我也無法理解一個人在殺死父母之後，怎麼會在警察局裏繼續用WhatsApp和朋友「分享」他當時的經歷和感覺。當然這是大事，但我始終不明白他這些分享背後的感覺。我落在時代之後，這件命案則屬於一個我進不去的分享時代。

梁文道：時下年青人

【蘋果日報】變老的其中一個徵象就是開始不滿下一代，老把「而家D後生仔都唔知做乜」掛在嘴上。於是我就知道自己真的已經成了中年人，因為同輩聚會，我們都喜歡拿年輕人開玩笑，都將「九十後」當成目標。例如見工，有人會把家長帶來，彷彿應徵做見習的是他的媽媽。例如上班，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請假，沒有辭職，連手機都不開，終於鬧到要報警求助，才知道他平安在家，只是覺「呢份工都係唔啱自己做」而已。

投訴比自己年輕的人不算什麼，變老也很自然，把這些話題當成茶餘飯後的小點還可能無傷大雅。真正可怕的，是將過度簡化的思維引入公共討論，輕易地以族群、種裔、性別和性傾向等種種輕便的標籤去分析重要的社會事件。發生了兩宗年輕人和朋友一起動手弒殺雙親的案件，就能說是時下年青人出了毛病嗎？凶手都喜歡電腦遊戲和網絡交誼，就能套用習慣的定型，說成是沉迷打機的「自閉宅男」的可怕嗎？

遇上難以索解的事情，我們自然要求詮釋，這種時候社會上種種方便的典型就是最大的現成誘惑了。用不着嚴謹的分析，用不着更堅實的證據，只因為這些典型符合我們一向的偏好，便能不證自明地解穿了所有的疑團。

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犯罪學很喜歡搜集種族的資料，因為當時的學者曾經以為罪犯的種族背景很能說明犯罪的動機。於是在研究一個社區的罪案數字為什麼會特別高的時候，他們更加注意居民的黑白比例，結果看不清城區規劃的問題，漠視了階層隔絕的存在，也忽略了社會網絡的作用。那種觀看角度的最大效果，不是減少罪案，而是持續「證明」了黑人的危險。

梁文道：活該吃馬肉（你看不見的全球化二之二）

【飲食男女】歐洲的馬肉風波只不過是很戲劇性地揭露了一個大家可能早已知曉的事實，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複雜食品供應鏈裏頭，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肯定自己到底吃了甚麼。

有趣的是，已經割裂了全球政治觀念版圖的兩種意識形態還在持續作用，把這場事件變成它們的新戰場，你有你說，我有我講，互不相讓，誰都聽不進對方的話。

站在偏左的立場來看，這件事自然還是資本主義的錯。唯利是圖的大商家拼命壓低商品來價，就像「宜家」和「蘋果」一樣，以大批量的訂單為餌，逼着上游廠商或者原材料供應者把出廠價格按到幾乎無利可圖的地步。那些根本分不到肉的上游商人，只好將貨就價、偷工減料，甚至弄虛造假。今天的「宜家」家具的品質之所以如此不濟，就是這個理由。現在市面上的「牛肉千層麵」之所以混進了含藥的馬肉，還是這個道理。

想要改善這個局面，不能妄想跨國集團「講心」，只能靠大有為政府的手臂去加強管控，嚴格檢測供應鏈上的每一個環節，確保牛肉就是牛肉，不容無良商人上下其手。可惜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主導了全球市場的形成，大家都把無形之手當成上帝，到處主張取消壁壘，放寬出入規管。所有能替消費者把關的程序都被當成自由貿易的障礙，能殺就殺，這才釀成一次禍延五國的食品安全事件。

右派始終是右派，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凸顯的恰恰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他們管得太多。看看那些冷藏即食食品的包裝，上頭印了一大堆產品資料和養分含量，那全是政府規定的產物。現在這些資料失實，豈不證明這種細密的條款規約失靈？豈不說明政府部門的靠不住？消費者意外吃下馬肉，就是因為他們太過信賴包裝上的數據，太過相信他們背後的政府，於是忽略了自己的責任。假如大家都不依賴政府，那就不會變懶，懂得隨時發揮自己的理性，做個精明醒目的消費者。假如大家都咁醒目，那麼商人疏忽，假貨當真的情況就不會出現得這麼容易了。

不止如此，英國《Money Week》的財經專欄作家 Bengt Saelensminde甚至以《有些人活該吃馬肉》（Some people deserve horsemeat）為題，教訓大家不要太儍。他指出了全球牛肉價格上漲的事實，說這是人人都曉得的趨勢。在這樣的前提底下，「牛肉千層麵」又怎麼可能賣得那麼便宜呢？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又想吃牛肉，又不想給出吃牛肉的價錢，難道還不是活該受騙吃馬肉嗎？

同樣道理，近來很多人推動「慢食」，其中一個要旨就是別吃來路不明的進口貨，只買自己確知其來源產地的本土食物。但這種食物在香港一時未能普及，價錢通常也比全球供應鏈底下推出的貨物要高，對於沒有知識門路又沒有太多時間金錢的一般人而言，或許「馬肉」就是我們該吞下肚子裏的東西了。

梁文道：書評新風

【蘋果日報】我也曾是《紐約書評》的忠實讀者，從長年訂戶到斷續購閱，二十年來一直走到偶而翻看的地步。並不是它變差了，只是它老了。始終不變是它的好處，但始終不變的東西自然也會有它的問題。尤其在這個資訊繁雜的時代，人總得貪心嚐鮮，可胃納和時間卻始終有限，如何能在深度的長篇評論和更多短平快的小品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便是一個不能不仔細拿揑的現實問題了。

有一段時間，我喜歡更老牌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每週出刊，文章短小，用來跟蹤新書消息最好。不過，套句陳調，這份雜燴式的刊物實在沒有「態度」，不大的篇幅也容納不下多少可堪咀嚼的養份。於是又迷上了同樣源出倫敦的《倫敦書評》，覺得它在風格上更像大洋彼岸的老大哥，但又多了點歐陸新潮的青鮮。

再過個兩三年，我發現一年只出五期的《讀書論壇》（Book Forum）竟是個不錯的中庸選擇，雖然源自一度前衛終於老朽的《藝術論壇》，但卻難得地年輕新銳，再加上有重點的主題搭配份量適中的新書評介，是份很不錯的讀書雞湯。又由於它的出身背景，藝術方面的內容更是比誰都強，很合我的口味，便接連訂購了好幾年。只可惜華文世界裏頭看它的人不多，所以我老是一有機會就把它推薦給同好。

只喜歡網絡閱讀的新一代也不必擔心，只在網上發行的雜誌反而更能激活日漸衰微的英語報刊的書評傳統，為它注入全新的活力。最好的例子便是《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它時常評論「圖畫小說」和推理驚悚小說等不入《紐約書評》法眼的通俗文學，但取徑嚴肅；同時竟又比所有主流書評雜誌更關注學術書籍，不怕趕客，不懼生僻，難怪短短一年就成了英語書評界新陣地。從紐約來到洛杉磯，莫非美國文化界的西風也將要快壓倒了東風？

梁文道：紐約．書評

【蘋果日報】聽說馬田．史高西斯正在拍一部關於《紐約書評》的紀錄片，就像他拍藍調和「滾石」樂隊一樣，他這回要拍的也是他最心愛的事物。他告訴記者，五十年來，他一直是《紐約書評》的忠實讀者，仰慕這份雙週刊的風格和深度。現在，《紐約書評》五十歲了，一直喜歡為紐約立傳，試着從各個不同角度去透視這座城市的馬田．史高西斯，又怎能不藉着這個機會，補全他對紐約文化圖景的寫生？

一座偉大的城市需要至少一份偉大的雜誌，在我看來，《紐約書評》正是這樣的雜誌，繼承了《黨派評論》的精神傳統，成為紐約派知識份子集結的重鎮，將紐約放進了二十世紀全球文化思潮的版圖。所謂的「紐約派知識份子」，一向難以定義，大致上講，它指的並不只是上西區那一小群聲名顯赫的文人，更是圍繞在這份雜誌旁邊，認同這股自由批判精神，寫作風格清晰明暢的整群作者。誇張點說，就算剛剛過世，並不長住紐約的法學大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也因為他經年在《紐約書評》寫作，參與了它的風格形成與傳統開揚，成了最廣意義上的「紐約派」。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便是一份偉大雜誌的本色，它定義了一個精神群體，甚至還定義了一座城市。

創刊至今，《紐約書評》的發行量一直穩定地保持在十萬份以上。最初，它的讀者可能就真的都分佈在紐約一帶。但很快的，它就吸納了散佈於全球各地的英語讀者。就連香港，幾十年來大概也有幾百個人會定期閱讀吧。到了這個地步，它就真正在文化史上為紐約插了一支旗幟，好比啟蒙時代的通信和手冊在歐洲上空構築了一座抽象的巴黎，它也在這個時代建成了一座心靈的紐約。

梁文道：再說統戰

一、港生開眼

【蘋果日報】看到今日港大學生會的「赤化」，不由得想起很多年前的舊事。當時是一位媒體前輩邀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和一群受邀要去北京交流的港大學生會幹事聊天，主要是看他們不熟內地情況，更加沒有這種比較「官式」的往來經驗，希望我能先給他們補補課。

於是我就替他們模擬了一下接下來那幾天在北京的遭遇，而且是政治上最極端的那種：

首先，這群在政治理念上可能很反共很「自由化」的香港孩子會意外地發現，原來內地精英大學的學生幹部也是一些十分活潑的年輕人，就和他們一樣。不止如此，他們竟不避諱，很願意去談今日中國各式各樣的問題，從最基本的貪腐到最根本的權力壟斷，他們全都認識，而且都有很深入的見解。再說下去，更曉得他們讀書用功，你談民主化，他能舉出十個第三世界國家民主化的個案；你說歷史往事，他從反右講到六四，詳實坦蕩。於是你便開始感到，其實他們和我們很像，甚至算是「同道中人」。

接下來那幾天，除了和同齡人交流，夜遊清華燕園，喝酒閒談直至天明之外，少不得也要上些正式的課，聽一些老師介紹國家的發展及其隱患。還有可能要見一些官員，級別不必很高，但也不在底層，總之就是看起來很有辦法，讓你摸不清底細的那種。

聽這些官員說話，這才叫做大開眼界。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從來就只在媒體上見過共產黨的官，要不是千人一面鼓掌如儀的無味臉譜，就是趾高氣昂的權霸或者心懷鬼胎的唯利是圖之輩。沒想到當一個有血有肉的共產黨員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時，竟然是這副模樣。

二、港燦見官

這些來自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幹事終於在北京看見一個傳說中的共產黨官員了，他的年紀不大，但也不嫩，反應敏捷，思路靈活，一口氣便說了一整個上午。這場談話的內容十分廣泛，先從內地的高等教育說起，當然少不了要介紹國家在大學水平的提升上取得的輝煌成就，但也坦白交代了不少有待克服的困難。總而言之，香港青年對這名官員的印像還算不壞，只是嫌他不脫八股，難免要帶點官腔而已。

假如這群學生十分活躍，是香港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常客；又假如上頭很給面子，看重這些青年的未來；那麼說不定，這個官員就會特別招待一頓午飯甚至晚宴了。在一個比較輕鬆的環境底下，大家更能放開談話，請客的主人家居然說起家事，讓港燦第一回聽說窺見一名內地官員的日常生活，發現他也是一個擔心孩子未來的家長，也是一個喜歡英超的球迷。更加叫人意外的，是他還講了不少文革期間他家受到衝擊的故事，雖云往事，但在談到祖父上吊，父親挨餓的片段時，依然可見其神色之苦楚。終於，香港來的青年精英忍不住了，問道：「為什麼吃了這麼多共產黨的苦，你還要入黨？」

接下來，他們便聽了一節從未如此深刻過的國情課。由一個出身右派家庭，學生時代參加過八九學運的共產黨官員親身講述。他談法治，痛斥國家昔年的無法無天。他說市場，既不滿公私不分的壟斷和干預，也憂心醫療與公共服務的過度放任自流，他還談到民主，認為真正共產黨人的願景就是一套比英美還要民主的政治制度。任何一個你能想像得到的偉大政治理念，他都說到了，而且說得比你還好。對於這些理念的信仰和熱情，他比你更加執着，因為他有過切膚之痛。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這個國家，知道十三億人口之龐大會使得一切問題更加複雜，知道貧富差距以及文化知識水平的間隔會使得一切改革更加困難，知道所有美好理論要落實在本土社會時的調適之不易。此外，他還指出了香港人很少認真思考的問題，例如在環球戰略格局底下，中國如何應對外來壓力的麻煩。

終於，到了快要告別的時候，這位讓人刮目相看的少壯官員對着一群香港學生領袖說出了此行至為重要的一段結論：「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們回去之後要好好讀書，繼續你們的活動和工作。要知道大家都想國家好，只是表達方式不一樣罷了。遊行也好，去維園集會也好，不要忘了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我只盼望你們日後也能掛念一下我們的困難，瞭解這片土地的實際情況，以後千萬別見外，大家保持來往，要多點溝通多點交流。」

三、心戰難防

當年我和一群即將北上交流的港大同學虛擬他們可能遇上的場面，是因為八九之後，這類學生層面的半官方往來曾經中斷，沒有多少「老鬼」能夠傳授經驗。而我說的這些故事，也未免太過極端太過理想，不一定就是實際情況。現下的港大學生自己不爭氣，讓人從另一個門徑攻破學生會的大門，就更是叫人無言以對。不過，今天在這裏重溫往事，恐怕還是有點意義。一來，這些假想出來的會話全是統戰的經典伎倆，不用在學生身上，拿來對付媒體人和知識份子也照樣行得通。其次，當前香港輿論恐共者有餘，知道人家如何辦事者卻少之又少；與其隔在牆外杯弓蛇影，不如具體思量退進對應。

這類方法之所以有效，說穿了就是「推心置腹」四個字。讓對手覺得彼此之間的矛盾遠比想像中小，反而共通處要比表面上大。把彼此來往變成單向的教育，令對方漸覺昨日見識之膚淺，感到自己所知實在太過有限，以後還要多多學習才好。還要在對方心上種下一根「以後多替我們着想」的苗子，讓他日後一言一行都不能不顧及我這個「老朋友」的感受。

或許，對方某天寫了一篇文章，狠狠批了我們一把。但有機會的話，我還是要誇獎他考慮周到，替我們留了半步。以後的日子，我們會繼續來往，鼓勵對方在不犧牲原則的前提底多從我們的角度思考問題，疑中留情。遇上中聽的言論，我們感激；遇上不合意的東西，我們略感遺憾，同時補充材料，好使他知道「真相」。漸漸地，不知不覺地，他可能就會把自己轉化成一個預料之內的「策士」，一言一行皆不離我方設下的視界。

任何真正的交流都預設了視野的擴大，相互學習總是要拋棄固有的偏執。既不想故步自封，把自己弄得偏狹無知；又要避免對方有意擺佈，使交流學習成了單方統戰。這裏頭的分寸掌握真不是一般的困難，所需者絕非僅止於一般人喜言的「骨氣」（歷史上有多少有骨氣的人倒在出其不意的攻心術下？），更在於心智的清醒頑強。

梁文道：上等牛肉（你看不見的全球化二之一）

【飲食男女】隨便在超級市場或便利店拿起一份即食食品，大概都能看到包裝上面如何自誇自己選料精嚴。就連一碗附帶幾塊肉的碗麵，也要標榜那些牛肉是上乘的牛肉。

這些鬼話當然沒人相信，假如即食麵用的牛肉都是高級品，那麼次貨又去了哪裏呢？如果這些食物產自大陸，我們可能還會擔心它們到底是不是真牛肉（甚或是不是肉），畢竟這是一個連雞蛋都能造假的化學大國。所以，外國大字號的東西，比如說「宜家」附設的小食店售賣的冷凍進口食物，就應該可靠得多了吧？

當然，我們現在都曉得，宜家的牛肉丸原來摻了馬肉，造假的功夫完全不輸給任何小店。

宜家有很好的理由去把責任推給其他人，因為它只是進貨而已。問題是，在最近這一輪轉動全歐洲的馬肉風波裏頭，有誰不是只負責進貨呢？不嫌煩的話，且容我把最先爆出醜聞的英國「 Findus」集團的馬肉路綫圖整理如下：

1. 「Findus」先向位處盧森堡的法國公司「Comigel」訂講牛肉意粉。
2. 「Comigel」則從法國食品中轉公司「Spanghero」那裏購賣牛肉。
3. 「Spanghero」的牛肉是從設在塞浦路斯的荷蘭貿易商那裏找來的。
4. 這家基地開在塞浦路斯的荷蘭貿易商又回頭在另一家荷蘭公司入貨。
5. 最後，這家荷蘭公司的牛肉原來是從羅馬尼亞進口。
6. 而羅馬尼亞那家供應碎肉的公司則涉嫌在牛肉中混進馬肉。

所以，大家現在都把矛頭指向羅馬尼亞，因為在這牽涉了五個國家七條輸送路線的複雜鏈條裏頭，只有它不是「進貨」。然而，羅馬尼亞這家碎肉商也在喊寃了，它說它在市場上明明買的是牛肉，怎曉得無良肉販埋沒良心弄虛造假。

各位，歡迎來到這個由環球食物供應鏈所購成的奇幻世界。你光顧「 Tesco」這樣的大超市，買一盒大商家「 Findus」出品的意式牛肉千層麵，明明看到它印着「法國生產」「新鮮牛肉」，誰曉得這些「新鮮」牛肉不只遊遍半個歐洲，而且還不是真的牛肉。

你以為「 Tesco」如此響噹噹的大企業，一定不會出售假貨，就像香港人曾經信任「百佳」和「惠康」。你以為「 Findus」這麼有名的大品牌，一定會對消費者負責，就像大陸人曾經信任「三鹿」和「蒙牛」。其實它們一點也不比我們精明周全，它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賣甚麼，也不曉得自己究竟買了甚麼，正如我們這些消費者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吃了甚麼一樣。

有人形容全球化就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時代。或許，我們還可以形容它是一個沒有人瞭解自己吃的是甚麼的時代。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這些站在食物供應鏈終端的消費者又能做些甚麼呢？

《新生代》雜誌專訪梁文道（節錄）

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人格是最高的學位」。意思是說，無論我們的專業成就有多高，最重要的，還是人格的修養；一個人，應該要先成為一個好人，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醫生或學者或音樂家。

梁文道，一個縱橫華人社會的作家、主持人、文化團體領袖、跨媒體工作者。雖然他不喜歡「明星」的稱號，但他真的是知名度高、影響力大。梁文道出名學識廣博，思維活躍，學問「百足咁多爪」，然而，跟他做訪問，談到一半，內容卻從歷史文化談到人格修養，從知識份子談到自我反省，然後，甚至談到宗教，談到出家。因為，他既在乎他在社會發揮什麼力量，也在意自己的內在修為。

訪問梁文道，令人想起「人格是最高的學位」這句話。梁文道真的不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文人。他在訪問中談五四作家時說過「讀書人本應如此」；其實，他自己就示範了什麼叫有才有德的讀書人。

「唔入黑社會唔係辦法」

記者（下稱「記」）：前年你來澳門書展為《新生代》主持講座時，曾經提及你年少時有一段「左手劈友，右手睇書」的日子，你可否談談這段歲月？

梁文道（下稱「梁」）：當時，我在台灣的男校讀中學，在青少年群體中有種很暴戾的氣氛，特別是我身處的三重，更是黑社會橫行的地方。在這環境下，我們很喜歡打架，甚至是無目的的打，那是一種青春的躁動。當時，大家都很渴望加入黑社會，那好像是一種人生理想，甚至覺得「唔入黑社會唔係辦法」。當時在台灣，好的學生就入國民黨，不好的就想入黑社會。但是，後來我家人把我帶回香港，才沒有加入黑社會。

記：據說，當時好像有一個「黑幫老大」介紹你看書？

梁：其實，當時我已經喜歡閱讀，只是，這個老大介紹我看川端康成。最初，我一看是日本人所寫，還以為是「咸濕古仔」呢。當時，大家不覺得一個古惑仔靜下來看書是很奇怪的事，就像現在，睇電視是人人都會做的事情。在當年的台灣，大家都看書，並沒有把看書跟某種階層或身份扯上關係。現在，我們太把閱讀當成一回事了，幾乎是有Moral Value（道德價值）在內，為何閱讀不能輕鬆一點？

「越是看不懂，越是投入去看」

記：在你的青春期，有哪些啟蒙書是影響你一輩子的？

梁：初中開始喜歡看哲學書，例如存在主義的入門書、羅素、佛洛依德、笛卡兒等，回香港後，又瘋狂的看了很多魯迅，後來喜歡沈從文，再大一點則喜歡周作人。至於胡適，最初不大喜歡，但年紀越大就越喜歡。

記：這裡看來是兩個脈絡，一個是哲學，另一個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為什麼這兩類書特別吸引你？

梁：哲學是我一直喜歡的，小學六年級就開始思考哲學問題，思考人死了之後會怎樣，找了很多書看。

對於五四文學，我不是孤立地去看的，而是結合整個中國現代史一起看的。小時候在台灣，中國現代史的教育有一半是假的。中二時，台灣的書本上說中國第一大湖是洞庭湖，但我明明知道六十年代後中國第一大湖應是鄱陽湖。老師說，根據「萬惡的共匪」提供的資料，中國第一大湖是鄱陽湖，但由於「共匪」時常撒謊，因此這資料不可信。我就問老師，那為什麼「萬惡的共匪」要講這些大話，他就說「萬惡的共匪」就是匪夷所思的。後來，回到香港，我就從新認識中國歷史，「共匪」變成偉大的毛主席，偉大的蔣公則變成「蔣匪」。那時，好像把我一切價值打破了。我也開始覺得，香港真好，可以讓我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當時，我開始思考：什麼是可以相信的？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意識型態？為什麼一個政府要撒謊？

「世界本應如此，讀書人本應如此」

記：五四運動作家要救國要改變社會的熱情，跟你後來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信念有沒有關係？

梁：那是潛移默化的。小時候看這批作家的書，我會想：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嗎？不是每個讀書人都會做這樣的事，寫這樣的文章嗎？因此，對我來說，我已經沒有選擇餘地，我會認為：世界本應如此，讀書人本應如此。

記：近年來，你的工作滲透在不同的傳媒，你是否滿意現在的工作？

梁：我有時是很累的。而且做多了，也容易迷失自己。當手頭上的工作越來越多，我會想，這些事情都值得做嗎？我有沒有離開過我最初的方向？我也擔心，作為一個讀書人，我的內在修養夠不夠？我怕自己會變得沽名釣譽，變得名過於實，尤其是電子傳媒會把一個人「明星化」，那令我不舒服。例如，一個讀書人為什麼要去剪綵？近年來，我常被這種問題困擾，因此有時會想「縮」回去。

記：你曾經說過，你要用盡每一寸空間去發聲，引起人們思考，現在仍有這種信念嗎？

梁：對，我現在也這樣認為，不過，這些事情會有反作用的。首先是「名」的問題，也就是別人如何看你、如何對待你，因為，這些別人的看法會反過來影響你自己。我常提醒自己：我有沒有自我膨脹？我會否覺得一切是理所當然？我會否開始很計較別人喜不喜歡我？如果有這些跡象，就會很危險。我做傳媒工作，很容易把精力都「外放」出去，而不是對內的自我雕琢與修養。

「一支槍火力越猛，後座力越勁」

記：你其實實踐了文人用普及的傳媒去參與社會，這看來也是公共知識份子應該做的，但現在你卻有點想逃離？

梁：也許我現在很關心自己的內在問題，也就是有沒有撐得起這一切的人格素養。這情形好像是開槍，一支槍火力越猛，後座力越強勁。做大眾傳媒，火力當然很遠，但後座力也很大，包括虛浮、虛幻，例如我不喜歡開車，就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請個司機？又例如有人請我拍廣告，要不要去？這會容易令人失去自己。我想做到的是：穿一件便宜的T-恤去一個很豪華的晚會，而仍然感覺自在，不介意別人怎麼看。又例如，現在有人見到我會叫我簽名，如果有一天不再有這些人，我會不會感覺像個過氣明星一般失落？因此我想，一個人要有很好的人格修養，才配得起走入普羅大眾，用名聲去為社會做事。

我現在歸依了佛教，保持每天禪修的習慣。小時候，我除了想當黑社會，還有另一個想當神父的願望。我讀的是天主教學校，小時就領洗。我是一個矛盾的人，性格一方面很外內，一方面又對於什麼都不管的生活存有幻想。後來，因為教義的問題，我離開了天主教，如今，我信佛教，並對出家充滿了幻想。早陣子我參加了七天的短期出家，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七天。當時，要禁語、禪坐，不能看書寫作，甚至不能思考，這對我影響很大。

暫時來說，我會保持現在的工作，但長遠來說，就要看我修佛的結果。

「我不會像陶傑那樣寫文章」

記：你最初修佛的機緣是什麼？

梁：因為我在工作中，遇到剛剛談到的做人的危機。修佛令我有了力量去洞見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並把持住自己，令自己不要做一些自己不希望做的事，令自己不要變成一個自己不希望變成的人。

記：今天你為不同的傳媒工作，面對普羅大眾，你有沒有你的底線？就像另一位走入大眾傳媒的作家陶傑，他也會賣燕窩廣告。

梁：有什麼是陶傑會做而我不會的？反而不是拍燕窩廣告，或者是馬百良海狗丸廣告，而是我不會像他那樣寫作。他很聰明，文筆非常好，但問題是，我非常不認同他的寫作方法，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種玄談式的民族性。我很不喜歡談民族性，這是一個本質論的概念。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竟一天到晚鼓吹民族性，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如果把現在的所有問題講成是由於中國人的「小農DNA」，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這種寫作方式有什麼意義？想達到什麼目標？這就是我永遠不會做的。

《新生代》雜誌2008

梁文道：政府起源的故事

【新世紀】人類源自何處？世界又是怎麼來的呢？這類事關宇宙洪荒的大哉問從來不好回答。於是古人便以神話作為應對，試圖以故事的框架，專為天地理出一套易於為人理解的秩序。那林林總總古靈精怪的故事看似荒謬，但也不乏解釋的力量。因為它們的重點並不在於它們是否說出了歷史上曾經存在的「事實」，而在於它們有沒有給出一副讓大多數人信服的模型；而這個模型的確能為一個社會奠下坐標，令大家活得有方向有價值。

就算不管這些自然物事，只看人造的制度與現象，我們一樣喜歡用故事的模型說明它們的來由和依據，因為人類的造物並不一定比天然的東西好應付，而且更加仰賴整個社會的信服。所以洛克要用故事去解說產權的根源，霍布斯要假想一個自然狀態去給出政府之存在的理據。

政府確實是如此一種人造物，恍似天然，自有永有，其實大家又都不曉得怎樣去闡明它的來歷才好。於是學者便為它想出了不少故事，例如，以研究集體行動聞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他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很久以前，在政府還不存在的年代，一幫土匪四處打家劫舍，掠奪百姓的收穫。這種惡事幹多了之後，他們漸漸發現這麼搞下去效益很低，因為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最終也只會累得他們自己所得不豐，「發展」不可持續。於是他們轉變活動形態，由流寇變成坐寇，每年又在一定時間固定下山，每次只拿一定比例的收成，就像收「保護費」一樣。如此一來，老百姓勉強算得上安居樂業，有心情勞動，有意願賣力，而匪幫的收入也就有保證、可估算了。不止如此，土匪們現在還明確了地盤觀念，曉得「保護」百姓，不讓來自其他地方的匪徒侵入，不使肥水外流。久而久之，坐寇成了政府，保護費成了稅收，地盤變成國土，防止對手分羹就叫做國防了。

正如其他一切類似的故事，奧爾森的「土匪理論」意不在歷史的真實，而在於突出政府的某種性質。延續了無政府主義傳統把政府視為掠奪者的思路（而非把政府看成保護者的傳統），他卻想強調政府也會發展出促進經濟民生的傾向，因為只有被掠奪者肥了，掠奪者才能拿到更多好處。

然而，政府（「匪幫」）也有它內在結構的問題，隨著其規模擴大，這些內在問題也會愈形激烈，甚至說不定會反過來破壞了保民生、促發展的根本目標。有些學者便用類似的模型，去理解部分非洲國家老是治不好腐敗並且越治越動盪的情況。

因為匪幫也是個小社會，有它的尊卑層級，有它的高低階序，小弟肯給老大出力，是因為老大願意和他分贓；老大為了贏得小弟的尊稱，就要對小弟們偶爾的過度掠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套在一個貪腐政權上來講，那就是老大分大成是肯定的，小弟們同樣也得有自己一份，甚至不時干些欺上瞞下的多餘壞事。上頭叫你去民間搜刮糧食，你不只是搜足有餘，還順便強姦民女。遇上這種情況，老大通常不願意多管，而是將它當成送給下頭的紅利；對下頭來說，這則是大夥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妨稱作「義氣」。

問題是匪幫的規模可能擴大，正如一切官僚機構皆有其不可遏止的膨脹傾向一樣，要是所治地盤發展得好，油水日益豐盛，想要加入匪群當小弟的人便會變得更多。匪群一旦擴張到某個規模，一層層的重擔就會都壓到底下真正勞作的百姓頭上了。到最後，這些被剝奪者要不是找路外逃，就是無心工作，結果竟然跟一開始流寇四竄的狀態一樣。

於是那些國家的經濟就開始倒退，社會也開始凋敗，只見穿著制服拿著官印的大小官員取奪無度，然後老大就不得不出來幹點事了，例如官員財產公佈之類的招數，這些非洲政權也都用過。不過，這類行動往往重在打擊下層小弟，不使刑上大夫（這是自然的，不是嗎？）。打到後來，匪幫上下失和，不只受到壓抑的基層不再忠誠，就連潛在的新血也因無利可圖而不再熱衷入夥，整個集團的崩潰也就不遠了。

這就像當年電影《建黨大業》裡頭蔣介石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反腐就要亡黨，不反腐就要亡國。」

梁文道：老店

【飲食男女】十多二十年前，我時常去旺角逛街，去「助聽器」那幾家唱片鋪買唱片，去「田園」那幾家書店看書。「文星書屋」還在的時候，我喜歡在那裏和店長聊天，翻看他家特別齊全的大陸學術書籍。尤其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史料，鍾叔河先生主編的那一套書，我幾乎都是在「文星」一一購全。有時候買完了書，口袋裏還有錢剩下的話，我就直接下樓吃晚飯，不必走遠，當年的「坤仔記」就有全香港最好的牛雜粉。那個年頭正是香港經濟最繁盛的時候，紙醉金迷，魚翅撈飯，根本沒人在意最庶民最粗賤的牛雜。要吃牛栢葉，家家都是乾乾淨淨的慘白貨色，一看就知是工業產品，惟有「坤仔記」供應最原汁原味的黑色牛栢葉。於是偶爾學學穿著汗衣背心的老叔父，叫碟牛栢葉，再來一小瓶廣東米酒，享受老香港所餘無幾的消閒辰光。

時間過得很快，才一轉眼，「助聽器」就搬家了，老唱片行日漸凋零。「文星書屋」也走了，再沒多久，便像香港無數曾經存在過的書店一樣，如海沙般沖洗得無影無蹤。至於「坤仔記」這家老牌名店，它的原址則成了大型連鎖成衣專賣店的地盤，當時沒有多少人說話，現在上網也很難查得到它的痕迹，畢竟那是互聯網時代之前的事了。

說來奇怪，這麼多老鋪走得這麼快，當時竟沒有多少人覺得可惜。不像今天，「HMV」一傳總行倒閉的消息，人人哀惜；老飯館逼遷結業，甚至有雜誌專題紀念。到底香港是個慣於無情的城市，幾十年來見過多少老建築的毀棄淪陷，這等小事只不過芝麻綠豆，上心的人屈指可數。

大家覺得自己日子過得不錯的時候，地產便不是霸權；等到我們開始失落，就連遊客都是破壞這座城市的禍首了。十幾年前，我寫這些東西會被人恥笑，覺得我想拖住經濟發展的後腿。現在大夥一窩蜂地懷舊本土，我卻有點擔心這樣的省覺恐怕已經來得太遲。香港，早就成了一幀歷史明信片。今日的結局，全靠大家幾十年前為它鋪下軌道，不能完全怨人。當少數人在反對拆除九龍城寨，把它碾平成一座公園的時候，社會主流在哪裏呢？豈不都在忙着炒樓炒股搞移民。

理智上，我當然樂見現在的懷舊情緒，遲到總是好過不到。情感上，我只能樂觀調整自己的心態，去適應眼前劫後的新環境。比如大埔的「陳漢記」，我很意外《飲食男女》會為它採訪立傳，因為我以為那個系列只保留給一些街坊老店，而當年我卻幾乎是看着它開檔營業，總覺得它是家新來的小弟。

正好那時是街坊，我一星期起碼光顧個五、六回，從來不是因為東西好吃，而是為了它方便。我們一群同學坐在它家門外閒扯，大暑熱天，常常能用一打冷凍到結冰的啤酒消磨半夜。年輕的老闆分外豪爽，見是學生，時時不算零錢，甚至免費加料。看到雜誌介紹，我很高興他豪氣依然，並且愈做愈有。的確。我現偶爾還會路過幫襯，但再也不是為了喚起舊情（老同學早如星散，老闆也不認得我了），是為了它做的食物真比從前還好，各種粉麵規矩不欺，腸粉更是堪稱一絕。

「陳漢記」算是老店嗎？放在這個易潔鑊般的城市，也許二十年就叫很老了。如果它真算老店，那它就是老店之中罕有的例子，居然還能進步。因為坦白講，現在不少人家捨不得的老店，其實就是做了幾十年而已。老街坊老同學趕去懷舊，只是因為聽說它們快要關門，沒有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