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我們當然可以繼續長篇大論地去辯說普選的真偽，繼續開解商界對民主的憂慮，繼續煞費苦心地解釋香港主流不會想和中央對抗。然而三十多年以來，究竟還有什麼未曾說箇清楚的論點呢？難道過了三十多年，大家還沒發現，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普選的種種後果，而在中國共產黨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在它轄下的城市竟然能夠不受控制？在它看來，要在普選之前加上一道預選的關卡，可能已經是它能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要是真的願意開放普選，任七百萬港人隨意舉出我們心儀的領袖，那它還能叫做共產黨嗎？所以說，就算七百萬香港人今天都很愛國，沒有可能會選出一個和中央玩對抗的特首，它也會想辦法再找一個理由來預選。
拉遠一下視野，當前局勢或許可以套用此前多次在此介紹的「維穩邏輯」來理解。
有些朋友不明白喬曉陽等人為什麼總是如此強硬，明知香港民氣躁動，有人要佔領中環，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獨立，他們卻還要火上加油，逼得形勢更加對立？成熟一點的做法豈不該是為熱爐降溫，營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氣氛嗎？如果目標真在議出一個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選方案，真在「社會和諧」「繁榮穩定」，那麼北京要人自會放低姿態，擺出幾圍和頭酒（例如再邀泛民去中聯辦聊天）。但要是它的目標恰恰相反呢？
表面上看，近年橫行全國的維穩體制是要消弭反對勢力，從根處扼殺「不和諧因素」。實質上講，它卻像許多學者所言，乃是一個越維越不穩的手段。只有這麼一個常常主動替自己尋找甚或生產敵人的體系，才能在地方上擴充人員編制和資源預算；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維續一個緊張的動員狀態，伸展權力的密網，保住自己的執政理由。許多新國家主義者喜言卡爾．施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延伸演繹之後，如今的國家機器就把敵人的存在當成自己的絕對預設了。簡單地講，它需要敵人；若是沒有，那就得設法創造一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