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人真是會麻木的。自從受到內地媒體採訪以來，許多一開始不能接受的做法，久而久之，我也就慢慢開始習慣了。都不清楚多少回了，我在報上看到自己的專訪，會發現一些根本沒向我提出過的問題，而我居然還能「回答」得頭頭是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其實那些問答並非全屬虛構，只不過是記者假裝問過我幾條問題，再從我在某一場發佈會或者演講說過的話裡節錄一些內容，當作對其問題的回答而已。也就是說那些答問從未存在，但部分內容卻又真是我說過的話。
其實我算是幸運的了。有一位作家朋友甚至碰到由頭到尾全部瞎編的專訪。後來他在某個場合看見那篇訪談的記者（作者），便上前責問，不料對方氣定神閒地答道：「×老師，你不會這麼較真吧？」於是，當我最近收到一位記者寄來的「作品」，要我審校其中「答案」有沒有錯誤時，我竟然生出一股感激的心情。
這種要求我碰過好幾回了，你可以說那是「求真」；也可以說是要我確認他的做法正當，成為這篇不曾存在的「訪問」的同謀。無論如何，我真的適應了，並且漸漸相信這是個常見的現象。除我之外，必有無數受訪者願意配合，這些記者才會表現得那麼自在，彷彿本應如此。
回想當初，我是連看稿都拒絕的。因為我曾經認為，接受一個採訪，就要信任這個記者和這家媒體，信任他們的專業能力與操守。
假如受訪者在訪談刊發前看稿，這豈不是給了他一個審查的機會嗎？沒錯，這也是一種新聞審查，這個世界上的審查絕不僅止於政治。
若是為了確認事實，要不請記者就具體疑難再次查詢，要不就該花錢另聘編輯出手代勞。你讓受訪者看稿把關，他也許刪改悔不當初的言語，甚至修飾美化，讓自己更加正面更加高大。
我以尊重專業的態度去對待媒體，拒不事後審稿，得到的結果卻是一長串的基本事實錯誤，以及天馬行空的編造。所以，偶爾我也開始學著看稿了，因為我發現原來許多媒體人並沒有以同等的專業標準去要求自己。
這只是冰山一角。某些商業發佈活動要發「紅包」給記者，乾脆成了人盡皆知的「行規」，不發反而顯得搞活動的人不專業不懂行情。而媒體的管理方則默許這等行規的存在，視之為記者過低薪水的正常補貼。換句話說，專業倫理的淪喪已經嵌入到整個行業的薪資結構，成為傳媒業的肌理結構。我真不知道在這樣的狀態底下，你要拿什麼去對抗由上而下的權力巨手？
偶爾我去一些媒體座談，講這些大家不太愛聽的話，部分同行還嫌我想給大家再添枷鎖，似乎專業規範和政治條框都是管控，只有全都甩開才算真正自由。他們大概不清楚，新聞自由不是個體的為所欲為，而是集體的自主能力。真正的新聞自由與專業倫理的自律，根本是不可分隔的同一回事。
按照已故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講法 ，社會上所有「場域」的相對自主，皆離不開這個場域之內的自律邏輯，它對內界定了場域裡邊各種互動和競爭的規則，對外則撐起了足以區別其他場域和外在力量的界限。
放在新聞界上，這個次場域的自律邏輯便是它一系列的專業倫理了。整個新聞界對這套倫理的堅定信守，不僅可以為每位同業帶來尊嚴，使其不輕易自侮；更能贏得外間的尊重和支持，使之不能輕越雷池。
如果不顧操守，收取商人和公關的「紅包」，那你又為什麼不能拿點官員給你的好處呢？反過來說，哪怕是一個受訪作家看稿，也很難說不是一種「干預」。
且莫以為這是要談道德大放高調。從古至今，多少專業在為它們的自主獨立奮戰的時候，都要倚仗它們惟一可以自恃的專業倫理。昔時歐洲學術界擺脫教會和國家的羈絆，也正是他們努力建設自己的自律邏輯的時候。今天不少「第三世界」的司法界力爭司法獨立，主要武器就是界內全體對司法原則和司法精神的不易認同。當一整個專業都能堅守原則，並以專業操守為傲，社會大眾便會逐漸形成共識，知道這個行業的精神與底線。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事例了。
我們不能拿種種限制當作藉口，放棄自己的專業操守。當你開始懂得一個受訪者沒有權力去審查你寫的文稿之後，你才真正懂得拒絕任何不專業干涉的理由。
我相信，到時候，連被你拒絕審稿的受訪者也會懂得，並且站在你的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