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西餐之純真（純真二之二）

【飲食男女】在他的《純真博物館》裏面，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懷想所捕捉的那種「純真」，並不是青少年時代的純淨真愛；不，那種「純真」指涉的範圍要比這類浪漫的想像大得多了。

依我看，帕慕克筆下的「純真」，其實是一種第三世界後進地區剛剛遭遇「西方現代」時的朦朧心境。就像小說裏提到的第一部土耳其電視廣告，第一款土耳其國產汽水品牌，第一家引進新式酒店服務的希爾頓，乃至於那些仿造各種巴黎名牌皮包的冒牌貨；它們全都是「西方」、「先進」、「摩登」和「品味」的代表，全都對當年的後進國土耳其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上世紀七十年代，伊斯坦堡最富裕最時尚因此也可能是最洋派的那一個社群，努力地把自己浸泡在這堆物品及其構成的氛圍之中，小心翼翼地學習如何欣賞它們如何享受它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到了學生的位置，又驚慌又喜悅地逐步嘗試據說是很上流很時髦的口味，仰盼西歐文化的啟蒙。

為甚麼這種狀態叫做「純真」呢？請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吃「西餐」時的感覺，回想一下香港人當年去「車厘哥夫」和「波士頓」吃聖誕大餐的那個時代。那是種怎麼樣的心情，又是種怎麼樣的環境與認知呢？

我還記得，小時候家在粉嶺，隔一段時間，家人就會說：「今天去吃西餐吧」。所謂的「西餐」，只不過是新界某家洋人公務員群體時常光顧的酒吧餐廳的簡單食品，例如羅宋湯和周打魚湯，又如龍脷魚柳與火腿扒。口味簡單，可是竟有在室內多開了一扇窗子的刺激；再加上刀叉，加上周邊陌生的語言和聲音，整個吃「西餐」的過程竟然成了一種富有魅力的儀式。簡單地講，吃「西餐」和平常出外吃飯是不同的；去酒家吃飯，也就只是吃飯而已；吃「西餐」，則徹底是另一類型的經驗。

大了一點，我又發現許多人很把「聖誕大餐」當回事。比方說許多港式西餐廳的平安夜晚餐，做得並不好吃，卻是大夥心目中「西餐」體驗的極致代表，豐盛、熱鬧且隆重，於是平添一層想像力所賦予的幻味。

細想這些記憶，我們可以發現一種類似於帕慕克所說的那種狀態：在一套西方的異文化跟前，自己忽然成了一個學生，而且是個欣喜不已的學生，有如少年頭一回打領帶穿西裝，覺得自己正在加入一個更上層的團體，日後會變得更加成熟更有身份。這套經由食物、環境以及用餐程序所體現出來的文化趣味，不止異國，更是高級，因而特別美好誘人。

終於有一天，我們發現「西餐」原來只不過是個誤會，正如「聖誕大餐」找不到準確的洋文對譯，很有可能都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就像歐美發明了所謂的「Asian food」一樣。終於，我們知道了法國菜和意大利菜的區別，甚至到了可以細緻辨析西班牙不同海岸之不同風味的地步。終於，我們從「皇后」餐廳出發，經過號稱由「一星廚師」主理的餐廳（意思是大廚曾在某個一星餐館的廚房待過），然後有了自己的正式的三星級法國菜館。終於，我們甚至吃遍天下，從以為「花之戀」就是壽司之最，來到喜歡白身魚多過拖羅的層次。

終於，我們長大了，可以更平和地看待所謂的西式餐飲，更理智地判斷食物好壞和高級與否的關係。這時候，偶爾我們或許會想起幾十年前的「火焰雪山」和「鐵板牛扒」，懷念其時的興奮期待，回味其時的新奇滿足。但你未必便因此衝動地立刻趕去「紅寶石」，讓小時候吃過的再來一回。不是它們變了，而是你變了。你懷舊；明明東西還在眼前，但你硬是要懷想它如記憶一個故去的友人，彷彿它欠缺了一點甚麼。那點甚麼，便是你的「純真」，我們的「純真年代」。

梁文道：「空間政治」

【蘋果日報】莫非冥冥中真有定數？到頭來，看港的一切始終逃不開一個「住」字。

老百姓如何為地產霸權所苦，自然不必多說。沒想到就連達官貴人也要毀在房子的問題上面。先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不誠實領取房屋津貼（大家還記得他嗎？），然後輪到陳茂波經營劏房，再來是林奮強偷步賣樓，現在乾脆連特首梁振英與房屋局長也把信譽押在僭建上頭了（假如這個曾經說過N屆都不會選特首的人還有信譽的話）。一個上台還不到半年，就已經垮到這種地步的政權，真是世所罕見。更有意思的是，這幫人或者是涉及刑事詐騙，或者是以房產謀暴利，或者是利用職權貪小便宜，又或者是想方設法搞大房子（「等屋企人住得舒服啲」？），總之全都離不開房產。單從這點而言，我們的確擁有了一個配得上香港的政府，因為房子正是那個最折磨港人精力心志，又最叫港人魂縈夢繫的冤家。

為什麼有些人難得休息飛去東南亞海濱渡假勝地，卻選擇足不出戶窩在別墅式酒店，吃在房裏，游泳在房裏，甚至還在房裏開枱煲劇？恐怕就是為了那間兩三千呎的別墅，它很像傳說中的那種豪宅。營碌半生，每天忙得半死不活，就是為了一間建築面積七百呎，實際用得上的地方只有四百多呎的「毫」宅；好不容易休假，還不趕快住幾天。真正豪宅過癮。

如今看到原來梁振英也嫌房子不夠用，大家或許就能鬆一口氣了，尤其是在那些舊區老樓的小單位裏用鐵枝膠板多給自己掙扎出幾十呎空間的「僭建戶」。這個政府還剩下多少合法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們對付草根市民僭建的合法性就已經所餘無幾了。

梁文道：不改革又如何？

【新世紀】最近一年，關於改革的言論越來越多，其中有一些還說得相當嚇人，似乎再不改革就要面對「亡黨亡國」的絕境。有意思的是，過去說這些話的，往往都是不被待見的邊緣分子，他們常常在形勢一片大好的當兒預測崩潰的到來，斷言一切風光皆屬表面幻影，外皮底下儘是痼疾。

想不到今天便連在位者也發出了類似的呼聲，可見情況確實嚴峻，真到了再不動手術就走不下去的地步。於是大家便起碼有了第一條共識，那就是改革的勢在必行。接下來要爭論的地方，在於改什麼和怎麼改，也就是改革的領域與路向的問題。

然而，退回一步想，不改革就一定會走到「亡黨亡國」的地步嗎？明知問題深重，明知改革之必要，但有沒有可能不改也不必速死呢？

提出這點疑問，不是因為我對當前中國現實情況的掌握要比各位高明深廣，只是出於一絲歷史的興趣。

中國人好讀歷史，恰好又有史上罕見的不中斷的悠長史統，應當曉得一個王朝或一個社會不改革的下場。

以後見之明回頭瞻望，國史上實在有太多早就注定要終結的盛世，甚至不乏建制之初便已埋下衰敗禍根的朝代。難道當時就沒人看出問題，難道當時就沒有人提出種種改革救亡的辦法，甚至付諸實踐？

當然不是，古人可沒那麼笨。別說太遠，光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鴉片戰爭以前，朝野內外就有了不改革不行的主張。一路發展下去，這種看法便越發急切，終於到了幾乎人人皆知人人認同的程度。不只如此，清朝還真出過一些改革方案，從自強運動一直到最後的立憲政制，一個比一個大膽，一個比一個廣泛。

結果呢？清朝還是亡了。只不過這個滅亡不是即時的痛快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從開始有人指出改革的必要，到滿清王室的退位，這個過程拖了將近百年。縱觀世界歷史，不改革馬上就死的情況其實只是少數的例外，真正的常態反而比較像清朝這樣，能夠苟延殘喘地賴活上好長一段日子。

「這個世界正在翻轉，我們的統治看不出更好的希望。噩運把國家交到卑鄙的小人手中，我們的官僚全是潛行在伊斯坦布爾街頭上的惡棍。我們無能為力，只好祈求上蒼的慈悲。」發出如此悲鳴的人，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穆斯塔法三世。1774年，就在他駕崩的前幾天，竟然留下一首這麼悲沉的詩。

1774年，離帝國消滅還有一百五十年之遠，在位的蘇丹就已經預見了末日之必至。而這個帝國，曾經如此不可一世，疆土橫跨三大洲，怎麼到了十九世紀，便被人冠上「歐洲病夫」的稱號（晚清被稱為「東亞病夫」，反而是後來的比襯）？其實在那一百五十年裡頭，它們不是沒有變革，許多動作幹得甚至比清朝還狠，只不過那些革新都動不到骨頭罷了。

再看羅馬，其衰滅早就被古往今來的人研究透了。可是比起帝國時代的慘烈奪目，我對羅馬共和的終結更感興趣，因為那是歐洲史上第一憲政體制的垮台。

德國古代史大師邁爾（Christian Meier） 的總結最狠最精，他說羅馬共和那最後一百年的問題是「沒有出路的危機」。危機而沒有出路，因為那套憲政體制的成功，正也是導致它覆滅的理由。

國家越是擴張，佔據的資源和土地越多，貧富差距就變得越大。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就變得更加動盪。要改革，就要傷及既得利益階層的筋骨，並且手段非常，往往出之一連串不合既存體製法統的驚人舉動，最後又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暴力告終。不改革，那就看著農人失地，流民漸增，集體造反此起彼落。在這樣的處境底下，統治集團還有什麼選擇？於是羅馬共和就在時人的憂慮與不安之中，搖搖晃晃地走完它最後的時光，還是頗長的一段辰光。

古往今來，多少政體多少王朝都是這個樣子。都知道要改弦易轍，都知道老路走不下去。然而改革談何容易，真正能重春還陽的改革無異於一場革命。所以大多時候，他們都選擇了小規模的局部手術。足以續命，只是苟存而已。

梁文道：責任

【蘋果日報】如果一名獄卒太過疾惡如仇，看管犯人的時候份外賣力，他大概就會是電影裏頭那種殘暴的壞人了。如果一個警察不只暴力逼供，而且還十分享受這個過程，一邊看着嫌犯呻吟，一邊暗生快感，我們大概會覺得他很變態。與此相關，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裏面，我們甚至會覺得法官和檢察官都不應該帶着過度的情緒工作；這些人都得冷靜、克制而理性。

那麼，在「網絡公審」一個壞人的時候，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獄卒（或者劊子手）等多種角色於一身的網民們，他們又是帶着怎麼樣的心情呢？

少數人很愉快，他們或許會虛構一個嫌犯的抗辯，好激起更多人的怒火（就像那位假造「五百港女」對高登巴打的回應的網友），藉此取樂。有些人是憤怒的，他們表現出一種不可置疑的正義感，深信自己的行動堪稱義舉。但說不定還有更多人只是湊熱鬧，一邊吃飯一邊說兩句話，說完漱口睡覺。對這些人來說，在網上幫忙起一個人的底，寫他一點壞話，不過舉手之勞，未必有多正確，也未必要負多大責任。

責任，正是任何群眾行動裏頭最難算得清楚的事，從前幾百人聚在廣場上批鬥一個反革命，幾百人都有份吶喊叫罵，如果那個反革命最後自殺身死，這個責任該由誰承擔？我們又如何知曉，幾百人中哪一個人的哪一句話，才是那根壓垮駱駝脊樑的最後稻草？

網絡上的公審大概也是如此。假如有一個被攻擊的壞人身敗名裂，一世洗不掉冠在他頭上的污名；假如有一個人被幾萬網民嘲弄，私隱盡喪，甚至弄到精神崩潰的地步；你能期待一個只是湊興起哄，寫了三兩段字，發掘過人家一丁點往事的網民，會因此夜不能寐，良心不安嗎？

梁文道：處罰和公審

【蘋果日報】古巴比倫法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聽起來很殘暴，但它到底限制了更多的暴力。最最起碼，它沒教人丟了一顆眼球之後，跑去殺光仇人全家。上古時代，部落社會中的復仇可以變得很駭人，為了一點小事，便引來滅門屠族之禍。但《漢謨拉比法典》告訴我們，這是不對的；處罰應該和一個人所犯的罪行「等量」，不得過輕，更不能過猶不及。

錯誤可以量化嗎？罪惡能夠計數嗎？當然很難，但我們心中大概都有模模糊糊的一把尺，都覺得一個人犯下的錯和他受到的教訓應該「等量」。從前日本治下的東亞屬地以「治安良好」著稱，扒手偷竊，甚至會遭到砍手的酷刑；如今有誰會覺得這種處分公道？

同樣地，當年那名韓國「狗屎女」放任自己的小狗在地鐵車廂拉屎，結果得到學校退學、精神失常的後果；這樣的制裁合理嗎？一個人沒管好自己的寵物，而且拒不認錯，她就活該被人公佈她的一切私隱，甚至讓她的家人都得教訓嗎？

我當然不會以為今天香港網民對「五百港女」的制裁，比得上當年那位「狗屎女」的慘烈。可是我們不能不從這件事學到一點東西，仔細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

俗稱「網絡欺凌」的這種社會制裁，看起來很像司法，都有矯正錯誤，重申正常規範的作用。但是其中一個關鍵差別就在於沒有人知道那個處罰的份量該有多重，要去到多遠才算過份，要走到何處才會讓人收手。更不消說整個「審判」和行刑的程序是否合理是否公正了；殺人嫌犯尚有自我辯白的機會，得罪網民的壞人的話，則根本沒人要聽。這確實很像古代的獵巫，又很像文革的公審，一旦被告，便已定罪。一個人聲嘶力竭的喊冤聲，完全淹沒在廣場上的喧鬧之中；直至石塊丟盡，血流一地，眾人才興盡散去。

梁文道：純真（純真年代二之一）

【飲食男女】童年嘗過的味道最好，同樣的零食，同樣的糕點，長大之後怎麼找都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它也絕對不是幼時記下來的那股滋味。所以大家談吃，總愛懷舊，思念小時候吃過的好東西。那種味道或許很單純，可是關於味道的這種種思念卻很不簡單；對象不同，我們追想的內涵也會有相應的差異。

譬如「皇后」、「波士頓」和「車厘哥夫」這類老派西餐廳，很多有點年紀的香港人都會懷念它們，但那種懷念和我們懷念其他食肆與食品的方法不太一樣。回味過去的「益新飯店」，甚至更久遠的永吉街陸羽，懷舊者往往很清楚今昔之比，慨嘆老手藝老材料之不再。但「波士頓」和「皇后」則仍然健在，尤其前者，其招牌火焰牛柳幾十年如一日，沒鬧過革命，沒換過配方；要是高興，隨時可以再去光顧，重溫一下昔日舊味。

既然如此，那又有甚麼好懷念的呢？懷念一些從來不曾失去的東西，根本就算不上懷舊。不過，很多人仍然津津樂道「紅寶石」的聖誕大餐與「皇后」的白汁雞皇，說起來仿如追思逝者似的，一方面興高采烈，另一方面卻又帶了幾絲寥落的神色，好像真的有些東西一去不返。這究竟是為甚麼呢？

土耳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有一本叫做《純真博物館》的小說，他還特地為了這部書開了一家博物館，館名就叫做「純真博物館」。再準確點說，他其實是先有了開設博物館的念頭，後來才依循館藏物品一件件一段段地寫成了整部五百多頁的故事。所以這個博物館裏收藏陳列的，全是小說中提到過的東西。

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博物館展示的東西也不珍罕。故事是幾句話可以概括得了的愛情故事，東西則是這個故事裏頭出現過的種種物品，例如：車票、桌布、老枱燈、走不動了的手錶，以及四千二百一十三根情人抽剩的煙屁股。假如一個遊客既不是帕慕克的書迷，又不是這本書的讀者，在伊斯坦堡專門跑去這家博物館，應該也不至於白跑一趟。因為小說設定的時代背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土耳其，正是他們第一款國產汽水面世，電視機剛剛開始普及的年代；而那些被精心佈置在一個個木匣子裏的日常用品，全都薰染了那個年代的氣息，恰好能讓觀者一窺土耳其當時生活的風貌。

帕慕克為小說和博物館取名「純真」，指的並不只是一段感情關係的真摯單純；他想形容的，更是一種第三世界地區常見的發展階段。在那種階段裏面，資本主義的消費文明開始冒出苗頭，市面上到處都是前所未見的消費品，這些琳瑯滿目的物品充滿了誘惑力，在櫥窗中向路人許諾一個更美好的生活。很多時候，在這些發展中的地方，所謂的「美好生活」就是活得更加洋化，活得更加接近西歐和美國。

因此，這些地方往往就和小說裏的伊斯坦堡一樣，會在那個年頭裏開了幾家最西派最時髦的大飯店，成為整個上流社會出沒交際的地方（是不是有點像七十年代的文華酒店咖啡廳？）；也會有幾種高科技電子產品和幾款進口品牌，成為整代人追上新潮和自高身份的象徵。帕慕克筆下的「純真」，便包含了如此一層時代的定義。

借用他的講法，我也要說，屬於「波士頓」、「紅寶石」、「七重天」和「車厘哥夫」的那個時代，既是很多人自己的純真年代，甚至也是整個香港的純真時期。

梁文道：社會制裁

【蘋果日報】有人認為，網民對付「五百港女」，只不過是種社會制裁，重申傳統社會的人情價值，沒什麼不對。這種說法，讓我想起2005年轟傳全球網絡的「狗屎女事件」。

所謂「狗屎女」，其實是一位韓國大學生，某日她帶了自己的小狗搭地鐵，那隻小狗還賴了屎，於是便被其他乘客訓斥。沒想到這個女孩子不只不認錯，甚至拒絕清理狗屎，態度實在不好。要是放在過去，遇上這類法律一時不及，甚至根本不在法律規制範圍內的錯誤行為（例如排隊打尖），社會的確能自己制裁它，輕則由旁人投以鄙視目光，重則粗言辱罵。雖然這種制裁可以對犯錯的人造成壓力，但它的重點不在於真要對他造成什麼實質傷害，而在於公開重申一套社會主流認可的規範，讓在場所有人都感到隊不可以不排，狗屎不能不清。單從這個層面來說，社會制裁是很有必要的，想想看，碰上有人排隊打尖，如果人人都默然啞忍的話，那豈不是在告訴大家打尖就打尖，沒什麼了不起。

然而，這是屬於互聯網的時代，也是屬於便利影像紀錄的時代，所以「狗屎女」才能成為事件。

那個「狗屎女」不只受到了當時在場乘客的傳統「社會制裁」，還被人拍下照片，上網公佈。短短幾日之內，經過數以萬計的網民的努力，這個女孩的真實姓名、電話和住址等私人資料全數公開。就連她的父母家人也沒被放過，收到不少電話，指責她家家教不嚴。再發展下去，那名女子的身份就此定位，「狗屎女」這個名銜吞沒了她的一切，網上到處都是侮辱她調侃她的「二次創作」。終於，這個還在唸大學的孩子退了學，患上精神疾病。她的姐妹必須轉換工作。她的父母搬家，隱姓埋名。

當時有些韓國報紙的社論批評這是欺凌，可是一些網民反唇相譏。他們說，或許大家幹的有點過份，但這只是為了恢復正義，是一種「社會制裁」。

梁文道：遊客的夢想

【飲食男女】所有在外旅行的人，都想尋找最具當地風味，當地人最喜歡光顧的食肆。於是他們上網，找到了「Tripadvisor」。弔詭的是，「Tripadvisor」顧名思義，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遊客網，你在上頭看見的，全是其他遊客的意見。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香港人可有習慣在「Tripadvisor」上面發表意見，暢談自己對某家餐廳的看法，而且還特意使用英文書寫嗎？最有趣的是，我還常常看見一些旅客好心提醒其他人，千萬不要到某家餐廳吃飯，因為它是一個「遊客陷阱」。而這裏的「遊客陷阱」，意思不一定是騙錢宰人的黑店，很可能指的只不過是食物不夠正宗，當地人不大愛去而已。一個遊客對另一群遊客投訴某個地方太遊客了，這難道不是很好笑嗎？

必須留意，這類旅遊資訊網站還有地區差異，同樣一個「Tripadvisor」，它在不同地方所顯示出來的性格是不一樣的。在某些國際知名的大城市如紐約、倫敦，它或許還不會太過走樣，因為這些城市的訊息太過公開，太過透明，就像一具被徹底解剖開了的身體，再也沒有多少秘密可言。但是某些稍為不那麼顯赫的旅遊地點，網站上的有關評論很可能就會被摻進一些水分了。當地的旅遊餐飲業者大可自己貼上一些評論（尤其是在論壇部分），匿名誇耀自己的東西正宗，甚至匿名攻擊對手騙人欺客。更合乎道德也更常見的情況是主動邀請顧客留言，讓他們回家之後在網上多替自己美言幾句。能夠這麼做的，當然得自己有點本事，不可能給人三流貨色還要人家眛着良心誇它一流。可它也不一定是該地頂級的代表，很可能就介於第一等與第二等之間，加上殷勤勸告，使得心軟遊客感到自己好像有義務要為它回報些甚麼。如此一來，它在網站上的排名就會變得更高了，甚至高到遠遠超出它真正所值的地步。

然而，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這些擅於利用旅遊網站的業者，也不在於網站本身，而在於旅遊者的心態。我們出門在外，以異地陌生人的身份出現在其他人的家鄉，卻希望臨時擺脫這種根本擺脫不了的身份，一嘗只有當地人才懂得門徑的本地「正宗」風味，在住店和出行等方方面面做一個假裝的當地人；我們到底想要甚麼？我們為甚麼要這麼想？這麼想又對不對呢？我時常覺得，有時候跑到一個遙遠的異鄉，走進某家全是當地人的小店，要是遇上人人抬頭盯視着自己，而且眼光並不友善，這實在不是這個地方的人善良與否的問題，而是我是否冒犯了他們的問題。因為我能理解，特別是在一個旅遊業特別發達的國度，那些每天面對遊客，要對他們時時露出微笑，時時展現好客之道的職業人士，他們是不是也該有喘息的一刻？他們是不是也想給自己保留些許純屬自己的空間呢？好比酒店的員工休息室，又好比郵輪上的船員食堂，他們已經畢恭畢敬地服侍了你十幾小時，好不容易可以鬆開領釦喝杯咖啡抽口煙，這時時候你居然闖進來說要享受一家酒店的真實面？所以任何熱門旅遊地點，都一定擁有所謂的「最佳秘密」，一些通常只有當地人才曉得的好地方。在我看來，這種秘密就該讓它們繼續秘密下去，我們不該汲汲尋求打進其中的方法，因為那都是些讓當地人安心做回自己的休憩之地，我們最好尊重，保持距離，保持自身遊客的本份。

早在幾十年前，一些專門研究旅遊文化的學者就已經指出，現代人試圖在度假的日子裏偷窺異地人的「真實」生活，其實是嫌自己的生活不夠「真實」，總以為他人的人生比自己更真實更有意義。我不肯定這套說法至今是否仍然成立，但我相信我們這群既不在當地工作定居，亦不在當地生死，因此也不可能理會當地人之幸福與苦難的外來者，絲毫沒有在旅遊地點成為真正本地人的機會。我們或許吃得到他們的節慶食品，但我們不能明白那些節慶的具體價值；我們只能抽空地簡單地憑主觀感受判斷這些東西好不好吃，卻無法掌握它們在當地人一生裏面的全部意義。而好不好吃，在任何文化的食物系統裏面，都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考慮。身為遊客，我們只好放下奇想，不要太在乎吃到嘴裏的東西究竟有多正宗。就算正宗，它也未必美味，你更未必懂得它背後的一切。遊客都想在某方面當個暫時的本地人，可這卻是個注定行不通的幻夢。

梁文道：糧草先行

【飲食男女】去年有一個朋友送了我一包非常特殊的禮物，那是一份「MRE」——「Meals, Ready To Eat」的簡稱。但這可不是任何一般的即食食品，「MRE」乃是美軍野戰食品的專有名詞。外裝是一層棕色的鋁箔，必須用刀劃開。內裏則有一份主菜（我手上這一包是燉牛肉），一份蔬菜為主的伴菜，一包餅乾加上一小盒芝士醬，一塊蛋糕，一包朱古力粉飲品，還有一點別的小吃。這包「MRE」你可以在市面購買，大概十幾元美金，有些人會買來當做儲糧，以備不時之需。它的好處之一是保鮮期夠長，第二則是能用冷水煮熟，很適合世界末日的時候躲在地下室裏讓人多活幾天，出來之後正好見識人類文明盡成廢墟之後的景象。

「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確，戰爭奪人性命，讓別人再也看不到明天，也再吃不到下一口飯，確實是人間至凶，遠比任何傳說中的惡鬼可怕。然而，執行這項可怕任務的軍人卻得想盡辦法餵飽自己，讓自己活命，就像拿破崙所說的：「士兵要靠肚子行軍」。所以，不妨從飲食的角度，把戰爭簡化成一種要令自己繼續吃飯，好使他人再也吃不了東西的行動。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軍事強國總是會在軍隊的飲食問題上費盡心思，投入大量資源。比起平常大家在電視上看得到的炫目軍火，這些不易看見的東西可能更能說明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就拿美軍的「MRE」來說吧，它的主菜口味繁多，除了燉牛肉，還有火腿奄列、肉醬意式餃子、豬排配牙買加醬汁，和火雞肉配薯仔等十餘款花樣，全是美國大兵日常愛吃的東西。必須記住，這是野戰在外，不便回到基地時才吃的伙食。要是情況許可，這些士兵一般都在營地用膳。而營地裏的食堂，俗稱「Chow Hall」，聽起來可不是個教人開胃的地方。但是美軍基地的食堂今天已經變成了綜合性的快餐店，食物選擇比從前多，口味也比從前好，有漢堡和熱狗等尋常垃圾快餐，更有中式雞飯等讓人想像不到的菜式。美國軍人私人閒聊，常有的話題之一，便是比較哪一個軍種那一支部隊的伙食較好。有很多陸軍認為海軍的食堂最好，海軍則以為空軍更棒。

當年美國佔領伊拉克，推倒薩達姆政權之後，過了四、五年，巴格達很多地區的供電系統都還沒有修復，每天限時給電數小時；可是美軍基地的食堂卻早在入侵的頭一個月就已經修得非常完備了。基本上，這不叫食堂，而是一整座food mall，薄餅、炸雞、費城牛肉三文治，甚至亞洲風味專賣店，一個個間隔繞着整座冷氣空調的大房子，把沙漠營地變成美國商場的食物廣場，大概能夠稍解軍人思鄉的腸肚之愁。我甚至在電視上看過他們航空母艦的BBQ派對，直接在甲板上架起一大排鐵灶，大兵就站在灶旁烤牛扒和熱狗。而甲板底下的餐廳二十四小時開放，讓全天候輪班值勤的軍人隨時有東西可吃。不知道是為了宣傳，還是偶一為之的節慶大餐，我居然還在這部紀錄片裏看到他們從廚房端出一盤盤開邊龍蝦尾。

按照許多人的傳統觀念，如此嬌慣的飲食生活只會腐化士兵的作戰能力；只有吃苦耐勞，才能磨煉出銅鐵般的冷血機器。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北韓的軍隊大概就是今日世上其中一支最勇悍的部隊了。大家知道，北韓奉行「先軍政策」，甚麼經濟民生都不重要，惟有國防擺在最前頭；明明人人勒緊褲頭，它還是要傾舉國之力，保證先把軍人餵飽。難怪不少北韓青年最渴望的職業就是從軍，起碼不必捱餓。不過，最近幾年情勢有變，他們的經濟狀況實在太糟，食物真的太過短缺，乃至於連最受重視的軍人竟然也面對了吃的問題。這群吃得很不好很不夠的軍人可會變得更有戰鬥力嗎？根據報道，實況並非如此，有些軍人棄甲歸田，理由就是找不到當兵的理由，反正當兵也不能保證不捱餓。當然，關於北韓的任何消息，我們都只能半信半疑。

根據史書記載，歷史上有些軍隊吃飯的狀況倒是可以確證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禁衞軍。在這個古老帝國仍未成為歐洲病夫，仍然強盛壯大的年代，它的禁衞軍可是出了名的善戰，其編制管理方式之先進，更成了包括英國御林軍在內等西歐各國禁衞軍的靈感來源；可是這些西歐國家卻沒有學到土耳其禁衞軍對吃的重視。他們不止胃口奇佳，能吃會吃，甚至乾脆用廚房裏的職位來命名各個層級的軍階，「燒湯師傅」是高級指揮官，「麵包師傅」可能低級一點，「廚房雜役」則是最底層的小頭目。無論打到那裏，這個威名赫赫的軍團最要緊的大事就是搞好廚房。萬一不慎丟了軍旗，那就和其他軍隊一樣，是必須懲罰的奇恥大辱。但要是丟了連隊裏的煮飯大鍋，那它的指揮官可能就要免職，甚至送命了。

梁文道：香港不相信大話

【蘋果日報】香港不是不相信愛，它只是不大相信成天到晚從嘴裏吐出來的愛，不相信任何藉着一種地域身份的愛所發展出來的宏大論述。事實上，過去的香港根本難以接受所有宏大而高遠的陳述及理念。每回聽到有人高談「正義」和「自由」等各式各樣的重要價值，香港人總是要懷疑的，就算他談得大義凜然，口若懸河，我們還是忍不住要冷冷說句：「懶正義」。「懶」這個字真是巧妙，把它加在一個很偉大很正確的價值之上，那個價值立時便被懸空，多了一段距離，多了一股演戲的味道。沒錯，要是換做十年以前，今天動不動就要激動地高喊「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的人，一定會被香港人看做演員，就像周星馳電影裏的搞笑角色。我們回應他的最佳方式便是周星馳式的態度，非常戲劇非常誇張地揚起下巴，提高聲調地說：「係嘛，咁勁呀？」

所以香港人的名字一直離不開「功利」和「實際」這幾個形容詞。猶如史上任何一座偉大的商業城市，香港並不以「信仰」聞名。今天主張城邦自治的論者有時會提起威尼斯，而威尼斯正正就是一個不談理念不講原則的商人城市。在宗教分歧折磨全歐洲的時候，威尼斯人的格言是「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後才是基督徒」。在羅馬教宗，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穆斯林之間，他們小心計算，左右討巧。對這種人來講，除了利益，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事情稱得上「大是大非」。

我一直懷疑香港人「功利」和「實際」的名聲。在我看來，香港人並不真的都是唯利是圖，我們只不過是不喜歡大話而已。然而，這種不喜歡「大話」，傾向在任何偉大德目前面加個「懶」字，並在所有事關原則的討論之後補上一句「這是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的按語的態度，卻也促成了一種虛無的犬儒主義。

出於這種犬儒，當年市區重建局拆除利東街，當局死活不願相信有人真的熱愛社區。到了清理菜園村，他們仍然不相信有人真的要求「不遷不拆」。在他們的眼中，問題只是賠償的數額罷了。他們當時還不曉得香港正在變化。

香港變了，變得開始相信理念、原則和立場，變得喜歡爭論「大是大非」，更變得開始不介意談「愛」。這是好事嗎？當然是好事。除非我們走向另一種極端，把一切討論都變成「愛」和「不愛」的問題，把所有事物都連上了「大是大非」的價值判斷。

梁文道：不必去愛的香港

【蘋果日報】我愛香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小時候在台灣接受過國民黨的愛國教育。我越來越愛香港，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回大陸，聽厭了老要把愛國掛在嘴上的訓令（想想看，甚至有家國產電器品牌叫做『愛國者』）。而香港，我一度以為，是一個不必要求我愛上它的地方。你生在這裏，住在這裏，或許會愛上它，或許對它有很多不滿，無所謂，沒有人一天到晚教你應該怎樣愛它，週圍也沒有那種「愛」的氣氛約束你的心智感情。如果移民，沒人罵你叛徒；如果回來，居然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照樣指手劃腳。如果多拿一本外國護照，沒有人會質疑你的忠誠，甚至可能根本沒人考慮過「忠誠」的問題。

前陣子香港人如此反感國民教育，在我看來，絕非什麼「港獨vs中國」的意識對立，而是我們身上一股氣質使然。縱觀全球華人社會，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國人當然要愛中國，新加坡人愛新加坡更是愛到不太願意接受批評的地步。但我們香港人不來這套，「愛」在這裏沒有那麼大的市場，我們比較相信愛不能勉強。就算愛，我們也不會隨便說出來。倒不是含蓄，而是氣質使然，我甚至要說它關乎審美與格調。要是有一個政治人物大聲疾呼「我是香港人，我愛香港」，然後很台灣地跪了下來在電視攝錄機前親吻土地，我們大概會覺得肉麻。要是看見有人使用一款手機，上面的品牌名字大剌剌地寫着「愛國者」，我們一定會忍不住笑了出來，低聲嘖嘖「駛唔駛呀」！換句話說，香港人不像其他華人這麼地「愛」，是因為我們覺得這種宣之於口的方式「唔型」。

於是我們便有意無意地為自己保留了一塊自由和理性的空間，在辯論公共事務的時候，不會動不動就舉起「愛香港」的旗子，像大陸的網站討論那樣，掄着大棒指責對手「你不愛香港，你是港奸」。也不會在一聽到別人批評這座城市的時候，就氣血上衝地罵他「你這麼討厭香港，你滾出去」。而在其他地方，這種基於地域身份的愛往往都會演變成一套意識形態的霸權。愛台灣也好，愛中國也好，立場很容易就會取代冷靜的思辯，使得大家費盡心思地去證明自己的愛和對方的不愛。然而，就像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分析法國大革命時所說的，這種熱愛與忠誠根本是證明不了的。於是討論就成了一團泥沼中的混戰。

香港，曾經因為這種帶着點酷味的氣質，成了華人社會中唯一一個不相信「愛」的地方。所以我愛香港。

梁文道：民以食為天

【飲食男女】很多朋友對莫言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很不以為然，他們看不慣他在許多官方場合上替政府塗脂抹粉，也受不了他那種左右逢源的「老好人」架勢。再分析下去，便有人說他是個「實際而狡獪的農民」。我瞭解這話不是貶損農民，而是試圖勾勒出某種並不罕見的農民形象：土地上生活逼人，於是斤斤計較但又目光短淺地營圖眼前小利；村子裏人事複雜，於是忙着討好各方，絕對不得罪那些三姑六婆。

我不知道莫言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但是看他自述平生，尤其是早年捱餓的經歷，總是會叫我想起二十年前我在大陸火車上遇見的那些農民，想起他們常掛在口上的那句：「共產黨算是不錯了，要養活十二億人可不容易呀」。

研究中國農業史的名家黃宗智先生判定明清以來的中國一直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地寡人多，如何以有限土地資源養活眾多人口，一直是中國經濟的頭號難題。在這樣的狀況底下，「普遍貧窮」乃是常態，一日兩餐則是最叫每一個人憂心惆悵的大事。且看「民以食為天」這句老話，與其說它表達了中國人有多愛吃，有多麼熱衷美食；倒不如說它是個赤裸裸血淋淋的生死課題。國家好不好，政治得不得民心，它首先是個我吃不吃得飽的問題。政府說到底就是個我吃飽了沒有的事，而不一定是眾人之事。

大家總以為「忠君」是個中國人很看重的傳統美德；只要讀讀歷史，就能發現戲曲小說裏那些岳飛關羽，那些忠烈千秋的傳奇，其實從來都是讀書人講給農民聽的故事而已。歷代殉國的忠勇之士幾乎全是士大夫，我很少聽說一般老百姓會忠君忠到跑去為崇禎自殺。相反地，他們只想過上太平日子，不管你是李自成還是多爾袞，只要給我吃飽的希望，我就投降叫你做大王。很多年前，一位殿堂級的大陸作家便曾拿中共那套農民起義史觀開玩笑，說中國歷史的真正骨幹力量不是「起義」，而是「投降」；全靠老百姓會投降，任你城頭變換大王旗，我民間照樣把日子過下去，中國才有了這兩、三千年綿延不絕的歷史文化。

遠的不說，光看抗日，當年頗有一批愛國學生下鄉宣傳抗日，呼籲農民子弟參軍報國。結果有不少紀錄顯示，不少學生被農民們駡得狗血淋頭，給人轟回城去。為甚麼？因為經過多年軍閥割據，這些小老百姓實在受夠了，他們再也不想當兵，只要好好種地。他們不管亡不亡國，也不怕鬼子進村。反正今天鬼子還沒打過來，我還有活命吃飯的機會；要是我去當兵拒敵，我馬上就是死路一條。

莫言拆解過「吃」這個字，說它拆開「就是『口』和『乞』，這個字造得真是妙極了。……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個『吃』字，饞的意思有了，餓的意思有了，下賤的意思也有了」。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是否吃飽之後就不必下賤了吧？

可我懷疑飢餓已經成了集體記憶，而吃又是中國人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甚至立身處世的原點。所以我們連思考社會和政治等規模宏大的問題時，也還是擺脫不了吃的格局；當我們在判斷正義與道德等涉及歷史與記憶的價值時，照樣離不開吃的限制。就像當年那些忘了自己曾因荒謬攻策挨餓，忘了家人被暴政逼死的農民，他們跟我說「共產黨算是不錯了，十二億人吃飽不容易」。吃，如此肉體，如此現世，它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它「當下即是」。又好比今天讚頌盛世的那群人，他們不關心盛世背面的陰暗，也不想關心那些「吃飽了撑着沒事幹」，跑去和政府作對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是我今天日子過得好，是我衣食無憂富貴太平。這甚實是另一種我有沒有吃飽的思路。

我不敢批評莫言在政治上的取態，正如我當年不忍駁斥那些在火車上和我一同喝茶一同剝瓜子的農民。我沒捱過餓，但我知道怹們餓過，真的很餓。

梁文道：不能不愛台灣

【蘋果日報】在外地偶而碰見台灣遊客，談着談着，他們就會問起我對台灣現狀的感受。當然，台灣很好，和我小時候相比真是變得太不一樣了。如今的台灣溫文、可愛，並且具有一個成熟公民社會所該擁有的特質。聽我這麼說，台灣人都挺高興。然而，仗着自己勉強算得上半個台灣人的身份，我也會直言批評：「可是台灣的視野好像有些內向，總是關心自己愛護自己。有時候我去台灣，會覺得自己好像與世隔絕了一樣，電視新聞裏頭看不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可能那些台灣人有些意外我的直接，臉色的變化十分明顯；偶然會有一兩人贊同這種講法，接着跟我討論下去。

不知道這些遊客出國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桃園機場離境大廳上的大型報板？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城市，都喜歡在機場這種場合再度提醒遊客這個地方的美好，秀一下當地風光，展示一下民族服飾。可是我曾在桃園機場的離境廳見過他們直接用巨大的文字硬銷，那行字是這樣寫的：「我愛台灣！台灣真好」！而且中英對照，這番話要是出現在島內任何一個地方，我都不會奇怪，無論政客，還是電視台的名嘴，乃至於一般百姓，台灣人都是那麼習慣地把這類字眼組合在口邊。他們真是愛死了他們的家鄉，我很瞭解。可是你把這句話放在機場，讓即將出境的旅客欣賞，那又是什麼意思呢？是要那些出國遊子別忘了這份愛戀？是要我們這些外地人認同這句話的份量，和你們台灣人一樣，打從心底慨嘆「台灣真好，我愛台灣」？

後來我和比較熟悉當地情況的朋友聊起這事，有人認為這是有關部門政治正確的表態，反正在台灣最無可爭議最絕對的口號一定是「我愛台灣」。但也有人覺得不必想得這麼複雜陰謀，那只是空了一塊地方，不知放什麼設計才好，偷懶隨便弄行大字而已。因為「我愛台灣，台灣真好」方便自然，想都不必多想。

我該如何對這些在外地碰到的台灣人述說我的奇怪感受？也許很多地方的人都會自然愛上自己的家鄉，但並不是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會自然說出「我愛××」，甚至必須得說「我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