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好戰的人

【新世紀】好幾回在印度和人家說起我來自中國，都會遇見當地人用一種略為誇張的聲調回應：「哦！中國，非常強大。」他們偶爾還要弓起手臂，做肌肉賁張狀，以示中國的強大。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種姿態不一定意味著欽羨，反而可能是種不滿，甚至恐懼。恐懼？他們為什麼要恐懼呢？其中一個理由是：「你們入侵過我們，還打贏了我們，尼赫魯就是這樣被氣死的。」撇開雙方歷史觀點的差異不談，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為什麼不少印度人都還記得數十年前那場戰爭，反倒是作為「勝方」的中國，要是不說，一般人恐怕還真意識不到這段往事呢。

不僅印度「害怕」中國，從日本往南一直數到印尼，這些國家的國民對中國的觀感也常常混雜了一絲恐懼，他們似乎也在擔心中國的強盛，不曉得中國將來會怎樣對付他們。這等局面真是令人訝異。我們中國深秉孔孟之道，不是一向主張「以和為貴」嗎？在官方的外交辭令裡面，我們總是聽到一再重申「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是呀，我們如此「和諧」，你們幹嗎要害怕我們呢？但不管怎樣，他們就是害怕，所以，我們便能夠理解這些地區和美國來往密切的原因了。儘管我們的網民時常批評他們和美國「勾結」，但我們不太會去想到他們「勾結」背後的動機，而只是看到了美國人的「險惡用心」。

反過來說，中國網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也是夠奇怪的。每次遇到保釣之類的對外糾紛，網上最常見的一個說法，便是「中國人不能再給別人欺負」；或者，「我們早已不是當年那個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大家知道，順著這條思路談下去，接著大概便會談出這樣的話：「軍隊不能光說不練，該出手時就得出手」，「我們不能一味忍讓，必須亮劍」，「再不開打，就太沒血性了」等等。

我不曉得除了極端武裝勢力的跟隨者之外，其他國家有沒有我們看到的這麼多熱衷於戰爭的網上言論，平時研究軍備進展，假想未來國際局勢裡面的戰略規劃；非常時期則反覆進言國家用兵，甚至痛斥各種和平方案的不夠「血性」。要是東亞地區的百姓都懂中文，我猜他們一定會更加害怕中國。

最好玩的是我們這類話語背後假設了一個一直被人欺負、長年積弱的中國；更假設了中國政府總是「光說不練」，太過和平。但這些假設站得住腳嗎？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不僅和印度打過一仗，也不僅和越南打過一仗；甚至早在它剛剛成立沒多久，腳跟都還沒站穩的時候，便主動出境搦戰世界第一強權美國。到了1969年，這個國家又和另一個超級強權翻臉，在珍寶島一役上戰勝蘇聯。請問這個地球上還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分別在二十年內和「冷戰」雙方的老大干過一場，並且幹得有聲有色？這樣的國家能夠叫做長年積弱、不敢武鬥嗎？

由此可見，東亞周邊地區對中國的恐懼並非毫無來由，而中國也實在不像我們口中所說的那麼虛弱和氣。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感到不滿，覺得我們「不敢打不能打」呢？我猜這裡面的關鍵並不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軍事經歷，也不在我們今天是否真的太過柔軟，而在於大家心中的期待。一般而言，現在這個世界很少有人會像古羅馬那樣，把軍事勝利和對外征服視作不證自明的榮譽甚至義務；今天的好戰言論比較喜歡從防衛的角度出發，例如美國的右翼，總是把侵略戰爭形容成預先防禦。而中國的情況則是進一步強調自己的歷史恥辱，誇大自己被人瞧不起的「現狀」；然後才能反過來為戰爭賦上吐氣揚眉的正當地位。簡單地說，那便是先把自己描繪成一個不堪的弱者，方得伸張一戰洗恨的必要。

雖然官方極力為中國營造一個和平愛好者的形象，但是從民間輿情上看，有些國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和平。在這類格外響亮、格外引人注目的好戰話語裡面，戰爭的暴力成了一種和「血性」與「骨氣」相關的雄性氣概，成了一種愛國熱情的真正表達。與其說他們非常在乎現實中的中國與國際情勢，倒不如說他們真正關注的是一個想像中的我武惟揚的壯美圖景。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它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的暴力又有什麼關係呢（例如贊同北航大學韓德強教授打人的那些網民，恰好也是這類想法的支持者）？我們下回接著再談。

梁文道：姐弟

【蘋果日報】現在他們叫做「民工」，從前卻被稱為「盲流」，這些離開農村湧到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期待一種更好的生活，相信城市就是一個預許之地；就算根本沒有人預許過什麼，他們也無從確認自己究竟可以找到什麼，可他們還是來了。

「盲流」年代，我在中國許多大城的火車站前見過他們，黑鴉鴉的一群，或坐或蹲，時常要躲避警察驅趕，但盡量堅守原地等待工作的機會。這些人離鄉背井，隱身人海之中，應當如何給家裏報訊，又該怎樣被家人聯絡呢？作家夏榆有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可以解答我的疑惑。

那時候他自己也是盲流，從山西礦區漂流到了北京。據他說，原來市郊區鎮政府的某個部門會給大家接送信件，權充公共郵箱。這座建築裏頭有一個大竹簍，堆放了無數信件，「盲流」可以不時過去翻動，看看有沒有寄給自己的隻言片語。有一回，夏榆發現一張因為放得太久而泛黃的明信片，上頭簡單寫着一句話：「姐姐，我這裏開始冷了，可不可以寄些過冬的衣服過來，我就快受不了了」。寄出這張明信片的地址，是遙遠他方的一座監獄，可見這個弟弟或許正在坐牢。

許久之後，這張明信片仍然無人來取，卻又多添了另一張，這次上頭寫的是「姐姐，我病倒了，可不可以寄些衣服給我。正在發燒，很難受」。夏榆再也忍不下去，主動騎車去打聽那個姐姐的下落，做一回信差，替那弟弟專程送信。

終於，他在一處龍蛇混雜的破公寓找到了那個叫做周潔的姐姐所租住的小房間。只是他來晚了，房東埋怨道：「周潔前兩個禮拜割斷自己的靜脈，自殺死了。她倒死得方便，留給我一屁股麻煩」。所以這兩張明信片就此走到了終點。而那個乞憐姐姐的弟弟，他可知道自己正在等待什麼嗎？

梁文道：有王法的地方

【蘋果日報】自從那年初遊北京聽見一位父親興奮地抱着孩子說「咱們到北京囉」之後，我就一直試圖理解這句話後頭的感情和重量。二十多年來，我問過許多朋友，也看過不少文字，總算稍能體會北京在一些外地人（尤其是農村中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是，我從來沒想過有些人期盼北京，居然是因為它「是一個有王法的城市」。

任職於《南方周末》的夏榆，乃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作家。很多人書寫中國底層，可是沒有幾個像他這樣，出生在山西礦區，而且當過礦工，真真正正來自暗不見天日的底層世界。讀他的《黑暗的聲音》，最叫我震撼的是，一個年紀和我相仿的同代人，竟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死亡。

煤坑底下，有些工友為了取暖，會靠在一些發熱管上睡覺，睡着睡着，便再也醒不過來。夏榆聽說那是輻射厲害，容易害上白血病，但那些地底長眠者的真正死因，他們誰也搞不清楚。他又有一個朋友喜歡游泳，常帶他到附近一個水庫戲水。兩個渾身黑塵的少年難得見到、聞到，和摸到真正的清水，當然玩得樂不思蜀。接下來，那個朋友也死了，死的時候夏榆不在，只聽說他是撞到水底的石塊穿了頭，也有人認為他是被水草纏住了腳。

另一個好友的死法倒是無可爭議，坑道上一塊巨石砸了下來，攔腰把他斷成兩截。這個朋友喜歡搖滾，經常和夏榆一起聽錄音帶，想像將來一定要衝出礦區，做中國版的Bob Dylan。可惜這個零碎聽着六十年代搖滾樂，在地底暗自經營心中一片音樂花園的做夢少年，再也沒有走出來的機會了。

夏榆生在礦工家庭，但自小喜歡讀書，年紀輕輕便讀了不少卡夫卡之類的巨構。他又反叛，不愛上學，所以成績一直不好。成績不好，又怎能走得出去？果然高中輟學之後就直接下去煤坑做工人。看他的經歷，我很難不想起自己。差不多的年紀，差不多的興趣，甚至都在差不多的歲數開始試着寫作；究竟是甚麼區別了我倆的人生走向？難道就是命運？大家出生的地點不一樣？

幾乎和我同齡的夏榆，比我懂得地底的黑暗，比我清楚體制邊緣的壓迫與暴力，比我見過更多更多的死亡。有一天，他一個朋友鼓勵他一起出走，放下一切，去北京闖闖。在他和朋友的那個世界裏，北京光明得就像人家說的太陽，乃至於那位朋友斷定：「至少北京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梁文道：飢餓的莫言（吃與命運三之二）

【飲食男女】莫言在他的朋友圈子裏曾經以「吃」聞名，倒不是因為他很會吃，是個美食家；而是因為他太能吃，吃得太狠，甚至吃到了難看的地步。

何以致此？那全是小時飢餓的緣故。在《吃的恥辱》這篇小文章裏，他引述過他母親的自白：「娘在六○年裏，偷生產隊的馬料吃，被李保管吊起來打，當時想，放下來乾脆一頭碰死在樹幹上算了，可等到放下來時，還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討飯，討到痲風的家裏，見過堂裏一張飯桌，桌上一隻碗，碗裏半碗吃剩的麵條，痲風病人吃過的麵條，髒不髒？但你大娘撲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還生怕被人家看見罵」。

另一篇文章《忘不了吃》，他說到「大躍進」時，鄰居一個男孩在食堂打翻了手上一罐稀粥，「罐碎粥流。男孩的母親一邊打着那男孩一邊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別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頭，舔地上的粥吃。他說，娘，快喝，喝一點賺一點。他的母親，聽了他的話，跪在地上，學着兒子的樣子，舔粥吃。在場的人，無不誇獎男孩聰明，都預見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莫言兒時也和這男孩一樣，餓到了幾乎甚麼都幹得出來的地步。他說：「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裏幹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那些年裏，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

莫言後來當兵，倒不是想要報効國家，他入伍主要還是為了醫肚。在那個年代，對許多農村少年而言，最能管你飽肚的方法，大概就是從軍了。但以他的身體狀況，又實在不是拿槍做戰的料，於是才被派去圖書館當文職。當年他一到新單位的第一頓就吃了八個饅頭，激得管理員聲稱要殺豬，好叫他們這夥新人長見識。「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燉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

為甚麼村子裏苦到要吃樹皮地衣，一進部隊就能吃豬肉吃到醉呢？在當時的環境底下，軍隊難道不正是一種「特權單位」？事實上，過來人都會發現，在那場席捲全國的大饑荒裏，農村死了兩、三千萬人，而城市卻幾乎不受影響。村子裏種出來的東西全都安全無險地進城去了，村民卻只能趴在地上喝粥，村童只好在荒地上尋覓昆蟲來補充蛋白質。換句話說，那是一次鮮明的剝削，一次徹底的背叛；共產黨為了保住城市工業的發展，背叛了它賴以起家的農民。

可惜的是，莫言沒有明確地沿着這道軌迹往下講，也沒有意識到他從軍這條道路背後的結構。抄了這許多莫言的散文，是因為我不只把它們看成是憶苦思甜的好玩文字，更將它們當做嚴肅的樣本。這番自白是條線索，或許可以用來推測莫言今日惹人爭論的原因，亦是認知許多中國人如何被「吃」剋死的鎖匙。

梁文道：到北京囉

【蘋果日報】當年第一次去北京旅遊，為了省錢，於是參加了那種典型對付遊客的「一日五遊」大巴團，號稱一日之內走遍居庸關十三陵，方便划算。上車沒多久，我就見識許多今日港人口中內地遊客「不文明」的舉止，例如丟到整個車廂地面上都是的果皮花生殼。大巴司機和兼任導遊的車掌看不過去，連聲制止同車遊客的惡行。那個司機剛朝車窗外頭吐了一口不知是何來歷的物體，便對着車內廣播喊話：「不准再把垃圾扔到車裏了，全都給我丟到外頭去」。

上車上得晚，只剩下車門後頭一排對着門口梯級的座位。一開始我們還覺得自己幸運，覺得如此鬆動的位子真叫舒服，後來才發現車門這小小三四級階梯原來是全車人的集體垃圾箱，大家手上有什麼不要的東西，統統扔到我的眼前。其中一名穿着軍裝的男子獨自帶了一個小孩，似乎是專程由外地過來遊玩的休假官差。他那小孩搗蛋搗足全程，我私下稱他「張無忌」，百無禁忌的意思。這個小無忌除了話多就是尿多，他每回尿急，他爸就領他來到我的腳前，對着下頭車門那排樓梯撒尿。一開始我們驚恐萬分，但見全車同遊沒有一個人露出不自然的神色，彷彿出問題的反而是我們。只好忍氣吞聲，讓自己習慣跟前那一陣陣童子尿騷。並且堅持禮讓，每回到得一個景點，都讓其他人優先下車，好把那灘尿水踩乾幾分，省得夜裏還要想法清除鞋底水氣。

至於那「一日五遊」，不說也罷。反正十三陵只去了一個，另外兩個說好了的帝墓，全在同車乘客「民主投票」下給否決掉了。經過司機和導遊的勸說，大家發現古蹟果然長得都很像，遂一致決定去一家新開張沒多久的「青龍水上世界」遊樂場，以及號稱集全世界珍異犬類的「神州愛犬樂園」。那愛犬樂園裏的狗病懨懨地鎖在籠裏，那遊樂場的機動遊戲壞了一半，自是不在話下。難得同車乘客還算滿意，都認為比「景陵」好玩。

然而，這一天最讓我難忘的，並不是這趟一日白遊，也不是那些遊客的粗野不文，而是那個軍裝老爸在車子經過天安門時緊緊摟住張無忌說的一句話。他說：「咱們總算到北京囉！」說這話的時候，他滿臉幸福，看着孩子的眼神慈愛溫柔，我永遠忘不了他這句話，以及這對父子那一刻的幸福。

梁文道：正常

【蘋果日報】意識形態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居高臨下地教誨你，不在於有人逼你反覆記誦，洗你的腦。它的厲害就在於它的不顯眼，它彌漫在你的生活四周，構築了你所知的正常。一聽說共產黨是個「團結、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大家都會忍不住發笑。但你有沒有叫過內地那些大小官員做「領導」呢？你是否覺得這沒什麼？因為人人都是「領導」來「領導」去地這麼喊，這又有什麼不對呢？可什麼叫做「領導」？領導的基礎何在？他們憑什麼領導？我又為什麼非要叫這些人做「領導」不可？

再勇猛的學者，申請「項目」的時候也都曉得辦事的規矩，打點上下；再有能力的管理階層，也都會在領導視察的時候排隊站好，乖乖報告。因為這一切都太過正常，你不會覺得照着做有什麼不對。反過來看，你跟着正常狀態做事的時候，也不見得份外懦弱份外無恥。不，你只是暫時中斷了自己的思考而已。

就像我那位朋友，有份抄寫毛澤東講話，當時卻「不覺得有什麼」。因為毛澤東和他的文章語錄，已經構成了他由小到大的背景，是他所知道的正常的一部份；自小他就背了那麼多，抄了那麼多，又何必奇怪得再抄一回？雖然他那麼討厭毛澤東；但這份厭惡是要在他清醒的時候，在他從日常狀態中跳脫出來的時候才能明晰得到的感受。

而逃離日常，真正獨立地反省眼前一切，這又是件多麼困難的事呀。今天最能考驗這一大批體制內及徘徊在體制邊緣的知識份子的，並不是他們有沒有勇氣去幹些什麼，而是他們能否清醒地拒絕去幹些什麼大家都在幹的事，說些正常狀況下被期待被讚許的話。

我同情這位做錯事的朋友，他真是錯了。可是我不敢輕鬆地斥責他；因為我也常常提心吊膽，深怕自己陷在這個人際溝通特別綿密，說話特別要想人家「like」的黏膩世界裏頭，一不小心就從眾，一不小心就「正常」。

梁文道：不覺得什麼

【蘋果日報】那一百位手抄老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作者，個個有名有姓，不只不愁吃穿，並且各有粉絲捧場，其中甚至不乏在國際上備受敬重的名家。他們怎麼會跑去配合一個半官方的拍馬屁盛事？又沒有人拿槍指着他們的頭，難道他們不怕丟臉。

這份名單裏頭有一人叫我格外吃驚，不只是因為他和我交情特別好，而且我知道他一向仇恨毛澤東。由於家族的緣故，他對毛的那股厭惡簡直是到了私人恩怨的地步，幾乎可以說是不共戴天。更何況他是個名氣極大的好作家，屢在海外獲獎，就算不像莫言那樣得了座諾貝爾，怕也只是數步之遙。他再儍也該曉得抄書這事只會毀了他的聲譽；相反地，不抄，官府也根本拿他沒辦法，照樣得禮遇有加。那他為什麼要抄呢？

真沒想到他的答案竟是如此簡單：「當時我不覺得有什麼」。現在他當然悔恨：「這事我栽了！明顯是個不可原諒無法挽回的大錯，怎麼洗都洗不掉了」。那為什麼不學另一位名家那樣公開向網民道歉悔過呢？他說：「我幹嗎要向網民道歉？我得罪的又不是他們，要悔罪還不如向祖宗悔罪」。

整件事確實很簡單。一個相熟編輯找他，「共襄盛舉」，告訴他有一大伙人一齊抄，於是他「不覺得有什麼」他抄了。後來那熟人又說乾脆把大伙的墨寶結集出版好了，他又「不覺得有什麼」地隨口答應。

他怎麼可能「不覺得有什麼」呢？談了半天，他也說不清個所以然來，只能迷迷糊糊地回答：「你知道，老毛那些東西，官方那些東西，它們就是那麼地正常，甚至有點正面。我們從小看到大背到大，今天忽然叫你抄一抄，一時間好像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我不想替我這位朋友開脫，但我猜我算明白他的意思。好比人民幣上的毛像，大家天天過手，可曾停下來想過它有什麼不對勁嗎？

梁文道：吃與感恩（吃的命運三之一）

【飲食男女】從小聽說中國人愛吃會吃能吃，世上可以一比的也就只有法國人而已。但是年紀漸長，我才發現吃對中國人而言，其意義和內涵之深廣，恐怕還是其他文化比不上的。就拿與吃有關的一系列用語來說吧，雖然許多語言都有從吃聯想出去的概念和語詞，但又有多少能像中國人這樣，幾乎把「吃」看成是掌握世界和理解人生的基礎行動呢？試着做一件事，我們叫做「嘗試」。透徹領悟一個道理，我們可以稱之為「吃透了」。發起狠來，要表示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決心，則可決絕地說一句：「我吃定了XXX」。當然，更別忘了「吃苦」。

沒錯，歐洲語文裏的「taste」也是妙用無窮的，原來只不過是口舌上的味覺判斷，竟能延展到美學上頭，再普及成了生活方式的「品味」。然而在我看來，「品味」到底有點虛玄，有點抽離，甚至有點雅馴，是朵舌尖上的小花。相反地，我們的「吃透」卻多了層咀嚼的意思，更加貼身更加肉體；我們那句「老子吃定了你」還帶了股食人族氣息的威脅，更加原始更加狠烈。至於「吃苦」，人類語言中可還有比它更能具體鮮明地說出生命之沉重，同時又能比它更宿命地默然接受這份沉重的詞語嗎？我不知道。

於是瞭解吃，便能瞭解中國之種種不可思議。

二十多年前，我常搭火車遊盪大陸。坐在三等硬座上面，我這外來的「香港同胞」自然會在閒聊中「帶着偏見」地說起政治。也許是那時國家改革元氣猶在，人窮，但多半保有一種樂觀的情緒，所以吃了那麼多花生喝了那麼多茶之後，我最記得的一句話是：「其實共產黨算是不錯了，養活十二億人不容易呀，起碼大夥現在都不捱餓了」。大江南江，火車大巴，幾乎處處都有人和我說過類似的話。

這種話一開始聽，我很震驚，因為它意味着遺忘。難道他們都忘了四九年前中國本來沒有這麼多人口，是誰高喊「人多好辦事」，鼓勵大家硬生生生多了幾億人出來？難道這麼和我說話的農村中年人忘了自己捱餓的少年階段，忘了家鄉餓死的親人，又忘了是甚麼原因要大家捱餓甚至餓死嗎？

同時我又震驚於中國百姓的不幸易與。原來吃飽是這麼的難，只要你現在讓我吃飽了，我就滿足了，既往不究，而且也不奢望更多。

這種話二十年來，還有無數變形。有時候是「共產黨算是不容易了，我們今天都有電視電話，以前哪想得到」，有時候是「今天中國的言論很自由了，以前私下在飯桌上都不敢說句政府壞話」；再高級一點的還有「今天只要有錢就能出國，從前連過隔壁村都不行。共產嘗算是不錯了，中國這三十年進步太快了」。

去年我在一場研討會上，看見一位深受士林敬重的台灣哲學家義正詞嚴地抨擊這種說法：「言論自由、移動自由，還有不餓死；這一切難道不是應該的嗎！它們全是我們與生俱有的權利，怎麼可以都說成是政府的恩德？好像連我不餓死都要感激共產黨似的」。這番話說得真好，我百分百贊同。不過，我雖不能容忍政府官員說出這類不要臉的話，把大家可以用手機發短訊和搭飛機出國旅遊都說成是它的「輝煌成就」；但我卻能同情地理解一般百姓發出這樣的感慨。這都得說二十多年前我經歷過的那些閒聊，說回中國人的吃。不妨就從莫言的少年時代說起吧。

梁文道：抄書的作家

【蘋果日報】莫言這幾年的政治表現實在不怎麼樣，人家問他怎麼看劉曉波被捕，他亂以他語；人家問他怎麼看中國的出版自由，他含糊以對。近期最為人詬病的，自然是他參與了百位中國作家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計劃，結果要和其他九十九位一起挨駡。

香港讀者也許不知道這篇講話的厲害，且看已故史學家高華先生對當年那次講話事件的歸納，其中第一條就是：「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的各種形式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具體而言，中共領導的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虛偽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簡單地說，這篇講話可說是中共「黨文化」的起源，也是日後知識份子不得獨立論事，作家和藝術家不能自由創作的禍根。幾十年來，多少學者文人受到迫害，全體中國人又失落了多少自由呼吸、思考和想像的機會？這一切就算不能都記在這次講話頭上，它最起碼也在理論為日後中國文化的暗啞和黑暗定下了基調。

身為作家，卻要替如此一份可怕的文獻站台，為了紀念它的週年大慶而執筆敬書，這豈不是個荒謬到近乎滑稽的反諷？

正因為這件事太過不可思議，我反而無法簡單地批判這一群作家，也不能像網民那樣嘲笑他們為了區區數千筆潤而出賣靈魂。相反地，我想瞭解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梁文道：明星

【蘋果日報】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成龍，我也不太受得了他對公共事務的言論。可是兩個月前，我在倫敦美聯社採訪他的時候，卻親眼見到租用同一個場所的巴西電視台記者為之瘋狂的場面。他們在我走出錄影室時捉住我緊張地問：「我們也能採訪他嗎」？後來還要一一趨前合影留念，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驚喜和興奮。到了最後，連見慣大場面的美聯社編導也都跑了出來排隊簽名。我站在一旁，一邊看着這夥專業新聞人的少年表現，一邊想起當年我對旅遊發展局老是要找成龍代言香港的批評。很不幸，我們始終就只有這麼一個成龍。

好比許多年前陳冠希「裸照風波」，大陸的朋友和港人一樣興奮，津津有味地傳送照片，只是好多人口水噴完之後都會問我：「我們聽過『阿嬌』，但她到底是誰呢？唱過甚麼歌？演過甚麼戲」？

有些香港朋友一時改不了舊習，還是把本地藝人發展叫做「搵真銀」。他們大概不曉得，今天在內地叫出名字人人豎耳大家叫好的香港明星，其實還是停留在梁朝偉和張曼玉那一代。如今一個新晉姐仔要北上「搵真銀」？你搵得過周迅、湯唯、徐靜蕾？就連「海馬床褥」，汪明荃之後，現在也得換上李冰冰代言了。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嘲笑章子怡；只不過內地娛樂傳媒就算想找個香港女星開刀，也想不出半個下手對象。

香港竟然連明星都不出了。

於是TVB就開始搞「視帝」和「視后」的競賽，他們不會在《上海灘》的年代幹這種事，因為那時候根本不需要。這就像一些歷史上的王國在它最鼎盛的時代，執政者不曾為自己加冕冠號；反倒是日薄西山國土片解，末代的國王才瘋狂地替自己封上「神聖」「英武」的頭銜，宣稱自己是天下皇者。

當然，我們還是有我們的流行文化，只是流行的範圍小了一點。從前有金庸縱橫南北，如今有《一路向西》北上尋芳，儘管只是在書裏面想像北上。

游清源：莫言．梁文道．馬奎斯

【信報】「中國魔幻寫實之父」莫言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令我想起早前「道長」梁文道跟我談起的一段往事。

道長憶述，好幾年前，他在一個公開場合向莫言提出過一個很多人都好想提出的問題，那就是他有沒有受到魔幻寫實主義大師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影響，尤其是有沒有受其代表作《百年孤寂》的影響？

莫言的回答是「沒有」，他只翻過十多頁《百年孤寂》就沒有看下去。

而我的反應是，正正因為只翻過十多頁，反而更有可能受到影響。

好記得，我看罷《百年孤寂》的最後一句，第一千零一次確認，我這一世都沒可能寫得好過馬奎斯。

道長苦笑回應說，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欣見馬奎斯開闢了一個全新境界，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承認，因為寫得太好，他同時令其他趨鶩者相形見絀。

《百年孤寂》發表於1967年，許多年之後（應該是二十年後），馬奎斯透露，這個故事已經在他腦海載浮載沉了十五年，但一直都沒有寫出來，因為他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寫第一句。

結果，他寫下了千古傳誦的第一句，正是：「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可以說，他等了足足十五年，就是為了等這一句。

至於莫言，則可能是翻了十多頁《百年孤寂》，就寫下了《紅高梁家族》的第一句，正是：「一九三九年古曆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馬奎斯患了老人癡呆症，興許，由莫言來「興滅繼絕」，也不失為一場功德，甚至不妨視之為一點致敬。只是，莫言竟然可以擊敗村上春樹，縱是為國爭光，到底意難平。

梁文道：那些年

【蘋果日報】詹宏志不止一次跟我說過，《明報月刊》是他們那一代台灣知識青年的窗口。儘管窗戶開得不大，但還是能讓他們一窺窗外的風景。又有些台灣人告訴我，他們聽過香港在八十年代頭（還是七十年代末？）的藝術中心舉辦結構主義研討會的盛況，如此冷僻新銳，居然去了兩百多人。在台灣學子大批去法國留學，把一堆鉅著運回來翻譯之前，他們第一回知道拉康，是因為我們的梁濃剛寫了本專書。

也許知識和理論都不算是香港的強項，可我們還有《號外》與「Joyce」呀。《號外》辦到台灣去的時候，有些彼邦時尚文化圈的人簡直發出了有如大旱遇上雲霓的感慨。就像「Joyce」越洋開店，同樣是股潮流的冷風，吹醒了那座島上的觸覺。

甚至又不過是十來年前，我們在台灣介紹「創意產業」，還會遇到一些冷眼和懷疑。有些是激進派，批判這套概念背後的資本邏輯；更多的卻是不解，他們不相信文化可以是門生意。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事，好多十來二十歲的香港少年忽然會去台灣買「阿原肥皂」，會去懇丁聽音樂節，會去宜蘭住民宿，會去環島單車遊。更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在票房上打贏了周星馳，成為香港史上第二賣座電影。一位新浪潮時期的殿堂導演那陣子正在北京宣傳新作，見到我就問：「究竟係點解？梁文道你話我知，呢部戲好在邊度」？

點解？我也想知道點解？但不是那部青春電影吸引人的理由，而是香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們曾經是整個華人世界的流行文化輸出港，曾經是這片區域裏最「glamorous」的大都會；大陸和台灣的明星要是沒在香港泡過，那就不叫明星；歐美的時尚品牌要是不在香港首發新產品，那就不算打進大中華。現在呢？

梁文道：養豬

【飲食男女】曾經，我每年都會去華北一個小農村住上幾天。就在那裏，我親身體會了豬的重要。地方不富，路全都是土路，下雨的時候泥濘滿佈，不下雨的時候黃沙飛舞。在這樣的環境底下，要是家裏有豬，這個家就會少了些愁苦。至少過年那段時間不怕吃不上肉，一頭肥豬往往能夠滿足一家人整個月的伙食。有時候我會在村子的空地上看見一群年幼的豬仔卷着小尾巴奔跑亂跳，撒野追逐，好玩得不得了，於是懷疑村民將來怎麼宰得下手。可是轉念一想，便知道這是典型城裏人的「仁慈」，平日在市場看見的都是豬肉，根本不像這些村裏人，完整見過一頭豬由小變大從生入死的全部過程。他們看到豬仔可愛，一樣會笑；但他們非常清楚這些在土堆上打滾的小豬的最終去處。我這種不曾養豬更不曾宰豬的肉食者，沒有一點說多餘話的資格。

豬不止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畜牲，牠曾經還是個政治任務，我的朋友熊培雲就在他的《一個村莊裏的中國》記述了那段日子。一九六○年，《人民日報》刊出過一篇題為〈豬為六畜之首〉的社論，聲明黨中央和國務院指示全國農村要開展一個養豬高潮，「實現每兩人一頭豬，而後再爭取一人一頭豬甚至更多一點」。目的是「生產更多的商品豬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換回化學肥料、鋼材和拖拉機進來，直接支援農業的現代化」。

聽說「豬為六畜之首」是毛澤東親自說過的話，難怪「四大無恥」之一的郭沫若要趕緊賦頌讚：「豬為六畜之首，十二辰應該倒個頭。豬是多產作家，試問何處不如馬羊六？那項不及雞與狗？專工雖小劣，博涉實為優。豬之為用大矣哉，渾身都是寶，渾身都是肉。不問鬃毛膏血，不問肺腑皮油，不問腦舌腸胃，不問胎盤眼球。雜草為糧產奇珍，糞溺使五谷豐收。以豬為綱，保鋼保糧，豬肉一噸可換鋼五噸，豬身是座煉鋼廠。……養豬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牽牛也牽豬。人民公社無限好，共產主義有前途。豬多肥多，糧多鋼多，不亦樂乎！不亦樂乎」！

然而，就像我待過的那條農村一樣，熊培雲筆下的村莊現在也很少有人養豬了。這不是時代進步，再也用不着拿豬換鋼；卻是鄉村破敗蕭條的徵象。一來豬仔和飼料都貴，養豬不划算；二來村中青壯年大多出外打工，老弱婦孺根本照顧不來。於是豬這種動物，曾經是「家」這個字裏頭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就漸漸消失在中國農村的家庭裏頭了。農民進城成了農民工，有些地方的豬則跟着離開圍圈，返遁山林，逐步回到野豬的狀態。

另一本書寫農村的暢銷書《中國在梁莊》，卻寫出不一樣的養豬故事。作者梁鴻回到她幼時的母校「梁莊小學」，竟發現昔年繁盛的校園變成了一座豬場。那些豬白天在操場上活動，夜裏則去教室裏睡覺。直到地方教育局說牠不雅，這才禁止養豬。但學校再也無法復辦，原因就和它當年關門的理由一樣：老師不願下鄉教書，家長也不願孩子上學。反正辛苦讀書十幾年，最後還是失業，並且全家背上一身債，這書唸來又有甚麼意思呢？的確還是養豬好。

梁文道：港仔

【蘋果日報】許多年前，曾經和一個長年派駐他方的官員聊天，那時他剛從北京退休回港，於是我們聊了不少奇異的北國見聞。「那麼台灣呢？」我問，因為我知道他也曾被派到台灣。他嘟囔了一番，原話我不太記得了，總之是有點藐視。我還記得他當時那副有點不屑的神情，那是上兩代香港人談到台灣時的表情。我告訴他，香港大概就快掀起台灣熱了，許多年輕人開始喜歡台灣，覺得它是個可以參考甚至仿效的對象。他一臉不可思議，同時眉角一皺，彷彿要再強調一遍他的不屑。

由於我在台灣成長，粵語口音不夠純正，今天頗有朋友懷疑我的港人身份（幸好我不是在大陸長大）。但小時我在台灣卻被人稱作「港仔」，這個稱呼帶了一點時髦的氣味，幾乎能令我升起少許自豪。那時候，《楚留香》打垮了所有台產電視劇。每個同學都在學唱粵語歌曲，紛紛跑來叫我教他們「難得一身好本領」這句話的正確發音。小學畢業，其中一位特別迷戀香港的同學還在畢業紀念冊（現在還有這種東西嗎？）上留言，寄望我日後可以「為香江寫下不朽名句」。

初中的時候，正好又碰上了《英雄本色》，我們男校生省吃儉用，就是為了去「中華商場」弄一件「Mark哥褸」。有些店家更會在門外豎起招牌「小馬哥大衣」，招徠我們這些在白日夢裏以為自己是周潤發的青春期儍蛋。

我還記得「進念．二十面體」第一次去台灣演出的情況，回到學校跟喜歡劇場和藝術的同學熱情講述我所目睹的不可思議之奇觀，講了一整個通宵。那天我說了好幾回「我們香港」，那股驕傲猶勝小時教同學唱電視劇主題曲。

誠品書店在香港開幕，據說那人山人海的氣勢直比過年花市。看到這些報道，我想起了自己的「港仔」經歷，也想起了那位退休AO說及台灣時的神情。

梁文道：法國遊客

【蘋果日報】正好在讀旅遊作家保羅．索魯（Paul Theroux）的《赫丘力士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一向毒舌的他，果然一開篇就要得罪人了：

「西方文明中人常言遊客與猿猴無異，但在赫丘力士之柱之一的直布羅陀礁岩，我不只同時看見了遊客與猿猴，還學會了如何分辨他們」。

他發現直布羅陀那群著名的猴子安安靜靜，不時陷入深思；遊客則「喋喋不休，吃吃儍笑」。「遊客會去逗弄猿猴，猿猴卻不會去滋擾遊客」。相比之下，猴子的教養要比遊客好多了。

有這麼一位中年女遊客，又胖又粗魯，拿着一塊石頭不停刺戳一隻正在愛撫幼仔的母猴。看見母猴對着石頭露出困惑的神色，這位遊客開心死了，於是大膽起來乾脆直接用手對付小猴。母猴警戒人類，用自己的手拍打人類伸過來的爪子，要她別再碰自己的寶寶。保羅．索魯以為母猴會撲向那人的臉，抓她咬她；「不料母猴竟表現出極大的耐性，彷彿深知所應付的是個頭腦簡單且不可理喻的人；一個不會對牠造成威脅，只是惹人厭的家伙」。

類似的場景我也見過。神州大地，名山處處，各種公辦私營動物園也一樣遍地開花。從郊野大山到城裏的動物園，你很難錯過中國遊客這類戲弄動物的行徑。只不過保羅．索魯筆下的這位中女遊客並非中國人，他說：「我碰到的那個女人當然是法國人，但也可能是來自地中海任何一個國家的遊客。……，地中海遊客很冒犯人，本性欠佳，因此在我開始旅遊之初，便發誓不要理會他們，猶如我在澳洲不去理會當地的蒼蠅」。

我也遇過法國遊客把自己在老家不喜歡排隊的習慣帶到國外，地鐵門一開便粗野地推撞上來；更遇過中國遊客爬上著名的石像，摟着古跡涎笑拍照。於是我開始懷疑，「遊客」本身是否一種與國籍無關的種族；一旦成了遊客，就不能不幹些令人討厭的事。但問題就像很多人質疑保羅．索魯的說法那樣：難道你不是遊客？我怎麼知道自己不惹人煩厭？我如何不讓自己變成遊客？當我人在海外的時候，我是誰？

梁文道：他朝君體

【蘋果日報】天鵝不一定是白色的。意外的存在，則恰好說明了「意料中事」的虛妄與不待。看見三十八人遇難，看見他們家人親友的哀慟，我很難不把自己投進他們的處境，同時開始想像：什麼時候會輪到我呢？

中國人忌諱談死，但佛學修行卻常以「念死」為業。畢竟人生無常，唯有死路一條是必經之道，誰都免卻不了。死的時候，尤其在這樣的意外之中，毫無準備，說來就來，我能不能無所怖懼，神志清明地安寧呼吸？我要怎麼樣才能做到心中再無悔恨，不只不憤怒，而且再也沒有叫自己遺憾牽掛的事情與記憶呢？死是肯定的，但面對死亡又是這麼的困難，難怪要時時做好死亡的準備，在自己身上脫落的毛髮裏看見死的氣息。

希臘羅馬時代的斯多葛派也有一套「念死」的修行，他們勸人常常想像死亡，追憶往昔賢者名將的逝去，遂知浮世榮華之易朽。皇帝馬可．奧略留的《沉思錄》其實就是他寫給自己的練習，身為紫袍加身的九五之尊，他逼迫自己想像宮廷神廟的傾圮，於是不必癡着今天的物慾滿足。那時候的人最講榮譽，在生時要的是眾口稱譽，入死後則求名留千古。帝者如他，更加熟悉前人留下的「不朽」功業，圖拉真大帝立下的柱石，哈德良領軍有道的傳說，這全都是不久前的事。但這位哲人王告訴自己，那些人都已經不在了，今天紀念他們的人也終將消逝。死者已死，就連哀悼者也得死。

沒錯，出於意外，《沉思錄》被後人列入經典。但又有誰曉得這些經典的歷史還能持續多久？誰能保證禮崩樂壞，文明消亡的那一天永不到來？

梁文道：豬肉堆填區（肉食都市之二）

【飲食男女】前兩個禮拜，「綠色星期一」的創辦人楊大偉以數字證實了我的猜想；香港果然是座肉食都市，香港人的確無肉不歡。只不過我沒料到我們對於肉的迷狂竟然到了這麼驚人的地步，那組來自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實在太可怕了。「分享」既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且不妨直接引述楊先生在《溫暖人間》專欄裏的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受到的驚嚇：

「•香港人均豬肉消耗量長期雄據榜首（世界豬肉消耗排行榜），亞軍地區望塵莫及。
•香港人均牛肉消耗量由 2007年的 15公斤，暴升超過一倍至 2011年的 32.3公斤，位列全球十大。
•香港人均家禽消耗量穩坐三甲，僅次於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但問題是中東國家因宗教原因不吃豬肉，才間接導致對家禽的需求增大。

把豬、牛、家禽的人均消耗量加起來， 2011年港人人均肉食消耗高達 150公斤，是地球的『頭號劊子手』，離譜地比第二名的美國人高 38%，對歐盟高足一倍，內地高出兩倍。」

儘管經驗告訴我，在香港吃素一點也不容易；但還是很難想像港人嗜肉的程度竟然遠超美國。再看楊先生給我的那份原始報告，香港人消耗肉類的數量還有劇增的趨勢，一年比一年高，恰巧和歐美等先進地區呈反比。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香港這幾年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莫非心中抑悶，只能以肉解恨？還是抗爭要講力氣，多啖肉就多番啖氣？又或者沿用當前流行的推理線索，把問題的根源追溯到「自由行」身上？

有沒有可能是近年講飲講食這股美食熱的錯呢？大家錯誤地以字面意義理解蔡瀾先生的「未能食素」，真覺得「美食」和「素食」是反義詞。可茹素多年的楊大偉也是個喜歡吃喝的人呀。照他講，香港雖然還不像歐美那樣，有那麼多的星級名店供應精心調治的素食，但要找也還是可以尋出不少好東西。你看上期《飲食男女》的封面專題，有意思的素菜館原來是存在的，而且愈開愈多。

再換個角度想，我們怎麼可能吃得下那麼多肉呢？以我所知，一般港人去美國旅行，或者到美式餐館吃飯，其中一個最令大家心懷戒懼的事就是那所謂的「美式分量」了。（ American Portion）。那種大塊肉大杯可樂的作風，實在不是香港人胃納所能消化得了的。再說中菜細切食材的手法，本來就該比西菜「省」肉；一塊豬扒交到我們的廚房，大概能出三碟不同花樣的肉絲和肉丁。我真找不到香港人吃肉吃得比美國人還兇的道理。

正好最近在讀陳曉蕾的《剩食》，書一開頭就提供了一組數字：「食物渣滓」（廚餘）佔去所有 2009年都市固體廢物數字的四成。從 2005年到 2009年，來自超市和餐飲業等場所的「工商廚餘」量，更是大幅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八。多巧，這正好也是港人肉類消耗量開始飛升的那幾年。這中間到底有沒有關係呢？美國農業部那份報告沒說所謂的肉類「消耗量」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進了人類消化系統；陳小姐的大作限於政府統計數字的欠缺，也無法細分那堆廚餘裏頭有多少成肉。萬一這兩者真的相關，萬一香港肉類消耗的增加真的增加到了廚餘裏頭，那麼香港豈不成了畜牲煉獄？比起直接把豬活埋到堆填區裏，我們這裏多了一道火燒的手續。

梁文道：判斷

【蘋果日報】死者已矣。這兩天我一直在想生者的哀痛與負擔，尤其那位港九小輪「海泰號」的船長。雖然事件始末未曾大白，但不少人已經在議論他的不是。據說，當時他可以先檢查自己那艘船的損毀狀況，要是能夠阻止海水繼續湧入，他就應該留在原處；就算救不了另一艘船上的人，至少也不會擾動水流，害了仍在海中浮沉的生還者。如果不是李剛出場，如果不是內地傳媒假造新聞，這位船長會不會是這一刻的港人公敵呢？

天色晦暗，暴響過後，四周一片喧鬧哭叫，許多人奔過來大喊，要他趕緊靠岸。抬頭一看，前方不遠處便是碼頭了，估計五分鐘不到就能讓全船乘客下船。這兩天我一直在想，換了是我，我能不能在這一刻冷靜下來，按照專業守則先查看自己這艘船會不會也有即刻下沉的危險，再去安撫那些驚恐受傷的乘客，要大家幫忙救人。判斷總是困難的，特別是危機時刻的專業判斷。

至於那些要求他趕緊把船開走的客人，我又能不能指責他們見死不救呢？換了是我，在那樣的處境底下，我會怎麼做呢？

鐵達尼號的沉沒不只是則傳奇，經過百年傳誦，它甚至成了文化教材。弦樂四重奏臨危不亂，續以樂聲穩定人心，直至最後一個和弦消音於冰洋之中。船長堅毅果決，下令婦孺優先逃生，終於造就了紳士品格的燦爛光芒。關於海難，關於這一切臨急的應對和操守的知識，我們一般人大都是從鐵達尼的傳說裏學回來的。

可惜史實證明，海灘中男人逃生的機率遠遠高過女性；災禍臨頭，個體求存的現象也遠遠超過犧牲利他的特例（所以後者才是故事）。要把專業知識帶進千鈞一髮的當下，要以文化養成克服自己的渴欲，何等困難，何其艱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