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國情

【新世紀】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經濟艙，排過隊買咖啡，還給人公佈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後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簡直是「太超過了」！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閒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十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派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但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六十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番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彷彿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環球時報》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於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

梁文道：潛規則

【蘋果日報】據說長洲太平清醮的飄色巡遊是「諷刺時弊」的大遊行，可是今年的巡遊裏頭有一幕叫我特別難忘，因為它不止不諷刺，並且政治正確得離譜。根據一位島民的說法，使我雙眼一亮的那台飄色的意思是「劉延東照住香港」，當時正好傳出過選委會成員北上面見劉延東部長的消息。難道那位市民覺得選舉委員接受上頭指示選特首是件好事？這就是「照住香港」？

如果說九七之後香港有什麼新變化，這大概就是最厲害最可怕的一種了：我們開始接受一套潛規則，而且光明正大地承認它，使它成為「明規則」。沒錯，九七以前香港也有不少不可挑戰的默契，例如滙豐銀行與大東電報局等機構的無上地位，可那是不方便的真相，大家絕少明言。現在可好，既有越講越尋常的「西環治港」，更有重量級選委公開要求中央早日表態，否則不知選唐還是選梁。

假如真有中央大員幕後指揮香港特首選舉，過去無論是指揮還是被指揮的人恐怕都要否認；可今年不同，他們要不就不說話，一說就乾脆老實招出。終於香港走到如此田地，名義上特首是港人組成的選委會按照己意選出，但大家都曉得事實絕非如此；表面上特區政府是管治香港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人人都明白抗議得到中聯辦。

很多人形容這是「溫水煮蛙」，這個說法未免太過簡單。當大家都不按本子辦事，都把枱面的體制權威視如虛設，那麼一切正常社會和政治賴以運轉的規則就要全部破產。好比馬路上頭的紅綠燈，我們一方面說要遵守燈號，另一方面又公認誰遵守誰儍，請問到底規則何在？它還有任何意義嗎？潛規則一旦浮上水面，那就有兩套平衡不悖的規則了，就像你教孩子過馬路要看燈，但又不必看燈。

梁文道：楹聯

【飲食男女】去年在北京聽台灣作家楊照說過一個故事，很有意思。話說當年他初遊故宮，每至一處，必定停下來看看門前兩側的聯子。「中國人嘛，遇到對聯總是習慣要把它唸出來」。正當他低聲沉吟之際，旁邊來了一隊內地遊客，導遊一樣停了下來，然後回頭用大聲公吆喝：「大家瞧，從前的皇帝學問有多大，連寫一幅對聯用的都是生字，咱們大半讀不懂。」站在一邊的楊照聽了覺得很奇怪，一來這幅聯子並非御書；二來也根本沒有僻字，怎麼會讀不懂呢？頓了一頓，他便明白，身旁這群遊客是學簡體字長大的新中國人呀。

上個月重遊馬六甲，再度參觀馬來西亞第一座華人廟宇「青雲亭」。看來我也不是個合格的中國人，以前來過兩次都只顧着看它的建築型制，完全沒注意到門前兩根楹柱上的字；就好比一般遊人去了泰姬陵，因為不懂波斯文，往往便對殿內抄寫《可蘭經》的書法視若無睹一樣。可我明明是華人，讀過幾年書，又怎能忽視那麼顯眼的草書？於是這回我看到了，青雲亭這幅聯子寫的是「無事度溪橋，洗鉢歸來雲袖濕；有緣修法果，談經空處百花飛」，不只工整，而且意境高渺，在佛寺裏平添一股仙氣。這字也寫得極有韻味，筆力雄渾，一氣呵成，不算頂好但也不落俗套，可見書者是個很有自己風格的人。待見落款，這才嚇了一跳，明明白白是「荷蘭高羅佩」。

高羅佩，原名 Robert Hans van Gulik，出生在荷蘭祖芬，字「芝台」，號「笑忘」，又號「吟月庵主」。

沒聽過他不打緊，但你一定聽過他一系列推理小說《大唐狄公案》（Judge Dee）；沒讀過這小說也沒關係，可你必定看過改編自他的電影電視劇吧？沒錯，他是個血統純正的荷蘭白人，但他比無數中國人活得更像中國人，不止有字有號，而且還替自己的書齋取名，每天練毛筆字，從來不寫白話文，不用現代標點符號。他還拂琴，寫過一本至今仍然堪稱經典的《琴道》，是著名古琴雅集「天風琴社」唯一一位洋人成員。高羅佩在學術上最有名的著作是《秘戲圖考》，開創了研究中國古代春宮畫的先河。但他和一般西方漢學家不同的地方，不單在他中國化得十分徹底，動不動就說「吾華」如何如何，甚至「我們中國人在漢朝的時候」怎樣怎樣；還在於他不是一個專業學者。他是一個外交官，一個日常生活過得像傳說中古代文人一樣的荷蘭外交官。

看見青雲亭這幅楹聯，我才想起那一定是他當年被派駐在馬來西亞當大使的時候路過馬六甲寫的。高羅佩一生供職多處，分別住過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和貝魯特（正是在貝魯特，我們香港的國寶饒公宗頤和他交上了朋友）。可我對他 1959年至 1962年居留吉隆坡那段時間特別有印象，因為他動念要寫遺著《中國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正是這時期見到南洋長臂猿的事，而我對這本附了張錄有長臂猿鳴的唱片的奇書格外感到興趣，曾在大學圖書館翻過兩天。為甚麼這本書有趣？因為高羅佩知道中國文人喜愛長臂猿是有傳統的，但他發現那些寫猿畫猿的古人多半沒見過真正的長臂猿；而且除了西南部分遍遠山區之外，中原大地根本不產長臂猿。既然如此，那些猿是從那裏來的呢？以前的文人雅士又為甚麼會迷上一種他們不可能看到過的動物？

凡是中華文人喜歡的物事，高羅佩絕對跟隨；前人好猿，他就乾脆自己養猿，順便研究。

跑過這麼多地方之後，我漸漸發現自己最陌生的國度原來就是中國。去英國我們想學點英國紳士文化，去土耳其我們想認識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代的細密畫；只有中國，我們好像甚麼都不必學，去了就是，真把它當成自然而然的「祖國」，似乎十分熟悉。於是每次看到楹聯，我失去了讀它的習慣，甚至還失去了讀它的能力。

梁文道：解殖

【蘋果日報】許多年前，我們一群朋友提出過「香港仍未解殖」的主張，儘管當時的輿論氣氛不如當前火熱，可還是引起了不少出於誤會的批評。有些朋友以為我們講的就是近日梁振英所說的「人心還未回歸」，覺得我們太過傾向建制；又有些朋友反過來斥責我們膽大包天，竟敢暗指今天的香港，只不過是北京手下的一塊殖民地，可見我們那顆心果然沒回歸。直到如今，想法不變，我依然要說香港仍未解除它的殖民狀態。

所謂殖民，乃是一套體制；更具體地講，它是一種關於權力和利益之流向與分配的不公體制。舉個簡單的例子，本港立法會那套舉世無雙的「功能界別」，豈不正是一種極不公平的制度？它把理應屬於全民的立法和監察的權力，交到少數「精英」手上，使得這些多半偏向商界的精英成為忠於殖民政府的合作夥伴；而報答他們的方法自是制定一些有利於這少數人的政策和法令，並美其名為「經濟主導」。有福共享，有權共攬，簡直如魚得水，同時也埋下了「官商勾結」的結構基礎。

直到英殖末期，彭定康才開始局部改變一系列很有殖民風味的法律與制度。姑不論他是否「別有用心」，但起碼回應了香港民間進步力量多年以來的訴求。非常諷刺，最後硬要把那些典型殖民體制保留下來的不是別人，卻是中國政府，以及一幫在這個體制裏頭撈到好處的既得利益集團。

九七過去這麼多年了，我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聽說「主權回歸」「港人治港」，卻從來不見「解殖」二字進入主流聲音，這大概在全世界殖民地的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孤例。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竟是當年港人太過害怕中共，寧願一切如舊，正所謂「一國兩制」，於是出現了呂大樂指出過的「冷凍」，硬生生將殖民狀態封存起來，「五十年不變」。以「主權回歸」掩蓋解除殖民，大家就可以一方面做回中國人，同時又還活在這個「經濟主導」的殖民狀態。

梁文道：寬恕與義憤

【蘋果日報】關於六四，柴玲說要寬恕，結果自然挨駡。我不知道她這番話的前言後語，不好妄議。但這件事倒讓我想起近日重讀高爾泰先生《尋找家園》，其中有一段特別令人難忘的話。

五八年夏天，高先生的父親被批成地主加右派，慘遭凌虐，有一天終於受不住背上灼熱沉重的磚頭，從建築地盤的高台上摔下來跌死了。他屍身上的衣服粘住了皮膚破開的水疱，脫不下來。見到這番情景，趕來收屍的妻女忍不住當眾哭號。可是虐待高老先生的革命群眾仍不罷手，覺得他是死有餘辜，這對母女如此哭鬧實有「示威的性質」。於是當場再批鬥，權作「階級鬥爭的活教材」。

數十年後，高爾泰回老家看望姐姐。就在那座專門安置拆遷戶的公寓樓裏，她姐姐「指着鄰家堆滿破爛雜物的陽台上一個曬太陽的老人，告訴我那就是五八年監管階級敵人的民兵隊長，直接虐殺我父親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動不動。看不清帽檐子底下陰影中的臉，只看見胸前補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灘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

高先生接着說道：「僅僅這些，已足以使我對這個人的幾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點」。

類似的情景，以前也曾在許多電影和小說裏頭見過。似乎時間便是最大的懲罰，能夠摧殘一個凶手的身心，使他在恐懼中孤獨凋弊；而且時間還是良藥，可以療癒受害人的創口，使他在悲憫中昇華獲救。每次聽到這類故事，我都忍不住要接着問：那麼正義該怎麼辦呢？可以寬容，可以慈悲，但這並不意味要放棄正義。憤怒這種情緒往往會讓我們誤把復仇當做矯正，於是情緒一過，助燃怒火的材料燒盡，便好像連恢復正義的需要都沒有了。說到底，守護正義畢竟是理性的事業。所謂「義憤」或許是個不錯的發動機，但情緒這種東西不只不可靠，而且可能根本不相干。

梁文道：拋棄幻想

【蘋果日報】老牌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原來已經成立了三十年，前幾天和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談到它的風光歷史，自然得說《鴉片戰爭──給鄧小平的四封信》。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當年我還在台灣上學，沒來得及親睹這齣名噪一時的實驗劇。但我曉得這部一連四晚，每晚從11點半做到凌晨12點半的戲有多哄動；我還曉得港英政府聽說戲名之後非常緊張，曾經要求「進念．二十面體」事先呈交劇本審查。聽到這裏，朋友便問：「審查？那時候演話劇要審劇本嗎」？

我該怎麼解釋才好呢？當年港英手段機巧，表面上沒有正式的文化審查制度，實則暗藏機關，常常選擇性地調控讓它敏感的事物。說聰明，它確實要比今日特區政府聰明；說自由，我就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當年的香港有多自由了。

現在有一批沒怎麼經歷過港英統治的青少年喜歡懷舊，時時浪漫過去，把它形容為一段人間罕見的黃金歲月。就好比大陸最懷念毛澤東的人群中居然包括一些根本沒見識過毛時代的八零後。懷舊總是政治的，我們懷舊往往是因為我們厭惡現況，希望對抗它改變它，於是美化昔日，把它當成一種資源，以記憶擷取力量。類似的情況還包括大陸近年來的「民國熱」，大家總愛對比民國之美好與共和國之糟糕，拿過去嘲諷現在。

然而事實殘酷，民國要是真有那麼好，它就不用垮得這麼慘了。同樣地，我們也不必為了當前的抗爭而美化港英年代的政府統治。請注意，我並不是真的要比較今昔，也不是說回歸之後其實要比從前還好，更不是想宣說一種既然大家都很爛所以什麼都應該接受的歷史虛無主義。

真正的重點在於我們自己；當年港英若有「仁政」，那是香港人抗爭的成果，絕非政府開恩；今天想要民主公正，就不能期待中央開明梁振英開竅；歷史的動力只在我們身上，歷史也只應該由我們自己書寫。拒絕懷舊，不是為了頌揚現況，而是勇敢地承擔該輪到這一代人去承擔的責任；否則我們又怎能對得起昔年努力過的人呢？例如巧妙抗衡過劇本審查的「進念．二十面體」。

梁文道：演化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我就聽說，過年過節不該吃甚麼大餐，就算大餐，也不能龍蝦生蠔烤肉野味，因為現代人日常飲食的養分已經足夠好了，再也用不着在特定的節慶吉日大魚大肉。良藥畢竟苦口，這些金玉良言說歸說，但根本沒人理會，生日派對不大魚大肉，難道只吃青菜？

後來讀過一些關於演化生物學的書，我才曉得這種改不了的習慣根本不是習慣，而是深深埋在身體裏的天然傾向。採獵年代，我們的祖先特別崇拜成功的獵手，因為他的勇氣和技能可以給同伴帶來大量難得的肉食。比起採集回來的蔬果，肉類包含了更多的脂肪、卡路里與蛋白質，人人都喜歡。那時候，祖先就已經有了共食的習性，經過一天勞累，夜裏聚在一起分享食物是整個家族甚至整個部落的高潮時刻。在這種場合裏面，強壯靈敏的男獵手奉獻上一般人打不到的珍稀獵物，自然值得艷羨仰慕。很生物地講，這些好獵人是在透過他們獵捕回來的好肉展示自己的好基因，如同他們身上掛着的虎牙雀毛等裝飾品，女人一看就明白這些傢伙的種好。

現在我們不打獵了，但是依然喜歡坐下來一齊大餐，依然享受各種珍貴奢華的食材；只不過獵人的地位換成了老闆。一個大老闆在大酒家筵開百席，是在表現他的能力；一個男子不惜萬金請心儀女性上星級餐廳，就和古代獵人一樣，是在暗示自身基因特性之精良。此所以約會總是離不開wine and dine，因為那才是最赤裸最原始的性刺激。 正所謂沐猴而冠，儘管衣冠楚楚，但我們離那些茹毛飲血的老祖宗不遠，他們數十萬年前養成的習性至今還被寫在我們的基因裏頭。於是問題就來了。比如說朱古力和牛扒，大家都曉得多吃無益，可是沒有人不想多吃。漢堡薯條總被認為是垃圾快餐，不過很多人就是戒它不掉，沒多久就想用它comfort一下自己。為甚麼？因為這些食物又油又甜，熱量極高，乃遺傳下來的人類口味。幾十萬年前的直立人最愛這些味道，嘗到它們就表示自己的熱量需求可以得到滿足。

愈來愈多學者發現，今天困擾人類的好幾種疾病很可能是適應演化的問題。我們用了兩百萬年的時間採集捕獵，再用一萬年的時間農耕畜牧，後面這短短時間根本來不及適應漫長過去所養成的基因特性。例如慢性糖尿病，這在當年祖宗身上可是種罕見的疾病，因為他們沒有米飯麵包，光吃蔬果獸肉很難吃到血糖過多的程度。有些研究古病理學的專家甚至認為舊石器時代的人要比新石器時代之後的人類健康。沒錯，他們死得比我們早，或許是傷口發炎，或許是嬰兒夭折；但他們身體健壯，絕少癌症心臟病。反倒是農耕時代之後的人類，體格縮小，傳染病增加，牙齒、骨骼與皮膚都大不如前，這全都和我們耕種的方式及耕種出來的穀物相關。 於是我們繼續享受豐盛的宴席，帶着一具古老的軀體承受這新世界的衝擊，不知下一步的演化何日方得，更不知究竟等不等得演化適應的那一天。

梁文道：惡法

【蘋果日報】幾乎每次在大陸談到有關香港的話題，都會有人問起港人爭取民主的理由。他們很不理解，「為什麼英國人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都不見港人爭取民主。偏偏等到回歸祖國之後，你們才吵着要民主」？這當然是個十分嚴重的誤解，順着這種誤解，你很容易就能推出香港民主運動是「西方反華勢力」煽動操控的結論。所以每一次我都得再三強調，早在回歸之前，香港人就已經開始爭取民主了，並且不只爭取過「八八直選」，不只開過「高山大會」，還有之前各式各樣或大或小的民主呼求。

回到香港，我發現原來還有一種結構與此類似，但立場徹底顛倒的歷史敍述，那就是把九七之前的港英統治說得無限美好，然後將九七之後這十多年間發生的壞事全算在中共頭上。根據這種頗為流行的觀點，以前的英國人比較聰明比較寬容，不僅建立了迥異於「東方專制主義」的法治制度，還賦予港人那傳說中的「沒有民主，但有自由」的好生活。

自由？九七前我們真的很自由嗎？就在這幾天，葉寶琳、王浩然和朱凱迪等八位示威人士正在東區裁判法院受審，因為他們在去年六四維園集會結束之後，繼續遊行到北角警署抗議警權大張。而政府用以控告他們的罪名之一，則是《公安條例》中的「非法集結」罪，一條非常著名的「惡法」。根據法例，只要有三個或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不管是約定好的還是臨時碰見，不管你是快閃遊戲還是老友約會，警方都能說你是「非法集結」。如此荒謬絕倫的惡法，一直是官方手中的利器，既可以用來對付黑社會，也可以拿來收拾任何它看不過眼的公民行動。這條法令正是當年六七暴動之後，由前港英政府引入香港的英國舊法。

曾經，它是港英政府箝制「左派」活動的百搭武器；現在，它是特區政府打壓社民連等新興政團及社運人士的法寶。如果曾德成等「左派」過去抗議過這條惡法，那麼他們今天就應該聲援被告的社運份子；如果香港市民今天不滿這條法例的粗暴，就不能忘記它的來由。

梁文道：樂觀

【蘋果日報】老友問起：「你對中國的未來是不是很樂觀」？我吃了一驚，怎麼會呢？恰恰相反，我並不看好中國的前景，真不知道他何來如此印象。原來就是看過我在這裏寫過的東西，見我一時說大陸新一代越來越不把六四當禁忌，一時又說他們對言論自由的敏感也遠勝從前；這難道還不算是欣欣向榮，一片光明嗎？

這麼講吧。你讀過去一年以來的大陸報刊，大概也會發現「政治體制改革」這六個字出現的機率頻密到了不尋常的地步，就連《人民日報》都曾刊出呼籲改革的文章；一兩年前，這根本不可想像，那時候「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個敏感詞呢？然而這一切難道便是黎民百姓渴望已久的春風？不，它只不過說明政改之迫切已經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但並不表示政改真能啟動。正如許多年輕人都曉得六四是怎麼回事，也都期盼更寬鬆的言論環境，可平反六四開放言禁的那一天仍然遙不可見。

改革可能嗎？就拿計劃生育這麼簡單的事來說好了。且不論人口成長背後的環境壓力倫理問題，今天中國人口老化已是路人皆見的事實，生育率的放緩亦是官方自己統計的結論，幾年來有多少學者指出過這股趨勢的危險？又有多少人提出過終止一胎政策？但你以為他們真能為了經濟繼續成長，為了避免未富先老的局面，就斷然結束計劃生育？當然不能，有關部門甚至連公開討論這個議題的意思都沒有。為什麼？記不記得過去兩天我們提到的「邵氏棄嬰」，就連地方上一個小小計生辦都要為了政績和創收搶孩子；要是終止計劃生育，誰來收拾全國數以十萬計的計生官員的下場？誰有魄力和能耐去觸碰這股龐大的利益集團？計劃生育都能搞出個動不了的利益集團，全中國還有多少令人想像不到的利益集團呢？

一方面任誰都能發現這是條走不下去的路，另一面卻誰都擋不住這輛大車的持續滑行。於是你有你的嘶喊，而且越喊越大聲；它則如常運轉，怎麼剎都剎不住。這能叫做樂觀嗎？

梁文道：消防員縱火

【蘋果日報】昨天提起去年才爆發出來的「邵式棄嬰」大案，並不只是為了指出邵陽這個地方如何黑暗，當地政府部門如何無法無天；而是為了說明今日中國國家機器的質變。例如涉及到「邵式棄嬰」案的高平鎮，當地就有官員公然向記者介紹他們的「苦衷」：「農業稅取消後，鎮上維持幹部隊伍的工資時常捉襟見肘。收取社會撫養費，不僅僅是落實計生國策，更是為了充盈地方財政收入」。

沒錯，一胎制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核心，所以遇上了超生的狀況，地方部門的確擁有處罰當事人的權力。問題在於地方部門還擁有自由裁量的罰款權，於是他們就可以把這筆罰款當成是自己部門和個人的「創收」來源了。

除了錢，邵陽地方的計生辦人員搶孩子的另一個目的則是「拼政績」。想想看計生辦的作用是什麼？不就是為了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嗎。假如自己管轄的地方沒有超生問題，人人奉公守法，那當然可以說是「倡導計生」有功。然而，要是大家長年不超生，甚至根本不生孩子了，那這計生辦留着還有什麼用呢？最起碼也該裁減人手吧。所以，為了顯示自己的用處，他們不得不幹點大事。那些被他們奪去的嬰孩並不全是「非法超生」，有的只不過是父母雙方按照鄉俗行禮成婚，還沒來得及去政府那裏登記就生下來的小孩；但計生人員管不了這麼多，照樣把他們當成「非法」來辦。而且多多益善，越多「非法」越有事幹。

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如果非法超生的個案太多，豈不顯示計生辦無能，難道不怕上級責怪？這麼問就未免太過不懂國情了。按照本國官場慣例，假如一件該辦的事沒辦好，通常的反應不是徹底檢討相關機制，而是加大資源。也就是說，這計生辦要處理的非法超生實在太多，大伙忙不過來，上頭最好給他們加派人手。等到他們人手過剩，他們可能又要設法給自己再挖一些存在的理由了。

梁文道：旅遊記者

【飲食男女】曾經，我羨慕飲食旅遊雜誌的記者，覺得這個行業真不壞，主要就是吃吃喝喝遊山玩水。後來，我曉得飲食記者原來也不是想像中過得那麼愜意，採訪往往是又說又拍，只能嘗幾口冷飯而已。就算能夠名正言順地在新開張的餐廳坐下來好好吃一頓，但吃得太多，也就煩悶，正如任何興趣變成工作一樣。不過我對跑旅遊線的記者還是有點幻想；一來出門遠行總比上館子難度大，機會難得；二來我聽說除了法國這種不愁人家不上門的國度之外，一般各國旅遊局都很熱情，豪住豪吃全包，爽到不行。

可惜吃人手軟，我一向受不住有目的的招待，吃是如此，旅遊亦然；故此心雖嚮往，實不可至。直到近日替一本雜誌做一個探討馬來半島華人文化的封面專題，他們依照媒體慣例找上馬來西亞旅遊局幫忙，這才頭一回享受到政府旅遊部門的款客之道。歸來之後，我告訴自己，以後再也別做這麼孫子的事了；賭博通常輸身家，苟且圖便也不會有好下場。聽雜誌社的人說，一開始接頭還挺順利，到底是「Truly Asia」的馬來西亞，其他媒體都是商務客位往返，五星酒店侍候，沒人不讚好。可是這本刊物並非旅遊雜誌，喜歡探討問題，從不塗脂抹粉，而且馬來西亞駐中國大使館新來了一位馬來裔文化官員，他一發現我不是去沙巴潛水，也不是去雙子塔購物，卻是要談甚麼「華人身份」，立刻就響起大腸裏的政治警號，叫我們交出全程受訪者的名單。這名單可不得了，既有長年批判當地政府文化保育工作的民間學者，更有坐牢的左傾份子。於是我們隱沒「重點」，湊了一份大要給他，雜誌編輯更得保證另撥篇幅推廣旅遊。來回半年，終於成行，儘管坎坷，也叫做得了贊助。

結果呢？我實在不願說人家壞話，可我必須坦白，這趟住宿是我二十次出入馬來西亞中最糟糕的一次。午夜被曱甴爬到臉上癢醒，浴室角落發霉，這都不打緊；重要的是好幾家被安排的旅店位置偏僻，每回出外採訪都得浪擲光陰。最離譜的是其中一家旅館竟被軍營包圍，莫非是怕我們煽動當地華人造反？其餘種種刁難，就更不在話下了。問題是我的工作勉強完成，那些答應要給馬來西亞旅遊做廣告特刊的夥伴該怎麼辦呢？總不能叫讀者也去軍營感受大馬炮兵特種部隊的威力吧？我看他們一路翻閱《Lonly Planet》，難道是想要發揮想像力，半虛構半記實地創作出一份旅行介紹？難道我平常在雜誌上讀到的旅遊報道也都是這麼來的？好在到了馬六甲，得到當地一位民宿老闆同情，住進她那有泳池有陽台的復修古宅，終於感受到傳說中那種「受招待」的好滋味。只不過這招待和官方一點關係也沒有，全係出外靠朋友。然後，我的夥伴在他那篇旅遊廣告裏重點推介這家民宿，儘管它明明不在官方排定的範圍之內。我懂了，原來這就是旅遊記者的生涯。

梁文道：邵式孤兒

【蘋果日報】新聞來得太多，記憶去得太快。今天人人皆知湖南邵陽出了個壯士李旺陽，可還有誰記得，同一座小小邵陽城，過去幾年還有一批害盡天下父母心的「邵式棄兒」。

「邵式棄兒」指的是一批被收養在邵陽福利院的「棄嬰」，理論上是被父母拋棄的嬰孩，於是被統一改姓為「邵」。不過他們並不是真正的棄嬰，而是在哭喊着的父母跟前被人生生搶走的寶寶。動手搶人的，是當地「計生辦」（即「計劃生育辦公室」），他們以超生和父母未辦結婚登記的理由，強行奪去這些剛剛生下沒多久的嬰孩。通常他們會讓村幹部帶路，出動十幾人包圍目標家庭，得手後再逼令父母交錢贖嬰，形同綁架。

只不過這些國家公務員在父母手上要到的「社會撫養費」和罰款，往往比不上把孩子直接送到福利院的報酬。將嬰兒交到福利院，偽造文件，使他們成為合法棄嬰之後，這些寶寶就會經過湖南省民政廳進入海外收養管道。有沒有在機場見過那些來中國把孤兒抱回外國收養的善心父母？沒錯，他們都是仁慈寬大的好人，其中不乏信仰虔誠的基督徒，我相信他們會愛護這些小孩，給他們一個美好的成長環境。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良善被人利用，他們不曉得自己為了懷中娃娃所付出的三千美金終將流向何方。

那些錢會回到湖南民政廳，其中大部份又將撥還給邵陽福利院。最後，所有把孩子搶到福利院去的「計生辦」人員都能得到一人一千元以上的「回扣」。從搶嬰到「賣嬰」，這是道完整的利益鏈條。後來有記者追問當地官員，想要瞭解其中是否別有內情，不料那名官員倒也乾脆，他說：「計生辦也得創收呀」。

梁文道：非關中國的六四

【蘋果日報】雖說六四激起過香港人的國族認同，並且成為一條始終綑綁住香港和大陸的紐帶；但也不能忘記當年「血濃於水」那句口號的前提：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是種不太一樣的中國人。非常奇詭，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正正在於我們依然紀念六四，以及我們紀念它演繹它和消化它的方式。簡單地說，六四成了不少港人的身份證，它固然清楚列明了「中國人」這三個字，同時卻又在這三個字的前後加上引號。

六四首先是道不可繞過的道德關口。香港幾乎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沒被問過「你對六四有什麼看法」，支持平反六四並不會使你成為聖人，它只是合格的底線而已；假如像梁振英那樣「不是不感動，只是不回應」，那就得在道德可信度這一欄上打交叉了。

在這座不公義不神聖的城市，六四燭光晚會乃是僅見的精神儀式；你可以不參加，但你不可以冒犯它。建制派不怕發動支持者阻撓七一遊行，可它絕對不敢干擾六四集會，就連在言語上都不能逾雷池半步。如果警方和政府想要找它麻煩，那簡直就是自討苦吃，即便是根本不打算參加集會的市民，恐怕也要不滿憤慨。

近些年，自由行是維園燭光晚會的要角，大會每年都會請他們舉手現形，媒體也想盡辦法讓他們受訪。不過我記得，多年之前，大家用以分判彼此的標準之一卻是對六四的看法。我們集會，他們旅遊；我們在乎，他們不解我們的在乎；於是香港人就是堅持平反六四的道德主義者，大陸人則是昔者往矣別再提起的新人類。

沒錯，六四和中國有關，可是卻成為香港人自我認同的核心，甚至能夠用以區辨自己和其他中國人的那點「不一樣」。於是我們臨走的時候一定要清理地上的燭淚，並且拍照，並且上網，好使人家看見我們：這就是香港人了，文明、秩序，道德的香港人。

梁文道 ：因六四而愛國

【蘋果日報】很多大陸朋友看到香港人堅持平反六四，都覺得非常感動，甚至有些慚愧和內疚，他們認為香港人替他們做了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去做的事。根據這樣的印象推理下去，很容易就會得出港人民族感情深厚的結論。的確，從八九那年開始，我就相信，六四在香港絕非一場單純的民主運動；它還是一種奇異的民族主義運動。

且看當年香港人遊行集會的口號標語，「血濃於水」絕對是其中一條最常見的四字詞。這難道不是很古怪的說法嗎？什麼叫做「血濃於水」？那時正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紮營守夜的青年學生會打出寫着「血濃於水」這四個字的旗號嗎？當然不會，正如他們也不大會唱「龍的傳人」和「我是中國人」這些歌曲一樣，因為他們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人。唯有香港人，這塊殖民地上的居民，才有需要提出自己也是中國人的證據，才有必要反覆告訴自己何必關心何必參與這場運動的理由。而這證據就是我們體內流的乃是中國血，而這理由便是大伙一遍遍唱誦的「我不管生在那裏，我是中國人」了。

換句話說，正因香港人的身份可疑，所以我們才得利用類似的口號與歌曲自我去解釋我們上街的原因，而且還是對我們自己解釋。

許多年之後，有機會和一個內地派來香港的官員見面，他也很不明白香港人硬是放不下六四的玄機，還懷疑這是不是「愛國教育」做得不到家的緣故。我便向他解釋恰恰和他以為的相反，不忘六四正好表明了香港人沒把自己當外人的「愛國」情懷。他很震驚；而我又該如何向他說明我們那一代人因此而起的國族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挫敗與創傷？這般複雜的心事，大陸人固然不懂，黨官更難明白。

梁文道：黏

【飲食男女】好久沒吃過肯德基炸雞了，聽說他們開始提供塑膠手套，不知是真是假，只記得以前的肯德基好像只有一方濕紙巾，讓你吃完之後抹拭手中的油膩。仔細回想，原來許多食物從前都要讓人吃得滿手黏乎乎的，如今都會得到食肆的照顧，要不是給你消毒紙巾，就是附上一雙手套。而這種食物自然是必須動用雙手才能吃得真切舔得乾淨的東西，比如雞翅膀雞腿，又比如肋排鴨舌。

這些東西不只是要用手方能吃得徹底，而且還會在指尖留下餘味，引得食客忍不住要在啃光一條雞腿之後，還得舔舔手指；彷彿這才叫做動人美味。我記得不少小吃都曾用過這種舔手指的形象做廣告，好讓人一看就恨不得自己也能舔它一回。奇怪的是這類形象好像愈來愈罕見了，其消逝的速度恰與供應膠手套濕紙巾的速度成反比。我們能不能據此推測，相比從前，大家可能愈來愈怕手上那股肥膩膩的感覺了。近代衞生觀念流行以來，以人手權充食具就被認為是項不乾淨的一件事。想當年英國殖民印度，其中一樣最令英國人受不了的風俗就是當地人用手吃飯，他們一看就覺得髒，就覺得這片歷史比英國久遠不知多少的國度不文明，絲毫沒考慮過這是何等驚人的靈巧手藝，也絲毫沒佩服過印度人指頭耐熱的本事。好吧，就算用手取食真的不夠清潔，那麼事先洗好雙手總沒問題了吧？可現在流行的紙巾手套的功用卻不單單是為了進食前的衞生，而是要在你吃完東西之後雙手依然乾爽，甚至是要把雙手徹底隔離在食物表面的油水之外，好讓指掌在整個進食過程裏頭都不受影響。這又是甚麼理由？

有些研究身體感覺的人類學家認為，這是因為現代都市人日益無法接受油膩這種感受，常常不自覺地把油膩等同於骯髒。所以我們雖然很想把雞腿骨上黏附的細肉噬咬下來，也很想順利撕開一條排骨和另一條排骨之間的嫩筋；但我們絕對不願讓自己的指掌親身觸摸到那些必然存在的油膩，只好像戴避孕套一樣地戴上一層薄膜狀的透明塑料手套。好比喝可樂要喝無糖可樂，吃蛋糕要吃低脂蛋糕；既要享受，又怕享受的代價，齊澤克說這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特徵。並非一切文化都這麼害怕油膩，也並非所有時代都像我們今天這樣看見油光就不舒服。你瞧那些受過最高等西式教育的南亞人，衣冠楚楚談吙不凡，一旦吃回家鄉菜往往照樣運指如飛，頂多飯前飯後把手洗乾淨就是，他們一點也不怕取食過程中手上的菜汁醬膏。又比如從前傳說中的蒙古漢，衣襟總得帶層亮可鑑人的肥光才好，這才表明他家境富裕不缺肉食。就算我們漢人，清末來華的傳教士也都注意到男子身上那襲長衫的黏膩，因為我們的先輩當年有吃完飯就順手身上一擦的習慣。

油膩的雙手一看就要令人聯想到黏乎乎的觸感，而我們都很厭惡這種感受，就像科幻電影裏異形那一類的怪獸，總是要滴答不斷地從身上的孔洞流下黏液，好讓觀眾覺得更加噁心。讀學者的分析文章，能夠叫我明白這種感覺只是歷史的，局部的。可我下回吃美式醬燒排骨，還是很願意戴上那雙薄薄的膠手套，因為這種歷史和文化形成的感官結構已經深入骨髓，成了我的「本能」，再多的知識和理智也洗不乾淨它那莫名的惡感。

梁文道：為何忘不了

【蘋果日報】今年六四，十八萬人坐滿維園，以燭光點起一片海洋。這天正好人在海外，遂有外地記者來訪，問的題目自然是很多外地人已經問了很多年的老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香港人對六四念念不忘？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你們年年公開悼念，而且聲勢一年比一年浩大」？

我年復一年地回應這類疑問，也年復一年地寫些東西討論這種現象；但卻始終無法解除許多朋友基本前提上的誤會，而那些誤會甚至是我們香港人自己也很難避免的。

這個誤會便是以為八九六四真的只是一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而香港人則扮演了一個「支援北京民運」的角色，並且「支援」至今。不，事實的真相是八九民運並不局限於北京，它根本是場擴及中國各大城市的全國民運。所以，當我們今天追究屠殺真相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復原當年全景的重要。上海有多少學生上街？是誰帶頭武漢長江大橋上的隊伍？成都有那些公務員因為同情民運受到牽連？這些極為珍貴的記憶和材料都正急速散落淹沒。

事實的真相是香港也不自外於這些城市之外，反而以當時仍為殖民地的身份主動介入，進而成為整場運動的另一核心。沒錯，除了北京，當年還有什麼地方發起過百萬人的大遊行？除了香港，又有誰能縷縷不絕地挹注資源，投進這場規模空前的全國民運？

所以香港人不能忘記。因為六四不只是北京的，它還是我們自己的六四。自己身上一個未癒的傷口，誰忘得了？

梁文道：不自由的滋味

【蘋果日報】新聞審查這種東西的可怕在於就算你知道它確實存在，也不一定真能感覺得到，久而久之，你甚至會忘記了它，幾乎以為它不是真的。

回想十多年前的大陸，碰到每一個朋友說起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都忍不住要搖頭嘆氣。的確，天底下那有這種新聞，播放消息的順序全看領導人排名；儘管三號人物訪問華盛頓比較有新聞價值，但不巧這天一號大哥親切接見了陝北民謠歌手，所以還是得把一號大哥和鄉間歌者握手寒暄的片段排在頭條。

這種新聞當然是政治擺佈的結果，它一定排除了大量重要但是敏感的消息，也一定有選擇地扭曲了某些事實的真相和全貌。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識；然而，你只能知道自己看見的是被過濾了的新聞，卻不能具體瞭解它究竟過濾了什麼。如此這般天天看下來，你腦中的常識就變成一個存而不覺的知識了；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明白地球自轉的原理，但具體感到的卻是日出日落；於是便習以為常而且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個被審查被扭曲的世界。

那個年代，只有幹媒體的人才能親身體會審查的威力，他們很清楚什麼消息被抹除，什麼話題被禁止。這些人天天站在審查機制的第一線上，有口難言。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新聞業者多半會傾向自由派的原因了，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可貴。

然後我們到了微博的年代，一個人人都在當記者，人人都在做媒體的時代。奇怪，為什麼我昨晚才發了一通義憤難抑的批評，今天上午就全都不見了？為什麼前一小時大家還在瘋狂轉發的可恨視頻，現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忽然，每一個網民都能明白十年前只有少數人才能感受到的壓抑了。審查不再是一個理智層面的常識，它就在你我身邊。如今四億中國網民都成了媒體，也都成了新聞審查的對象；同時，他們還都第一次親身領會了失去言論自由的痛苦與憤怒。

梁文道：大眾都在傳播

【新世紀】今年5月某夜，北京有個喝醉的老外公然在路邊侵犯一名女子，爭鬧聲驚動了道旁商戶，於是大夥見義勇為，將他交給警方查辦。事後，報紙採訪這些好市民，其中一個店家告訴記者：「一開始我以為是夫妻吵架，於是就想出去拍熱鬧，走近一瞧才曉得是怎麼回事。」

讀到這段，我不禁頓了一頓——「拍熱鬧」？什麼叫做「拍熱鬧」？這位先生是不是想用手機拍下人家夫妻吵架的情況呢？拍了之後，他又會不會像今天許多網民那樣，順手把他拍到的片段傳到網上？我很好奇，他有沒有想過這很可能侵犯了人家的隱私，傷害了人家的尊嚴？

請別誤會，我絕對無意苛責這位先生；恰恰相反，我很佩服他的正直與勇氣，畢竟見義勇為是當今稀有的德行。更不要以為我不讚成大家隨時隨地利用手邊便利的電子工具，記錄所聞，傳播所見；恰恰相反，「人人都能做記者」是我懷抱十多年的夢想，因為再獨立再自由的媒體也難免有盲點，更別說受到政府和市場宰制的傳統傳媒了，而「公民記者」則是擴充視野突破侷限的可能。

傳統新聞媒體掌握了定義新聞的權力，它可以判斷什麼算做新聞，什麼不算；而它用以判斷的標準往往是很可疑的。比如說同樣是死人，我們總是能在國際新聞上頭看到一個美國瘋漢活活把人咬死之類的故事，卻聽不到每天甚至每一分鐘都發生在貧困世界的兒童餓死的消息。如果在一些媒體受到威權掌控的國家，官方定奪了新聞的定義和範圍，我們大概就會讀到連篇累牘的領導人動向，卻不曉得社會底層備受壓迫折磨的不公遭遇。所以，我們期待每一個人都能做記者的時代，期待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和權力去發佈他們看見的事實，讓我們知曉新聞定義之外的新聞。

忽然，這個時代就好像真的來了。非洲某國內戰中的童兵影像傳遍全球，歐洲某個商界明星的內幕交易遭到曝光，中國某個官員腕上的名表被人起底；同時，我們還看到了某城的公交售票員美得堪稱「中國最美售票員」，某個名人躺在泳池邊曬太陽的豔照，又或者是一對夫妻站在馬路邊上吵架的經過。新聞的範圍果真大了許多，只是有點大到了侵犯常人隱私的地步，大到了我們未必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傳統新聞媒體發展了這麼多年，任何國家的報刊電視多少都會養成一些默契，並且依此訓練從業者，要求他們不得踰越某些界限。那些界限不一定只是政治的，而且更是倫理的。報導強姦案，多半不可刊登受害者的詳細資料和照片，以免人家的人格遭到二次傷害。前年的日本地震，也叫人瞭解到日本這個社會的道德禁忌，他們的媒體幾乎絕不刊出任何一個死者的遺體慘況，為的是對得起往生亡靈，對得起遺屬感受。新聞固然可以監督權力，但它也可以傷害平民。在滿足民眾知情權的前提底下，傳統媒體也該慢慢學懂知情權與好奇心之間的差異；民眾好奇的東西不一定是他們有權知道的事情，例如一個性侵犯受害者的身份。

然而這幾年大家卻能在網上看到不少性犯罪的細節，嚴整如日本，網絡也一度出現過福島地震死難者的照片。拍攝和上傳這些資訊的網民有沒有想過這麼做的後果？他們有沒有發現自己手握便利的電子記錄工具，擁有推特、臉書和微博等仿如媒體的大眾平台，其實就已經是個公民記者甚至是個獨家的新聞社？更重要的是，他們有沒有反省過掌握這些工具平台就等於掌握了權力，甚至武器，因此就該負有相應的道德責任？

目前看來，在這個大部分人其實都已經是個媒體機構的年代，大部分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所以那位勇敢的北京市民聽到外頭有人尖叫吵鬧，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去「拍熱鬧」。他沒有想想看人家願不願意被拍；沒有想想看這條片段要是傳了出去，這對夫妻的尷尬；沒有想想看要是他倆的親友發現了這個場面，這對夫婦日後該如何自處。又說不定這對夫婦一向安和，只不過正好大吵過這一回，卻在網絡的世界裡就此被定位在最惡劣的那一格畫面。說不定你我都可能會像這對夫妻，終有一日也成了不情願的新聞主角。

任何人都是新聞的供應者，任何人也都是新聞中的角色。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要學懂其中的倫理規範和分寸拿捏，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梁文道：當擦邊球打到境外

【蘋果日報】這幾年來回邊界，常常感到身為一個媒體人被夾在兩邊的矛盾。有些事很簡單，因為是非太過清楚，甚至清楚到了可笑的地步。

但又有些時候，會遇上真正難以兩全的狀況，除了責備自己無能，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例如當年廣州那份週刊列出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兩日之後，香港便有報紙中國版大幅報道，一一點明其中有誰簽過零八憲章，有誰聲援劉曉波，還有誰甚至正在坐牢。坦白講，這篇報道用意不壞，着實捧了大陸同行一把；同時還有啟蒙香港讀者的效果，使大家明白內地媒體並非盡皆喉舌。

就在香港報刊登出報道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大陸朋友的電話，她正是這份名單的主事人，她很憂慮。原來這是招效果強烈的擦邊球，既把敏感人物推向台前，期望能起到為他們脫敏的作用；又堪堪避開朝廷的耳目。可現在壞了，香港報紙找到她要訪問，而且純以政治眼光解讀一份不純是政治的名單。她希望我能幫忙，託個人情，求那些報刊不要報道，免得上頭有人注意到「境外媒體炒作」。

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也實在不能這麼做。因為對大陸媒體來講，見到同行打擦邊球，理該配合掩護；對港台媒體來講，見到大陸有人打擦邊球，卻成了條難得的好新聞。身在香港，我們實在不該也不能干涉新聞編採的自由。

我幫不上忙，報道出了街，果然有人注意到了「境外媒體炒作」，大發雷霆。不久，我的朋友被炒，她的總編下台。然後我又在另一家海外媒體看到這份週刊遭到整肅的消息與評論。

梁文道：幾近完美的room service（room service 三之三）

【飲食男女】酒店如此一種所在，既是本地人之異域，能讓地方百姓領略些許異國風味，開開眼界；又是外地人之逆旅，可容他們暫時棲息在一個相對熟悉的環境，洗塵安身。所以它總得是方便的，一個介乎外地和本地之間的中性空間，一方面不完全屬於它所處的社會文化，另一面則不全是外來文明的小殖民地。因此從北京、上海、廣州、香港、西貢、曼谷，一直到緬甸仰光，酒店往往是這些城市的居民初次嘗試西餐的窗口（尤其香港，多少本地前所未聞的西洋飲食潮流係由老牌酒店引進）。

反過來看，任何外地旅客要是想冒險嘗嘗本地人的口味，酒店裏的餐廳大概就是他們至安全至可靠的選擇了。由於酒店需要滿足兩種人的口味，往往它便不得不中庸，兩方面都不能做得太徹底。又由於所謂的「外地人」已經來自全球各地，因此酒店向外來客人提供的餐飲便不得不面目模糊，呈現出一種所有人都不會完全滿意又所有人都可勉強接受的「國際風格」。這種風格最鮮明的代表就是全球各大酒店都一定要有的咖啡廳，而其極致則是房間裏的點餐餐牌。從早餐開始說起，兩大基本類型是「美式早餐」以及所謂的「歐陸早餐」。中午之後，就該輪到凱撒沙律、肉醬意粉、芝士漢堡以及印尼炒飯出場了。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它都是很無趣的。要知道躲在房間裏點餐的客人其實是很犯賤的，他工作太忙不想更衣下樓，他寫作太集中不想分散元神，但這並不表示他不想來一點正宗地方風味呀。這種人你該怎麼對付他呢？又有沒有旅館對付得了這麼討厭的賤客？想了半天，我想起一家來自新加坡的連鎖酒店，能夠做出挺地道的海南雞飯，曾經連續兩天在客房點它做午餐。也想到東南亞一家度假酒店，看來它大部分的客人是打定了主意不出房間，所以特別用心經營房內點餐這一環，算是有些意思。然而，要是我再賤一些，甚至像要求餐廳那樣地要求送進房來的食物匹配整個空間環境的氛圍，要求服務就像坐在飯館一樣地首尾相貫，這可能嗎？

世間的確有種接近完美的客房點餐，因為它每一道菜在做的時候就已經考慮到這是要送進客房裏吃的了；因為它的餐具盤飾竟然和房間裏的陳設裝潢如斯和諧；而且它的服務人員禮貌殷勤周到，從頭到尾把你侍候得貼貼服服。我說的當然是傳統日式旅館，特別是像京都「御三家」或者「強羅花壇」那種級數的溫泉旅舍。它們提供的是「一泊二食」，而那一泊與二食皆在客房內完成，根本是天造地設的「客房點餐」。其懷石料理更是好到一個許多食客為之專程拜訪的地步，你可曾見過有哪家酒店能夠讓人為了它的客房點餐而特地入住嗎？再說它們的房間也確實是閉門寫作的上佳環境，例如「俵屋」，每間客房都不一樣，可每間客房的小書桌都停當得那麼雅致怡人，白天的自然光和晚上的燈光一樣映照出最愜意的亮度與陰影；還有開孔精妙的小窗，截去了多餘景物，只剩下最合凝神沉思的草木花石，這說不完的好處呀，要是能住它半個月，說不定真能寫出點甚麼。然而，世間又有多少作家可以在「俵屋」住上半個月呢？所以始終還是那道謎，為甚麼以前的作家竟是那麼地富有？「俵屋」對門的「柊家」是川端康成當年經常下榻的地方，他老人家住慣的房間至今還是旅客熱門的選擇，聽說《古都》有一大半就是在這間房裏寫出來的。這一半《古都》總共要寫幾天呢？那幾天的房價加起來又是多少錢？嗯，這條算術我實在算不好。

梁文道：擦邊球

【蘋果日報】稍為瞭解大陸新聞，大概就知道什麼叫做「擦邊球」。例如一年多前，廣州出版的某份雜誌便曾刊出過「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其中包含了公開支持劉曉波的崔衞平、徐友漁，首批簽署《零八憲章》的李普、茅于軾、傅國涌、姚立法，以及當時仍然在囚的趙連海，和大家都已經很熟悉的艾未未。這全是最令官方頭疼的眼中釘，好在其他九十幾號也有點踩在線上的人物可以發揮些掩護作用。這份名單實在是一記大膽無畏的擦邊球，大陸的行內人看了都很振奮。

振奮什麼？因為它出自一家影響力日漸增加的媒體，而且出得如此高調。只要官方一時漏眼，一天兩天過去了，便可形成範例。日後哪家媒體訪問崔衞平，談述趙連海，就能參考這個先例，首先突破報館內種種不明文的相關禁忌。再接下來，你出一回，我幹一次，大伙或者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使這些名字變得尋常無奇，終於到了連官員看到也看不出什麼毛病的地步。

這就是所謂的「擦邊球」了，它不是個別媒體有勇無謀的偶然衝動，放一次煙花便連自己也燒得灰飛煙滅；它是有目標有策略的集體互動，需要大家靈巧策應也需要大家敢於嘗試。

此所以外地官員一到廣東，看到報紙總要訝異此間媒體的膽大，同時更訝異於本地官員的無動於衷。「難道你們受得了這些玩意？」他們受得了，因為他們習慣了。廣東本地官員固然再比內地開放一些，但廣東媒體才真正叫人佩服；長年以來，他們發明了無數種擦邊球的套路，終於拉高水位，默默養成一種外來官員看不慣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