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雖說六四激起過香港人的國族認同，並且成為一條始終綑綁住香港和大陸的紐帶；但也不能忘記當年「血濃於水」那句口號的前提：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是種不太一樣的中國人。非常奇詭，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正正在於我們依然紀念六四，以及我們紀念它演繹它和消化它的方式。簡單地說，六四成了不少港人的身份證，它固然清楚列明了「中國人」這三個字，同時卻又在這三個字的前後加上引號。
六四首先是道不可繞過的道德關口。香港幾乎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沒被問過「你對六四有什麼看法」，支持平反六四並不會使你成為聖人，它只是合格的底線而已；假如像梁振英那樣「不是不感動，只是不回應」，那就得在道德可信度這一欄上打交叉了。
在這座不公義不神聖的城市，六四燭光晚會乃是僅見的精神儀式；你可以不參加，但你不可以冒犯它。建制派不怕發動支持者阻撓七一遊行，可它絕對不敢干擾六四集會，就連在言語上都不能逾雷池半步。如果警方和政府想要找它麻煩，那簡直就是自討苦吃，即便是根本不打算參加集會的市民，恐怕也要不滿憤慨。
近些年，自由行是維園燭光晚會的要角，大會每年都會請他們舉手現形，媒體也想盡辦法讓他們受訪。不過我記得，多年之前，大家用以分判彼此的標準之一卻是對六四的看法。我們集會，他們旅遊；我們在乎，他們不解我們的在乎；於是香港人就是堅持平反六四的道德主義者，大陸人則是昔者往矣別再提起的新人類。
沒錯，六四和中國有關，可是卻成為香港人自我認同的核心，甚至能夠用以區辨自己和其他中國人的那點「不一樣」。於是我們臨走的時候一定要清理地上的燭淚，並且拍照，並且上網，好使人家看見我們：這就是香港人了，文明、秩序，道德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