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關於六四，柴玲說要寬恕，結果自然挨駡。我不知道她這番話的前言後語，不好妄議。但這件事倒讓我想起近日重讀高爾泰先生《尋找家園》，其中有一段特別令人難忘的話。
五八年夏天，高先生的父親被批成地主加右派，慘遭凌虐，有一天終於受不住背上灼熱沉重的磚頭，從建築地盤的高台上摔下來跌死了。他屍身上的衣服粘住了皮膚破開的水疱，脫不下來。見到這番情景，趕來收屍的妻女忍不住當眾哭號。可是虐待高老先生的革命群眾仍不罷手，覺得他是死有餘辜，這對母女如此哭鬧實有「示威的性質」。於是當場再批鬥，權作「階級鬥爭的活教材」。
數十年後，高爾泰回老家看望姐姐。就在那座專門安置拆遷戶的公寓樓裏，她姐姐「指着鄰家堆滿破爛雜物的陽台上一個曬太陽的老人，告訴我那就是五八年監管階級敵人的民兵隊長，直接虐殺我父親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動不動。看不清帽檐子底下陰影中的臉，只看見胸前補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灘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
高先生接着說道：「僅僅這些，已足以使我對這個人的幾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點」。
類似的情景，以前也曾在許多電影和小說裏頭見過。似乎時間便是最大的懲罰，能夠摧殘一個凶手的身心，使他在恐懼中孤獨凋弊；而且時間還是良藥，可以療癒受害人的創口，使他在悲憫中昇華獲救。每次聽到這類故事，我都忍不住要接着問：那麼正義該怎麼辦呢？可以寬容，可以慈悲，但這並不意味要放棄正義。憤怒這種情緒往往會讓我們誤把復仇當做矯正，於是情緒一過，助燃怒火的材料燒盡，便好像連恢復正義的需要都沒有了。說到底，守護正義畢竟是理性的事業。所謂「義憤」或許是個不錯的發動機，但情緒這種東西不只不可靠，而且可能根本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