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三亞紅了（傳說之島二之一）

【飲食男女】說到南洋，我忽然想起當年第一次在吉隆坡吃「海南島西餐」的經驗。朋友們一直告訴我海南廚師有多厲害，有多麼會煮咖啡，多麼會調製咖喱，又多麼擅長做麵包烤火腿；無論如何，他們叫我一定要去試試海南人開在吉隆坡舊區的老牌餐廳。然後我去了，我吃了，我也服了。但這一切真是太過古怪，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去過好幾次海南島，我從未聽過海南島以西餐聞名。

至於海南廚師，坦白說句得罪人的話，在中國各省各地之中比併，恐怕連頭十位都擠不進去吧？怎麼一到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海南人成了好廚師的同義詞呢？海南當然有名饌，文昌雞、東山羊和加積鴨，這都是我自小就聽說過的美食。怪的是，海南島是中國第二大島，四面環海，怎麼就沒有那一種漁產能擠進這三大美食的名單裏頭呢？如今海南島的海鮮可就真是揚名立萬了，可惜是個臭名，並非東西不好，而是宰客宰得太狠。前一陣子，大陸網站上有不少人貼出在三亞海鮮館子吃飯的賬單，竟然成了全國嘩然的話題。我知道那是真的，因為我一個同事便曾遭宰。他一進那家海鮮檔，店東就迎出來招呼道：「這不是XXX嗎？我最喜歡看您的節目了。快坐快坐，我來給您上些好菜」。我的同事一行四人，刻意儉樸，除去一尾蒸魚，只是四道家常小菜兩三瓶啤酒而已。結果一埋單，合共五千多塊人民幣。所以呢，去三亞最好還是乖乖呆在酒店，反正海南島不像布吉、蘇梅和峇里，一離開酒店便乏善可陳，氣氛不友善，小販很可疑。真要比較，三亞大概比較像馬爾代夫，每家酒店都是一個獨立王國，遊客最好一進去就別再動出去逛逛的念頭。問題是它連價錢也比得上馬爾代夫，過年時分，一晚海景套房的價格是一萬人民幣起算。那麼它的內涵贏得過馬爾代夫嗎？這麼講吧，你去三亞的文華東方看看，自助早餐的食物上蒼蠅飛個不停。文華如此，其餘可想而知。那為甚麼大家不乾脆飛遠一點，直接去馬爾代夫呢？原來也是國情使然，據說除了不用講英文之外，三亞更是許多出國旅遊受到限制的官員的最佳選擇。在這個地方公款消費，你愛怎麼宰就怎麼宰，反正最後痛的又不是他們自己的荷包。

梁文道：移民的故事

【飲食男女】過去幾年，我出門去得最多的國家一定是馬來西亞。幸運的是，這麼多年來我在馬來西亞居然從未吃過一頓難吃的飯。難以下嚥的食物在這片土地上似乎是種必須去刻意尋找才找得到的東西，好在我的朋友們穿城拐巷帶我去找的全是美好經驗。

而在這一群朋友之中，最擅此道者當是林金城，人稱「大馬蔡瀾」的老詩人（『老』指的只是寫詩的年資）。可惜香港這麼多人愛去馬來西亞覓食，書市上卻很難找到他在彼邦出版的著作，否則那真是上好的遊客指南。他寫飲食，從不止於那家好吃那家不好，更有一番考古癖，喜歡尋根究柢，一路查考諸種食制之由來變化。用他發明的那個帶點小聰明的稱號來講，這不叫做美食家，卻是「知食份子」。在馬來西亞當一個「知食份子」，又的確是件趣事。許多朋友喜歡坐飛機去那裏吃東西，常常是為了懷舊，例如怡保人伴着「芽菜雞」吃的河粉，不少香港人都會驚嘆如今沙河也很難吃得到這麼原典的「沙河粉」了。為甚麼？因為我們現在在香港和廣東吃的版本總是加了太多澄麵、太多薯粉；怡保的河粉則堅持老派做風，米漿為主，味道自然米香滿溢，口感自然軟滑柔嫩。

這便是移民文化的不變定律。從家鄉飄洋過海抵達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氣候、風土和周遭的聲音與氣味都不一樣了，往往是老家的食物可以延續記憶，使生活稍顯安定，使自我身份仍然在時空裂變中維持一統。移民的食物還會順帶帶來一連串的鏈條，比如說專從老家運來家鄉才有的原料的小貿易商，比如說專門售賣這類食材和比較花工夫製造的吃食小店，又比如說一整套圍繞着這些原鄉食物打轉的年節儀式和社群，最後還有用原鄉飲食聚集鄉親的食肆跟會所。許久之後，當這一切遍地開花，成了異鄉中別具異國風味的消費場景（例如紐約的唐人街），我們往往還能追溯出它們的最初源頭（例如倫敦老牌的Indian Club，幾乎是今天全英國印度菜的母港）。我在林金城的書寫之中便時常讀到這樣的源頭。

然而，現實很難盡為原理歸納，就像你在四川找不着台灣的「四川牛肉麵」一樣，移民擁抱的食物並不都真是他們老家的原產。馬來西亞華人總以為「烏達」（Otak-Otak）是麻坡的代表食物，甚至覺得它原產麻坡。但這種以蕉葉或亞答葉包着魚漿魚塊烤成的東西卻又遍佈東南亞，大家又怎麼會認為它是麻坡華人的特色呢？林金城還真找到了19世紀一個叫做鄭美蘭的女子，發現這位出生在泰國的潮州後裔是最早在麻坡賣「烏達」的人。她的「烏達」和潮州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潮州根本就不出這種南洋食品。根據推測，這很可能是鄭美蘭在她出生地泰國學到的東西。你看，一種泰國食物被一個潮州人帶到了馬來西亞，久而久之竟被看做是當地華人的美食。鄭美蘭的確是個以食物記憶過往經歷的移民，只不過這個記憶與她華人的身份無關，而是她家活在泰國的印記。「知食份子」式的考證之所以有趣，正因為宏大的歷史敍述永遠包不盡這些在食物上頭才找得到的小故事，這些故事既填充也模糊了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甚至讓「我們」變得比自己所知的更加複雜。

梁文道：凡事要有個過程

身為香港人，每有機會和內地官員聊起國情，談到各種不如人意的現狀，諸如有待改進的問題時，我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回答：「凡事要有個過程。」

「凡事要有個過程」，這幾乎是句絕對正確的話，猶如人之必死，日出東方，放之四海俱准。問題是，絕對正確的話很容易變成廢話，它的意涵及效用，端賴其使用的背景與脈絡而定。尤其是在論及中國改革話題時，我就最常聽到人家告訴我「凡事要有個過程」了，在這種情況底下，它的意思大概等於「不要急」、「慢慢來」和「再等一等」。

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北京的大學校園內興起過一股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浪潮，聲勢不小，結果成功當選者寥寥，外間輿論非常惋惜。彼時便有人正告大家「凡事要有個過程」，我們也都信了，真覺得這種事急不得，必須慢慢來，一步一步地走。

過程之所以成為過程，得先有一個終點和目標，然後朝著那個目標逐漸改變情況，努力使眼下現實貼近設定的方向，就像任何旅程必有目的地一樣；否則那過程就不叫過程了，我們走出的每一步也只不過是散步而已。當過程不是真的過程，時間的流逝便毫無意義可言；所謂的「再等一等」實無異於「等待果陀」，根本沒人曉得我們究竟在等什麼。

八年前，在大陸看台灣大選簡直就像看笑話，一顆神奇的子彈居然能把陳水扁再度打上領導人的位置。一時間，大家都在批評台灣民主的惡質化，覺得當地選民太不理性，怎麼會那麼容易上當？那麼容易就中了煽情而虛矯的苦肉計？老實講，那幾年台灣的情形的確不容樂觀，不少觀察家甚至開始懷疑，莫非華人文化真的不適合搞代議民主？

那幾年連到台灣見朋友都不容易。約了甲，乙就決不出現；約了乙，甲便說改天再見——可甲乙明明都是相知相交幾十年的好朋友好兄弟呀！後來我才知道全是政治惹的禍，甲乙政見不同，居然鬧到恩斷義絕的地步。更誇張的是一些家庭因此失和，夫婦因此反目，父子也因此不再聯繫。政治意識形態的歧異，真能把一個社會割裂至這等程度？

這是真的，因為我有體驗。有一次坐出租車，司機閒聊間問起我對台灣統獨的看法。我曉得這是敏感話題，還聽說過台灣出租車師傅為了政見打群架的故事，於是小心翼翼地回答：「這恐怕得台灣人自己想清楚吧？」不料那名司機非常不滿：「你不是香港人嗎？香港人不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怎能坐視國家分裂？怎能說出讓台灣人自己決定的屁話？」然後他把我罵了好幾分鐘。第二天再搭出租車，我學乖了，一被司機問到「統獨」問題，便亮出民族大義不可動搖半分的氣勢；可惜這回我遇上了深綠司機，他不收車費，只是把我轟下了車。

近來一段時間，大家猶在討論結束了一個多月的台灣大選，稱讚選舉之公正透明，社會氣氛之和諧穩定，甚至稱讚蔡英文的敗選感言落落大方，與八年前的詭局不可同日而語。在我看來，台灣民主的進步體現在民間社會的逐步成熟。我所說的「成熟」，是指公民開始懂得為政治劃下界限。雖然仍會在萬人造勢大會中慷慨激昂，仍會為了心目中的候選人落敗而痛哭斷腸，但朋友們又開始吃飯了，出租車司機也不打架了。政治是很重要，但政治到底不是一切，大家開始能為政治劃出一個領域，不讓它侵入及扭曲日常生活的肌理。換個角度講，這就叫做寬容；由於我們的生活之中還有太多其他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見上的不同立場。認識這一點，同樣也是民主的重要一課。有多少新興民主地區差點毀在急劇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裡頭？台灣在十年不到的時間裡走到這一步，是很不簡單的過程。

也差不多是八年前，2003年的中國又見一波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潮流，當時《人民日報》還發表過一篇題為「讓自薦參選者多起來」的評論。接下來到2006年，果然又有人自薦參選，只是那樣的評論不見了，倒是有個新聞培訓班教育記者們千萬不能亂發稿。最後是讓人印象猶深的2011年，幾百人在微博上公開宣佈自己要去參選，弄得好不熱鬧。然後呢？沒有然後了。

這便是我所知道的「凡事要有個過程」。

梁文道：在鐵路上開餐

【飲食男女】在日本坐火車旅行，其中一個樂趣是可以吃到美味的鐵路便當。別小看這些並非現做因而盛放在保溫器皿裏的食物，它們可都經過精心配製，雖經水氣持續蒸騰，但風味別具。而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明石便當」，一個小陶甕裏裝着燉煮得軟熟耐嚼的鱆魚飯，光是外形就已經可愛了。講究點的，還可以在各個車站百貨公司裏搜尋名店豪華出品，帶進車廂格外炫目。

一邊看着窗外景色朝身後飛逝，一邊慢慢品嘗不止充飢還且適口的食物，這是在香港久違了的滋味。沒錯，在九廣鐵路香港段的仍未被「港鐵」吞併，在列車仍未完全電氣化的年代，我們也是可以在火車上吃東西的。甚至到了電氣化時代，我還記得有些村婦背着竹簍，一節節車廂叫賣可能是自家種的落花生。我又記得，最是懷念「舊時香港」，同時也最反對內地「蝗蟲」的陳雲，好像也記過一筆這難忘的風景。是誰消滅了這良佳淳風的庶民風俗？我想大概不是所謂的自由行「蝗蟲」吧。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地鐵和火車愈來愈乾淨，人人行規蹈矩、面容冷肅；但我依然見過不少人在車廂裏公然飲食。都不是大陸來的遊客，卻往往是一些膝上陳放着公事包的白領，他們姿態佝僂，十分疲憊，匆匆忙忙啃食一塊用塑膠袋袋好的麵包。如果是早上，我能想像他根本來不及吃早餐，急着出門以免誤了上班的時間；如果是傍晚，我能感到他耗盡了精力，在嘆一口氣的間縫裏療養腸胃。

我們不讓這些人在車廂裏飲食，不讓放學的孩子在車中零嘴，甚至一些病人喝水都要特別解釋，為的是甚麼？據說是為了乾淨。說到乾淨，世上恐怕還真沒有比香港更乾淨的鐵路了，乾淨到車站裏頭沒有廁所的地步。就和小販絕迹香港街頭一樣，聽說也是要使市容更加整潔。每次在香港辯論小販政策，我都會想起日本，因為日本的街上也有小販，甚至麵攤；但他們的環境難道要比香港髒亂嗎？同樣地，日本的火車也不見得比我們的港鐵更污穢吧？

不建廁所，不准飲食；說穿了，這不是衞生考慮，而是節省管理和清潔的成本，更是肆虐香港達數十年之久的「管理主義」幽魂。請注意，它不一定更善於管理，只是更能斬草除根地淨化一切而已，把整個鐵路系統淨化成一個不能吃喝拉撤的純粹交通空間，猶如將街道淨化成一個無法停留閒散的單純通路一樣。諷刺的是，在趕走了在車廂裏賣花生和缽仔糕的阿婆，以及九龍塘車站內那間滷水味飄香的小吃店以後，他們卻加進了永不休止的電子屏幕，把乘客全數賣給廣告商。東京的電車准許飲食，紐約的地鐵也准許飲食，香港不行。不止不行，我們這些被商家和「管理主義」綁架了的香港人，還要把這套禁令上升到文明的象徵，捍衞鐵路公司的利益變成了捍衞香港人的身份尊嚴。

梁文道：做你自己（選擇太多之二）

【飲食男女】在餐廳點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介，往往就會出現以下兩種狀況：一是自家人吃飯，看了半天，結果選的是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貴的中價酒。二是掏腰包請客，想來想去，於是叫了瓶單子上比較貴也可能比較不合適不划算的酒。

在這兩種情況裏面，我們的選擇都不純粹是「我們」的，因為我們腦後勺好像裝了另一個人的眼睛，盯着我們。前者是侍酒師或餐廳服務人員的眼，我們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願選最廉價的酒，太貴又怕傷了荷包，於是把目標定在價格中游便是理性選擇了。後者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要擔心自己的吝嗇太丟臉，另一方面則害怕人家懂行暗笑自己品味差，在貴一點大概好一點的推理下，就乾脆咬牙忍痛來個高價貨吧。

選擇太多，於是焦慮。斯洛文尼亞哲學家莎樂塞（Renata Salecl）在《選擇的暴政》（The Tyranny of Choice）裏講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紐約一家高檔食品店，她進去挑選派對上吃的芝士，一照面卻是來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門的不同芝士。由於不是專家（其實又有多少人是呢？），她只好像個學生似的，仔細研究每一款芝士的小圖標，認識它們的名字、產地和風味簡介。如此豐盛的選擇，簡直就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功課。眼花繚亂，乃至於她甚至忘了自己曾經試過的好口味。要問櫃台後面那個看起來十分專業的傢伙嗎？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賣不出去的貴東西。最後，她就和很多遇過同類處境的人一樣，隨便挑了幾款，奪門而去。

事後，她發現當時的焦慮原來包含了幾個層面：1.她擔心派對上的客人會怎麼看自己選的芝士。2.她不滿那個售貨員一副內行專家的模樣。3.她恨自己是個知識貧乏的消費者。

如果這個世界只要我們選擇葡萄酒和芝士就好了，可惜人間並非天堂，事情從不這麼簡單，因為這是一個充滿選擇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選擇酒、芝士、手機、電腦、家具、服裝、住宅、工作和伴侶；甚至你可以選擇自己的身體，比如說小一點的肚腩，大一點的胸，高一點的鼻子，尖削一點的下巴。不久的將來，我們還可以選擇自己的孩子，只要透過基因技術的操作。自從啟蒙時代以來，撐起現代世界觀的自由主義就告訴我們，人生的藍圖操之在我，有沒有意義，有甚麼意義，全憑你自己決定。到了資本主義爛熟的階段，人生變得更自由了，意思就是更多的選擇，而且總是和消費相關的選擇。

生命成了一趟購物之旅，而世界則是一個超級市場。我們不只消費雜貨，甚至還消費愛情，因為我們用來計算理想對象的思維方式和計算一把牙刷優劣的辦法是一樣的。有些婚姻諮詢專家還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勸夫婦們要多點「投資」，花了多少心血時間就存了多少「情感資本」。只有支出沒有投入，情感嚴重「赤字」，一對伴侶很自然就得分手。

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選擇，那還有甚麼好焦慮的呢？有的，因為這一切選擇據說都「表達」了我的品味，乃至於「自我」。就像那個選酒的例子和選芝士的故事，只不過是瓶葡萄酒和幾小塊芝士罷了，竟然就沉重宣示了你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