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香港人真是愛革命（《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我讀一些很奇怪的革命歷史的書籍裡面，慢慢發現原來香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候，真的是個很獨特的環境。那個環境原來是跟整個東南亞的革命情勢有關，我講的可還不只是辛亥革命。包括越南的獨立運動，他早期很多成員都在香港活動，應該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越共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是在香港召開的。然後菲律賓它的很多的獨立革命運動的英雄人物也都常常躲在香港或在香港籌劃菲律賓的革命事業。當時在夏威夷也有一批人是希望夏威夷獨立的，那批人也常常在香港活動。可以說香港真的是一個反動顛覆基地，更不要說是後來的反滿革命。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叫《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作者是霍啟昌教授。他是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擔任20年，現在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的榮譽教授。他過去關於孫中山跟澳門方面之間關係的一些研究，大家記不記得上禮拜我介紹另一本書的時候，那位作者還回應過他。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他這本書裡面，他怎麼樣扒書，香港跟澳門裡面所存的一些檔案，去提出一些對當時辛亥革命一些觀察，革命事業的一些觀察。然後這些觀察可以補充過去傳統上革命史的研究，太依賴的是官方認可的，或者官方擁有的某些正典化的革命檔案。現在他就找到一些別的東西來說明那段期間港澳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

他就說到，「在1895在1911這段期間，大多數的起義都是直接在香港組織的，因此香港著實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多作用。哪些作用呢？第一，每次起義都利用香港當基地，策劃、準備工作中心、聯絡站都是這兒；第二，香港又是籌集和分配經費跟軍火的中心點，每一次要什麼火藥槍械都是外地購入香港，然後從香港轉運進去，又每一次革命起義的經費也都是向香港的愛國華人募捐而來，最後香港不只是他們大家聯絡的地方，還是每次起義失敗之後革命隊伍解散逃難的地方，也是逃到香港。香港真是革命的前哨基地跟大後方。」

這裡面就說到，「要維持這麼龐大的一個革命事業的運作，需要一個不少的經費來維持。革命黨的經常開支不止如此。他們還要在香港辦報宣傳，每一次革命起義需要一筆更巨大的額外經費的援助，這一切都需要在香港募款。」最初孫中山是希望在夏威夷或者美國募款，結果發現在那邊募款不如在香港募的多，因為香港的富商好像尤其比較能夠同情他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們看電影都看過，看很多書報都提過，有一份很重要的報紙在當時在香港創辦了，那就是革命報刊《中國日報》。它是唯一能夠連續出版達13年之久的革命刊物，而且它一直宣傳民族主義，宣告自己是中國革命提倡者之源主，在創刊號裡面，它就毫不遲疑的讓讀者知道報紙取名為《中國日報》的理由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然後霍教授說，這很可能是對中國人民提出民族主義的第一次宣言。而這樣的民族主義第一宣言就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上面的這份《中國日報》提出來的。

除了要宣揚這些革命的思想跟意識形態之外，還要有一班就是剛才我提到的，同情革命運動的富有商人。除此之外還要有一批人能夠暗中保護跟爭取外國政府協調聲援革命運動的這麼一些有辦法的上流社會的人，還要有一批武裝精良視死如歸身先士卒，敢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物，那這些人好像香港那時候不曉得為什麼都不缺。

現在有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就講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的時候，他常常說一句話，說他是在香港而來。但是這些話坦白講，我們後來都覺得不能夠太當真，為什麼呢？因為孫中山他的自述常常多變，常常很多矛盾的地方，他大概去了什麼地方對著什麼人，就喜歡說一些當地人愛聽的話。可能來了香港，看到底下都是香港同學，就跟香港同學說我這革命思想是香港來的也不一定。

這裡面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當時他在香港所謂四大匪在一起談反滿的時候，他們談的真的是革命嗎？這裡面霍教授就認為，「李敖的很多年前的一個看法值得深入探討，就是他認為孫中山在香港經歷了一個重大演變，就是在他上書給李鴻章之前，他那個時候是改良派，後來是上書李鴻章不理他之後才變革命派。」這裡面就要說說明就是，他並不像傳統的把孫中山當成聖人般那種革命傳記裡面所描述的，他好像天生就革命，從頭就革命。那麼在這裡面霍教授就說，他認為呢，在他看來，孫中山在港澳期間的思想其實又是改良又是革命，這裡面有沒有矛盾呢？他認為這個矛盾的意思其實就是看到孫中山他是個戰略家，是個策略家，簡單的講就是他靈活多變。大家喜歡聽講改革的時候他講改革，喜歡講革命或者能夠講革命的時候他就講革命。

這裡面我們要說到，其實除了這個革命是受到香港的很大的孕育之外，其實就連改良派跟香港也有某些關係。比如說這裡面就提到說，當時康有為1879年路經香港的時候就對這個殖民地的建設印象深刻，他說，「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後來梁啟超也證實了，這就是他的老師開始鑽研西學的源頭。他說，「先生當時到了香港、上海，當然還有上海，看到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已經是這樣，本國更進步。思其所以至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本源。」

在香港不只啟發了當時很多的知識分子，路過知識分子對於一個不同政治體制的想法。同時一般的香港人也很奇怪的對於革命有一種很奇怪的支持。比如說這裡面就當年一份英文報紙，斷言每100名香港華人中有99名同情亂黨，其中又有70%是狂熱不顧一切的同情亂黨。而1911年11月6日一個中文報紙收到一個假消息報了出來，說北京已經陷落，滿人逃跑，結果當時平靜的香港全部沸騰，滿街的華人衝到街上放鞭炮，當時的總督還很頭疼，原來是英國是不准華人放鞭炮，但華人連放了好幾天鞭炮，就是要慶祝革命成功，滿街的華人都太高興，香港人真是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