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奧更尼斯是古希臘哲學史上有名的怪人，衣衫襤褸，露宿街頭。柏拉圖說他活得像條狗，他老人家欣然同意。他認為偷寺廟的東西沒甚麼不對，吃人肉也不見得犯錯，甚至試過公然在市場上當眾手淫。然而，在其一切奇言異行之中，最酷的還是他的自殺。傳說在他九十歲那年決心赴死，辦法是忍住一口氣，不呼不吸，果然窒息身亡。何等奇詭，何等壯烈，假如這是真事，那麼狄奧更尼斯就一定是人類史上意志最堅定的自殺死者了，竟能以意志違逆身體本能，視死如歸。
難怪當時的雅典人形容狄奧更尼斯是「瘋掉了的蘇格拉底」，因為他實在是蘇格拉底精神的傳人，和這位西方哲學的祖師爺一樣歡迎死亡，只不過手段激烈些罷了。假如說哲學起源於蘇格拉底的審判，我們也可以換個講法，把哲學的開端定在一個人的死上。而蘇格拉底，這位曾經說過「真正的哲學家以死為志業」的至聖先師，他則向後人示範了真正哲學家死到臨頭那一刻所該有的淡定和平靜。
「做哲學就是學習怎麼去死」。出於對西塞羅這句名言的認真，美國「社會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哲學教授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花了半年時間，結集古往今來一百九十位哲學家的死亡故事，遂成一部《哲人其萎》（The 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
除了狄奧更尼斯，《哲人其萎》還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死亡異聞。例如畢達哥拉斯，晚年得罪權貴，被人追殺，逃到一片豆田之前便止步不行，因為茹素的他寧死也不肯踩到豆苗。沒多久，這位全球中學生都認識（但不一定都喜歡）的大哲就被追兵割斷了喉嚨。中古天主教神學家史各特（John Scottus Eriugena）名動天下，原籍愛爾蘭的他敢在法國國王取笑他「甚麼可以區隔開一個儍子和一個愛爾蘭人？」時，隔桌妙答「一張桌子」，真有叫天子脫靴的氣魄。沒想到卻在收到英國國王召見之後，被他那滿心忌恨的英國學僧用筆刺死。還有邊沁，這位「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其實應該譯作「效益主義」才好）之父，為了追求社會大多數人的效益，不惜犧牲自己，遺言要求人家把他的身體做成木乃伊，其中塞滿稻草，然後將之「坐」在他習用的座椅上，以供後人研究。很不幸，英國人炮製木乃伊的工夫不到家，邊沁的頭沒多久便腐敗發黑，醫生只好取下封存，另以蠟製頭像代替，裝到那具至今依然「健在」的遺體之上。而那顆封藏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一個盒子裏的真頭顱，則成了學子們百多年來惡作劇的對象。 1975年，有批學生偷走了它，向校方要求贖金。他們指定那筆錢要捐給一個慈善基金，校方無奈，只好依言繳款。最後，依照指示，邊沁首級終於在蘇格蘭一個火車站的儲物櫃中重見天日。沒想到邊沁死了一百四十多年，他還在為人類的利益發散餘溫，造福百姓，真可謂死得其所。
除了少數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聞，克里奇利的生輝妙筆還能昇華平淡，為一些死得很正常的哲學家寫出有教訓有意義的故事。比方說維根斯坦，他曾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因為我們不會活到能經驗死亡的地步」，非常利落也非常古典的一句話。既然只有生命才談得上經驗，而死亡則是生命結束之後的狀態，人又何懼之有？就在他離世前幾天，維根斯坦還對朋友說：「雖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我卻從未思考來生。我一切關懷盡在此生，以及我未完的寫作」。克里奇利形容他是「died with his boots on」，可見其言不虛，做哲學做到至死方休，的確無畏無懼。
自蘇格拉底以降，所謂「哲學家式的死法」（philosopher's death）便成了一種了不起的典範，那種安然迎向終局的平和態度不只叫人欽羨，更有一種了悟人生意義後的釋然。尤其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年代，死後世界的永生早已不是人人皆有的共識，信仰抽離，價值虛空；克里奇利以為面對人生終有一死這個終極的「局限」（finitude），「學習怎麼死便是學習怎麼生」。「哲學家式的死亡」便比從前多了一層形上意義，是一個人應該致力以求的目標。只有「好死」，只有死亡面前的坦然，才能證明你果然活過了有意思的一生。偏偏這個年代又是一個最忌諱死的時代，不獨我們中國人，全世界一樣怕死，總是想要活得快樂活得慢，還要發明各種藥物手段來延年益壽。正是坊間太多教人好好生活（同時卻又不談死亡遺忘死亡甚且假裝死亡不存在）的心靈雞湯，克里奇利才想出這麼一個點子，要我們明白只有「死亡才是生命的真正解藥」，甚至可能是其他人生活的解藥。你看，二十世紀「邏輯實證論」大師艾耶（ A. J. Ayer）一生光彩，是少數曾經應邀參加內衣設計師派對的哲學家（他還在那個派對上為了名模Naomi Campbell和重量級拳王泰臣發生衝突）。他的遺孀便留下了這麼一句足以載入史冊的話：「自從死了之後，他的人變得友善多了。」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哲人其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