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第一次實在地接觸到「新中國」，我發現它首先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剛剛由台灣回到香港，對彼岸的好奇如飢似渴，所以大量閱讀大陸出版的報刊雜誌，在收音機中仔細調頻以便對準說普通話的頻道，並且在有機會回到大陸旅行的時候盯著電視機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讓我驚訝乃至於著迷的是，那些文字那些言辭我竟然怎麼看怎麼聽都看不明白聽不懂。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意識隱晦，也不是因為它們的用字遣詞太過古僻，而是它們有著一種不及物的空洞；淺白，但又不知所以；曉暢，卻似不求對象的獨白。
讓我舉一個例子。陳為軍的《請投我一票》，是我很喜歡的一部紀錄片。《華盛頓郵報》形容它是「關於一群八歲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針氈的政治戲劇」。所謂「政治戲劇」，指的其實只是武漢某家小學有一班學生要選班長，於是導演拍下了整個競選的過程，如此而已。儘管只不過是群三年級小學生，但他們在選前最後演講中所說的話，卻和當年迷惑我的那些言辭驚人地相似，且看這些八歲小孩如何熟練地操演我記憶中的「新中國」。
首先是許曉菲，一個比較單純的女生，她說：「面對困難，我也曾哭過，我也曾徘徊在放棄的邊緣。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
這就是了，即便年幼，這個小女孩也曉得說得出這麼一段很「正面」很漂亮的好話。但你能聽懂這段話嗎？
我常常聽不懂「新中國」的言語，是因為它們的每一個段落都這麼正面這麼向上；但那些編織它們的線索，卻又是如此地曖昧，以至於我本搞不清楚那些字詞存在的理由。例如「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這句話當然很對；但一個班長候選人是怎麼從這裡推出下一句話的呢：「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更加令人費解的，是這個想當班長的小女生的演說結論：「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也許「亮麗」這個詞彙太有色彩也太過抽象，可是每一個小學生大概也都希望自己在校園裡的日子更好過一些。然而，這位許曉菲到底憑甚麼去說服大家，又為甚麼可以讓同學過得更好呢？她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答案，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只是承諾，只是陳述。
在我看來，這類演說方式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單純的陳述。我不想吹毛求疵地針對一個還在唸小學三年級的孩子，而是她這番話真是具體而微地展示了許多成人世界的言語特徵。比方那些「領導致辭」和「工作報告」，它們總是有太多應該動人的陳述，而組織起它們的邏輯卻又嫌太少，似乎說話就只不過是羅列而已。如果說話就是陳述的組合，那麼這些話究竟有甚麼意義？它們的對象又是誰呢？
回到《請投我一票》這部紀錄片，回到那群忙著選班長的三年級小學生。依照常理，這些候選人演講，應該是想說服同學，讓他們信任自己，而且給出一套打動他們的理由。不過在這部不到一小時的電影裡面，觀眾能夠清楚看見，真正起到作用的絕非這些演講，而是三個候選人和他們的家長施用在這場選戰中的種種手段，比方說拉攏和分化對手的朋友，以謊言製造對手之間的矛盾，恐嚇不支持自己的同學，甚至憑著父親工作上的特權公然在老師面前賄賂全班同學。換句話說，比起光鮮明亮的演說，那些鴨子划水般的幕後工作才是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也許這就是演說可以空洞可以蒼白的理由了；明知不管用的東西，又何苦費心經營？
為甚麼有些明明沒有作用沒有內涵的話，我們大家還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而且假裝它們有意義？為甚麼人人都覺得無聊，但仍然一臉正色地聆聽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空話」呢？數十年來，新中國有無數領導政要嚴詞譴責空話的習尚，他們反覆叫人不要再說空話。然而，許多時候，就連這些訓斥本身聽起來也很有空話的味道。
所以我大膽猜想，這些話儘管空洞無物，既不講邏輯也沒有實料；但他們依然是必要的。簡單地說，那就是所謂的「場面話」了，是一種為了應付場面需要而存在的言語，與場面共同產生了儀式的作用。好比某些宗教的冗長儀典，就算參與者無精打采，但典禮還是要繼續下去。雖然發言者並不真心以為自己的話很重要，可是昏昏欲睡的聽眾還是得強打精神地撐下去；然後媒體還要把那番話形容為「重要講話」，以「響起了熱烈掌聲」去總結聽眾的反應。這一切全是為了儀式需要。假如連這些儀式都可省下，那剩下的東西未免赤裸得過於殘酷。所以我們千萬不可小看「場面話」的功效。
由於是儀式上的「場面話」，我們便能理解何以它們總是依循一套套既存的模式了(也就是大家常常聽說的「套話」)。那是為了措辭的方便，既有現成詞章，說話的人就用不著費力地別出心裁。例如介紹一場演講和論壇，主持人百分百要在會前宣布接下來是「一場思想的盛宴」；至於那場演講和論壇究竟有沒有思想可言，並不是太過重要的事。
又由於是儀式，所以講者的表情、聲調與動作也都必須盡量跟隨一套現有的規範。總體而言，他們的神氣應該要配得上他們所說的話；因為那些話老是那麼地偉大光明正確，他們也就得一路高亢激昂。如果到了結尾，那句話的音調就更要由高原走向更高的高峯。假如「思想的盛宴」的「宴」字不拔高，觀眾的「熱烈掌聲」豈不就顯得毫無來由？畢竟觀眾也是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必須扮好自己的角色。
久而久之，大陸流行的空話開始有了自己的修辭美學，比如說好用數字。凡是組織論點，往往得把它們套進一組數目字構成的模型，例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xx」，「五大xx」……編撰這些話的人不一定很在意那些論點站不站得住腳，也不在乎論點與論點之間的關係；他最關心的很可能是一套數目能否成形，讀來是否易誦，這純粹是種審美上的考究。並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結合數字，於是諸如排比、反覆和類比等種種句式也都成了慣見的措辭手段。且看紀錄片《請投我一票》裡面一位8歲小學生羅雷在競選班長時的演說：「我願意發揮我的聰明才智，敢於管理、善於管理、樂於管理，為我們三一班增添集體的榮譽」，其中那句「敢於xx、善於xx、樂於xx」就是當今最常出現的排比句式之一。
故此，我們不必擔心這些話的言不由衷，也不用為了這些話的脫離實際而困惑，更不要計較說話在台上台下的表現是否判若兩人。這一切全是儀式而已，這些話就像一群早已不再信神的背教者的禱詞；上帝已經死了，只是我們必需假裝祂還存在。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要想盡辦法才能摸到這套儀式的邊緣，然後由此認識我曾經陌生的「新中國」。今天，我總能在各種官式場合和文宣裡頭聞到那股儀式上點燃的薰香。可見香港真的回歸了，他們開始舉行自己的儀式了，而且還有模有樣，十分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