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太多溝通，太多我執，太少正念

我從未使用過MSN、QQ，也沒有Facebook的賬號，更沒有開設微博；儘管我的確有一個twitter的戶口，但卻沒怎麼留言，大部份時候我都只是用它去吸取別人提供的訊息罷了。所以讓我來談這些工具或「社會媒體」，可能是件很不公平的事。然而，我大概算得上是Facebook其中一批最早的用家。

可能是三、四年前的事了，當時有朋友告訴我這是個很好用的工具，尤其適合社會運動，只要在上頭開個題，想要參加的自會報名，然後留言討論約時間，再也用不著電郵來電郵去那麼麻煩，更別提打電話發短信了。果然，頭三個月我覺得它還真是一個方便得不得了的利器，不只成功策劃了幾次聯署聲明和遊行，還加深了一批社運常客彼此間的認識與感情。比方說T和W，平常大家在那種示威場合碰面，根本沒有太多機會聊到正題以外的事情；但透過Facebook，我卻頭一回確定了他倆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知道了T是「機動戰士高達」的粉絲，瞭解到W對麻辣火鍋的偏好。

可是再玩下去，我就開始遇到困難了。首先是很多本來不太熟的舊相識甚至陌生人成了我的「朋友」，他們積極留言，我是否也該一一回應以免顯得無禮呢？又有那許許多多的興趣小組，它們真的都十分有趣，我到底該加入哪幾個才好？最後遊戲開始了，有朋友化身成吸血鬼咬我一口，也有朋友送花送寵物給我（要是放著不管，讓它們活活『枯死』、『餓死』，這會不會不夠慈悲？）……。終於我覺得夠了，於是我停掉自己的賬戶，再也不想看它一眼。

的確，我是一個老派人，而且還有老得太早的嫌疑，所以我對這類嶄新的溝通方式總是淺嚐即止，一試便縮；並且還為自己的退卻找過許多不同的理由。「Communication overload」是近來很熱門的一個話題，也是我時常用來向朋友解釋自己不在這些管道上的藉口。要說明這個管理學上新概念的辦法很簡單，只要回想還沒互聯網甚至也還沒有手機的日子便行了，比較一下你便會發現自己現在用於「溝通 」的時間可能比從前多了兩、三小時，或者更多。我們真有需要溝通得那麼多嗎？

對一個必須專心手上工作的人而言，每一封不期而至的電郵、每一響意外的短信鈴聲或許都是使你分神的干擾。假如那些信息真的很重要，不能不立即回覆，那還就罷了。可是有很多時候，我們只不過是在閒聊，比如說一開機就有人在MSN對你說聲「Hi」，然後你又「Hi back」回去，接著大家開始投訴這麼晚還在工作的痛苦以及老闆的殘酷不仁。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之所以溝通往往不是為了有什麼必須溝通的事，而是反過來為了溝通而溝通，就像沒什麼話可說的人遇上了只好聊聊天氣一樣。這不是「妄語」是什麼？

我讀到一些研究這類問題的專著，其中有的為新媒體辯解道：「溝通過多只不過是假問題，我們不能只看被溝通的訊息本身，還得注意這些溝通方式的價值；它們一方面能夠豐富我們的自我，另一方面則能使得每一個自我隨時隨地打破界限，與他人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這番辯解在我看來才是更重大的問題。

先說隨時聯繫這一點，在大陸這片樂於使用手機短信的國度裡面，我已經很久沒有試過一桌人好好吃完一頓飯了，大家總是一邊聽人說話一邊低頭按手機，每一個人都是同時在此卻又同時不在此。近年某些小圈子流行學佛，「正念」二字琅琅上口，我親眼見過一桌朋友一面高談「正念」的奧義一面忙著各自收發短信，這個場景未免太像鬧劇。

最麻煩的是這裡頭有太多人喜歡分享，剛坐下來就要在微博上頭通知大家他正在和誰吃飯，回家之後更要用照片在Facebook上「分享」他這天晚上的經歷何其有趣。我時常搞不懂，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好像都覺得自己的人生很有意思，任何一個片段都很有和他人（甚或陌生人）「分享」的必要？到了最後，我們還要在乎關注自己的「朋友」多不多，「like」自己留言的數目大不大。這樣子「豐富自我」──請恕我直言──恐怕就是「我執」甚深了。

梁文道：比利時為什麼不亂／中國不能亂

我還是想再說一點關於「亂」的事，是因為那天在北京坐車，遇到一個熱烈關心時事的司機。他剛聽完收音機裡報導比利時政黨鬥爭的消息，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所以說，我們中國絕對不能搞西方那一套，否則豈不鬧翻了天？你說是不是？中國可不能再亂了！」

　　既然這位先生提到了比利時，我們就不妨認識一下它到底怎麼個亂法。打從去年6月13日大選結束以來，比利時分別代表荷蘭語社群與法語社群的兩大政黨，一直還沒磋商出一個組成聯合政府的方案。兩大社群兩大政黨彼此批評互相攻訐，使得比利時陷入長達一年的無政府狀態，幾乎快要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無政府」這三個字聽起來很可怕，容易叫人想到滿街污水垃圾、全國烽煙四起的景象。而這個無政府狀態，又是由於在民主選舉中，兩黨得票不相上下、誰也佔不了絕對優勢的結果。難怪這位先生要慨嘆：中國絕對不能移植「西方那一套」。

　　不過這一年來，我們可曾聽說過比利時治安嚴重惡化、國民大舉逃亡的消息嗎？似乎沒有。恰恰相反，這一年來，比利時一切如常，郵差照樣送信，警察照樣巡邏，開燈有電，洗澡有水，和我們想像中的那種「無政府」狀態相去甚遠。

　　為什麼人家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整個國家還是可以如常運轉呢？我對那位先生解釋，那是因為，這個國家只是沒有在政治上下決策的政府，但負責執行政策的行政機器還是好好，該幹什麼就干什麼。我還順便向他介紹，日本十來年首相如走馬燈轉，印度曾經二十四黨聯合內閣。直到下車，我看他表情有點茫然，不確定他到底如何看待我所說的這種「黨政分家」。

　　其實，導致亂局的途徑十分多樣，正是條條道路通亂象，所謂「西方那一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有時候我們聽說，言論放得更開會造成「天下大亂」；有時候我們聽說，民間團體不受政府主管會「天下大亂」；又有些時候我們聽說，讓記者自由採訪災難現場也會「天下大亂」；最近還有人指出，如今這麼多「獨立候選人」參選人大代表，還可能會鬧出一個「天下大亂」的局面。於是，有人聚集立刻會看到保安勸散，有人在網上多說了幾句就擔心被屏蔽刪除。如同總是盯著「西方那一套」一樣，某些人對付亂的態度往往也是只有一種，那就是強硬地「防患於未然」。這一切是否真的會導致令人恐懼的「天下大亂」嗎？我幾乎沒見過很嚴密很邏輯的推理，通常總是像這位司機一樣，簡單地下個結論：「總之，中國不能亂！」

　　這句話對不對？當然對！中國能亂嗎？當然不能！不只政府怕亂，每一個頭腦正常的中國人也都害怕亂。因為，「亂」這個字會讓大家想起「文革」年代學生斗老師、政府半癱瘓的往事，甚至聯想到軍閥割據交相惡戰、八國聯軍燒殺擄掠的場面。只不過我實在弄不明白，記者自由採訪、公民獨立參選、民間組織自治，這些使一個社會成長、成熟的行為，究竟為什麼讓人產生了對上述這般亂象的恐懼。

　　歷史上，有不少政體是靠集體恐懼來維續的。

　　我在台灣曾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尾聲，學校一天到晚就警告孩子，「匪諜就在你身邊」，大街上也佈滿了類似的標語。從「冷戰」到反恐，美國也有不少這種激發恐懼以動員國民向心力的例子。它們的共通點在於，那些令人恐懼的東西總是無色無味，形狀不定，幾乎液態般地足以滲透進任何角落。更準確地講，恐懼的對象是模糊不清的，是不能被準確界說的。因此，這種恐懼方可被利用來證明當政者的各種作為。蔣介石利用它來對付主張開放政局的雷震，把他定性為「共黨的同路人」；小布什利用它來擴大總統的權限，說是要更有效地「反恐」。

　　當「中國不能亂」成為集體共識之後，不只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穩定（例如深圳主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於是清除可能「有害於」穩定局面的「危險人群」）。它甚至成了一個阻塞思考的障礙，使我們想不通整整一年「無政府」的比利時為什麼不亂。

梁文道：空話、套話、場面話

當我第一次實在地接觸到「新中國」，我發現它首先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剛剛由台灣回到香港，對彼岸的好奇如飢似渴，所以大量閱讀大陸出版的報刊雜誌，在收音機中仔細調頻以便對準說普通話的頻道，並且在有機會回到大陸旅行的時候盯著電視機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讓我驚訝乃至於著迷的是，那些文字那些言辭我竟然怎麼看怎麼聽都看不明白聽不懂。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意識隱晦，也不是因為它們的用字遣詞太過古僻，而是它們有著一種不及物的空洞；淺白，但又不知所以；曉暢，卻似不求對象的獨白。

讓我舉一個例子。陳為軍的《請投我一票》，是我很喜歡的一部紀錄片。《華盛頓郵報》形容它是「關於一群八歲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針氈的政治戲劇」。所謂「政治戲劇」，指的其實只是武漢某家小學有一班學生要選班長，於是導演拍下了整個競選的過程，如此而已。儘管只不過是群三年級小學生，但他們在選前最後演講中所說的話，卻和當年迷惑我的那些言辭驚人地相似，且看這些八歲小孩如何熟練地操演我記憶中的「新中國」。

首先是許曉菲，一個比較單純的女生，她說：「面對困難，我也曾哭過，我也曾徘徊在放棄的邊緣。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

這就是了，即便年幼，這個小女孩也曉得說得出這麼一段很「正面」很漂亮的好話。但你能聽懂這段話嗎？

我常常聽不懂「新中國」的言語，是因為它們的每一個段落都這麼正面這麼向上；但那些編織它們的線索，卻又是如此地曖昧，以至於我本搞不清楚那些字詞存在的理由。例如「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這句話當然很對；但一個班長候選人是怎麼從這裡推出下一句話的呢：「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更加令人費解的，是這個想當班長的小女生的演說結論：「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也許「亮麗」這個詞彙太有色彩也太過抽象，可是每一個小學生大概也都希望自己在校園裡的日子更好過一些。然而，這位許曉菲到底憑甚麼去說服大家，又為甚麼可以讓同學過得更好呢？她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答案，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只是承諾，只是陳述。

在我看來，這類演說方式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單純的陳述。我不想吹毛求疵地針對一個還在唸小學三年級的孩子，而是她這番話真是具體而微地展示了許多成人世界的言語特徵。比方那些「領導致辭」和「工作報告」，它們總是有太多應該動人的陳述，而組織起它們的邏輯卻又嫌太少，似乎說話就只不過是羅列而已。如果說話就是陳述的組合，那麼這些話究竟有甚麼意義？它們的對象又是誰呢？

回到《請投我一票》這部紀錄片，回到那群忙著選班長的三年級小學生。依照常理，這些候選人演講，應該是想說服同學，讓他們信任自己，而且給出一套打動他們的理由。不過在這部不到一小時的電影裡面，觀眾能夠清楚看見，真正起到作用的絕非這些演講，而是三個候選人和他們的家長施用在這場選戰中的種種手段，比方說拉攏和分化對手的朋友，以謊言製造對手之間的矛盾，恐嚇不支持自己的同學，甚至憑著父親工作上的特權公然在老師面前賄賂全班同學。換句話說，比起光鮮明亮的演說，那些鴨子划水般的幕後工作才是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也許這就是演說可以空洞可以蒼白的理由了；明知不管用的東西，又何苦費心經營？

為甚麼有些明明沒有作用沒有內涵的話，我們大家還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而且假裝它們有意義？為甚麼人人都覺得無聊，但仍然一臉正色地聆聽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空話」呢？數十年來，新中國有無數領導政要嚴詞譴責空話的習尚，他們反覆叫人不要再說空話。然而，許多時候，就連這些訓斥本身聽起來也很有空話的味道。

所以我大膽猜想，這些話儘管空洞無物，既不講邏輯也沒有實料；但他們依然是必要的。簡單地說，那就是所謂的「場面話」了，是一種為了應付場面需要而存在的言語，與場面共同產生了儀式的作用。好比某些宗教的冗長儀典，就算參與者無精打采，但典禮還是要繼續下去。雖然發言者並不真心以為自己的話很重要，可是昏昏欲睡的聽眾還是得強打精神地撐下去；然後媒體還要把那番話形容為「重要講話」，以「響起了熱烈掌聲」去總結聽眾的反應。這一切全是為了儀式需要。假如連這些儀式都可省下，那剩下的東西未免赤裸得過於殘酷。所以我們千萬不可小看「場面話」的功效。

由於是儀式上的「場面話」，我們便能理解何以它們總是依循一套套既存的模式了(也就是大家常常聽說的「套話」)。那是為了措辭的方便，既有現成詞章，說話的人就用不著費力地別出心裁。例如介紹一場演講和論壇，主持人百分百要在會前宣布接下來是「一場思想的盛宴」；至於那場演講和論壇究竟有沒有思想可言，並不是太過重要的事。

又由於是儀式，所以講者的表情、聲調與動作也都必須盡量跟隨一套現有的規範。總體而言，他們的神氣應該要配得上他們所說的話；因為那些話老是那麼地偉大光明正確，他們也就得一路高亢激昂。如果到了結尾，那句話的音調就更要由高原走向更高的高峯。假如「思想的盛宴」的「宴」字不拔高，觀眾的「熱烈掌聲」豈不就顯得毫無來由？畢竟觀眾也是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必須扮好自己的角色。

久而久之，大陸流行的空話開始有了自己的修辭美學，比如說好用數字。凡是組織論點，往往得把它們套進一組數目字構成的模型，例如「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xx」，「五大xx」……編撰這些話的人不一定很在意那些論點站不站得住腳，也不在乎論點與論點之間的關係；他最關心的很可能是一套數目能否成形，讀來是否易誦，這純粹是種審美上的考究。並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結合數字，於是諸如排比、反覆和類比等種種句式也都成了慣見的措辭手段。且看紀錄片《請投我一票》裡面一位8歲小學生羅雷在競選班長時的演說：「我願意發揮我的聰明才智，敢於管理、善於管理、樂於管理，為我們三一班增添集體的榮譽」，其中那句「敢於xx、善於xx、樂於xx」就是當今最常出現的排比句式之一。

故此，我們不必擔心這些話的言不由衷，也不用為了這些話的脫離實際而困惑，更不要計較說話在台上台下的表現是否判若兩人。這一切全是儀式而已，這些話就像一群早已不再信神的背教者的禱詞；上帝已經死了，只是我們必需假裝祂還存在。

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要想盡辦法才能摸到這套儀式的邊緣，然後由此認識我曾經陌生的「新中國」。今天，我總能在各種官式場合和文宣裡頭聞到那股儀式上點燃的薰香。可見香港真的回歸了，他們開始舉行自己的儀式了，而且還有模有樣，十分相像。

梁文道：中國的儀式語言（空話、套話、場面話四之三）

為甚麼有些明明沒有作用沒有內涵的話，我們大家還要樂此不疲地說下去，而且假裝它們有意義？為甚麼人人都覺得無聊，但仍然一臉正色地聆聽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空話」呢？數十年來，新中國有無數領導政要嚴詞譴責空話的習尚，他們反覆叫人不要再說空話。然而，許多時候，就連這些訓斥本身聽起來也很有空話的味道。

所以我大膽猜想，這些話儘管空洞無物，既不講邏輯也沒有實料；但他們依然是必要的。簡單地說，那就是所謂的「場面話」了，是一種為了應付場面需要而存在的言語，與場面共同產生了儀式的作用。好比某些宗教的冗長儀典，就算參與者無精打采，但典禮還是要繼續下去。雖然發言者並不真心以為自己的話很重要，可是昏昏欲睡的聽眾還是得強打精神地撐下去；然後媒體還要把那番話形容為「重要講話」，以「響起了熱烈掌聲」去總結聽眾的反應。這一切全是為了儀式需要。假如連這些儀式都可省下，那剩下的東西未免赤裸得過於殘酷。所以我們千萬不可小看「場面話」的功效。

由於是儀式上的「場面話」，我們便能理解何以它們總是依循一套套既存的模式了(也就是大家常常聽說的「套話」)。那是為了措辭的方便，既有現成詞章，說話的人就用不著費力地別出心裁。例如介紹一場演講和論壇，主持人百分百要在會前宣布接下來是「一場思想的盛宴」；至於那場演講和論壇究竟有沒有思想可言，並不是太過重要的事。

又由於是儀式，所以講者的表情、聲調與動作也都必須盡量跟隨一套現有的規範。總體而言，他們的神氣應該要配得上他們所說的話；因為那些話老是那麼地偉大光明正確，他們也就得一路高亢激昂。如果到了結尾，那句話的音調就更要由高原走向更高的高峯。假如「思想的盛宴」的「宴」字不拔高，觀眾的「熱烈掌聲」豈不就顯得毫無來由？畢竟觀眾也是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必須扮好自己的角色。

梁文道：媒體如何「把事情做對」？

短片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風雲變幻，媒體也迎來了成長、勃發的黃金時期。同處在華文世界裡的其他媒體，呈現出怎樣的發展狀態？在行業操守、新聞倫理、道德承擔以及社會關懷等方面，兩岸三地的媒體又有何差別？

徐曉：你講到新聞人要把自己做小，我想我們媒體非常注意這個事情。就是說你做新聞，最後自己不能成為新聞中心。我覺得大陸也有很多這樣的傾向，但是我想我們「財新」很注意這點。你剛才講的，即使是一個評論家，也應該有這樣的一種態度，我覺得非常好。其實我很想知道，香港的媒體人，你這些年接觸大陸的比較多，那你覺得主要有什麼樣的差別？
梁文道：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去年曾經出過一件事，關於我的事。你記不記得有媒體在討論一個事，重慶有一個李一道長，就是叫大家辟榖。

徐曉：記得，王菲什麼等等的。
梁文道：
對，都是他的弟子。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是方舟子一條微博說，我都是他的弟子。其實這是假的，我見過他一次，是因為做節目，我那時連他的觀到底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後來，我看到中國大陸很多媒體，包括一些很受人敬重的媒體，像《南方週末》，都會寫上「梁文道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還評論，為什麼我們這些看起來像有識之士的人，都信這個，談了半天。
那香港呢，有一本雜誌叫《壹週刊》，它被人認為是一個誨淫誨盜，今天的華文世界狗仔隊的祖師爺，品味很低。你想想看，《壹週刊》跟《南方週末》，《南方週末》給人的感覺是以天下為己任和嚴肅，《壹週刊》就是追求銷量，不擇手段。
好了，全中國這麼多有名望、有地位的媒體，每一家都說我是李一的弟子，但是沒有任何一家有記者打過電話來問我是不是。《壹週刊》在報這個事的時候，打電話來問我，我是不是他弟子。
我用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呢？就是香港的媒體好像很無聊，講小八卦，沒有那麼大的道德承擔或者怎樣，但是我覺得香港無論再爛的媒體，它們再狗仔，它很看重某些基本的行業、專業的操守或者倫理。《壹週刊》它不會做像《南方週末》那種大題目，它做小的、娛樂的，但是它做這些事，都真花功夫去求證。
你也許覺得它做那些事太無聊，但它是真的。所以我常常用一個英文 來表示，就是我們大陸的問題常常希望「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情，香港的媒體是「do the thing right」，要把事情做對。你懂我的意思吧？

徐曉：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梁文道：
這是差別了。就是說，我們在大陸，我們太關心怎樣做對的事情，但那個手段和過程我們有沒有做對，這一點我們是不關心的。

徐曉：就是說，它們那麼多娛樂新聞有沒有經常會發生，比如說某一個明星去告某一個媒體，說你又曝我隱私了，或者你侵犯我的名譽什麼，這樣的事情多不多？
梁文道：
極少。一來呢，它報的還真的有證據，第二就是它們的寫法非常小心。比如說，它們說某某某跟某某某好像有什麼緋聞、婚外情，它的寫法很小心。

徐曉：撲朔迷離，讓你抓不住。
梁文道：
對，給讀者足夠的猜想空間，但是又不留下任何尾巴。它是這麼寫，是非常小心、仔細，甚至某種程度，你可以說是很專業地在操作這個事。

徐曉：香港有很多週刊，你覺得哪一本和我們的《新世紀》比較類似？
梁文道：坦白講幾乎沒有。

徐曉：真的啊！
梁文道：
這讓我非常慚愧，很多年前我就批評過。香港有些嚴肅一點的雜誌，像《亞洲週刊》，但我要老實說，就算《亞洲週刊》，有我那麼多熟人和朋友在裡面工作，當總編什麼的，我仍然會說這句話，他們仍然做得不夠好。而像《新世紀》，過去的《財經》，這種雜誌當初在香港一出現，我們就覺得是香港應該汗顏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胡舒立，也是今天以前的惟一一次，2003年在香港。那時候，我跟我的上司一起去拜訪胡舒立，是很敬佩的態度去看她。為什麼呢，因為我的上司是一個華爾街回來的，很高端的，過去做很多上市大集團的財務總監CFO的，他在《信報》也是很有名的寫財經問題的一個專家。我們共同的感慨就是說，香港所謂的國際金融大都會，搞了這麼多年，天天講商業、財經，結果沒有一本自己像樣的財經雜誌，很奇怪。
我們大部分的財經雜誌都是拍馬屁的雜誌，就是那種一個名人、一個企業家捐了一筆錢，然後你就讓他上封面，賺這種錢的。但當年看到的，當年的《財經》，像現在的《新世紀》那麼嚴肅地在談論經濟問題，乃至於社會、民生、時政，這麼嚴肅、這麼用心，那麼認真的雜誌香港是沒有的。我必須這麼講。

徐曉；那台灣呢？台灣是不是整體的媒體情況比香港好一些？
梁文道：
我覺得不是啦，最近幾年越搞越糟了。台灣以前是有的，時政方面像《新新聞》，財經方面它有個《商業週刊》，它到今天《商業週刊》做得還不錯。它有些雜誌像《天下》雜誌，《遠見》雜誌有點像。

徐曉：對啊，《天下》啊，有一段時間我們都是想辦法看的。
梁文道：
做的是好，像殷允芃女士做的也很有遠見。可是問題是台灣整個媒體市場是一個很糟的一個市場。在過去十多年，尤其是迅速「惡質化」。很多我們剛才所說的好雜誌，它們是碩果僅存，苦苦地在那兒撐持著整個江山。大部分的報章、雜誌、電視台的素質掉得都非常快。
尤其台灣的電視是特別糟的一環。我跟台灣朋友開玩笑，每回我去到台灣，我都感覺我離開世界，進入孤島。為什麼呢？它的新聞一開，從頭到尾，你不會知道國際上發生了什麼事。美國剛剛又龍捲風了，它很少講。

徐曉：全是八卦。
梁文道：
全是八卦，全是島內的新聞。什麼新聞呢，比如那個女主播長得很漂亮，她對著鏡頭，說，「各位觀眾朋友，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一下屏東縣有一頭牛，它今天居然生下了一頭小牛，是有四隻腳的」。

徐曉：她以為它能生下一隻豬嗎？
梁文道：
對對，就是這樣。然後是，「好，觀眾朋友們，廣告之後回來，我們關心下一條新聞。下一條新聞更大條哦，今天黑幫大佬朱某某，他的女兒大學畢業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場的情況」。你看得都瘋掉了，看台灣的新聞，這幫人在搞什麼。
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說法，說台灣。我記得我小時候在台灣，所有的報紙都在胸懷天下，哪怕那個報紙數量很少，張數很少。你隨便打個的，那個師傅一說話就是目前冷戰局勢怎麼樣怎麼樣。
那為什麼台灣民主化了，它的媒體變成這樣？而且就算傳統的嚴肅大報，也都變得，像過去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也都是越做越不好。為什麼呢？
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它在沒有民主化的年代，它由於不能談自己的事，它就胸懷天下了，愛講國際新聞。一旦民主化了，就自己家廁所堵住了，這麼芝麻綠豆的小屁事，他們覺得是最重要的東西，必須拿來討論。

徐曉：所以也有個說法就是，我們實際上就是不只是媒體了，包括所有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很黃金的時候。就是你有那麼多的問題等著你去思考，如果改變了，可能我們就不能承受之輕了。
梁文道：沒錯，真的是。

徐曉：你甚至讓我有一個幻覺，覺得我們應該是最幸運的。
梁文道：
是有這個說法。就是我常講，國家不幸詩家幸。就是說你如果在一個太平盛世，什麼問題都沒有的年代，不只作家很難寫好作品，你媒體，社會沒大事，你想想看，沒大事，就是講那頭牛生了一個小牛，有四隻腳，就來這個了。

徐曉：而且我們可能還會更聰明。
梁文道：對，沒錯。

梁文道：沒有內容的語言（空話、套話、場面話四之二）

我常常聽不懂「新中國」的言語，是因為它們的每一個段落都這麼正面這麼向上；但那些編織它們的線索，卻又是如此地曖昧，以至於我本搞不清楚那些字詞存在的理由。例如「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這句話當然很對；但一個班長候選人是怎麼從這裡推出下一句話的呢：「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更加令人費解的，是這個想當班長的小女生的演說結論：「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也許「亮麗」這個詞彙太有色彩也太過抽象，可是每一個小學生大概也都希望自己在校園裡的日子更好過一些。然而，這位許曉菲到底憑甚麼去說服大家，又為甚麼可以讓同學過得更好呢？她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答案，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只是承諾，只是陳述。

在我看來，這類演說方式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單純的陳述。我不想吹毛求疵地針對一個還在唸小學三年級的孩子，而是她這番話真是具體而微地展示了許多成人世界的言語特徵。比方那些「領導致辭」和「工作報告」，它們總是有太多應該動人的陳述，而組織起它們的邏輯卻又嫌太少，似乎說話就只不過是羅列而已。如果說話就是陳述的組合，那麼這些話究竟有甚麼意義？它們的對象又是誰呢？

回到《請投我一票》這部紀錄片，回到那群忙著選班長的三年級小學生。依照常理，這些候選人演講，應該是想說服同學，讓他們信任自己，而且給出一套打動他們的理由。不過在這部不到一小時的電影裡面，觀眾能夠清楚看見，真正起到作用的絕非這些演講，而是三個候選人和他們的家長施用在這場選戰中的種種手段，比方說拉攏和分化對手的朋友，以謊言製造對手之間的矛盾，恐嚇不支持自己的同學，甚至憑著父親工作上的特權公然在老師面前賄賂全班同學。換句話說，比起光鮮明亮的演說，那些鴨子划水般的幕後工作才是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也許這就是演說可以空洞可以蒼白的理由了；明知不管用的東西，又何苦費心經營？

梁文道：新中國是一種語言（空話、套話、場面話四之一）

當我第一次實在地接觸到「新中國」，我發現它首先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剛剛由台灣回到香港，對彼岸的好奇如飢似渴，所以大量閱讀大陸出版的報刊雜誌，在收音機中仔細調頻以便對準說普通話的頻道，並且在有機會回到大陸旅行的時候盯著電視機收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頻道。讓我驚訝乃至於著迷的是，那些文字那些言辭我竟然怎麼看怎麼聽都看不明白聽不懂。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意識隱晦，也不是因為它們的用字遣詞太過古僻，而是它們有著一種不及物的空洞；淺白，但又不知所以；曉暢，卻似不求對象的獨白。

讓我舉一個例子。陳為軍的《請投我一票》，是我很喜歡的一部紀錄片。《華盛頓郵報》形容它是「關於一群八歲大孩子的，令人如坐針氈的政治戲劇」。所謂「政治戲劇」，指的其實只是武漢某家小學有一班學生要選班長，於是導演拍下了整個競選的過程，如此而已。儘管只不過是群三年級小學生，但他們在選前最後演講中所說的話，卻和當年迷惑我的那些言辭驚人地相似，且看這些八歲小孩如何熟練地操演我記憶中的「新中國」。

首先是許曉菲，一個比較單純的女生，她說：「面對困難，我也曾哭過，我也曾徘徊在放棄的邊緣。即使有了困難，也應勇敢面對，不能過分依賴別人。我要以我更出色的表現，來回報給予我這一切的老師、同學，還有默默支持我的媽媽。選擇許曉菲，將給你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加亮麗的色彩。」

這就是了，即便年幼，這個小女孩也曉得說得出這麼一段很「正面」很漂亮的好話。但你能聽懂這段話嗎？

梁文道：回到佛陀的印度

想像你在北京包了一輛車，打算去山西大同參觀石窟。一宿之後，你發現自己居然醒在瀋陽。而那位司機，他堅持自己的路線正確，並且保證目標在望。再過半天，我們發現自己幾乎快要去到哈爾濱了。這時司機才勉強停車問路，但他問路的方式是隨便截住一個路過的村民，看他曉不曉得雲岡石窟怎麼走。真妙，那個村民竟就認真地指起路來：「前面十字路口左轉，再過三里地看見公交站右轉直行……」

我沒有誇張，這個假想的例子只是為了方便讀者瞭解我們一團人剛到印度頭兩天的真實情況。回來好幾個月了，我仍然清楚記得那個旅行車司機，固執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個人走開，獨自低頭喝茶或者吃餅，偶而抽一根煙。每回開車他都全神貫注，遇到任何一個標識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決轉向；儘管每一次轉向後來都被證明是錯的。由於他的方言口音比較重，車上就算有兩位印度本地的法師，也要經過三輪傳譯，才能有效溝通。那種溝通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溝通，因為他大部分時候都只會簡單地回答一兩個字，意思是「OK」和「沒有問題」。就在這迷途的兩天，就在這位司機身上，我學到了印度教給我的第一課：但凡有人和你說「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問題一定要發生，而且可能很嚴重。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是應該更小心，戒懼，提防任何事任何人？還是乾脆認輸，聽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後，我才有點模糊的輪廓。

這不是一般的旅行觀光，我們是朝聖者。去印度朝聖？這對許多中國人來講都是一個很陌生的事，雖說中國可能擁有全球人數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對於回到佛教誕生地這事好像都不太感興趣。如果真要朝聖，為什麼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連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國卻把它發揚光大，傳佈四海。沒錯，佛教確實大盛於漢地，所以也興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國的地步，旺到了幾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於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幾天的旅程裡頭，我們碰過一家藏人，分別從拉薩和加德滿都出發，會合於現處尼泊爾境內的佛陀誕生地藍毗尼，這一家人打算週游聖地90天。我們也碰到了絡繹不絕的泰國朝聖團，一來就是幾輛大巴，每到一處就留下遺蹟上如鱗密佈的金箔。從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到佛陀入滅的拘屍那羅，藏傳佛教徒係在樹上的風馬旗與南傳佛教徒貼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為顯眼的標識。我甚至看見日本日蓮宗四處立下的《南無妙法蓮華經》石碑，以及無數操著多國語言的金髮香客，唯獨極少遇見漢地來的朝聖者。如果有的話，那也多半是台灣佛教徒。如今大陸出國的人絕不算少，為什麼我們在全球各大傳承各大宗派匯聚的這片北印度土地上卻很難看到他們呢？

不過話說回來，所謂「朝聖」，對佛教徒而言或許根本就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我們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羅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業，至少也是種普遍被推崇的行動。中古時代，「到聖地去」甚至是發動起整場十字軍東征的最大口號。至於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說了，朝覲麥加乃畢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沒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們抱憾終身的遺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納木錯湖與岡仁波齊峰，漢人則有九華峨嵋，大家儘管在境內各自修行，從來沒聽過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證道地不可這一說。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後，佛陀一生行止的遺蹟也就徹底敗壞了，或者成為磚瓦供後來的穆斯林蘇丹建造華貴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沒沙土年復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並沒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恆的神父那樣堅守據點以維持香燈不墜，更沒有哪一個帝王忽然跳出來號召大家「去把聖地從異教徒的手中奪回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聖地其實大多是由碎石與傳說編撰而成。比如說祇園精舍，佛陀駐錫最久之地，考古學家挖出一片房捨得地基，認為它們全是西元後5、6世紀左右的遺物。熱心的信徒們偏能認出哪一間是西元前5世紀時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處又是聖弟子們經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來頗有年歲的遺址，你也不能不懷疑它們的真確，因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磚壘石，好像正在建築另一間「遺址」的樣子。

事實上，從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爾邦，這一大塊區域上的聖地幾乎都是在19世紀末才復活過來的。信眾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間粉紅色外墻的建築，是「摩訶菩提協會」的會址，會址大門外有一尊塑像，紀念協會創辦人安納加里卡· 法護尊者。正是這位英語流利的斯里蘭卡大長老與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 康寧漢的努力，才促成了隨後一個世紀的挖掘與復建。藉著摩訶菩提協會的運作，剛剛開始認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發現上的熱情，與甚為西化的斯里蘭卡僧眾帶著一股正欲擺脫殖民壓力重振文化尊嚴的意志，攜手辨識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築背後的記憶，重領一塊又一塊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這麼說會不會有點不敬，但我真覺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亞洲佛教徒並不會這麼在乎源頭聖地；如果沒有那一整套現成搬過來的古蹟保存觀念與朝聖文化的模式，今天這塊區域就不會成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納加里卡· 法護長老當年不就曾呼籲佛教徒向西方學習朝聖嗎？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與麥加的例子來對比亞洲佛教徒的聖地冷漠，頗有點教大家「知恥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時積極響應他的中國人唯有近世振興漢傳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虛大師，他非常用心地參與這場兩千年來頭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體運動，甚至在中國發起募款，以回饋「故土」。從這個角度看，聖地大陸漢人之稀少，也許只不過是來得比較晚而已，畢竟這是個新鮮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虛大師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蓮法師竟然隻身來到拘屍那羅，建起一座「中華雙林佛寺」，漢制山門上一塊華文橫額，在周邊的緬甸寺泰國寺之間相當醒目。但老法師往生之後，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過印度的暴雨和烈陽，碎成廢墟，漸為草木收復。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師乃越南智順比丘尼，60歲的人了，卻活力充沛，不顯老態。她告訴我，當年她奉師命從美國奔來，面對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墻泡軟、使房頂塌陷的天氣，無水無電，就一個人四處籌錢，披荊斬棘，才把這座漢傳寺院修整成現在這般舒適宜居(順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漢傳為主)。我們去的時候，她還忙著在工地上指揮一座更大的計劃，那是寺裡頭學校的新校舍，專從貧困鄉間領來一些家裡養不起的孩子，讓他們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彌，等到18歲英語電腦全會了，再自行決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還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鎮裡頭蓋了好幾座學校，讓那些對佛教不感興趣的家庭也有讓小孩唸書的機會。至於那群小沙彌，我必須說，他們真是太可愛了。一臉善良，眼神單純，我忍了好久才終於沒摸他們的頭：在家眾摸出家人的頭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歲。

幾個月後，我在官方媒體上讀到一則新聞，說是大陸某寺院剛剛在藍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廟宇，乃「海外第一座中華寺」，上頭有人專程致賀，全國佛教界則允為盛舉云云。怎麼會呢？別說「海外」有多少漢傳道場，光是源始聖地，光是拘屍那羅，便有這麼一座沒有國力支撐的小小「中華雙林寺」吧。

其實，早在14個世紀以前，印度就已經有過「中華寺」了。根據文獻記載，那爛陀寺以東50里有漢寺一座，是不少漢人留學生寄居的處所。而在蕓蕓漢人留學生之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玄奘法師了。重讀當年那群僧人的著錄，最有趣的是他們那大膽創新的世界觀。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意思是中央之國，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餘四方盡皆戎鬼蠻夷。偏偏佛徒不是這麼看，他們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說法，把人類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國，歸屬「四天子」；而「中國」的皇帝只不過是這四天子之一罷了，並且管的主要是東方那一塊，並非中央。廣東學者何方耀教授專門研究過這題目，他發現，到了晉唐，許多僧人日益不滿所學之蕪雜矛盾，懷疑自己讀的經翻譯有誤，於是興起學梵文西取經之念。在這種心態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為「中土」，把中國做「邊疆」的意識。

天下觀弔詭在不與民族掛鉤，誰是文化正統誰就是天下的中心，誰握住了道統誰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滿人入關也能漸得士心，日本卻覺得明清易幟男子留辮，故信天下東移到他們那裡去了。在晉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顯然該以佛法來處為正中才是。法顯便說：「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轉引自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請注意，這段話裡道整法師所說的「中國」其實是指印度，「邊地」倒是中國。玄奘大法師更在瞻仰過聖地遺蹟後嘆道：「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同見前引書)在《大唐西域記》裡頭，玄把印度說得好到不行，稱讚彼邦國民溫文爾雅，懂得用樹枝刷牙，愛好清潔，大概也有終於見識到上國風範的感慨。

問題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樹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傳的寶地，還是全面超越任何國家的先進文明，俗塵繁囂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遊記》，玄奘法師親身去過的那個真實天竺竟被描劃成雲霧繚繞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響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聖地一一視為印度各大名勝的翻版。我們當然曉得真實的印度不是這個樣子，可什麼才是真實的印度呢？聽說它是舉世知名的IT大國，全球遙距服務業的中心；聽說印度理工學院向美國矽谷輸出的工程師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學院還多；聽說它是金磚四國之一，未來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國一較長短了。但我們的經歷卻比較接近另一個版本的傳聞。在那個版本裡面，印度的交通淩亂不堪，大巴頂上坐滿了抱著雜貨的乘客，橫行霸道的大貨車任意賓士，機動三輪車與蟻群般的摩托車則會把所有的空隙塞滿；當然，在連北京也都望塵莫及的車陣之中，還有傳奇性的牛、馬以及旅遊書裡不知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們的悠閒與週遭由喇叭齊鳴所造成的音墻恰成對比。

很難在街上看出這裡是一個預言中有可能要壓過中國的強大經濟體，乃至於我懷疑兩者的差別或許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見這一點。就拿德里來說吧，它不是沒有宏大的地標與寬廣的大道，但中國人一定會問他們難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築的外墻洗刷得乾淨一些，將那些路面上的坑補得好看一點嗎？沒錯，我們都知道「無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價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數榮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國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馬、狗甚至豬集中到一個比較隱蔽點的地方呢？

我記得旅程開始的第一天上午，攝影師要為他那部相機找一塊市面罕見的電池，權充導遊的當地法師遂引我們去他們心目中全德里電子設備最集中、高科產業最發達的地區。抵達之前，我們都把那地方想像成中關村，沒想到一下車就是一灘泥水，往前幾步則是一條高低不平磚塊亂堆的巷道，道旁是幾家被蒼蠅圍繞的小吃販子。我們輾轉來到一家燈光明暗不定的商場，經過一處交易外幣的黑市旅行社，一堆從垃圾桶裡擠爆出來的廢紙和吃剩的食物，終於看到那家相機製造商的德里經銷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閃爍。

不要忘記這個國家剛剛舉辦過英聯邦運動會，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曾經投訴選手村裡的房間有蛇。你能想像北京奧運會出這樣的事嗎？奧運期間，北京就連菜刀都不準賣呢。

那天我們還走過一條滿街地攤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說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國人在一座被空氣污染成灰色的大樓門外乖乖排隊，集中接受童乞們那永不厭止的疲勞轟炸。再湊近一瞧，赫然發現門牌上清楚寫著這棟大樓屬於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這條路就是印度的長安街？還好，後來我上網查過，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辦公樓。我不想非常極端、非常東方主義地把印度描述成一個視觀瞻如無物的國度，他們的媒體照樣以英聯邦運動會的洋相為恥；可是這個國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還大的中國確實不同。前陣子讀到一篇印度知名學者的談話，他說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記者都要問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窮人，他卻反過來納悶，在中國的大都市裡為什麼看不到貧民：「你們的窮人都到哪去了呢？」

離開德里，原以為當晚就會抵達朝聖之旅的首站——舍衛城。結果全靠那位剛毅寡言同時還路盲的司機，我們在北方邦的鄉野間漫遊了兩天，如果不是手機裡的導航系統幫忙，到了最後可能會連一個聖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礎建設的確不夠，60公里的行程我們往往得走上兩三小時，那些道路又窄又彎，幾乎沒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氣淹漫而至，令人難辨東西。有時候我們在導航地圖上看見前方不遠就有「國家高速公路」，很是驚喜，沒想到真走上去之後才發現，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兩旁多了店家人煙，以及散步的動物，路燈照樣缺席。但這手機移動信號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斷，於是大家感嘆：「印度真不愧是IT大國呀。」

那兩天晚上，在趕路趕至絕望的時候，我們就只好擇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時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別有趣，它標榜自己是「豪華而經濟的旅館」，所有房間都具備了空調、網路、彩電，以及24小時源源不絕的熱水，它的餐廳更齊全了「北印、南印、中國和歐陸等地」的美食。我們都曉得這不是真的，如此一間兩層樓高的簡陋公路旅舍不可能這麼完美。只是我們想不到那房間裡的鐵架床舖會臟成這樣，枕頭和床單上灑落了不知來歷的污跡(有點像幹掉了的血)，夜半還能感到幾隻細小的昆蟲在身上跳躍。那位信奉錫克教的老闆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態度誠懇——「是的，我們有熱水」，眼神狡黠——「怎麼會呢？再等一下熱水就來了」，像個成功生意人。果然，我們晚上11點上樓的時候，大堂的餐廳還是綠色的；第二天4點下來，它的天花和墻壁卻已刷成粉紅；那位老闆督導工人裝修了一整個通宵。我既驚訝又熟悉，這種速度，這種營商手法確實是我所知道的「金磚四國」。

天氣很冷，正好碰上了當地罕見的寒流，氣溫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聽說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凍死了200人。我們一日顛簸十來個小時，大腿貼著薄薄的小巴車皮，寒氣由外而內，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買來的毛披風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這麼冷。所以我們總是在下車舒展的時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們表情漠然，但會自動騰出空位，給我們接近那些冒著白煙的舊輪胎的機會。嗅著輪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雜誌社的編輯說起了陳丹青，因為他本來也想參加這一趟。「嘿嘿！還好他沒來，光是淩晨三點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夥拿丹青開了一點玩笑之後，編輯忽然感嘆：「這才叫朝聖呀！不吃點小苦，一路舒服怎麼行？」

朝聖讓我們想到的總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著草鞋緩緩登上尖石滿佈的山丘，在沙土塵暴裡不斷禮拜、全身貼到地面好從至卑微的角度觀看這個世界的虔敬藏人，當然還有那位背著沉重竹笈頂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亞山區走去的三藏法師。朝聖總該是要吃苦的。這是為什麼呢？是要挑戰朝聖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終於抵達聖地之前做好凈化自己的準備？它不該是一般的旅行，不是無痛舒適地度過旅程，然後直達目的獵影觀光；它不切割目的地與到達目的地的過程，反而把後者視為整趟經驗的有機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寬敞的大巴裡享受空調，一覺醒來發現聖地已至，然後急忙下車感受感受聖地的氛圍。然而旅行又真和朝聖有這麼巨大的區別嗎？任何一個稍有自尊的旅者都會告訴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點永遠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

但是抵達目的之獨特愉悅仍然不可否認。就像那天清晨，經過漫長的迷途，我們終於到了傳說中的舍衛城，佛陀一生停駐最久之地，古印度至為繁盛的大都。大夥一一下車，面對兩列樹木夾護的道路伸向遠方晨霧，早上六點的北印農村靜得只聞鳥啼，陽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個時代。也許2500 年前，佛陀和聖弟子們就曾赤足行過我們腳下的這條土路，道旁一樣沒有電線杆，一樣只有剛剛升起炊煙的茅舍……我們全都靜了下來，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經裡最常見的那句開頭呢：「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寧靜緬昔的時光只有一剎那，我們老是迅速被丟擲回印度旅行的緊湊現實。帶領我們的法護尊者是我的師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馬來文和僧伽羅語，精通梵文與巴利文，就連日文及泰文也略曉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學問僧。雖然大可在象牙塔裡一展拳腳，但他更想用現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來，他矛盾的地方是儘管有志於打進這個紛雜急亂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卻又天真得可以。就說這趟朝聖行程的規劃吧，他總是試圖在最短的時間裡涵蓋最廣大的範圍，「景點」之密集堪比最廣價的旅行團。有時我忍不住抱怨：「尊者，這簡直就是觀光了，朝聖不是該放鬆一點嗎？」可他還真不急：每至一處，他都會忽然很振奮地說：「對了，前面還有一個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後興致勃勃地領著大夥慢慢踱去。好像著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該離開的時候了。一邊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預定地點，一邊怕他落在後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帶著孩子氣的眼神嘆問：「是嗎？要走了嗎？但我好想去看XXX喲。不用這麼著急吧？」

要是真在一個聖地待久點，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法護尊者和同行的兩位印度法師一定會跪下來誦經，可我乃疏懶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華夏地理一直沒學好巴利經文。他們唸誦，我跟一兩段

就要斷線。在靈鷲山頂如是，在菩提迦耶復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語重心長地告誡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後還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經文吧。除了坐禪，唸誦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幾乎覺得自己是白來了。

法護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蘭卡上學時的學長，法號「法光」，現為那爛陀佛教大學教授。我們去那爛陀寺遺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裡頭。一如既往，我們又遇上了交通問題，法光尊者最初為我們準備的午飯漸漸等成了晚飯。當我們淩晨一點終於駛進以大學而言有點迷你但還算舒適的現代那爛陀時，那桌飯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還碰上了印度常見如便飯的斷電，大夥只好摸黑上樓，就著燭火手電搬抬行李佈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線下，我看見了法光尊者：個頭不高，身軀微胖，圓圓的笑臉，年紀不算太大可又讓人覺得像是個很老很老的人，於是適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實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間給我們，要給我們翻熱飯菜，要設法修理電路，還要下樓看看路盲司機有沒有睡覺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碼不顯急亂，一路喃喃說話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來，微微低著頭晃來踱去。不知怎的，這情景我好像見過；後來才想起是電影《星球大戰》裡盧克初遇尤達大師那一段。對了，深藏不露的尤達大師在準備晚飯給年輕的盧克時，就是這般笑嘻嘻的模樣。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間有暖風機的房間給我們四個在家人，但斷電了他也沒轍。只有一張薄毯要蓋住四個身子，這天晚上實在冷得難受，難受到同行號稱要吃苦的編輯都黑臉了。房間全分給我們了，那法光法師他自己呢？老教授說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發現他和另外兩位法師原來整宿就和著僧袍睡在客廳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給了路盲司機。他準備了帶點香辣的湯麵做早餐，說是中國風味，大概合我們胃口。吃麵的時候，我才算看清楚了這間教授樓。日光照出一室白墻，樸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幀相片隨意擺在一排書上。那是老法師年輕時的留影，背景是個鄉村廣場，幾十個小孩包圍著他。法護尊者也湊過來看，他解釋：「小孩都喜歡他，那時他一有空就下鄉看孩子，每回都帶一堆糖。」

到達那爛陀寺的遺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師昔日的心情了。入口處像是公園，綠野廣闊，走過正中長達一里的林道，迎面而來便是一堵有兩層樓高的石墻。再穿過城門般的巷口，便有磚階引人自然登行。拾級而上，西向的太陽就在此漸次展開平鋪在地平線上一座座櫛比鱗次的伽藍殿宇。那爛陀，中古世界最偉大的大學；佛學、哲學、數學、天文、建築、醫術、藝術，凡你能想像的一切科目；學生不分宗派，來自整個亞洲。極盛時它容納師生萬名，藏書九百萬卷，佔地是今日挖掘所獲的十倍。其學風崇尚自由思辨，上課以研討為主，有點像今天藏傳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辯經」。除了玄奘，和它有關的名人還包括了龍樹、無著、世親、護法、戒賢、陳那、月稱等一眾佛教大德。要進這家學校得先過「守門人」這一關，藏傳佛教徒特別尊崇的那洛巴大師便曾是它北門的守門人，他們負責考驗入門學子，應付不了他們的問難便休想入學。當年入門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師曾經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爛陀：「庭亭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嶽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羯尼花樹，加以流水逶迤，青蓮菡萏，暉煥其間，庵沒羅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為其極。」

俱往矣。如今的那爛陀只餘廢墟，縱猶壯闊可觀能發思古之幽情，但畢竟是有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壞空的規律呢？雖然印度建國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發起了「新佛教」運動，使百萬計的賤民階層皈依眾生平等的佛法，但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經離那個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這是一直縈繞在我心裡頭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覺得沒有必要朝聖的原因：反正都成廢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興盛之地了，我們還去那裡做什麼？再說就連一般不學佛的人大概都能憑著電視劇裡學來的「常識」挑戰你：你們佛教徒不是喜歡講空嗎？不是喜歡教人不執著嗎？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夠了，何必花錢花時間那麼執著跑去所謂的「聖地」呢？就連說法說得特別透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聖》裡說：「嚴格地講，我們並不需要尋求外在的聖地或聖人；如同佛陀親自所應允的：『任何人憶念我，我就在他面前。』當我們對佛陀與他的教法生起憶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剎那，他就會與我們同在一處，而該處也就會成為『神聖』之地。」

梁文道：作家緣何缺位公共知識分子？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XvKr1LlSPg/
梁文道、徐曉對話：中國作家、小說家用對公共事務的不表態，來換取在作品中說話的自由，是一種悲哀
近年來，大學教授、新聞媒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洪流中，扮演著監督者、批評者的角色。而中國的作家卻是其中最沉默的一個群體，很多有名的作家只為自己而寫作，「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在自己與體制之間的微妙關係上，做著艱難的選擇。

梁文道 著名時事評論員
徐曉（財新《新世紀》週刊文化部主任、財新圖書工作室負責人）：那麼你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就是說大陸的作家，我指的是文學家、小說家或者詩人，尤其是不對公共事務發言，你有沒有這種強烈的印象？
梁文道：
我覺得有不少吧，這種情況。

徐曉：我說的是整體，很有名的作家和小說家都不太有公共參與。現在這些年大學教授、新聞人參與的比較多，但是作家好像都不參與。我不知道獨有中國這樣，還是一般國家都是這樣？我知道，比如說大江健三郎，因為是我很熟悉的作家，他參與很多，那麼我很欣賞他這種參與。比如像君特·格拉斯，我也知道他有很多參與，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很少參與。
梁文道：
　　你說得對，這個印象我完全同意。就是因為我也感覺到，我們不要說個別人物吧，就是作家群體，當中我們會講公共知識分子吧。你剛才舉的例子都很好。全世界各地，任何國家或者任何社會一談公共知識分子，裡面通常最耀眼的反而是文學作家。

徐曉：包括蘇珊·桑塔格等等這些。
梁文道：
桑塔格，對不對，是作家。在中國，恰恰作家是這個群體裡最遠離的一群，最沉默的一群，中國特別是這樣。

徐曉：對，你怎麼看這個事？
梁文道：
我覺得有幾個理由吧。第一是我們的作家普遍想要有一個更抽離的，怎麼講，這麼說吧，在過去曾經很長的年代裡面，作家是被黨、被政府賦予了任務，要去做很多事的。

徐曉：你認為這是一種反駁，對這種身份的反駁？
梁文道：
是是是，你記不記得80年代剛開始開放之後，作家都強調是為自己而寫嘛。我覺得有一些老作家是延續了那個東西下來，有這種反動。第二，是我們的體制，像作協這種體制。
然後像我剛才講的，在香港，作家絕對不會有像大陸得到的這種尊重，這種愛戴。尤其地方政府、官員，比如說某個大作家到了某個地方，你會看到地方是宣傳部長來接了，市委書記請吃飯，是不是？我們整個體制把作家都伺候得很好。

徐曉：社會地位巨高。
梁文道：
對，你就算不是完全體制內，你也是半個體制內，那你是很難完全獨立於這個體制，來對它指指點點，說些什麼話。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大學教授也是，所以我也不太明白，大學教授也在體制內，作家某種程度也在體制內，他們的分別到底在哪裡？為什麼一個會比較肯出來，一個會不肯出來，我也不太搞得懂，但真的事實就是這樣。

徐曉：那麼我覺得今天你這個角度我從來沒想過，就是中國作家一般不會比較被利用的一種反駁，這個角度我以前沒有考慮過。但是如果說，他們為了自我保護，為了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說話，因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是有很多話在裡面的。
梁文道：當然。

徐曉：比如像莫言這樣的作家，我都是很尊敬的。那麼你覺得因為他要保護自己在作品中說話的權利，他選擇這樣的一種方式，你認可嗎？
梁文道：
我是這麼看，你剛才提到莫言，我覺得是個很好的例子。莫言是幾乎從來不就任何公共事務發言的人，到了國外，任何外國記者訪問他，關於很多敏感的公眾事件，他都不表態，或者就算表態也是支持官方主流的看法。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在作品裡，其實說了些什麼。他在作品裡其實完全有一個態度的表達，我們可以說他是在用一種對外的、公共事務的不表態，來換取自己在作品中說話的一個自由。這樣的一個狀態，我不想去追究莫言的責任，也不會想分析他這麼做的對錯。
我反而是整件事，可以看得到中國作家群體，或者有關作家制度，甚至這個社會的一種悲哀。這個悲哀是什麼，就是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作家，需要通過他在公共事務上的沉默，來保住自己創作的空間。這是個悲哀啊。

徐曉：是啊，但是如果把這種悲哀擴大化的話，就是我們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就可以放棄我們自己人性中的一些脆弱，就是可以認可我們給我們自己一種寬容和原諒，那麼各界都可以這樣想啊，也都可以這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知道是不是作家更特殊。
梁文道：
我真不知道。我沒辦法去判斷，因為這是一個內在的張力。這是一條線，你該走這邊，還是走那邊？但也有一些，我們知道現在閻連科每一本書都出不了，他每一本都變禁書了。

徐曉：對，其實我提出這個問題和我思考這個問題，也是因為我們周圍有太多人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就是如果你選擇這樣的姿態，也許你失去的東西比這樣一個姿態更重要，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做價值判斷？
梁文道：
我覺得這個我真判斷不了，但是我寧願說，這種張力的存在，是任何一個有良心，而且認真的作家，他念茲在茲都要面對的問題。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因為哪怕在一個完全自由的情況底下，一個作家完全可以被人問這種問題。比如我們可以問一個美國作家，這個社會這麼多陰暗，發生那麼多事件，你從來不說話，你甚至不寫這些事，你寫的就是自己幻象的一個小世界，你還有良心嗎？我們仍然可以這麼問，所以重點不是他到底寫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他怎麼處理和面對這種問題。
我想起來一個例子，我以前跟賀衛方還特別講這個例子，因為這個故事我特別有興趣，就是關於契訶夫。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很有社會關懷的人。他雖然是一個醫生，他能賺很多錢，但是他覺得，就像魯迅一樣，他覺得寫小說是能夠醫更多的人的，所以他寫的小說總是想談社會的一些問題。
但他仍然有內疚感，他做一個醫生，他賺錢不少的。他覺得自己內疚，他怎麼辦。他跑去一趟旅程，路上非常辛苦，路上自己差點都病死了，跑到庫頁島，西伯利亞外頭那個島，離中國很近。那個島完全是當年用來囚禁沙皇時代的一些政治犯、重刑犯。
他跑到那個島，住在那，他就要看那些囚犯的故事，然後要為那個島寫這些事。所有人都不理解，契訶夫你好好的一個短片小說之王，你跑去那，寫這麼一個完全沒有什麼文學性的紀實作品，這是干嘛。
契訶夫這個行為，後來有一個愛爾蘭詩人寫了首詩，形容他當時的狀態，我覺得寫得太好了。他講，契訶夫經過了漫長的冰天雪地，西伯利亞的旅程來到了庫頁島的第一個晚上，聽到了鐵鏈腳銬的聲音，滑過石頭，聽到囚犯的呻吟，痛苦的哀嚎。然後他走的時候，朋友們送他一瓶非常好的白蘭地，他一路不喝。他等到這個時候，在這麼一個充滿苦痛呻吟的第一個夜晚，他開了這瓶白蘭地，然後盡情地去享受白蘭地的高貴而奢華的滋味。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故事呢，就是一個作家像契訶夫，他天縱英才，但他一直受到的煎熬就是，那麼大的才華，我有什麼資格享有這麼大的才華，我怎麼能夠無視人間的痛苦。
這些是個隱喻，他要選擇救贖自己良心的方法，是跑到庫頁島寫一個犯人，社會最底層、大家看不到的人，為他發出聲音。到了這個時候，他終於覺得他可以縱情地享受自己的才華，就像喝酒一樣，我的才華可以出來，我得到救贖了，我覺得我對得起自己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所有有良心的作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我憑什麼可以這麼快樂地寫，這個張力存在著，我選擇哪一端。
我是該每一件事都積極地發出聲音，搞到像野夫、閻連科這樣，還是說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像莫言、賈平凹。就是你該走哪條路，我覺得大家都有不同的判斷，我不能說誰對誰錯，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他們都是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

徐曉：對，我跟你的感覺一樣。在你剛才講那個的時候，我就想，只要我們心裡有這個問題，或者每個人心裡都有這個問題，我覺得就好了，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人，大家都是一樣的行動、一樣的行為，這樣社會也是很沒有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
梁文道：
就怕你不知道這個問題存在，我覺得都思考過、都面對這個問題，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