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意志的勝利

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的第二天，綠色運動的老巢德國立刻就有數萬人上街反核。接下來的幾天，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核大國都分別發出要省視目前核計劃的聲音。的確，核能發電曾經是全球環境運動的頭號大敵，只不過這幾年全球暖化的危機迫在眉睫，許多生態運動的老將居然也改弦易轍，認為比起碳排放，核電或許是種影響比較輕微的禍害，於是號稱成本細不足道的核電又成了近年能源政策的熱門話題。

但問題是核能發電到底有多安全呢？日本核事故爆發以來，不只日本政府當局和東京電力公司的發言前後不一，就連名牌學府的專家也都互有矛盾。這等狀況正好反映了一個事實，那便是至今為止，學術界對於核電的安全問題根本還沒有太大的共識。站在如許複雜的高科技議題面前，極需仰賴專家意見的一般百姓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建立在一些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懂得的技術之上，而應該懂行的專家們也都還拿不出一個人人認服的說法，所以謠言的流行便是正常反應。

繞了這麼半天，我想說明的其實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核電問題面前，任何言論都該慎之又慎，特別是主事者，特別是在這麼巨大的危機發生之後。可是就在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就在德國幾萬人舉行了反核集會的同一日，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居然公開表示：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這番話後來也被官方的新聞網站刪除了，大概張先生和當局自己也都覺得不太妥當。我無意追究這番話的言責，但我非常好奇：他為什麼會說得出這樣的話？以時間來看，他和環保部的一眾專家官員，應該來不及在一天之內就得到福島核電事故的完整資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完全成了中國核電計劃的相應檢討。

換句話說，這番言論發表得一點也不科學，極可能是在資料不足、分析不周的情況下的「第一反應」，是理性研判之前的純粹表態。我不想探討這種話究竟是讓人更放心還是更擔憂，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這種第一反應是怎麼來的，張先生又為甚麼要表這樣的態。

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拿出來談，是因為我時常在各種領導（包括商界領導）口中聽到類似的話，比方說「我們堅決……」「我們有決心……」「我們的意志不動搖」。這些話的共通點在於一種堅決意志的表達、果敢決心的展現。好玩的是這些話往往說了沒多久，那些要用決不動搖的意志所達致的目標卻已經悄悄生變，我又聽到他們又以同樣的意志和決心，追求另一種和之前幾乎全然相反的目標了。早知收集情報和思慮研究的工序不夠精詳，當初又何必硬是要表達出一副勇往直前絕不退縮的樣子呢？

我發現今日中國似乎有種迷信，迷信意志的勝利，迷信愚公真的可以移山；因為許多人（尤其領導）都很喜歡把意志和勇敢掛在嘴上，而且說的時候氣勢雄壯，惟恐別人覺得他軟弱怯懦。假如這種現象只是侷限在官場和商界，也就罷了，畢竟那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光是叫人覺得自己身上帶傷，就已足夠致命。有趣的是，就連某些平民百姓也會在一些事例上顯現出類似的情緒傾向，而且還是一些幾乎完全干涉不到己身利益的事。

去年11月，朝鮮忽然炮轟韓國延坪島，朝鮮半島局勢處在一觸即發的危急關頭。當時我在新浪微博和各大網站的時事論壇上走了一圈，發現除了憂心中國會被拉下水，或批評朝鮮當局不夠理智的主流意見，原來還有一些網民相當讚賞朝鮮主動挑戰的態度，而理由居然是「朝鮮好樣的，說打就打」，甚至感慨「還是朝鮮人厲害，敢打，不像某些國家光說不練」。

這種言論有趣的地方在於它並不關心整場炮戰的是非，不追問到底是誰先挑起戰端，也沒興趣追究它會帶來多壞的影響；它唯一的重點就在於個「敢」字，甚至是在預設了朝鮮首啟炮火的情況下來歌頌它的勇於進擊。這些網民似乎覺得開戰的意志要比任何牽涉到戰爭的倫理問題還重要；你不必過問戰爭的理由，也不必在乎戰爭的正當性，你只需要關注戰爭中的意志和勇氣。

意志堅定是不是好事？當然是。勇敢是不是種高尚的品德？當然也是。然而堅定的意志與勇敢卻不是一種可以孤立判斷的價值，它就像形容詞一樣，其對錯是非，端看你要用它來形容什麼行為。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認為一幫光天化日之下打劫銀行的匪徒是「勇敢」的吧？在明明知道有強大警力佈防的情況底下，依然毫不動搖地打劫目標，這又能叫做「意志堅定」嗎？就算我們把「勇敢」和「意志堅定」當成中性的形容詞，堅持使用它們去形容一群悍匪，我們也不大可能同意搶劫是種美善的行動吧？

也許打劫銀行不是一個太恰當的類比，但是在我看來，仍未摸清核電安全問題便宣稱發展核電的意志決不動搖，與不打算理清事件原委便稱賞朝鮮開火的勇敢，都是一種對意志和勇敢的過度抬舉。今日我們面臨的恰好就在這種美化意志的傾向，勇敢和意志被過度放大到了一種比它們所要應用的對象還重要的地步。彷彿一場沒頭沒尾的戰爭電影，觀眾不曉得雙方都是些什麼人，也不曉得他們血戰的原因，卻被那些嘶啞的怒吼和堅毅的目光深深打動，覺得這些戰士真夠勇敢。這是種風格，是種超乎善惡的意志美學。

梁文道：日本菜有幾傳統？（和食之謎之二）

【飲食男女】一八七一年十二月，明治天皇頒佈《天皇肉食再升宣言》，正式終結了日本人不吃肉的歷史。說來也怪，當時鼓吹肉食的動力竟然是「文明開化」：洋人代表文明，洋人都吃肉，所以吃肉就是文明的象徵。一開始，還有很多上流社會抗拒，覺得肉食又賤又臭。一番努力之後，日本人才終於找到了讓自己接受豬牛羊的烹調方法。至於後來的和牛黑豚，那實在是當時日本社會所不能想像的事情。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只要日本人認真想學一樣東西，就幾乎沒有一樣他們學不好的東西。百多年前，養豬的農戶還屈指可數；百多年後，他們的炸豬排就已經稱得上世界第一了（在我看來，那要比維也納式的炸豬排好吃得多）。百多年前，只有藝伎才會光顧中國人開設的「胡蘿蔔牛肉雜豬」；百多年後，全世界卻都要搶着和他們的和牛配種了。近二十年，日本人吃意大利粉吃上了癮，難怪有人預言他們的 pasta遲早要做得比意大利人還好。

在這個過程裏面，我們可以發現「和食」的一個重要元素，那便是對任何一個步驟任何一個工序的精細琢磨，直到整個準備食物的過程趨近完美，只容局部改進和變化的空間。於是每一種食制似乎都有自己的方程式，而這方程式的外顯則是一套看起來十分儀式化的東西。這就是為甚麼每一種年歲不長的食物到了日本人手中，都會給人一種傳統悠久的幻覺的原因了。例如拉麵，儘管各地做法不同，可是每個地方竟都神奇地宣稱自己有自己的風格。甚麼「博多風」、「札幌風」，究其實全都不超過五十年歷史。你幾乎要以為那些廚師的人生目標就是盡快找出烹製一種食品的完善程式，然後徒弟們便亦步亦趨地學習它，俾能精準無誤地完成整道工序。

但凡一種東西有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儀式，你做每一樣事都有人盯着你，告訴你必須如何如何，絕不如何如何，這種東西就會形成傳統；哪怕這個「傳統」其實才發明了沒多久，不過才傳承了一代人的歲月。

這麼講倒不意味着日本人在廚藝上不求創新，我真正想說的是就算創新，那也是以創造一套新儀式新程序為目的。且以懷石料理聖地「吉兆」為例。雖然懷石料理的歷史好像很久遠，超過百年者如「菊乃井」、「瓢亭」等比比皆是，但這些老鋪的懷石之所以是今天這番模樣，全在於吉兆的湯木貞一刻意尋回茶道精神，徹底改造了懷石的面目。那些比吉兆古老的店鋪以前並不會稱自己做的東西叫茶道懷石，他們在過去最常形容自己菜式的用詞往往是「京料理」，而真正老牌的料理店「萬龜樓」則至今仍然標榜自己做的是「有職料理」（而非懷石）。換句話說，吉兆的地位來自於它提供了一套準備和呈獻菜式的程序，使得同業紛紛跟進。

因此，當我們讀到有人在說日式燒肉的規矩和「傳統」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我們就能理解何以一種才流行了三、四十年的食品竟然也能說得上「傳統」了。

梁文道：新派和食（和食二之一）

【飲食男女】試過的日本料理愈多，我就愈不曉得甚麼叫做日本料理。尤其是日本人注意傳統，老牌名店特別多，最近也頗有一些開到海外，陳設古色古香，用料講究正宗，讓外人以為它們真是日本古已有之的舊東西。可是仔細再想，像天婦羅、鐵板燒、烏冬、燒肉，甚至炸豬排，這些食制真能算是傳統的日式料理嗎？這就得看你怎麼定義「傳統」了。

街上任何一本飲食雜誌大概都會告訴你這些深受歡迎的食物歷史，例如天婦羅，原本乃葡萄牙人所創，直到十七世紀才傳入日本。而咖喱飯也用不着多說了吧，它當然也是外地輸入的東西，只不過跟天婦羅一樣，被日本人改變了不少（也有人說是『改良』）。拉麵和烏冬，我們中國人更是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它們根本就是源自於中國，此前日本人只吃蕎麥，雖然它很早就傳進了日本，也曾風行一時，但在大正之後，日本民族主義高漲，所以不大看得上這等「支那」來的食物。一直要等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類型的拉麵檔才又如雨後春筍般地開遍東瀛。

最近讀到日本學者原田信男的《和食與日本文化》，發現「甚麼叫做日式料理」這個問題，就連日本人也一樣感到困惑。他說：「在海外的日本餐廳裏，幾乎都有吉列豬排這道菜，但是如果吉列豬排可以稱為『和食』的話，就會浮現出『咖喱和拉麵也可以稱為和食嗎？』這樣一個問題。對此，有人把吉列豬排、咖喱或者蛋包飯等定為『洋食』，認為洋食是西洋料理之中被日本化了的菜式。但是，『洋食』這個詞出現在幕末（十九世紀中葉）到明治時期（一八六八——一九一二），明顯指的是西洋料理。」

這段話讓我想起了許多港台遊客特別喜歡光顧的京都「一錢洋食」，它分明就是奄列，只不過內容與常見的西式奄列大不相同，裏頭居然包了一堆切碎的蒟蒻塊。你說這到底算是「洋食」還是「和食」呢？其效果幾與「太平館」的瑞士雞翼有異曲同工之妙。

肉才是最大的問題。很多對日本史略知一二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曾有一千多年不吃畜肉的歷史。在那個時代，他們可是真正的「肉食者鄙」，只有地位低下的草根才會「被迫」吃肉。如果有身份的人偶而吃肉，那多半是為了進補食療，故又套用佛家術語，稱肉食為「藥食」。今天有些精於飲食之道，又熟悉日式料理的美食家特別推崇鐵板燒，覺得它是和食中的精髓。可是說真的，一百年前，就連聽過鐵板燒這個名字的日本人恐怕也不太多吧。一個國家最出名的食制之一，竟然也只有一個世紀也不到的歷史，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梁文道：不執

【飲食男女】在香港想要吃素，還真不容易。特別是對一個常常外食的人來說，我們的飲食環境簡直是美食的天堂，素食者的地獄。就舉茶餐廳為例好了，那麼多的「早餐」、「常餐」和「快餐」，裏頭有多少種素食選擇呢？一個素食者往往只能多付一些錢，在既定的菜牌之外叫一些用料其實不算很貴的東西，比如說時菜雞蛋公仔麵，而且日日如是，直把嘴巴淡出鳥來。再想下去，我甚至要說香港是座仇視素食者的城市，如果你有甚麼不滿意，那是你活該，誰叫你要吃齋呢？假如吃齋是出自宗教理由，那就更是活該中的活該了。因為大家都覺得信教信得真，就得要犧牲；又往往以為學佛等於成佛，修道等於成仙，任何一個初學者都該立即達到粗茶淡飯也不改其樂的地步。誰要是一邊信教一邊計較飲食，誰就不對了。

然而，學佛也好，修道也好，大家到底是人；而人非草木，感官的分辨能力是很難退化到甚麼也感覺不到的地步的。事實上，這也根本不必要，因為宗教修行的目的不是為了叫我們把美的看成醜，把香的聞成臭；而是不執着美景與香氣，知道它們的變化原理，了解我人感受背後的機制。所以下回你要是見到一位法師或者一位道長稱讚某個地方的齋飯好時，千萬不用驚訝，他們就和你我一樣，曉得好吃與不好吃的分別，只不過他們或許不會期盼一輩子都能吃上美食而已。

這讓我想起我的老師，他很喜歡叫那些隨他修行的人用手吃飯，把整個缽裏的飯菜吃得乾乾淨淨，然後再令他們舉起右手，把它湊近鼻子好好聞一聞。好玩的是那隻手上的氣味就是剛才吃下肚裏的東西的氣味，但為甚麼前一刻大家還覺得那股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在已經餓了大半天的情況之下），現在卻覺得它很噁心很難聞呢？這個道理就和我們去吃烤肉很像，還沒吃的時候，那股生肉碰上炭火的味道會讓人肚子餓得打鼓，吃飽回家卻又要嫌身上的油煙味不好受了。

由此可見，味道這回事是講時機講位置的；你餓了，它充滿誘惑；你飽了，它就叫人生厭。食物放在食具裏，它是美味的；但它留在手上的痕迹，則使人感覺不爽，必欲除之而後快。這又有點像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所說的「潔淨」與「骯髒」，它們沒有本質，只憑脈絡決定，同一雙鞋子穿在腳上是乾淨的，放在桌上就顯得很不潔很不當了。同樣地，味道還是那個味道，只不過你吃過飯了，它卻還沾在你的指掌之間，這就忽然讓人難受得很了。假如你活在一個沒有手食文化的環境裏面，從小到大都用食具進食，你就一定更難接受手上的飯香菜油，因為它們的位置不對，出現在一個你覺得它們不該在那裏出現的地方。

有信仰講修行的人吃飯，當然吃得出東西的口味差異，只不過他不該為了這些口味癡狂，他明白口味的多變與複雜，世事的無常與機變。

梁文道：灰色山寨

【蘋果日報】幾個月前我在網上看見一篇林夕的訪問，這個寫詞寫到買豪宅的家伙居然向記者說填詞的收入很寒微，當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果然，沒多久我又看到了林夕的聲明，原來他從未接受過那份報刊的訪問，此事純係虛構。啊，假訪問，一種多麼親切多麼熟悉的物事呀。過去數年，在我讀過的大陸媒體的人物採訪裏頭，真不知有多少成真多少成假。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都是遊戲而已。玩世不恭，或許就是今日生活在中國的最佳態度了。


比起名滿天下的夕爺，發生在我身上的假訪問或許還不算太多，但也頗有一些談不上是訪問但卻令人頗感困擾的媒體虛構事件。就說去年吧，忽然有消息說重慶以辟穀修仙知名的道長李一收了不少名人徒弟，鄙人也忝列其中，莫名其妙地成了個煉丹修真的仙侶。消息還說李一道長是個騙子，只不過耍弄一堆江湖把戲，便把大家耍得團團轉。有趣的是這麼多家大陸媒體都把我算進受騙者的隊伍裏頭，但卻沒有一家直接找過我核實真相，而那些媒體之中還不乏以新聞理念知名以社會責任自許的嚴肅刊物。到了最後，唯一打過電話給我對證實況的，竟是普遍遭人歧視，被大陸同行看做是八卦狗仔老祖宗的《壹週刊》。這種小事本不值掛齒，但它很能用來說明現在中國媒體的常見窘況，那便是或許渴望 do the right thing，但不懂得怎麼樣 do the thing right。

至於假訪問究竟對不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甚至懷疑，對很多中國人來講，「對不對」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種很古怪的問題；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想要搞清楚是非對錯呢？

比如說一位來自華中的青年學人，從他的自述來看，應是一位備受師長讚譽，治學態度嚴謹的後起之秀。他來香港找我，想要替一份老牌刊物做專訪，正好那陣子事忙，我便婉拒了他的好意。沒想到一個月之後便接到來信，說那份訪問稿已經寫好了，要我過目看看有什麼需要改正補充的地方。假訪問我試過，但要「受訪者」核對訪問稿的假訪問我還是頭一回碰到，於是我回信客氣地指出他這篇「訪問」東摘西抄，沿襲了不少網上流傳的謬聞；並且婉轉地告訴他媒體正道的緊要，最最起碼你不能根本沒採訪過一個人卻聲稱已經和他做了一個很生動很深入的訪談。然後他給了我一封用詞相當典正的答信，幾乎完全贊同我對中國媒體的看法；他說：「正因媒體的不負責任，才會有那麼多錯誤百出的消息。我最大的問題便是誤信他們，把這許多不正確的資料寫了進去」。所以他認為這篇「訪問」實在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乘機澄清，以正視聽。坦白說，這封信還真讓我呆了半天，因為他似乎完全沒搞懂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接下來，我們又通了幾個回合的信，在這幾封信裏，我們談到了些很基本因此也饒富哲學意味的課題。例如什麼叫做引號；在我看來，引號內的話應該是我的原話，訪問者如果不是親耳聽我說過，至少也有責任說明那些話的出處。假如他在別人做的訪問裏抄來的，是不是應該尊重一下他人的勞動成果，聲明出處，同時避免讀者誤會，以為這全是我當面對他說過的話呢？他的回應則是「尊重我的智慧產權，可以想辦法按字付費給我。」再如責任和道德，他坦承交稿的時限馬上就到，在雜誌上開天窗是很不道德的事，我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的重要。於是我便把焦點引向一篇假訪問和在報刊上開天窗何者更不道德的倫理學討論，與他展開一場頗為深刻的交流。總而言之，無論我怎麼說，這位文化學術領域的明日之星就是弄不明白一篇訪問稿為什麼還真得做過訪問才行。


這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因為在那一連串的郵件往來之中，我並不生氣，而是越來越覺得困惑；難道訪問真的可以這樣子做？難道時代已變世道不古，只有我一個人跟不上，完全不懂得新生代的倫理與價值？後來讀到余華的新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我才能稍微理解此事的真實意義。

余華是很叫人吃驚的，以其地位名望，以其暢銷作家的身份，實在犯不著要寫這麼一本立場分明態度剛猛的散文集；然而他寫了，並且寫得十分精彩，絕對可以叫一眾時事評論家刮目相看。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的詞彙之一是「山寨」。關於這個流行詞的力量，他有親身體會。先是一個賣盜版書的小販不識余華真面目，向他兜售《兄弟》，於是《兄弟》的作者翻了一下盜版《兄弟》，便直告小販「這是盜版書」。不料小販正色回道：「這是山寨版」。再有一回，「我見到了一個編造過我談話的記者，我十分嚴肅地對他說：『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你的採訪。』這位記者以同樣的嚴肅回答我：『這是山寨版的採訪。』我啞口無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面對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詞，立刻在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山寨」是個叫人有點為難的現象。你說「山寨 iPhone」只是抄襲正版，不單侵犯版權，還阻礙了創意爆發；我也可以反擊，說它解決了窮人用不起 iPhone的問題，類似當年翻版碟在極低的成本下利益無數影迷的情況，是貧民大翻身的好事。你說「山寨春晚」完全模仿正版的春節聯歡晚會，看不出有多顛覆；我也可以說「人民春晚人民辦」，庶民的狂歡拑制掉了中央喉舌的壟斷。簡單地講，「山寨」是無可奈何的，外有環球資本，內有政府威權，無錢無勢的平民自謀出路，這又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呢？正所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山寨」正是當代無數中國老百姓的文化造反與革命。

不過，「山寨」也因此掀起了一場重估一切價值的運動。盜版本來有罪，抄襲原來有錯，但就像余華所說的，凡事只要冠上「山寨」之名，它就忽然變得沒有問題了，更準確點說，不是沒有問題，而是不知道有沒有問題，不能肯定它的對錯。「山寨」是種價值的懸置狀態，放進任何一樣物事，它都可以爭議，它都不能簡單地辨別黑白。「山寨」是價值判斷的灰色領域。

既然「山寨」代表庶民，既然知識份子總有一種要站在庶民那一邊的天然傾向，所以大家也就不敢輕易說「山寨」的壞話了。因此「山寨」變成了很好用的形容，有點像當年的「人民」，不管「人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大家都不能隨便批評。假訪問很不對嗎？那就把它稱作「山寨訪問」吧。如此一來，反應慢點的呆瓜如我，就會一時愕住，不知如何是好。非但如此，人家都已經講明是「山寨」了，充滿戲謔的味道，我們要是認真下去，豈不太沒有幽默感太不識相；再套一句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這是何必呢？」

重點並不在於「山寨」真有這麼巨大的影響，而在於它及時地應合了當代中國價值領域的灰色狀態。重點也不在於假訪問究竟能不能與民間春晚相提並論，都可稱之為「山寨」；而在於襲用了「山寨」一詞之後，一篇假訪問便忽然變得無關價值無關道德，進入了一個模模糊糊超越是非的懸浮空間。


當然，那位年輕人可沒說他做的是「山寨訪問」。但從他的態度看來，我願意把他看成是山寨心態的代表（起碼在假訪問這一點上）。因為他不是那種創作了一篇訪問之後扭頭便走的記者，他的問題要來得更嚴重些；一個弄出了假訪問的人或許還曉得這是不對的；可他卻義正辭嚴地要求我這個當事人配合，彷彿根本不覺得一篇面壁虛構的訪問有什麼不對。

我曾經以為現在的中國很需要常識。但是在一個一切價值皆被重估，根本不知何謂正常的社會裏面，常識又有什麼用呢？不久的將來，也許我們終於會開始質疑偷竊的定義；人民百姓拿你的東西，這能叫做偷嗎？這叫做山寨，算不上偷。

梁文道：手感

【飲食男女】為甚麼我們會那麼不喜歡自己的餐具被別人摸過呢？主要是怕髒。我們擔心其他人的手不乾淨，甚至也擔心自己的手有病。還記得SARS期間，全香港人都重新學了一遍洗手的方法，並且由資訊知道手的可怕。那時候有許多人帶着消毒濕紙巾上街，雖然他們不像南亞人那樣用手進食，但仍然在用餐前拿着那塊小白紙認認真真地把手指縫抹了又抹。直到今天，我仍能在飯桌上聞到一些朋友手上的酒精味，看來他們真的養成了一個好習慣。

我相信科學，我相信人類的手確實藏滿了不知名的可怕病菌；但我還是要說，手的骯髒有時候可能也只是一種感覺，一種文化。

比如說以手進食，大部分華人都接受不了南亞人的這種習慣。到了印度，眼見身邊人人都在用手指搓飯，精巧而準確地將它揑成一小團，然後再蘸抹上熱辣可口的醬汁，美美地一併送進口中；可是我們始終堅持餐具的必要，一手叉一手匙地笨拙運動。可是同一批人到了高檔壽司店，卻又忽然不嫌手髒了，聲稱只有用手拿壽司才是最最正宗的吃法。為甚麼他們到了印度都不學最正宗的印度料理進食法，在香港的日本飯館卻要表現出一副日本壽司大行家的模樣呢？

我們可以很方便地為這個現象想出種種解釋，比方說印度的環境比不上日本菜館那麼乾淨。可是你始終能在飯前洗手呀，只要手乾淨了，這印度咖喱和日本壽司又能有多大差別呢？甚至我們還能說這是文化偏見，大家對着日本師傅不敢不露出一種「我也很懂行」的架勢，對着印度侍應就乾脆擺出「老子就是不用手，你能拿我怎麼辦」的態度。

我實地訪問過一些朋友，想聽聽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結果我很驚訝地發現原來大部分人怕的不是吃飯前的手，而是吃飯後的手。具體點說，儘管壽司的米飯有點黏手，也難免會為手指染上一層魚腥味，可比起印度菜，這個握過壽司的手可要乾爽得多了。相反地，印度料理醬汁濃厚，五指插進菜裏翻來搞去，才吃一口就已經滿手油膩，汁液橫流了。然後他們說：「所以吃過印度菜的手好像要比拿過壽司的手要髒」。請注意，他們倒不是真的擔心飯後雙手不潔淨，因為吃飽之後反正可以狠狠洗手；他們真正在意的是用餐時的「手感」。

平常吃東西，我們注意的多半是食物的「口感」；但要是用上我們的雙手吃飯，我們就會開始計較「手感」了。依我淺見，這種關於「手感」的顧慮恐怕已經和醫學上的衛生無關了，只要我們飯前飯後勤洗手，吃飯途中不亂摸的話。不過，我們仍然會說抓過咖喱汁的手感覺起來比較「髒」，因為它很油很濕很膩；至於揑過壽司的手，相對而言就要來得乾爽些，少了一股黏黏的怪異感覺。可見這是一種感覺上的髒，或者反過來講，髒首先是種感覺，然後才進入了知識與理性的範疇。

人類學家近年喜歡研究人類感覺背後的文化，他們發現我們現代都市人常常把觸覺上的黏糊等同於不潔，將乾爽等同於清潔；所以我們才會嫌吃印度菜的手油膩骯髒，接受吃壽司的手清爽宜人。也許這些直接的觸覺感受還真有點科學根據，但人類學家的研究重點在於我們為甚麼會有這種感官上的分類，這些「手感」背後的喜惡判斷又是如何形成；而不是它們到底有沒有道理。從這個角度來看，「手感」果真是有文化差異的，最起碼那些南亞人天天用手吃飯，卻絲毫不生我們心底的那股厭惡感受；他們似乎根本沒把一隻黏黏的手感覺成骯髒不適。有些南亞朋友甚至認為，那隻沾滿菜汁的手是享用美食的必要元件，那種「手感」正正是充分感受飲食歡愉的一部分，流溢指間的油脂會平添一種感官上的奢華和放逸。我們華人吃飯只講色香味，動用了三種感官；而他們竟還多了一個觸覺，手的觸覺。

這時才想發展吃飯的「手感」，只怕已經太遲了，因為我們太過習慣用肥皂洗完手之後的清新乾爽，錯將這種感覺當成是衛生的證明；好比一頭受過訓練的狗總是把鈴聲解釋為有飯可吃的信號一樣。

梁文道：話語「拳」（更新）

【新世纪周刊,am730】最近幾年國人喜歡討論「話語權」這個概念。聽起來十分洋派十分後現代，似乎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所說的「discourse」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仔細查究，便發現這三個字其實沒有什麼現成的西文對照詞。它也許只是中國人發明的一個術語，關涉的問題也只是中國自己的問題。

那麼「話語權」究竟是甚麼意思？它要處理的又是個甚麼問題呢？且以媒體為例。許多人認為，今日全球媒體環境最嚴重的毛病是太過倒向西方。不只幾家有環球影響力的傳媒機構是西方媒體，連它們說話的方式和話語背後的觀點、立場和傾向也是西方的。在它們的影響下，非西方世界的現實被扭曲了，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聲音也被遮蔽了。何以致此？那全是因為西方人掌握了話語權。

身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我們中國自不能在這場話語權的較量上繳械投降，任人曲解，任人主導。因此他們說：「中國有建立自己話語權的必要。」

據知，建立中國話語權的辯證法之一，是弄一些和CNN、BBC相似的跨國大媒體，不讓那些西方人專美於前。而這一點也是有成功前例可供參考仿效的，那便是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於是便有不少人出謀獻策，分析半島電視台崛起的因素，好為中國伸長話語權的道路找到一盞明燈。根據大陸媒體上某些專家的意見，「半島」成功的原因不出以下諸點：一、大量的資本投入，二、聚集一大批高端專業人才，三、使用最先進的技術。然後，他們還比較籠統地提到了「要懂得搶大新聞，在非常重大的事件上佔領報道先機。同時還要不懼爭議，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發現這些分析都很看重前面三條，對於「搶大新聞」和「引起爭議」卻草草帶過，沒有詳細展開。還好，近日北非的一連串事件恰巧能夠說明甚麼叫做「搶大新聞」和「引起爭議」。

利比亞一騷亂，著急國際局勢的觀眾，就想轉台去看半島電視台。這時候最可憐的大概是那些美國人了，因為多數美國有線網絡都不轉播半島頻道。原因是在伊拉克戰爭時，半島電視台說了太多「另一邊」的聲音，被美國當局視之為「恐怖分子的喉舌」。照理講，這是個很鼓舞我們人心的事。一來它說明了美國的信息其實也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自由；二來它更加證明半島果然代表了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心聲，足以挑戰西方話語權，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好榜樣。

但問題在於，半島既然那麼了不起地把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放到了地球的上空，為什麼埃及前政權又要在人民剛開始鬧事的時候，就立刻關掉半島駐埃及的記者站？這個待遇要比其他的西方媒體壞多了，人家的記者還沒有挨打，半島的人就已率先遭到驅逐。理由很簡單，半島不僅是整個中東、北非一直到印尼和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地區的最大型跨國電視台，還一直被世人視為該地「話語權」的代表；但它同時也是這個地區言論最開放、觀點最大膽、報導最自由的電視台。正因為它「不懼爭議」，老在言論節目呈現出各種非官方非主流意見，所以才成了當地觀眾最想看最歡迎的頻道之一，也才有資格在全球媒體環境中成了他們的代表。

半島是伊斯蘭世界的代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總是要為這片地帶的政府說話，正如它也用不著在伊戰中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一樣。我曾見過它的記者在吉隆坡頂著警方水炮的攻勢，站在鏡頭前對觀眾解釋馬來西亞兩年前一場大型示威：「看，這就是馬來西亞式的民主。」它並不急著替突尼斯和埃及的前政權說話，反而大幅報導反對派的活動。當利比亞也開始亂起來之後，它沒有幫著卡達菲安撫群眾，更沒有照顧官方感受而少播幾個畫面、少講幾句敏感詞。出力興辦它的卡塔爾政府，也曾被其評論節目毫不留情地抨擊過。

這樣的電視台竟然成就了阿拉伯世界的話語權，是不是有點奇怪呢？當然不。大家會覺得「美國之音」是美國的代表性媒體嗎？當然不。比起揭露過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美國之音」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喉舌而已，而喉舌和話語權好像是兩回事。

不管哪一個國家，不管要代表哪一種聲音，如果抽掉了媒體的靈魂，拿去了它的普遍原理，它都不可能奪得想像中的那種話語權。只靠大量資金、高端人才和先進技術，卻缺乏最基本媒體價值的媒體，最多只不過是個「語話拳」罷了。說真的，每回聽到國人高談「話語權」，我腦中浮現的居然都是「話語拳」這三個字，這大概也算是十分中國化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