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灰色山寨

【蘋果日報】幾個月前我在網上看見一篇林夕的訪問,這個寫詞寫到買豪宅的家伙居然向記者說填詞的收入很寒微,當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果然,沒多久我又看到了林夕的聲明,原來他從未接受過那份報刊的訪問,此事純係虛構。啊,假訪問,一種多麼親切多麼熟悉的物事呀。過去數年,在我讀過的大陸媒體的人物採訪裏頭,真不知有多少成真多少成假。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都是遊戲而已。玩世不恭,或許就是今日生活在中國的最佳態度了。


比起名滿天下的夕爺,發生在我身上的假訪問或許還不算太多,但也頗有一些談不上是訪問但卻令人頗感困擾的媒體虛構事件。就說去年吧,忽然有消息說重慶以辟穀修仙知名的道長李一收了不少名人徒弟,鄙人也忝列其中,莫名其妙地成了個煉丹修真的仙侶。消息還說李一道長是個騙子,只不過耍弄一堆江湖把戲,便把大家耍得團團轉。有趣的是這麼多家大陸媒體都把我算進受騙者的隊伍裏頭,但卻沒有一家直接找過我核實真相,而那些媒體之中還不乏以新聞理念知名以社會責任自許的嚴肅刊物。到了最後,唯一打過電話給我對證實況的,竟是普遍遭人歧視,被大陸同行看做是八卦狗仔老祖宗的《壹週刊》。這種小事本不值掛齒,但它很能用來說明現在中國媒體的常見窘況,那便是或許渴望 do the right thing,但不懂得怎麼樣 do the thing right。

至於假訪問究竟對不對,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我甚至懷疑,對很多中國人來講,「對不對」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是種很古怪的問題;都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有人想要搞清楚是非對錯呢?

比如說一位來自華中的青年學人,從他的自述來看,應是一位備受師長讚譽,治學態度嚴謹的後起之秀。他來香港找我,想要替一份老牌刊物做專訪,正好那陣子事忙,我便婉拒了他的好意。沒想到一個月之後便接到來信,說那份訪問稿已經寫好了,要我過目看看有什麼需要改正補充的地方。假訪問我試過,但要「受訪者」核對訪問稿的假訪問我還是頭一回碰到,於是我回信客氣地指出他這篇「訪問」東摘西抄,沿襲了不少網上流傳的謬聞;並且婉轉地告訴他媒體正道的緊要,最最起碼你不能根本沒採訪過一個人卻聲稱已經和他做了一個很生動很深入的訪談。然後他給了我一封用詞相當典正的答信,幾乎完全贊同我對中國媒體的看法;他說:「正因媒體的不負責任,才會有那麼多錯誤百出的消息。我最大的問題便是誤信他們,把這許多不正確的資料寫了進去」。所以他認為這篇「訪問」實在是個好機會,可以讓我乘機澄清,以正視聽。坦白說,這封信還真讓我呆了半天,因為他似乎完全沒搞懂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接下來,我們又通了幾個回合的信,在這幾封信裏,我們談到了些很基本因此也饒富哲學意味的課題。例如什麼叫做引號;在我看來,引號內的話應該是我的原話,訪問者如果不是親耳聽我說過,至少也有責任說明那些話的出處。假如他在別人做的訪問裏抄來的,是不是應該尊重一下他人的勞動成果,聲明出處,同時避免讀者誤會,以為這全是我當面對他說過的話呢?他的回應則是「尊重我的智慧產權,可以想辦法按字付費給我。」再如責任和道德,他坦承交稿的時限馬上就到,在雜誌上開天窗是很不道德的事,我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的重要。於是我便把焦點引向一篇假訪問和在報刊上開天窗何者更不道德的倫理學討論,與他展開一場頗為深刻的交流。總而言之,無論我怎麼說,這位文化學術領域的明日之星就是弄不明白一篇訪問稿為什麼還真得做過訪問才行。


這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因為在那一連串的郵件往來之中,我並不生氣,而是越來越覺得困惑;難道訪問真的可以這樣子做?難道時代已變世道不古,只有我一個人跟不上,完全不懂得新生代的倫理與價值?後來讀到余華的新著《十個詞彙裡的中國》,我才能稍微理解此事的真實意義。

余華是很叫人吃驚的,以其地位名望,以其暢銷作家的身份,實在犯不著要寫這麼一本立場分明態度剛猛的散文集;然而他寫了,並且寫得十分精彩,絕對可以叫一眾時事評論家刮目相看。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的詞彙之一是「山寨」。關於這個流行詞的力量,他有親身體會。先是一個賣盜版書的小販不識余華真面目,向他兜售《兄弟》,於是《兄弟》的作者翻了一下盜版《兄弟》,便直告小販「這是盜版書」。不料小販正色回道:「這是山寨版」。再有一回,「我見到了一個編造過我談話的記者,我十分嚴肅地對他說:『我從來沒有接受過你的採訪。』這位記者以同樣的嚴肅回答我:『這是山寨版的採訪。』我啞口無言了。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面對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詞,立刻在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山寨」是個叫人有點為難的現象。你說「山寨 iPhone」只是抄襲正版,不單侵犯版權,還阻礙了創意爆發;我也可以反擊,說它解決了窮人用不起 iPhone的問題,類似當年翻版碟在極低的成本下利益無數影迷的情況,是貧民大翻身的好事。你說「山寨春晚」完全模仿正版的春節聯歡晚會,看不出有多顛覆;我也可以說「人民春晚人民辦」,庶民的狂歡拑制掉了中央喉舌的壟斷。簡單地講,「山寨」是無可奈何的,外有環球資本,內有政府威權,無錢無勢的平民自謀出路,這又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呢?正所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山寨」正是當代無數中國老百姓的文化造反與革命。

不過,「山寨」也因此掀起了一場重估一切價值的運動。盜版本來有罪,抄襲原來有錯,但就像余華所說的,凡事只要冠上「山寨」之名,它就忽然變得沒有問題了,更準確點說,不是沒有問題,而是不知道有沒有問題,不能肯定它的對錯。「山寨」是種價值的懸置狀態,放進任何一樣物事,它都可以爭議,它都不能簡單地辨別黑白。「山寨」是價值判斷的灰色領域。

既然「山寨」代表庶民,既然知識份子總有一種要站在庶民那一邊的天然傾向,所以大家也就不敢輕易說「山寨」的壞話了。因此「山寨」變成了很好用的形容,有點像當年的「人民」,不管「人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大家都不能隨便批評。假訪問很不對嗎?那就把它稱作「山寨訪問」吧。如此一來,反應慢點的呆瓜如我,就會一時愕住,不知如何是好。非但如此,人家都已經講明是「山寨」了,充滿戲謔的味道,我們要是認真下去,豈不太沒有幽默感太不識相;再套一句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這是何必呢?」

重點並不在於「山寨」真有這麼巨大的影響,而在於它及時地應合了當代中國價值領域的灰色狀態。重點也不在於假訪問究竟能不能與民間春晚相提並論,都可稱之為「山寨」;而在於襲用了「山寨」一詞之後,一篇假訪問便忽然變得無關價值無關道德,進入了一個模模糊糊超越是非的懸浮空間。


當然,那位年輕人可沒說他做的是「山寨訪問」。但從他的態度看來,我願意把他看成是山寨心態的代表(起碼在假訪問這一點上)。因為他不是那種創作了一篇訪問之後扭頭便走的記者,他的問題要來得更嚴重些;一個弄出了假訪問的人或許還曉得這是不對的;可他卻義正辭嚴地要求我這個當事人配合,彷彿根本不覺得一篇面壁虛構的訪問有什麼不對。

我曾經以為現在的中國很需要常識。但是在一個一切價值皆被重估,根本不知何謂正常的社會裏面,常識又有什麼用呢?不久的將來,也許我們終於會開始質疑偷竊的定義;人民百姓拿你的東西,這能叫做偷嗎?這叫做山寨,算不上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