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我也不相信那些站在現場的警察是群異於常人的怪物,那些緊張比賽進程的組織者是個冷漠無情小機器。我相信他們也是血肉之軀,不能不感到火災之慘烈,也不能不被難屬(死難者家屬)那哭天搶地的哀嚎打動。那麼他們為甚麼還要做出這些看起來很不合理的舉動呢?
先來看看那些負責亞運籃球賽事的組織者,正如有些論者已經指出的,他們既不主動安排公開默哀,也不理會他人主動要求致意的申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把亞運當成一件「盛事」。而「盛事」在當代中國的環境下幾乎和「喜事」是同義的,既然是喜事,又怎能在裡頭平添一股哀愁氣息呢?再看上海那些阻止過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可以想像,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防護現場維持秩序。在他們的秩序觀念裡面,任何市民接近或者進入現場都是對秩序的破壞。
不論來者是為了憑弔亡魂還是真的想要擾亂現場證據,只要上級沒有為他們做出有關區分,只要上級沒有因應不同情況的指令,他們管不了這麼多了。即使良知告訴他們,老百姓和平獻花沒有甚麼不對,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回去之後會不會受到指斥。
這就和那些不批准鄧華德致哀申請的亞運籃球賽事組織者一樣,他們又知道上頭很看重亞運這場盛事(或者喜事),於是不敢肯定任何聯繫到上海火災的行動,會不會惹來上頭的不快。在我看來,要這些人本著良心去冒險是不公平的。假若他們也像鄧華德和批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一樣,那就是大家所謂的「有人性」「有勇氣」了,值得讚佩;如果他們按章辦事,雖然可怕,卻也不應受到大家的苛責,因為懼怕犯錯同樣也是人性的一面。
所以問題恐怕並不在於這些人「泯滅良心」,而在於他們的良知被框限了。有一個嚴密的框架圈定了他們的視野,使得一束鮮花看來和一個爆炸品一樣可怕,使得一分鐘的默哀就像是婚禮中的哭喪。正是這同一個框架的存在,「上海城市交響樂團」和鄧華德變得格外地有人性有勇氣。
要解決這個不合理的框架,方法不是讓他們的上級明令通報「市民和這運動員可以為火災死者致哀」;而是給予他們更多靈活的空間,少一點「死命令」,少一點「政治任務」,讓他們舒張人性,就常人一樣地能夠依照環境去判斷是非。
沒錯,他們不是沒有人性,而是沒有本著人性去判斷的權力。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未必是更「人性化」的政令,而是更人性化的判斷空間。
2010年11月29日星期一
梁文道:人性(下)
2010年11月27日星期六
梁文道:創業
【飲食男女】本來我應該接着談客家擂茶,但近日遇到兩件事卻讓我心緒難平,不吐不快,只好暫時先放下客家不管,看看我們香港這個家了。
第一,那天我在報紙上見到某投資銀行高層告誡年青人,勸他們不要滿腦子炒樓炒股,賺快錢絕非王道。趁年少應該投資在自己身上,好好鑽研一門功夫,將來才可以創業自立。
第二,我家附近有個公共屋邨,邨內的菜市場不大,但至少有一行「冬菇亭」,開了四家大牌檔格局的食肆。上個月他們忽然歇業,原址來了幾個工人挖開地面搞工程。最初我以為這只是修整水渠沒多久便會回復原貌。後來聽街坊說起,才曉得原來是租約期滿,「領匯」收回物業,打算打通它們,合四為一,推出個空間密閉裝冷氣的新餐廳,讓人投標再租。
我想不用我多說,大家也都能看出這兩件事之間的聯繫了吧。
我不算那幾家冬菇亭大牌檔的常客,但偶爾也會幫襯一下。比方說「玲姐」當家的茶餐廳,炒河炒米在方圓一里的範圍內也算得是第一了,但更主要的賣點是玲姐她對動物特別友善。每回有人拖狗過來,她都立即端上一碗水給牠們解渴,而且還會分幾塊多士給大家餵狗取樂(當然是在主人批准的前提下)。又如一對夫婦開的麵檔,他們最晚關門,所以有時候空腹夜裏歸家,我會去他們那裏吃碗牛腩河加碟油菜。坦白講,他家東西平常,可是便宜。那丈夫年紀不小了,總是拖着一條不太靈便的腿,滿頭大汗地斬肉下麵。夜空下,我們三人無話,他們忙着幹活,我忙着吃麵,涼風正好消去一身暑熱。
將來這四家小店變成一間有規模的室內餐館,這對夫婦可有重新投標的本錢?玲姐生意一向好,說不定她能取下這個盤,但我肯定那不再會是家歡迎貓狗進來坐坐的鋪子。街坊又說:「唔使審,第日實係俾咗『太刻薄』嗰啲大集團」。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對這個屋邨感興趣,不過這位街坊倒是說出了今日香港人的心思。似乎每有小店結業,大家就會聯想到無良發展商(還有『領匯』);每當商場大裝修,大家就會預計一間連鎖集團的進駐。這種猜想或者不科學,然而主觀經驗卻現實得很。你看,那怕是蔡瀾點名叫好過的地方,一回頭他也找它不着了。為甚麼?當然是扛不住租金。回想起我小時候,去日本玩可是一件非常昂貴的活動;但今天你卻很容易感到日本的「划算」。尤其吃飯,付出同樣的價錢,東京絕對要比香港吃得好。為甚麼?答案當然還是租金。一個吃頓飯要把六成消費拿去應付租金的地方能夠叫做「美食之都」嗎?
那位勸人創業的銀行家到底有甚麼毛病?在這樣的時局底下有錢不炒股,豈不是叫人送死?每天逛街,我都能寫一篇創業者之死的故事;每天看地產廣告,我都能想像「一脈相連九龍塘」的致富之道。這就是我的香港。
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梁文道:人性(二之一)
【觀念】人皆有惻隱之心,所以每當災難發生,縱使受難的不是我或我的親友,我們也難免會感到傷慟,甚至想做點甚麼去表達自己的情緒,同時慰解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受難者家屬。這裡頭沒有半點造作,也不含絲毫計算,純係人性而已。那麼,假如有人阻擋我們的表達,或者不願意讓我們公開顯示哀憐,我們可不可以說這叫做沒有「人性」呢?
上海特大火災之後的第七天,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自發走到火災現場,或者獻花,或者默哀。這群可愛的上海人不全是受害者家屬,他們只是不忍同胞之殞命,遺屬之悲愴罷了。那天還有一支業餘者組成的「上海城市交響樂團」,他們在現場演奏了一闕舒伯特的《聖母頌》,得到網民一片好評。我注意到有些評論很奇特地讚頌他們「有良心」甚至「有勇氣」,似乎他們幹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既然公開致哀只是人性使然,順著本性而為又怎能叫做「有勇氣」的表現呢?
南方廣州亞運現場,大火發生之後的三十多個小時,中國男籃的美籍主教練鄧華德在一場比賽之後如是說:「在我家鄉上海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對那些在災難中遭到傷害的家庭表示最誠摯的祝福」,然後默默祈禱。媒體形容此事「出人意表」,因為第一個在亞運賽事中提議為上海火災默哀的竟然是位住在上海的美國人。同樣地,這回也有網民說要為鄧華德的「良知和勇氣」致敬。
人有惻隱之心,何以把這顆心表現出來的正常行動,卻成了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呢?且看上海市民獻花那一幕,儘管最後場面平和,負責看管秩序的警察和大批沉默的群眾相安無事。但那一天開頭卻有部分警員試圖制止市民,而且態度惡劣地喝問他們「是不是家屬」,彷彿不是家屬就沒有公開展現哀思的權利。
「上海城市交響樂團」成員取出樂器的當兒,更有警察命令他們不准奏樂,叫他們把東西收回去。於至廣州亞運,原來鄧華德事前曾向賽事組織者申請全體球員默哀一分鐘,只是遭到拒絕,「有關方面」和那些不想讓市民獻花奏樂的警員,使得最符合人性本能的行動變成了「有勇氣」的行動。在這兩個相似的例子裡面,主動展現哀傷的都是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而試著制止他們的都是掌握權力的人。因此大家很容易就會推出後者「沒有人性」的結論了,甚至進一步把它上升至「擁權者違反人性」的說法。
然而,我並不相信這叫做「沒有人性」,更不相信那些警員和賽事組織背後的權力違逆人性,因為就算不談人性單講政治,這兩件事也分別為上海和亞運帶來了極佳的形象效果,精於此道的掌權者不可能不知道。
2010年11月21日星期日
梁文道:何必見戴
【牛棚讀書記】能不能這樣說,有一種旅遊文學根本用不著作者真正去旅行,因為早在啟程之前,他就已經想好要寫甚麼了。例如廖偉棠的《衣錦夜行》。
聽起來這像是個侮辱,似乎廖偉棠窮數年之力四處旅行、拍攝和筆記的功夫全都白費了。不,這不是我的意思。且拿朝聖類比,任何一個朝聖者都不可能兩手空空地上路,相反地,他一開始就滿載了一大套的信念。他深知此行不能被動,而是要主動去尋求些甚麼。那些他所尋求所期盼的東西根本是他一早就知道的,乃至於實際旅程之主要作用僅在於印證。然而,「印證」二字又不可以最粗淺最實證的意義解之,它還包括了某種更深層的拓展和開發。簡單地講,朝聖的重點永遠不在外界那漫漫黃沙上的足印與滔滔白浪中的布帆,而在於內心真相之漸次敞示;朝聖乃是種建立在肉身經行裏的靈魂旅程。
廖偉棠喜歡《達摩流浪者》,他在自己這部新作中也談到了賈菲和雷蒙那段有名的對話:「最初雷蒙相信『所有生命皆苦』,堅信『世界上除了心以外,一無所有』,但賈菲向雷蒙解釋中國禪師為甚麼把弟子扔到泥裏:『他們只是想讓弟子明白,泥巴比語言更真實罷了。』在一次攀山的危險之後,賈菲又啟示他說:『只有痛苦或愛或危險可以讓他們重新感到這個世界的真實。』他們一味求空,卻是實(他們在大地上的漫遊)把他們對空的思考完成」。故此,旅行依然必要,只不過旅者的用心不是採擷美果探索民情,卻是以道途中揚起的泥塵趨近自己一向思考一向關切著的對象。
廖偉棠並非達摩流浪者般的修行人,更不是朝聖的香客。那麼,他想要的究竟是甚麼呢?
莫非是寫詩的藉口?身為詩人,廖偉棠腹中似乎真有一條巴爾加斯.略薩所說的絛蟲,總是不可抑止他寫詩的衝動與才華,所做所為莫不是為了寫詩。所以我們在《衣錦夜行》中最容易辨識得到的特徵,就是一般遊記中十分罕見的大量詩句。他幾乎無時無刻地寫,或許是在搖搖晃晃的長途汽車裏頭,或許是病中發燒偶而醒來乃得句二三;甚或是午夜抵達一座機場,無處可去,於是坐在離境大廳的長椅上憶記適才睡夢中的景象。就算他自己不寫,也要在恰當時機吟誦恰當的詩句。於是他注意到甘南拉卜楞寺附近的一座橋,過橋時自然得想起「一夢繁華覺,打馬入紅塵」。
莫非是拍照?以攝影維生的廖偉棠沿續前作《巴黎無題劇照》的風格,拍下了不同地點的種種遭遇。有趣的是,這些照片正如他的文字,並不太過突出各座城鎮的特性,更不以那些最著名的地標為主題,反而別有一以貫之的格調。回想起來,既然是「劇照」,每幀照片必然要服務於一齣劇碼所設下的基本音調。難怪他這批相片在彰顯材料自身的某個特殊面相之餘,也還總染帶著一種氣息相通的氛圍了。這種氛圍,我以為是懷舊。廖偉棠也曾總結過西爾維婭.阿加辛斯基對攝影的看法:究極而言,攝影確實是種幽靈的藝術。所有被拍下的,皆已不復存在;如果存在,也只是相片中的存在罷了;水上的留痕,林中的回聲。
自Dean MacCannell以降,研究觀光社會學的學者都注意到了旅者的懷舊心態。很奇怪,那些自命為真正旅者,不屑消費型觀光者所為的人們,總是會在一個從未去過的陌生地點感到一股鄉愁,並且不是對自己老家的鄉愁,而是對這座不曾謀面的城市的鄉愁。明明他沒有來過此地,明明他是初次造訪,他怎麼會懷起這個地方的舊呢?我想,至少對廖偉棠來說,他懷的是種前資本主義生活的舊,傳說中那還沒經過商業活動洗禮的本真狀態。故此他理所當然地喜歡越南,因為它太像他兒時的粵西老家。到了烏魯木齊,最多去到二道橋便好,再往裏走就是擠滿遊客的「大巴札」了,那是一座過度迎合中土遊客的主題樂園。因此他還熱戀過數年前的北京,那年頭還沒有奧運,更沒有高聳入雲的摩天酒店;有的是仍未發達仍未長胖的藝術家與詩人,以及未經現代工程規整的原始草莽。
在這種懷抱底下,每至一處,廖偉棠所看到的其實全是自己的心象。這不是說他不懂得欣賞每個地方的新異;就像那些專業旅遊作家一樣,向讀者報告遠方的趣聞,令我們可以單單坐在扶手椅上就能想像天下的模樣。其實他懂,例如那不勒斯,在他筆下便綻放出黃色與黑色混合成的泥花,誠然是彼城應當展現的情緻。只不過,廖偉棠總是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面向,比方台北,他說此城有「清麗的寂寞」。我很懷疑有多少台北人會認同這個判斷;可是沒關係,他自己也說了,箇中淵緣「不足為外人道」。
早在啟程之前,廖偉棠就已經知道他在期待甚麼。然而,這趟旅行仍然是必要的。讀他這批文字的時候,我一直聯想起百年前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出征》。謝閣蘭是法國詩人,通中文,在中國做過翻譯,也曾替漢學大家沙畹考察中國的古蹟文物。他是個怪人,雖懂漢籍,卻刻意望文生意地把一些石碑上的刻字扭曲成奇異的法文詩。當年法國盛行過一陣「異國情調」的美學時尚,謝閣蘭功不可沒。今天要用東方主義和後殖民理論去打倒他那些東方情調實在太過容易,可是粗糙的政治正確批判卻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謝閣蘭的真誠。所謂真誠,我指的是詩人謝閣蘭對想像與真實間的對抗的不懈執著。他的《出征》據說是本中國遊記,但真正談到旅遊經歷的片段卻屈指可數;大部份篇幅,他都苦於心中想像與腳下現實之間的差距,角力與纏扭。
他說:「旅行者的義務我全沒盡到,如果我不對途中風景做一番描繪的話──這種體裁是好寫的。一個練習,一次體育運動而已。」「這次旅行所穿越的,就是中國——亞洲胖墩墩的皇后,一個以四千年實現的真實之國。但是,不要蒙蔽於旅行,不要蒙蔽於這個國度、不要蒙蔽於柳暗花明的每一天。……這裏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在於把我帶到目的地,而是不斷地使爭執爆發出來,這熱而深的懷疑、第二次地、這樣呈現:當你把想像對質於真實,它是會衰退還是會加強?」
假如用這段話去解釋《衣錦夜行》還不夠清楚,那就不妨換個角度,換一句更有趣而且大家更熟悉的話吧:「吾本乘興而行,盡興而返,何必見戴」。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梁文道:處處為家處處客(二之一)
【飲食男女】假設你從來沒有吃過客家菜,也從來沒聽說過客家食制是怎麼回事,於是有人特地整治了集客家精華於一席的好菜讓你嘗嘗。這桌菜可不得了,既有下了斑蘭葉的柔佛擂茶飯,也有台灣的桔醬排骨;還有不少本地名店的精心傑作,例如泉章居的正宗鹽焗雞,元朗大榮華的銀蝦蜆肉炒「長遠」。好,大快朵頤之後,就請你回答以下幾個問題:一、這裏的每一道菜可有甚麼共通點?二、如果有的話,那個共通點是不是傳說中客家菜特有的鹹與肥?三、如果你同意鹹重油膩是它們的共通之處,你又吃不吃得它和客家人那股刻苦耐勞、儉樸實在的精神的關係呢?
這其實是我給自己做的一次思想小實驗,目的是要測試長期埋在心中的一個謎題;那個謎便是「何謂客家菜?」。
關於客家菜,香港有一個幾成定論的流行說法,大家都以為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客家菜館最鼎盛的時期,不只開到梗有一間喺左近的地步,而且人人愛去,無論家宴做壽,還是公務應酬,大件夾抵食的客家菜都是最理想的選擇。然而好景不常,香港發咗達,客家菜卻沒有跟着升呢。它依然大件夾抵食,沒有絲毫精緻化的打算;它仍舊鹹香油厚,視健康養生潮流如無物。終於,遍地開花的醉瓊樓如今五根手指數得完,在泉章居請客也不再是件長面子的事了。
沒錯,這是事實。可是我們真能說這是客家菜的衰落嗎?恐怕不能,因為除了這一脈「東江菜」之外,香港還有本土原生的「圍村菜」呢。一般人總在東江菜和客家菜之間畫上等號,可是別忘了在新界許多圍村也是客家人的傳統勢力範圍,他們的日常飲食你根本就無法在東江菜館裏頭見得着,難道這些客家人做的圍村菜不算客家菜嗎?東江客家菜的確是過氣了,但本地圍村的客家風味卻在過去十多年間漸漸崛起;尤其是盆菜,竟然紅到連快餐店都不放過它。目睹這番光景,客家菜已衰一說又該從何談起呢?
當然我們還可以質疑,如果連圍村菜也叫客家菜的話,那是否凡客家人所製皆為客家菜呢?為了讓問題變得更複雜更有趣,且讓我介紹一道不曾在香港東江菜館露過臉的客家菜:擂茶。
嚴格地講,擂茶本來不該算是一種菜,顧名思義,它其實是種茶或者喝茶的辦法才對。最原始最基本的擂茶就是把茶葉丟進一個陶缽裏頭用木棍擂碎,然後倒入開水沖泡,就和今天日本人還在喝的抹茶差不多。原來中國人都愛擂茶,唐宋二代格外風行,後來就全靠客家人保存它了。我小時候在台灣喝的擂茶是甜的,除了茶葉,還混入杏仁、白果、蓮子、糯米和紅棗等不同種類的配料,與其說是茶,還不如說是種飲品。
後來我又發現廣東海陸豐的客家人把它叫做「鹹茶」,因為他們弄的擂茶是鹹的,以炒過的芝麻、花生與大米代替蓮子紅棗,而且還下油和鹽去調味。喝了一口,我就覺得古怪,因為這碗鹹擂茶和我兒時試過的台版擂茶差得太遠了。但是當地人告訴我這才是正宗客家擂茶,而且還說它本名「鹹茶」,傳到後來才因為用棍擂搗的動作太搶眼而改名擂茶。
這還不算,數年之後我就在馬來西亞見識到更加「雷」人的擂茶,它實在和「茶」沒有任何關係。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梁文道:個別事件(二之二)
【觀念】本來愈是具體的東西就愈容易吸引大眾的目光,愈是個別的惡行就愈容易激起百姓的憤怒。為甚麼官方一祭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它就好像反而起到了模糊事實轉移民情的效果呢?其實答案並不複雜,因為他們雖然用上了「具體」這兩個字,但與之連繫的一切措辭卻全是抽象的。有沒有發現,每當官方強調一樁惡事是「個別事件」時,他們都不會在這件事的個別細節上著墨太多。
如果是食品出了問題,害得消費者生病,他們絕對不會長篇描述那些受害者所經歷過的苦痛與折磨。如果有人在抵抗強制拆遷時自焚而死,他們更不會反覆強調事發那一刻的慘烈和懼怖。相反地,在把這些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之後,他們往往就把目光轉向更普遍更宏大的話題,申述原有的食品安全政策是如何地有效,既定的拆遷程序又是如何地合乎人性。也就是說,「個別事件」在官方那裡恰恰是沒有個別性的,他們根本不想知大家糾纏在那些使人悚目驚心的事件上頭;「個別事件」在公關修辭學裡的唯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實的個別事件。它和一般文藝創作的敍述邏輯是不一樣的;對於一部小說或者一套電影來說,「個別」意味著更具體更豐富,因此也變得更加動人的故事;對於政客而言,「個別」卻是抽象和貧血的同義詞。
所以,和一般人以為的相反,「個別事件」這個說法不只是為了防止大家把那些錯誤的個案想像成更大範圍的失敗,不只是為了阻擋輿論將負面的事例上升至更普遍的制度缺失;而且還是為了拆除這些事件的真正個別性。
因為官方或許下意識地明白個別故事的情感效果,他們曉得民眾的怒火往往來自故事的細節。
「個別事件」修辭學一方面是要打斷從個別發展到普遍的聯想,令大家相信一件壞事真的就只是一件壞事,一個壞官真的就只是一個壞官,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它卻又不想大家停留在這件事和這個官員身上,它試圖引導我們發現大局其實是多麼地,整體形勢又是如何地美好。
因此,「個別事件」始終是套意在抽象的措辭策略。對於要看這套策略的官員而言,死了一百萬人固然只是個數字,死了一個人同樣也還是個數字。
有意思的是,我們人人都大概了解這套語言遊戲的真相,通常都不會輕易受到它的迷惑。那麼官方為甚麼還是樂此不疲地「個別事件」來「個別事件」呢?答案一點也不複雜,每當有人說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時,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要我們閉嘴,既不追溯深層結構,也不追究事件的細節。所以你看,官員們在說完「個別事件」之後,往往還帶上一句「不予置評」。
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梁文道:個別事件(二之一)
【觀念】「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則只是個數字」,這是史達林的名言。雖然冷酷,但這句話的確道出了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那就是人類似乎無法掌握太過龐大因而變得太過抽象的災難。就拿戰爭片來說吧,為甚麼一個炸彈炸死了幾十人,觀眾可以無動於衷;但有時候一發冷槍擊斃了一個士兵,我們就覺得有些傷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那幾一個被炸死的人我們不「認識」,而那一個被打死的士兵卻是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人。
我們「熟悉」他,是因為之前劇本給過他幾段台詞,導演給過他幾個鏡頭,使我們得以聽過他說話的聲音,見過他與同袍談笑的表情。當他倒向地上的時候,我們清楚看到他傷口湧出的鮮血,甚至看到他臉上一抹驚愕的神色,以及逐漸放大然後終於失去光芒的眼球。換句話說,對於觀眾而言,這人是個有故事的人,他比較像是活人,和我們一樣,於是可以移情他的痛苦,哀憐他的殞落。相較之下,那幾十個在一瞬間被炸死的,就不太能夠喚起我們的同情了,他們只不過是一堆肢體與肉塊;如果說他們是人,那也只是群概念上的人,一種抽象的概念。
所有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哀鴻遍野還及不上一個孤雁廻旋那麼動人。想要誘發觀者的情緒,你就得掌握一套關於具體的修辭學,因為人類不因普遍與抽象的事物而動情。同樣地,政客演講與其大拋數字,還不如說點小故事;與其讓我們知道有幾十萬人活在貧窮線下,還不如細緻地描繪一個貧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然而近十年來,政壇上卻出現了一股違背這等具體原則的修辭術,那便是把一切負面事件都形容為「個別事件」。導彈打到民居,他們說是個別事件;偷工減料的橋樑倒塌,他們也說是個別事件;貪官私吞巨額公款,他們還說它是個別事件。大眾傳媒和網民愈見是挖掘這些事件的細節,愈是繪聲繪影地描述它們的來龍去脈,官方就愈說它們是「個別事件」。
其用心之良苦,人盡皆知。我們都曉得,這是因他們害怕大家以為這些事件不是偶發的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結構和體制上的缺陷。如果這一切「個別事件」都不那麼個別,這就說明為政者的問題大了。
因此,官方必得傾盡全力挪移社會的視綫,不欲大家深挖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和普遍規律,他們希望我們把這些壞事看成是很具體很個別的小錯誤,猶如白玉之微瑕;又如美人臉上的一顆青春痘,火氣一散,它就會自然消退。
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
梁文道:克林頓熱狗
【飲食男女】這家館子十分特別,老闆原是文人,卻能整治出一手地道北京家常菜,別說香港,就連今天的北京也很難嘗到這口好味道了。套句俗話,酒香不怕巷子深,雖然僻居商廈樓上,平日也不多宣傳,但知味者還是自動報到,絡驛不絕。來客中有堅持平反六四的老民運,也有內地駐港的共黨官員,而且個個有名有姓,偶爾隔桌相對,倒也相安無事。即便如此,我也沒在這裏見過任何一張名人留影。大概是店家低調有實力,用不着要這等尋常伎倆。
那天友人在此請飯,席間談起京城的名片文化,他說到某個生意人名片狀如風琴共有六摺,一張開不是這協會那單位無聊的虛銜,卻是五幀照片。這五幀相片可厲害了,全是歷屆領導人與名片片主的合影,而且第一幀就是毛澤東。大家聽了都非常驚訝。這怎麼可能?原來那是當年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的照片,照片下方有一行文字,簡說明左起不知第幾位就是這個名片的主人了。更厲害的是最後那一幀,只見主人滿臉堆笑地伸出右手,握住鏡頭外側伸進來的另一隻右手,這張相片的文字說明是:那另外一隻右手屬於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因為有報道說他已經成了舉世最有號召力的食家,只要是他去過的餐廳,生意一定火爆。例如印度德里的一家菜館,數年前被克林頓臨幸過一回,從此之後,每個人進來都指名要吃克林頓那年點過的菜。久而久之,大家乾脆把那一度菜叫做「克林頓套餐」,簡單利落不囉嗦。妙的是這家店從來不拿此事招徠,店中也沒有懸掛任何克林的照片,但連「克林頓去過」的名字還是不逕而走。
克林頓的確是過去二十年來最有魅力的美國總統,在位的時候單憑一根雪茄就霸佔了全球八卦媒體的頭版,下台之後依然風塵僕僕跑遍世界,每至一處皆引來目光無數。比方說柏林一家小館,當日他和隨從還沒出門,聞風而至的媒體就已經把外頭擠得水洩不通了;等到他吃飽後拍拍肚皮走出來的時候,竟有兩千柏林市民鼓掌歡送!
許多餐廳都拿政治明星當廣告,為甚麼只有克林頓才能引起真正的風潮呢?《國際先驅論壇報》甚至認為他的號召力已經比得上米芝蓮三星了。有人說那是因為他真的愛吃,也有人說那是他格外親切隨和;還有人說他選的全是不擺架子的平民食肆,所以人人都能不費力氣不花大錢就嘗到「御膳」滋味,何樂不為。
但事實是他根本從不親自挑選吃飯的地方,所以那些他去過的館子也不能說明他真正的口味。有個在街上賣熱狗的只是恰好看見他路過,就對着他大喊:「克林頓先生!你一定要嘗嘗我們家的熱狗!」而他還真的笑咪咪地走過來拍了張吃熱狗的照片。不用說,這檔熱狗攤自此也成了「名店」,是遊客必須一遊的景點。
說了半天克林頓,我真正想說的是那個和歷屆領導人拍過照的傢伙;很有可能,他的右手在某個意義上其實是根熱狗。所有那些在牆上排滿了政治人物玉照的「名店」,在某個意義上也很可能是賣熱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