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觀念】黃福榮的故事已經不用再說了，大家都曉得這位患過肺結核的香港貨櫃司機走上義工之路的過程。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之下，只剩下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江蘇人王穎娜在四川什邡當過救災志願者，她和朋友們在當地曾經見過黃福榮埋頭搬桌鋪磚，靜靜地管理一間臨時開設的愛心圖書館。她們覺得他很奇怪，沉默低調，總是在大批物資送達大量志願者抵埗之後就消失隱退，轉換另一個戰場。問他為甚麼不說話，他就自嘲「因為我普通話不好嘛，所以還是少講話」；問他為何不乾脆給孩子上課，他便說：「我也沒甚麼文化，不敢教小孩子們啊！」覺得他奇怪的不只是王穎娜，還有當地警察，他們三番兩次地找他談話，要他離開，儘管理由含混，但黃福榮最後還是給逼走了(見《明報》2010年4月21日)。為甚麼那些警察要找黃福榮問話？是信不過他嗎？一個民間志願者要怎麼樣才能贏取官方的信任？為甚麼一個千里迢迢跑來救災的義工，必須得先過這一關才能留下來做他要做的事呢？
黃福榮的例子不是個案，不少志願者都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好心做事卻遭人疑慮。這些情況恰好可以用來說明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比較抽象，涉及政府掌控的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天災過後，政府到底是該包攬一切救災重責？還是願意和民間攜手合作？汶川地震以來，大家對這個問題漸漸有了共識。雖然有些人堅持民間志願者必須納進國家的監管，有些人則主張民間自主的權利；可是二者的共存與互動已是不容否認的前提。第二個層面過去就比較為人忽略了，它涉及到本土社會與外來支援之間的關係。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全國各地的志願者紛紛湧進四川。雖然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但當時並沒有太多人意識到本地人怎樣看待這一大批外來者，甚至願不願意接受各種類型援助的問題。
這話聽起來很荒謬，難道人家跑來救你還要你先答應嗎？可是世界救災史上卻有無數的例子，證明了災區社會文化的特殊條件確實不容忽視。當年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全球救援組識迅速湧進印尼，大家分工合作，首先是擅長醫療工作的跑去救助傷患，然後有擅長緊急重建工作的跑去搭蓋臨時房舍。當那些臨時房舍的預製組件被運到現場之後，重建人員就立刻遇到一個始料未及的難題了。原來印尼災區的居民習慣把廁所設在住家之外，認為這才符合衛生，但這些北美生產的應急房屋卻依循西方傳統，將廁所放在住家以內。如果當地人一時適應不了，丟著現成的洗手間不用，都跑到屋外方便，說不定就要引發一場大規模的環境問題了。於是救援人員只好邀請災民合作，改裝既有組件，使那些板房變得更加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