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維權與維穩

【am730-觀念,南方週末】他們說法院把審訊安排在一個比較小的法庭，裝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漢子的妻兒都進不去旁聽。審訊結束，他一如所料地獲刑有罪，然後立即被警員押上囚車。這時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圍防把她擋住為止，她看著幾月不見的丈夫坐在車上絕塵遠去，而兒子在不斷重複：「爸爸！爸爸！」

他們說，在場的記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紅了眼眶。

這人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尋釁滋事罪」，檢方起訴他利用一樁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到公眾場合「以喊口號和進行非法聚會方式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有什麼天大的事值得這漢子「惡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來是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問題的奶粉，患上腎結石，於是他就硬起心腸和各種各樣看得見看不見的力量周旋下去，維權到底。

而維權，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壞穩定的可怕行為。有民意代表在「兩會」上公然提議政府應該打壓一切上訪行動，有地方官員驕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訪者的輝煌成績，還有地方不惜動用各式國家機器的配備，直把維權民眾當作維穩工程的心腹大患。當維權者無路可走、行無可行的時候，他們就只好上網，或者乾脆堵到媒體機構的大門，以為傳媒會是他們最後的出口。那些滿紙冤情的信件，我們這行人都應該收過不少。在我自己的博客和網上的專欄裡頭，還有維權人士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貼出與拙作毫不相干的留言，只盼我和其他讀者看了之後，能夠幫上一點忙。

他們的訴求五花八門，有的涉及醫療事故，有的抗議腐敗；近年最常見的，大概都和拆遷相關。儘管訴求的範疇不同，可是他們都在維權，都想要維護自己身為公民所應合法享有的權利。

所謂「人權」，並不單單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從漢娜·阿倫特到喬吉歐·阿甘本（GiorgioAgamben），許多哲學家一再提醒我們，沒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離失所的難民，不受任何主權國家的承認，因此也沒有基礎獲得其他國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你叫他們去和國際社會要求接受教育的權利，結果大概會很無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寶貴的衣服，上頭承載了一連串的權利；一個人通常要穿上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隱私和接受公平審判等數之不盡的權利。假如你生在一塊無主孤地，又沒有加入任何國籍，因此不是任何一個政治社群的成員，那麼你剩下來的「天賦人權」也就肯定蒼白得可憐了。

從這個角度去看，維權者要維護的不只是某項具體權利的不受侵犯，而且還是更基礎的公民身份認定。他們覺得自己既然是這個政治社群的一員，既然具備公民的身份，那就當然也能享有公民該有的權利了。他們請願、上訪甚至集會叫口號，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躍；「喂！你看到我了嗎？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很值得敬重的學者一直在勸告政府，千萬不要亂用「剛性維穩」的手段去對付維權的百姓，他們只是想爭取自己的權益，沒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無關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盾。在贊成這些建議之餘，我卻覺得維權在另一個更深的層面上始終離不開政治，因為維權行動的基礎正在於公民身份的承認；維權者要國家承認這個身份以及它所涵蘊的權利。

相對而言，「維穩」卻是一種排除行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被認為的負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維權的人，那麼也不能再把他們當成這個社會的正常成員了，因為他們無法與其他大多數人構成「和諧」的關係，並且還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正如對付病變的細胞，我們必須隔離它轉化它甚至消滅它，總之就是不能再把它看做為健康的細胞。同樣地，當某些人被認定是「擾亂社會秩序」的壞份子時，我們也得將他們排除出去，嚴加治理。

所以維權和維穩在這一點上恰成對比，前者要求承認，後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點在於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權利，後者的重點則在於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的社群之外，同時否定這些人的訴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濫用維穩的框架去看待維權行動，那就表示你根本沒有聽清楚對方的話。他們不是跑來特意惹麻煩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們要的是被看見、被聽見，以及被承認；如果他們真的是敵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認？以「維穩」的名義去強硬地回應維權，就是用否定的答案去回應肯定的訴求。想想看，絕大多數的維權人士都已經是受害者了，就算偶爾有些過激的言行，難道我們不能體會其可憫之情嗎？照道理講，凡是權利受到損害的公民都該得到補償，而不是根本不被當作公民看。可現實裡，我們卻不時發現，受過傷的，還要再受傷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