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小白兔與小蝴蝶（形式與功能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些酒樓標榜自己能把傳統點心變成可愛的小動物，例如企鵝模樣的糕點以及小白兔般的蝦餃，她們的用意到底要叫你看了之後食慾大增？還是想你把它們帶回家當玩偶摟摟抱抱呢？這就好比那種往昔常見的炸雞廣告，一隻隻雞快樂地舞蹈，張開翅膀又唱又跳，然後一齊跳進滾熱的油鍋，最後變成一盤令人垂涎欲滴的炸雞塊。難道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種點心這種廣告很變態嗎？為甚麼它們可以存在這麼多年，但卻沒有任何人表示過不滿呢？莫非全天下的動物都很期盼被人吃掉，所以牠們都喜歡在臨死前來首天鵝之歌來段死亡之舞？而我們人類又都很樂意把那些最純真最可愛的小動物當成食物，一邊讚嘆牠們的模樣討喜，一邊口水直流？

食物的造型是一個飲食美學上的大問題，在色香味這三大要素裏頭起碼佔了三分之一。可是對於食物應該長個甚麼模樣這一點，我們卻從來無法達成共識。中國向來有把食物分解處理過後拼成原形的做法，使魚塊還原成魚，令豬件復原成豬，好讓食客一目瞭然，知道自己正在吃的是甚麼，並且讚嘆廚師的鬼斧神工。流風所及，連食家也以此為尚；誰能把一隻吃得乾乾淨淨的大閘蟹湊回螃蟹原有的模樣，誰就是真正的食蟹專家。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截然相反的路數，專以令食客震驚為要務。一碗湯端上來，中間浮着一大朵白菊花，夾起來才知道它是乾絲編節成的工藝品，於是舉座稱善。現代的分子料理最擅長耍弄這類騙人的把戲，將肉塊變成泡沫，纖維變成顆粒，光看樣子沒人曉得眼前這盤菜究竟是甚麼東西。

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流派，它們都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食物外形的作用是甚麼？有些資深食家特別反感中菜裏的雕花技藝，他們不明白為甚麼要花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大的力氣去把一顆瓜果雕成一隻鳳凰或者一條彩龍。除了裝飾，這些手段沒有一點實際用途。所「用途」，指的當然是食物聞起來的香吃起來的味。換句話說，他們把「色」放在了一比較次要的地位，從屬於「香」與「味」。這並不表示外形不重要盤飾不重要，而是說食物外觀的修飾不應該喧賓奪主。甚麼是「主」？東西好吃就是主，難吃的東西長得再好看也沒有用。因此，有些菜系特別強調端上碟子的東西一概可食，沒有半點多餘。不像某些庸俗的中菜，盤子裏放了一堆不能吃的裝飾品；就算能吃，那些蘿蔔雕成的花蝴蝶也沒甚麼特別，反正你點甚麼，它們都會自動飛出來，與你點的那道菜沒多大關係。

如果你和我一樣討厭金魚般的魚餃，炒菜裏的小蝴蝶，以及果盤中央的巨型鳳凰，那就表示你無形中接受了一套美學觀念，只是你自己可能都意識不到。

梁文道：喇嘛的啟示（天災與本土資源二之二）

【am730-觀念】這次玉樹震災為救援人員帶來了空前的挑戰，首先是高原反應擊退了不少有心人，其次是言語不通製造了溝通上的困難。正是在這麼棘手的情形之下，一種獨特的救災隊伍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來自整片藏區的四萬名喇嘛了。首先投入災區的救援力量是玉樹區最大的寺廟結古寺，然後是南方的康乃寺，最後則是遠自四川、西藏和甘肅等地而來的龐大僧團。根據香港記者的報道，這些僧侶不只自己的組織良好，而且還能協助官兵穩定民眾秩序。有些發放救援物資的站點本來很混亂，等待多時的災民常常見到卡車就一擁而上。可是喇嘛一到，大伙就乖乖地排起隊來了。在這麼一片藏傳佛教盛行的區域裡面，出家人的威望是很多外來者所不能比擬的。而且他們說藏語，和災民交流不是問題，可以幫助部隊解決很多困難。他們發放的糧食也不一樣，在路邊的施粥站裡，僧人會在大鍋裡加入藏民慣食的酥油。最後，他們還承擔了心理康復的任務，為死者火葬超度，替生者誦經祈福。四川甘孜一位宗教局官員說：「他們在精神層面發揮的作用，恐怕是任何其他單位無法替代的」(見《新世紀周刊》)2010年4月26日)。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該只是一種宗教的勢力，更是本土文化在災禍中的角色。出於種種原因，藏民聚居的地域如今要比漢區保留更多的傳統資源。可是在國家力量仍然止於縣衙門的年代，漢人不一樣也曾靠著民間的固有網絡挺過了千年天災。那時候的政府遠不如今天有效，那時候的國家機器也遠不如今天強大，無論是雨是旱，是洪澇亦或地震，首先站出來對災民施以援手的，通常是不同村落所組成的水利，祭祀綜合體，以及建立在傳統秩序上的士紳長者群。他們在天災裡發揮的力量，就和我們現在看到的喇嘛一樣。那不只是一種物質上的能力，而且還是精神向度的重心，可以維持起碼的秩序。即便地震垮了房屋，但它卻不能徹底震垮一個社區的肌理。

不要忽略這種本土的社會資源和傳統的文化傳承，就算到了民族國家建立得非常成熟的現代，它仍是應對災難的重大後盾。就拿1995年的日本阪神大地震來說吧，它有八成獲救的民眾是被家人和鄰居在瓦礫下挖出來的。日本不可謂不先進了，其官方救災的經驗與能耐獨步天下。儘管如此，它到達現場的速度也還是比不上現場的民眾自身。

仔細考察日本的經驗，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或許是它對災民自救社區互助的重視，是它推廣相關知識與技能的計劃。再想下去，你便會發現這一切的基礎是社區網絡的存在。假如汶川地震使大家看見了志願者群體的興起，看見了民間社會和政府合作的空間；那麼玉樹地震的啟示就是重整本土資源的必要了。我盼望未來的每一個阿福都不必再遭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志願者都能受到當地政府的接納；我更希冀每一個地區的居民都能在危急關頭集體變成當地的阿福，而且受到官府的祝福。

梁文道：阿福為何被趕走（天災與本土資源二之一）

【am730-觀念】黃福榮的故事已經不用再說了，大家都曉得這位患過肺結核的香港貨櫃司機走上義工之路的過程。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之下，只剩下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江蘇人王穎娜在四川什邡當過救災志願者，她和朋友們在當地曾經見過黃福榮埋頭搬桌鋪磚，靜靜地管理一間臨時開設的愛心圖書館。她們覺得他很奇怪，沉默低調，總是在大批物資送達大量志願者抵埗之後就消失隱退，轉換另一個戰場。問他為甚麼不說話，他就自嘲「因為我普通話不好嘛，所以還是少講話」；問他為何不乾脆給孩子上課，他便說：「我也沒甚麼文化，不敢教小孩子們啊！」覺得他奇怪的不只是王穎娜，還有當地警察，他們三番兩次地找他談話，要他離開，儘管理由含混，但黃福榮最後還是給逼走了(見《明報》2010年4月21日)。為甚麼那些警察要找黃福榮問話？是信不過他嗎？一個民間志願者要怎麼樣才能贏取官方的信任？為甚麼一個千里迢迢跑來救災的義工，必須得先過這一關才能留下來做他要做的事呢？

黃福榮的例子不是個案，不少志願者都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好心做事卻遭人疑慮。這些情況恰好可以用來說明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比較抽象，涉及政府掌控的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天災過後，政府到底是該包攬一切救災重責？還是願意和民間攜手合作？汶川地震以來，大家對這個問題漸漸有了共識。雖然有些人堅持民間志願者必須納進國家的監管，有些人則主張民間自主的權利；可是二者的共存與互動已是不容否認的前提。第二個層面過去就比較為人忽略了，它涉及到本土社會與外來支援之間的關係。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全國各地的志願者紛紛湧進四川。雖然其志可嘉，其情可感，但當時並沒有太多人意識到本地人怎樣看待這一大批外來者，甚至願不願意接受各種類型援助的問題。

這話聽起來很荒謬，難道人家跑來救你還要你先答應嗎？可是世界救災史上卻有無數的例子，證明了災區社會文化的特殊條件確實不容忽視。當年南亞大海嘯發生之後，全球救援組識迅速湧進印尼，大家分工合作，首先是擅長醫療工作的跑去救助傷患，然後有擅長緊急重建工作的跑去搭蓋臨時房舍。當那些臨時房舍的預製組件被運到現場之後，重建人員就立刻遇到一個始料未及的難題了。原來印尼災區的居民習慣把廁所設在住家之外，認為這才符合衛生，但這些北美生產的應急房屋卻依循西方傳統，將廁所放在住家以內。如果當地人一時適應不了，丟著現成的洗手間不用，都跑到屋外方便，說不定就要引發一場大規模的環境問題了。於是救援人員只好邀請災民合作，改裝既有組件，使那些板房變得更加本土化。

梁文道：國王無所不能（國王從不微笑三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在殖民地住了那麼多年，但我從未在香港的任何一家英式酒吧和餐館見過伊利沙白二世的肖像。我光顧過數十家泰國人在香港開的食肆，卻沒有一家不在牆上懸掛泰王蒲密蓬夫婦的玉照。後來我才明白，在泰國人的心目中，他們的國王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

可不是嗎，泰王是無所不能的。他年輕的時候做過電台 DJ，每週在皇宮裏主持一晚音樂節目。他玩爵士樂，有一隊自己的樂隊，甚至和「簫王」 Benny Goodman同台演出。而且他作曲，據說連老外都愛上了陛下的作品，把它們一一灌進唱片裏。他畫畫，還不是一般的人物肖像山水風景，而是陰沉激烈的抽象表現主義，市面上搶手得不得了。最讓我們這幫稿匠受不了的是他居然還寫出了暢銷書，例如一本給兒童看的故事繪本，主題是皇宮門口的流浪狗，慈愛的泰王收養了牠，使之晉身為御前行走；泰王的用意是要國民仁民愛物，發揚佛教精神。前幾年我在曼谷到處尋找這本書，每家店都說賣完了來不及補貨。這還不止，我學佛之後又遭遇到了泰王。一個泰國朋友知道我學的是南傳內觀法門，於是他滿心歡喜地告訴我，他們的國王日日修行，已臻極高境界，深不可測……

所以你就能夠明白，為何每逢泰王生日，泰國老百姓都要穿上黃色的衣服（因為黃色是皇家的顏色）。去年他大病初癒，一身粉紅地亮相在鏡頭前面，第二天全國就掀起了粉紅風暴，把賣成衣的商家殺個措手不及。

蒲密蓬的神話遠播海外。前幾年泰國政變，民選首相他信被軍人推翻，一份華文時事週刊還大做文章，把泰王捧成民主的守衞者，說他總能在這種關鍵時刻穩定局面，同時還慨嘆中國當年為何沒聽康梁的話，不走君主立憲的康莊大道。儘管在這場政變裏面，泰王那隻看不見的手露得清清楚楚。

保羅．韓德利（ Paul Handley）的《國王從不微笑》（ The King Never Smile）打從一開頭就問了條好問題：既然泰王如此偉大如此英明如此地受人愛戴，為什麼泰國幾乎沒有人好好地探討過泰國君主制度的底蘊？也沒有人為泰王寫本詳盡客觀的傳記，說明他從凡人升格成神的過程呢？在泰國當了十三年的駐外記者，他發現這是個禁忌般的謎題，當地人要不是毫無保留地稱頌國王，就是告訴他太敏感太複雜的東西外人最好不要碰。於是他自己動手，寫了這麼一本爆炸性的蒲密蓬傳。

結果可以預見。泰國全面封殺了《國王從不微笑》，不只不准進口，當局還摒蔽了一切相關網頁，例如亞馬遜對這本書的介紹。有位泰國學者只不過是在自己的論著裏把《國王從不微笑》列進自己論著參考書目，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學就把它從校園書店的架上撤了下來。換句話說，《國王從不微笑》在泰國幾乎是本從未存在過的書。到底它說了些什麼令人難堪的東西呢？

梁文道：懷念茶餐廳

【am730-觀念】曾經有一段特別依戀港式奶茶的日子，弄得我人在北京也要吃力不討好地到處尋找茶餐廳。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如今我不上這個癮了，神州大地卻處處開滿了「正宗港式茶餐廳」，其風之熾，可比二十年前「港式飲茶」和「港式海鮮酒家」打遍天下時的那種盛況。雖然這裏頭絕大多數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山寨貨（上海有一家茶餐廳的鴛鴦可以隨你挑選兩款飲品混合，比如說咖啡加好立克！），但也真有人能端出多士和煎蛋俱厚的標準「蛋治」。最近有幾家走得更遠，不知從哪兒找人做了一排排淺綠色的夾板卡位，弄到一箱箱瓶裝維他奶；奶茶裝在杯口上描了一圈紅線的厚瓷杯裏，油多放在小小薄薄的紅色塑膠盤上；更誇張的是窗戶用了那種帶鐵挽的鐵格窗花，餐巾紙也細心地摺成一小方菱形；這種風味幾乎連香港都不多見了。

如果要數最有香港特色的餐飲場所，茶餐廳肯定排在第一。它的食品五花八門，它的奶茶既中且西，一向被認為是香港文化的代表，完全配得上那句被人說爛了的「 east meet west」。在懷舊風潮的感染之下，我們對茶餐廳漸漸形成了一種固定的典型的印象，覺得符合那個印象的茶餐廳才叫做正宗。可是，假如我們真的以為木板桌上要有塊厚玻璃，大門口旁要有個糕餅櫃的茶餐廳才是真正茶餐廳的話，我們必將遺憾地發現這種真正茶餐廳其實已經快絕種了。從你家樓下的「新 x記」到中環的「翠華」，有哪一家茶餐廳的設計和形象能夠百分百地演繹出你想像中的那套正宗？

號稱是香港文化代表的茶餐廳根本沒有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古老，甚至「茶餐廳」這個名字也可能只有三十年左右的歷史。你去旺角的「中國冰室」看看，那是許多人心目中茶餐廳的典範，是許多電影和懷舊發燒友的取景寶地；但請注意，她叫做「冰室」，而非「茶餐廳」。「冰室」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產物，是「 ABC」、「波士頓」與「車厘哥夫」等高級西餐廳之外的大眾選擇。它不賣大餐，只是全心全意地供應飲品和西點麵包，所以它一定設有糕餅櫃，裏頭放着蛋撻、瑞士卷和菠蘿包。

也就是說，冰室本來應該歸在「西式」飲食的範疇裏面（即使那是本地化了的西式），它不會賣鴨髀湯飯，也不會賣牛腩河豬膶粥。我們今天所知的茶餐廳是後冰室年代的產品，它們擺脫了西式飲食的框框，大膽地加入許多原來在冰室裏一定找不到的中式小炒和碟頭飯，甚至打破冰室和粥鋪麵檔的界限，井水犯進了河水，把粥粉麵飯奶茶咖啡放在同一個屋頂之下。

如此看來，那些新開的懷舊茶餐廳實在是些時空混淆的錯亂怪胎，它們一方面在形象和裝潢上借鑑了老一代的冰室，另一方面則在食品上跟隨了新一代的百花齊放。儘管如此，我們卻還是覺得它們好自然好正宗。為甚麼？因為懷舊不必忠實於歷史，它不是對史實的忠誠追溯，而是一種情緒的需要，一種和身份認同有關的情緒。既然茶餐廳在回歸前後就被形容為香港身份的象徵，香港人就難免要把自己認同的一切都一股腦地丟進去了，不管它的時代先後，也不管它的原始面目，反正我們要的那間茶餐廳就該有冰室的外貌，就該有牛肉茶蓮子冰，同時卻還要有魚蛋粉以及叉燒蛋炒飯。

在我們的腦海之中，必然有這麼一家不曾真的存在過的茶餐廳，它古老得彷彿自有永有，本質不變。我們懷念它，正如我們懷念一個永遠要比現實更美好的家。

梁文道：推特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一直以為大牌作家不會無聊地跑去玩推特（ twitter），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大牌作家；我錯了。加拿大國寶艾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最近在《紐約書評》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推特世界裏的艾特伍德》。老天爺，難道連這位七十歲的老太太也開始玩推特了嗎？這不算歧視吧，我看很多人都有類似的反應。當艾特伍德剛剛現身在推特上的時候，她收到幾千個這樣子的回饋：「 OMG! Is it really you?」，其中還有人讚嘆：「 I love it when old ladies blog」。

然後我開始好奇地八卦下去，看看還有哪些作家開始移民到推特的星球，結果發現了《搏擊會》（ Fight Club）的作者帕拉紐克（ Chuck Palahniuk），寫過《美國眾神》（ American Gods）的科幻作家尼爾．蓋曼（ Neil Gaiman）；以及心靈導師般的暢銷作家保羅．科艾略（ Paulo Coelho），他的其中一條留言是：「每一個祝福，如果被忽略，就變成了咀咒」。

我害怕這類社交網站的原因之一，正是嫌它咀咒太多。回想起來，我大概還是第一代的 facebook用家。當時有朋友勸我，說這將會是很強大的社運動員網站，不用集體電郵，更不用電話通知，有甚麼消息直接放在上面，大伙全都收得到，一搞起事來甚至會莫名其妙地多出一批熱心的陌生人。一開始，我還興致勃勃，但很快我就發現香港的社會運動真不少，從「反高鐵」到「反港女」，每一場運動都在對我發出不可拒絕的神聖呼召，而我卻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假裝自己沒聽到。也許是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我總覺得那些不曾被我回應的號令全都成了深夜裏的咀咒：「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還算是一個知識份子嗎？」。

後來， facebook終於回復到它該有的模樣，變成一場盛大的同學會加雞尾酒派對，老朋友在上面重逢，新相識在上頭友善地寒暄。而且大家還要互贈虛擬啤酒與永遠摸不着的寵物貓狗。我估計過，要是依循老派紳士的教養，一一認真回覆，大概需要一份全職工作的工作量。最令我擔憂的，是那些生日祝福；許多友善的陌生人祝我生日快樂，我是否也該記住他們的生日，到時好禮尚往來一番呢？問題是我這人很自私，記憶有缺陷，打小我就只記得自己的生日，連至親好友的生日也常搞錯（說實在的，要不是我和毛主席同一天出生，尾隨主耶穌而至，恐怕我連自己的生日都記不住）。不過還好，在這個社交網絡的世界裏，你連和別人絕交都用不着沉重地寄上一封紅筆寫的信，只要按一下滑鼠就能夠「 unfriend」了，正如交友也只是按一下滑鼠一樣。老派的禮貌與規矩在這裏派不上用場。

回到推特，你要跟隨甚麼人也只是這麼簡單地按一下。交友容易，跟隨方便，可是網上的人際關係也有它的講究。首先，你要處理那些和你同名同姓的人。艾特伍德說她剛上推特就發現那裏已經有兩個艾特伍德了，她饒有興致地跟隨留言，然後她們立刻靜了下來，自此消失；「我覺得有點罪疚」，她說。老外真節制，換做我們中國人，那些山寨版的名人還要和你爭辯誰能辨我是雌雄呢。

艾特伍德完全進入了狀況，她形容那些把頭像設置為一罐午餐肉的陌生人為後花園裏的小精靈，而且和他們遊戲。其中一個小精靈把她的一本書挖成中空的秘密儲物盒，連照片都讓她看見了；「但是當我威脅要對他施加魔法咀咒之後，他向我保證這裏沒有絲毫不敬的意思（於是我原諒他）」。三萬三千個追隨者會教她如何在推特裏放照片，和她咬文嚼字對她的留言不吝賜教，彼此交流自己喜歡的書名，還會在她那裏為遠方的天災發起募款，甚至戴上為她設計的胸章現身於簽售活動現場。她好快樂：「我為他們驕傲，就像有了三萬三千個早熟的孫兒」。

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遇上三萬多名可愛的孫兒，如魚得水。在我的那個推特世界裏面，朋友們就比較關心政治了，就像一個二十四小時永不中斷的新聞台。儘管有時候會出現日本 AV女優向她的「中國球迷」問好的美事（真的，她真的用上了「球迷」這兩個字），可我們大部份時間都在評點江山，進而熱烈爭辯。我喜歡那裏頭迅猛的情報與火辣的氣氛，但我還是選擇潛水。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清楚地使用 140個字去辯論卻不失尊重與禮數。我也恐懼那種過度密集的訊息，它會扭曲掉我們對時間的感受；一件大事在推特上往往才被討論了半天不到，大家就已經覺得它好像是古早以前的陳年舊事了，正如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我不算作家，不過我喜歡寫作以及圍繞着寫作的種種條件與氛圍，比如發呆。我懷念推特和 facebook以前的時代，懷念沒有手機和電郵的時代，那時候我們沒有這麼多看起來很必要的聯絡，沒有那些送不完的留言、祝福與咀咒。那時候我們比較有空；因為有空，所以發呆。

老奶奶艾特伍德大概不會同意我這個早衰子輩對於過度溝通的慨嘆，她說：「那麼，到底推特是怎麼一回事呢？它是信號，就像電報？是禪詩？是塗在廁所牆上的笑話？刻在樹上某某人愛某某人的印記？這麼說吧，它是溝通，而溝通是人類愛幹的一種事。有人問我在推特上還會持續多長。我現在還說不準。在不多於 140個字的空間裏，多長叫做『長』呢？」

梁文道：的士

【明覺】也許是因為工作太多，也許是因為時間太少，所以我常常和的士司機打交道。的士坐多了，也就能開始開始摸清楚的士司機的脾性。

的士是種很特殊的交通工具，你說他是私人的吧，偏偏又誰都能坐。介乎於公共與私人之間，它的性質變得格外曖昧，司機與乘客的關系也比其他交通工具要來的親密。於是我坐的士，特別可以感受不同司機的性格和氣味。

那是個很密閉的空間，司機每天困在里頭，難免寂寞，有些司機便喜歡聊天。如果認得我，多半要和我討論最近的時事熱點，結果我就要做一場十幾二十分鐘的事實評論節目，觀眾只有他一人。如果不認得我，他又很愛說話，說不定會自言自語，而內容不知怎的往往都是罵人。比如說話罵前面那部車的女駕駛：“唔識揸車就唔好學人揸了啦”。又比如說路上堵塞，他會批評政府：“都唔知的官系也野腦。一日到黑都搞唔掂呢度”。甚至抱怨我的目的地不夠遠：“X!楂足一日都系得個幾支旗，仲要撞正一個唔跳錶概”。

從機場市區夠遠了吧？可是我也時常遇到一些心情很不好的司機，他們在幫你拿行李的時候放聲長嘆，仿佛這是他這輩子最沉重的任務。或者是排隊排得太久叫人氣悶，他一開車就把公路當成跑道，盡情發泄，路面上所有的車輛皆是必須排除的障礙。

我難免要懷疑某些司機開的士不是為了載客，而是為了單純地駕車。有好幾次，我看見路邊有人拼命招手，但那些空車就是駛在快車道上，瞧不見慢車線旁的人行道上有潛在的乘客，揚長而去。我常常聽他們抱怨沒有乘客；但我心想，會不會是你太心急，一不小心開得太快，雙眼只是狠狠地盯著前方，乃至於有人揮手都看不到呢？

或者，任何工作任何的人生習軌，都有點像這類脾氣不太好的的士司機，我們困在一個習慣里頭拼命地往前沖，凡是遇上設定目標之外的東西接把它看成阻礙，少不如意火就上來。久而久之，我們干脆會忘記原來的目的，只是開車開車，一直開下去，最終一無所獲。

坦白說，遇到這些心情不佳的司機，我也會情緒不好，莫名其妙地討厭起前面這位陌生人。可是我為什么要生一個陌生人的氣呢？他和我無怨無仇，只不過是個被困的可憐人罷了。再想下去，我便發現其實我和他根本就是同一種人（甚至是同一個人），一樣被困一樣可憐，碰到不如己意的事便頓起嗔心。他們把車開得那么快，到底在趕些什么呢？難道快車是捷克的保證？我這么匆忙，究竟又在提些什么？可知道我最終的去處嗎？

梁文道：涼果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香港真是塊好地方，就拿零食涼果來說吧，天下珍點有哪一樣是這裏買不到的呢？其市場之大，居然可以容納好幾家連鎖專賣店開得遍地都是。講究點的，不妨去么鳳看看，除了他家最經典的話梅王，其他東西也有起碼的水準，不會差得太離譜。獨有一樣，冰糖葫蘆，那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如果說冰糖葫蘆是北方零嘴，香港不易尋得，這也就罷了。問題是我從小到大，走過大江南北，記憶裏還真沒遇上幾回堪稱妙品的糖葫蘆。

糖葫蘆是古裝片裏最常見的街頭小吃，使我幾乎以為古人只有這一款涼果，不及其他（說來奇怪，為甚麼古裝電影電視的街景中一定有人在賣糖葫蘆呢？連我們佛山寶芝林的門外都有）。但是這麼平凡這麼普通的東西要是認真計較起來，可一點也不能以小道視之。比如說那根竹串，市面所見皆有倒刺，明顯是未經砂紙打磨，一不小心吃傷了嘴，那可就大大地不妙了。不過就算打磨，也不能磨得太細太滑，否則沒有摩擦力，那葫蘆就要老往下掉了。再看糖漿，大部分工廠都沒掌握好熬漿的火候和下油的分寸，要不是熬得過火熬出了焦味，就是下油太多黏不住碎冰糖。至於最基本的山裡紅或者山楂，問題更大，有些明顯被蟲蛀過的，他們也照樣拿去做葫蘆，很不像話。

然而，我們真有這麼講究的必要嗎？許多果脯果仁之類的零食本來就是中國民間儉樸美德的產物，吃南瓜剩下的南瓜子捨不得扔，吃橘子剝下來的橘子皮留起來曬，杏子盛造於是把吃不完的製乾存放，哪裏有人會專為杏脯種杏專為陳皮種橘呢？作家張煒寫過華北農民以前有在炕上置個小木櫃放東西的習慣，那木櫃不大不華麗，裏頭擺的物事也不算珍稀。不過對一般農家來講這個多格小櫃可就是個百寶箱了，其中一格存的正是這類自家製的果脯果乾。你當然可以當它們是茶餘零嘴，但大部分生活艱苦的老百姓卻視之為滋補寶物。例如杏仁，富含蛋白質與鈣，一日勞動之後身心俱疲，便從這小櫃子裏取一顆杏仁放在口中慢慢咀嚼，雖然這麼少的分量不太可能產生甚麼顯著的功效，但那滿面皺紋的老農卻奇怪地着實感到了一股滋養的元氣。這顆杏仁的味道，這顆杏仁的能量，實在是今天營養過剩的都市人想像不到的。

那些零嘴原來都很貧賤，或者是吃剩的食餘，或者是價格太低賣不去的果子。然而，經過農家巧婦一番用心之後，竟然就成了炕頭的寶貝，可以調解紓緩身體的困乏，還可以權充食療化瘉痰多的嗓子脹氣的腸胃。更要緊的，是它們帶來的精神作用，一小顆一小片寶石般的櫃中乾果，使人生的勞碌風霜多了一點點好滋味。

所以涼果零嘴不宜暴食，只有富貴人家才會在不是過年的時候拿它無聊地填嘴巴止心癢。從廢物變成了補品，從吃剩的果核到抽屜裏的珍藏；這份愛惜自然供養的心意，這種在蒼涼中尋一絲慰解的情懷，又豈是那些在「零食物語」裏大包小包抱回家的現代消費者所能體會？下次吃話梅，你不妨珍而重之地含住它，先仔細感受那股叫人忍不住瞇起眼睛的酸勁，然後慢慢地，慢慢地，一陣淡淡的甘味就來了，隨着唾沫流淌進乾涸的喉嚨深處。人生如火宅，難得一點清涼，也許這就是涼果的本義了。

梁文道：敏感詞「卡廷」

【am730-觀念】那時候，蘇聯和波蘭政府對「卡廷大屠殺」有一套官式說法，他們扭曲真相，把發生在1940年的事，說成是41年納粹德軍進攻蘇聯時的順帶惡行；他們鼓動喉舌，告訴孩子們蘇聯和波蘭同甘共苦，大家都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詭異的是，到了後來，執政者竟然連這一切自己說過的話都不想再提了，他們根本不願聽到有任何人說起「卡廷」兩字，哪怕是最政治正確的版本。說起按照宣傳機器的藍圖，當年那場屠殺受害者的後人本被當成可以示範的樣辦，用來證明法西斯的罪惡與蘇維埃的正義；不過，許多殉難軍官的子裔竟遭到刻意打壓，能夠進入大學的卻被分配到礦場當工人，能夠有好前途的卻被丟到曲折的路徑。這是為甚麼呢？

因為那些受害者的家庭知道真相，他們的親友知道真相，他們的老同學老鄰居也全都知道真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人刻意在文件上寫明自己的父親死在1940年3月(而非官方所說的1941年)，更有人無所顧忌地在敏感的3月裡，去教堂為死者點上一根亮得刺人的白蠟燭。

久而久之，「卡廷」的意義甚至超出了一場單純的屠殺。在漆黑的街角，在午夜的卧房，當人們耳語：「卡廷、卡廷、卡廷……」，他們所說的已不再只是1940年的秘密，還是所有遮掩與謊言。「卡廷」是波蘭不曾真正獨立真正自由的象徵，「卡廷」是他們被迫屈從於侵略者和劊子手的傷口。波蘭國寶級的記者卡欽斯基(Ryszard Kapusinski)在《帝國》一書裡憶述過那段鐵蹄下的歲月：「上學從一年級開始，我們便得學習俄羅斯字母，從『S』這個字母開始學起。「從『S』開始是甚麼意思？」教室後頭有人發問：「應該從『a』開始才對！」「孩子們，」波蘭籍的老師用一種喪氣的聲音說：「看我們書的封面，第一個字母是甚麼？『S』」。這位老師指的他們學習俄文的唯一教本，史太林撰著的《研讀列寧主義》。不久之後，他們的老師不見了，同學也一個接著一個地消失，剩下來的人開始學懂不再追問失蹤者的下落，整個學校空空盪盪，一片陰翳壓在所有人的頭上。何等的緊張，何等的屈辱，如今這一切全都和「卡廷」的記憶連結起來了。而「卡廷」二字的所指範圍愈巨大，當局的神經就變得愈敏感；反過來，當局愈是壓抑兩字，這兩個字的份量就變得愈沉重，因為這種壓抑正在製造新一輪的受害者。沒錯，「卡廷」的受害者已經不再只是當初那兩萬兩千名死在槍下的亡魂，還包括了所有想要說出這個名字，以及所有想要瞭解意義的人，因為這種政治禁忌是對人類知性和社會集體記憶的羞辱。如果你瞭解歷史，你會發現蘇聯垮台並不叫人驚訝，希特拉夢想的「千年帝國」也只是一個狂想。同樣地，沒有任何一段歷史可以永遠被人扭曲，也沒有任何詞彙可以永遠敏感下去。於是，「卡廷」自此有了新意義。

梁文道：卡廷大屠殺

【am730-觀念】同一段歷史，不同的人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記憶，哪怕是看起來最明確，最無可爭辯的大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這是一場正邪不兩立的戰爭，一方侵略，一方反侵略；一方是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另一方則是中、美、英、法等同盟國；是非對錯清楚得不得了。

可是你問波蘭人誰是壞蛋，答案卻會嚇你一跳。因為二戰歐洲戰爭的正式爆發正是為波蘭而起，而當年入侵波蘭的並不只是希特拉治下的納粹德國，還有我們心目中的「自己人」蘇聯。1939年9月1日，德國不顧英法兩國的警告，揮兵直入波蘭領土，開啟了英法聯軍對抗德國法西斯的序幕。9月17日，蘇聯撕毀了與「波蘭互不侵犯條約」，出人意表地由東側入侵，與納粹共同瓜分波蘭。當時還料不到，希特拉會掉轉槍頭對付自己的史達林原是前者好搭檔，也是波蘭命運的終結者。

波蘭總統卡欽斯基和一眾高層之所以墜機俄羅斯，就是為了專程趕赴當年戰爭中最殘酷一幕的紀念活動，七十年前的「卡廷大屠殺」。

1940年3月，在惡名昭彰的秘密警察頭目貝利亞(Lavrentiy Beria)的推動下，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通過一份決議，處決所有被俘的波蘭軍官，總共殺死了兩萬兩千人，卡廷(Katyn)森林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屠場。

由於波蘭規定所有大學畢業生都要自動成為後備軍官，所以蘇聯這一著等於毀掉了一整代的波蘭精英，裡頭包括了學者、醫生、律師、工程師、作家、飛行員、商人以及神職人員，他們是波蘭重建未來的希望，也是將來最有可能反抗蘇聯統治的可怕力量。

蘇聯不只消滅了波蘭的元氣，消滅了他們復活的精魂，還要消滅他們的記憶。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紅軍以「解放者」的面目重新踏足波蘭，在此成立傀儡政府，使波蘭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他們把「卡廷大屠殺」的責任推到希特拉頭上，說它是納粹德國的錯，還反覆製造宣傳電影和海報，務求洗掉波蘭人腦子裡的仇恨，使他們真心相信蘇聯是友善真誠的老大哥。

然而，波蘭人並不相信這番鬼話。他們知道納粹的邪惡與謊言，可他們也知道一個極權並不比另一個極權可愛，一場恐怖並不比另一場恐怖溫柔。

於是，「卡廷」就成了波蘭共產時代的「敏感」詞了。

梁文道：自求多福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見過自己帶筷子去吃飯的人嗎？坦白說，當我第一回遇到同桌這麼幹的時候，我還真為他感到尷尬，因為我的第一反應是以為他不信任那家餐館的清潔程度，就像我們平常在露天大牌檔先把刀叉泡在熱水裏的做法一樣，要用自力救助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健康。然後我就為自己覺得羞愧了，原來是我小人之心，人家根本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地球。朋友詳細舉證，說明免洗木筷的數量已經嚴重威脅到全球森林的生存；自攜匙筷，多少算是為環保盡一分綿力。

從拒吃魚翅和鵝肝開始，一直到購買「可持續發展魚」與公平貿易有機農產，這個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日常飲食實在不止是美味和營養的事，它更是一連串非常廣泛的倫理和政治的議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以前聞所未聞的飲食社會運動在這十來年間大量爆發。這些運動可愛的地方在於它們用不着參與者上街示威，用不着大家憤怒揮拳；我們只需持之以恆地看顧好自己平常的生活習慣就行了，真真正正做到了「日常即政治」的新社運格言。

可是這些在發達地區很常見的飲食社運，我卻幾乎沒在大陸見到有誰提倡過。也許有人會辯說這是「發展水平」的差異，那些公平貿易產品不便宜，鵝肝魚翅對月入一千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講都還是神話裏的珍品，我這麼比較太不公平。不過，中國的千萬富翁不是已經達到 75萬戶了嗎？年紀和西方那些搞運動的小伙子差不多的「富二代」不是正開着寶馬滿街飆車嗎？這批最有本錢透過飲食展示良心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我知道，其中有些跑去自己開農場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他們巴不得獨力掌握自家的整條食物供應鏈。

表面上看，自己帶油去餐館就和自攜食具一樣，都是種食客自助的表現，可它們的前提卻截然不同。前者是恐懼飯莊偷用地溝油，使自己吃出了癌症；後者是害怕木筷用完就丟，無端消耗了地球資源；一者出於自保，一者出於公心，差距遠得很。

保命是人的頭等大事，「生存權」是中國最關注最提倡的一種人權，誰都沒有資格批評他人自求多福的努力和用心。我只不過納悶，自保也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呀，怎麼我們中國人卻會走到帶着油瓶去吃飯這麼極端的地步呢？消費者權益維護運動大概是全球投入人數最多花樣最齊全的一種社運，裏頭有不少都和飲食相關。根據過往經驗，有些人會集體罷買某些品牌某類食品，直到相關廠商屈服；又有些人會組織成民間的監察隊伍，自行向社會公告水源的污染情況，對政府形成社會壓力。今天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紅燈閃不停的地步，為甚麼我們那些有學問有資本的精英不像他處同類那樣行動起來，反而採取一種最個人最原子化的態度，紛紛自掃門前雪呢？

或許這是犬儒病蔓延的症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民不再相信社會，他們只能相信自己；他們不再知道甚麼叫做公共，只能確定個體。當然，大家還害怕付出代價；為了一口乾淨的水，為了一棵無害的菜，不值得花力氣去搞甚麼運動，甚至連投訴都不值得。套句大陸的流行話，這麼幹「有甚麼用」呢？你以為消費者維權就不政治不破壞「和諧」了嗎？你真以為保障自己家人的「生存權」是天底下最神聖最理所當然的事嗎？看看那些孩子喝了三聚氰胺毒奶的家長，他們組織起來了，不屈不撓地上訪，不屈不懼地開記者會，然後就被抓了。因為穩定比生存權還重要。

在中國，你不必自己帶筷子，但你一定要自己帶油。

梁文道：維權與維穩

【am730-觀念,南方週末】他們說法院把審訊安排在一個比較小的法庭，裝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漢子的妻兒都進不去旁聽。審訊結束，他一如所料地獲刑有罪，然後立即被警員押上囚車。這時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圍防把她擋住為止，她看著幾月不見的丈夫坐在車上絕塵遠去，而兒子在不斷重複：「爸爸！爸爸！」

他們說，在場的記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紅了眼眶。

這人犯了什麼罪呢？原來是「尋釁滋事罪」，檢方起訴他利用一樁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並「煽動糾集」群眾到公眾場合「以喊口號和進行非法聚會方式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有什麼天大的事值得這漢子「惡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來是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問題的奶粉，患上腎結石，於是他就硬起心腸和各種各樣看得見看不見的力量周旋下去，維權到底。

而維權，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壞穩定的可怕行為。有民意代表在「兩會」上公然提議政府應該打壓一切上訪行動，有地方官員驕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訪者的輝煌成績，還有地方不惜動用各式國家機器的配備，直把維權民眾當作維穩工程的心腹大患。當維權者無路可走、行無可行的時候，他們就只好上網，或者乾脆堵到媒體機構的大門，以為傳媒會是他們最後的出口。那些滿紙冤情的信件，我們這行人都應該收過不少。在我自己的博客和網上的專欄裡頭，還有維權人士會不分青紅皂白地貼出與拙作毫不相干的留言，只盼我和其他讀者看了之後，能夠幫上一點忙。

他們的訴求五花八門，有的涉及醫療事故，有的抗議腐敗；近年最常見的，大概都和拆遷相關。儘管訴求的範疇不同，可是他們都在維權，都想要維護自己身為公民所應合法享有的權利。

所謂「人權」，並不單單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從漢娜·阿倫特到喬吉歐·阿甘本（GiorgioAgamben），許多哲學家一再提醒我們，沒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離失所的難民，不受任何主權國家的承認，因此也沒有基礎獲得其他國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你叫他們去和國際社會要求接受教育的權利，結果大概會很無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寶貴的衣服，上頭承載了一連串的權利；一個人通常要穿上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隱私和接受公平審判等數之不盡的權利。假如你生在一塊無主孤地，又沒有加入任何國籍，因此不是任何一個政治社群的成員，那麼你剩下來的「天賦人權」也就肯定蒼白得可憐了。

從這個角度去看，維權者要維護的不只是某項具體權利的不受侵犯，而且還是更基礎的公民身份認定。他們覺得自己既然是這個政治社群的一員，既然具備公民的身份，那就當然也能享有公民該有的權利了。他們請願、上訪甚至集會叫口號，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躍；「喂！你看到我了嗎？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很值得敬重的學者一直在勸告政府，千萬不要亂用「剛性維穩」的手段去對付維權的百姓，他們只是想爭取自己的權益，沒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無關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盾。在贊成這些建議之餘，我卻覺得維權在另一個更深的層面上始終離不開政治，因為維權行動的基礎正在於公民身份的承認；維權者要國家承認這個身份以及它所涵蘊的權利。

相對而言，「維穩」卻是一種排除行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被認為的負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維權的人，那麼也不能再把他們當成這個社會的正常成員了，因為他們無法與其他大多數人構成「和諧」的關係，並且還會破壞這個社會的基本秩序。正如對付病變的細胞，我們必須隔離它轉化它甚至消滅它，總之就是不能再把它看做為健康的細胞。同樣地，當某些人被認定是「擾亂社會秩序」的壞份子時，我們也得將他們排除出去，嚴加治理。

所以維權和維穩在這一點上恰成對比，前者要求承認，後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點在於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權利，後者的重點則在於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的社群之外，同時否定這些人的訴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濫用維穩的框架去看待維權行動，那就表示你根本沒有聽清楚對方的話。他們不是跑來特意惹麻煩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們要的是被看見、被聽見，以及被承認；如果他們真的是敵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認？以「維穩」的名義去強硬地回應維權，就是用否定的答案去回應肯定的訴求。想想看，絕大多數的維權人士都已經是受害者了，就算偶爾有些過激的言行，難道我們不能體會其可憫之情嗎？照道理講，凡是權利受到損害的公民都該得到補償，而不是根本不被當作公民看。可現實裡，我們卻不時發現，受過傷的，還要再受傷一遍。

梁文道：中國式抄襲（論抄襲剽竊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極為高產的法學家理察．波斯納（ Richard Posner）曾經在他的小冊子《論剽竊》（ 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裏介紹了幾種不算剽竊的剽竊，或者大家不太計較的抄襲。

一種是政治人物或者明星名流聘請「影子作家」代筆寫的自傳，雖然它可能欺騙了天真讀者的感情，使他們以為那些掛名的作者真有這麼好的文筆。可影子作家的存在乃是公開的秘密，大部份人都不會對這類書的原則性有太高的期望，所以這種「剽竊」不算剽竊。

另一種是法官的司法意見書。根據波斯納的證言，美國只有少數法官還會自己親手撰寫司法意見書（波斯納本人就是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的資深法官），其他人多半只不過是把助理交上來的初稿加工一下編輯一下，然後再簽上自己的大名了事。不過，由於這些意見書的版權不屬於法官，大家甚至還不允許法官在裏頭表達什麼很了不起的原創性，所以這種「剽竊」也不算是真的剽竊。

還有一種是莎士比亞的劇本。「他的劇作中有數千行是從很多別的作品中逐字逐句抄襲過來或者稍微改動重述出來的，包括一些標題和情節上的細節，而且全都沒有來源說明」。波斯納以《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為例，證明莎翁如何挪用了他人的著作，可是他竟然接着說：「如果這算剽竊的話，那麼我們需要更多的剽竊」。為什麼？因為那個時代對創作的看法和我們不一樣，我們現在總是要求原創，而當年的創造卻是一種改良，一種創作性的模仿。米爾頓說過：「從別的作者那裏借用，只要借用者沒有把借來的東西弄得更好，那就會被好作家視為剽竊」。莎翁真不愧是莎翁，他永遠都能化腐朽為神奇，所以我們大家心服口服，而且還要祈望他抄得更多抄得更妙。

其他例子我就不多說了，總之抄襲這回事不一定錯，不同時代與不同的處境都有不一樣的判斷。首先它涉及到文化觀念的演變，在浪漫主義興起之前，大家不迷信天才的原創能力，對模仿和抄襲寬容得很。其次，就算到了我們這麼講究原創的年代，我們也會因應情況來調整一般的標準。比方說法官的意見或者判決書，誰會在乎它有多原創呢？可是當這位法官同時在大學任教，把研究助理的成果拿來當自己的作品去發表，我們就不能原諒他了。最後，首倡法律經濟學的波斯納當然也不會忘記經濟的作用。影子作家與掛名作者是簽過約的，雙方明買明賣，無人可以置一詞。法官既然不享有判決書的版權，他在這裏頭拿不到版稅，所以法律界也就接受了助理捉刀法官簽署的常規。至於浪漫主義之前的那個年代，「只要有相對少量的表達性作品不斷得到增益修訂，就能滿足人們對這類作品的需求了」。因此那時候的文化產品消費者並不介意一件作品的原創程度。

最近，名滿天下士林的中國「新左派」領袖汪暉被人揭發，指他的博士論文有抄襲之嫌。那些指控鐵證如山，即便是汪暉本人一時間也沒什麼話好說。雖然我不能苟同他近年來的某些言論，現在也不打算為他辯護，但是就憑一個外行讀者的身份，我卻對他有幾分同情。一來，就像我上回說過的，那年頭抄襲簡直就是歷史共業，要是認真搞起人人過關的大清算，恐怕很多人要頭痛。二來，如此普遍如此大規模的抄襲，是否也說明了當年中國知識界整體的觀念問題呢？

就拿學術著作和論文的體例格式來說吧，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有一套非常嚴密的要求，尤其美國，有些研究生只不過用錯了幾個標點符號就弄得整篇報告退回去重改的下場。於是人人案頭必備一部厚厚的「芝加哥手冊」或者「 MLA指南」，務求每一項註釋與書目的形式工整無誤。看起來吹毛求疵，其實它有很多實際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方便同行查考，你那裏是引用那裏是複述，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

回顧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學術作品的體例簡直就是一團糟，畢竟百廢待興，還沒人顧得上這些許細節。所以一本大書竟然沒有參考書目，一篇論文的直接引用與作者複述竟然混雜不分，其他毛病就更不待言了。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有些人的作品根本不能算是學術論著，頂多就是通俗讀物（正如波斯納所言，通俗歷史著作可以大段改寫嚴肅的學術書籍，反正沒人要求它們具有原創的學術價值）；然而，他們還是靠著這種書取得大學裏的崇高教職。

我應用波斯納舉出的幾個剽竊例外，反覆思考汪暉這件事情，怎麼想都想不出他的抄襲到底符合那一種類型，看來這真是辯無可辯。只不過我仍然寬容，或許是因為中國大概連讀書人抄東西算不算抄也有一套自己的「中國模式」，這三十年走過的路恍如迷霧，我真說不清它究竟是怎麼回事。

梁文道：自己帶油上餐館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近年來每逢入冬，北京和上海這些繁華地就一定有些朋友到處送臘肉臘腸，而且特別聲明是自家養自己做，格外健康。當然啦，這批人很忙，又住在城裏，不大可能真的自己動手闢建豬欄。所謂自己養豬，就是把挑好的乳豬送到農村，僱一家人看管養大，指定飼料，不加激素，到了冬日再宰了取肉灌腸。這麼做不止保證口味合意，更能確定肉是好肉絕無添加。他們說，現在市面上的豬哪一頭不灌水不打針？哪一個畜場不在飼料裏頭下藥？尤其臘肉之類的東西，你都不知道夾雜了甚麼玩意。

再發展下去，便開始有人圈地種菜了，因為他們連街上賣的蔬菜都信不過。而且，對於一些工作壓力過大的高端白領來說，趁着周末全家人開車去市郊的農地裏稍事勞動，也不啻是一個回歸田園親近泥土的紓神妙法。

國勢昌隆，於是中國可以不高興；食品有毒，於是中國人又可以務農了。表面上看，這兩端似乎十分矛盾；但要是照清末知識界流行的那種國民體質決定國家命運的學說看來，百姓天天服毒其實又頗有助於盛世的開展。想想看，我們中國人喝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長大，平常吃的是假雞蛋與實質上形同巨型避孕藥賣的水產魚鮮，後來又打污染過的疫苗針，居然還有十三億人熬了過來，在黨的英明領導下邁步前進；這該是個多麼百毒不侵多麼可怕的民族呀！古時候的斯巴達把小孩扔到曠野，沒被狼啃掉的才能回來當戰士。如今的中國人一生下來就活在巨毒的溫室，不看有害精神的谷歌，卻以刻苦的環境鍛鍊出最強健的體魄最純正的人格。我估計未來要是發生核子大戰，地表上唯一能夠存活下來的動物大概就只有中國人和蟑螂了。

可惜我那些朋友目光短淺，看不到光輝燦爛的未來，只見噁心腐臭的今天；不顧大局，專愛小我，竟然試圖把自己的食物供應鏈從整個社會上切割開來。然而，天網恢恢，雖疏而不漏，千算萬算他們大概也算不到原來連炒菜用的油也是「地溝油」吧。

不懂國情的香港讀者必須明白，「地溝油」乃是一種大陸中文字典裏頭才有的東西。查一查《維基百科》，可知它的定義是「從餐廚垃圾坑渠內撈取狀似膏狀物，帶有惡臭的垃圾，經過濾、加熱、沉澱、分離，變身成為清亮的『食用油』（我尤其喜歡『膏狀物』三字，描寫得非常傳神）。其主要成分是三酸甘油酯，內含致癌物質、細菌、病毒、重金屬，毒性是砒霜的一百倍」。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表兄弟：「某些不法餐館、酒店或其他公共餐飲場所將客人留下的剩菜經過回收後，經過濾、漂洗後的油，因為加工前就已混入了客人的口水，故稱為『口水油』」。

真是無所逃於天地間呀，這兩種油看起來聞起來幾乎完全正常，而且價格低廉，所以深受廣大餐飲業者的歡迎；根據最近向媒體爆料的武漢工業學院教授何東平所說，你在外面平均吃十頓飯就有一頓會吃到地溝油。特別是川菜湘菜這些用油量大的菜系，內行人都曉得「口水油」「地溝油」早就不是甚麼行業機密了。我去《阿里巴巴》隨便輸入「地溝油」，兜售相關設備的工廠就超過兩百家，這些年國人口味愈來愈重，川湘菜館開得到處都是，就連菜式一向清淡的福建人廣東人夜裏也都跑去水煮魚酸辣鍋，恐怕就和地溝油這些新種食材有因果關係。

後來聽說何東平教授受到壓力，被逼改口，表示「地溝油」其實沒有他本來說的那麼嚴重。究竟是誰在施壓？為甚麼施壓？我想那些人一定是有心人，為了大家好，不希望人民從此怕了「地溝油」；畢竟這也是我國強種大業的一部分呀。

至於那些膽小怕事的傢伙，聽說他們已經開始自己帶油上館子了。或許可稱之為「自助油」。

梁文道：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訪問盧瑋鑾）

【讀書好-打開書櫃】說來慚愧，直到訪問盧瑋鑾（小思）老師這一天，我才首次拜訪中文大學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特藏室。虧我老說自己熱愛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卻一直錯過了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收藏最豐富的香港文學寶庫。這裏不只有齊全的藏書與期刊，還有大量的剪報、手稿和各種類型的出版物。對於愛書人來說，此處別具意義，因為它是一位特級書迷的畢生心血。

盧老師真不愧是新亞傳人，對文化、對教育總有一份溫情與敬意。你不用上過她的課，也能在她的散文裏感到一個為人師者的真實存在。你讀她編集的文選、瀏覽她那浩瀚的藏書，便知興滅繼絕之不易。

她一輩子買書剪報做卡片，退休之際再把它們全部捐出，成立了這個特藏。如今它的網上資源每月點擊次數過百萬，惠人無數。我今天訪問盧老師，因為我想知道這份收藏的源頭。可是，早在她把原委道明之前，我就知道，那是一則感情的故事。

梁： 梁文道
小： 小思

梁： 你大概有保留東西的習慣吧。
小： 我的確喜歡保留東西、收藏東西。小學一、二年級的作文簿我一直留到大學。我爸爸媽媽也是很喜歡收藏舊東西的人，爸爸會留着他喜歡的報紙，我媽則喜歡收藏書。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讀的是私塾，我現在還有她小時候上私塾的書。例如石印本的《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她喜歡收藏的嗜好，也養成我現在喜歡收藏的習慣。

梁： 像你這樣子收藏，連小學時的作文也保留着的話，那些東西也要有地方放才行。
小： 我很慘的，因為小學時媽媽過身，初中一時爸爸過身，我基本上只能跟着哥哥，他走後，我就開始一個人流離浪蕩，在這種環境下，有些東西我不管多辛苦也要攬住不放。我其實也放棄過不少書，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書，大多是近30年來我在大學教書安頓下來後再買回來的，那時損失真的很多，有些比較珍貴的東西我才留下。
所以很多人覺得奇怪，我在2002年退休的時候竟然一口氣將自己的藏書捐贈出去，這是大家都沒想到的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或許是因為我購買舊書的過程有很深刻的體會，就是你以為很珍貴的東西，別人不覺得珍貴。我沒結婚，沒有子女，孤身一人，我是否該趁自己還有能力處理時，讓這些東西有個好歸宿？老實說，以前我經常跟中大圖書館提議說，我們圖書館是不是也要有些特色，讓別人進來時覺得有些東西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但以前的圖書館館長沒理會我。
在我退休前一年，黃太（黃潘明珠，中文大學圖書館副館長）回來，我就向她申訴，說我的提議沒人理會。黃太一聽就覺得有道理，可能是時候到了，以前講文學沒人理會，到了這個時候香港人開始會覺得文學看看也無妨。在這種氛圍之下，黃太便出面與現在的圖書館館長提議，他是位外國人，反而一聽見就馬上決定接受我的藏書，於是我也快快的捐了。但這一來也增加了圖書館的工作，無端增加了那麼多書。這裏也有一些需要老朋友授權的事，例如《中國學生周報》22年的內容全部數碼化，幸好工作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安排好相關事項。現在總算了卻了一樁心事，我笑說這些書都是我的子女，我的女兒嫁到一個好人家，我也很安樂了。我始終覺得這是天下公器，放在我家沒有意思，沒有人看到便沒有生命。現在能放到圖書館和網上供人瀏覽翻閱，我覺得很值得。

梁： 你從甚麼時候開始有目的地收藏香港文學？
小：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別人的文化保留得這麼好，但當他們熱心地問我香港的事情，我卻完全答不上來，這讓我覺得很慚愧。所以七十年代初我回來教中學時就去讀港大辦的一個類似香港歷史的校外課程。但他們只喜歡透過舊報紙講以前經濟與社會的情況，至於香港文學，他們則說：「我們不理這些東西的。」當時我的感覺很強烈，既然他們能在媒體中找到失去了的記憶，那文學是不是也可以呢？於是我在中學教書的同時決定報讀港大，因為如果你不在港大讀碩士，便無法進入他們的圖書館看老材料。其實我那時候在中學教學，根本不需要再讀碩士，所以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不繼續讀博士，我就說：「讀來做甚麼呢？我都可以自由進出港大圖書館了。」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讀舊報紙，從二十年代末讀起，因為我只知道魯迅那時來過香港。可是我還在教中學，不能每天去看，教授就說這樣子不行，乾脆請我當助教，雖然人工不高，但可以經常進出圖書館了。從那時開始我每天都去看報紙，30年不斷，尤其當中有十年我天天從早到晚泡在圖書館看微縮膠片。一看下去便知中計，不能自拔，發現很多從來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在你眼前出現，感覺很強烈。後來我慢慢儲下很多卡片筆記，凡是內地來香港、經過香港的作者、文化人我都做了記錄收藏。

梁： 對，你寫過不少這些文人在港的事跡。
小： 那還只是一小部分，有很多很多卡片還沒整理。我在中文大學最後一年才能開辦關於香港文學的課程，以前從來沒有開過，因為我還沒準備好就不可能去講。所以有人問我為甚麼不收唸香港文學的學生，我就說這不可能，收了學生要教他甚麼呢？我連自己都還沒站得穩。他們常叫我寫香港文學史，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寫史的人；但是我細眉細眼，這是我的優點，為甚麼不先做好這些細活，留下一些東西讓別人看呢？其實現在已經太遲了，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移民搬屋，浪費了很多資源，當時沒有人在意丟出來的書本有多珍稀，五元十元就能買得到；現在的人知道這些書珍貴，卻未必買得到了。
說回那些過港文人，就像註定了一樣，那些來過香港的作家學者都沒有好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無一倖免，有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被打倒。當年他們以為離開香港回去之後可以共同建設祖國，但結果卻是很委屈地過活。他們在最精壯的時候來到香港，離開香港時沒有帶走任何東西。開放改革之後我去訪問他們，也有人回來短遊，甚至到我家裏看我那堆有關他們的卡片。記得第一個來我家裏看卡片的是郁風，她一邊看一邊哭，這畫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說，這些事她已經不敢記起，就算記得也不能記得那麼多那麼清楚，沒想到在香港會有人為他們做這些東西。這話對我是個鼓勵，後來我凡是去見老作家，就帶好卡片一起去。「久經風雨後，難得故人來。」我這個所謂「故人」其實並不認識他們，只是從報紙中認識他們。而他們的反應也讓我更能堅持，原來我做的事是有效用的。

梁： 我們平常看文學史、文化史，只是留意一些成書的出版物，往往忽略了一些像報紙這類的大眾媒體。如此一來，文學史就變成書的歷史了。但香港是靠報紙及通俗媒體才養活許多作家，真是要好好重視，把它們當成重要材料。很多作家在報紙寫過大量東西，產生過很大影響，但因為這些文章沒有被收錄成書，就讓人遺忘了，甚至連作者本身也忘記了。
小： 對，他們有時也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寫過這些東西。其實整個中國也是一樣，特別是上海。所以現在有很多老學者說要看回那些「鴛鴦蝴蝶派」，它們才是大眾主流，是政治歪曲了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重寫文學史也是這個道理。麻煩的是不少作家為了謀生，用了很多筆名。例如劉以鬯先生，他在某些場合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但我問他用過甚麼筆名，許多連他自己都忘了。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某些片段，會覺得它好像是哪位熟悉的作家手筆，但偏偏又聯繫不起來，而且很難求證。唉，我做得太遲了。

梁： 你從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做這些事了，又怎麼會遲呢？
小： 我沒有人沒有錢，全靠我一個人，有很多與作家口述訪問的材料都沒辦法整理。那時候我真是孤軍作戰，連找個人談一下的機會也沒有，那時又有誰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你講這些哪有人理睬，那種獨力支撐的感覺很軟弱。

梁：沒想到你研究香港文學是在日本受了刺激。
小： 日本人喜歡搜集資料的習慣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我曾看過一位學者，他哪兒來的學問？是從《詩經》開始查他研究的某一個詞語，寫出的一本書就是他找到有關那個詞的全部資料，結論就是那個詞的演變與發源。很多人覺得那不算論文，沒有理論根據，但讓資料說話就是他們的態度。所以在京都大學的那段日子對我最大的刺激就是目睹別人如何製作卡片，看着別人如何天羅地網般去找一些他認為有用的資料。
這裏就是我30年來搜集的。你看看這一匣戴望舒的資料，我的手現在都拿不起來；都70歲了，很難有甚麼要求。這都是我一手一腳做的，很混亂，幸好如今都已掃描入檔。

梁： 這裏還夾了一張1950年的報紙；當時你就是每天看這批報紙，影印了再做筆記？
小： 我其實不知道裏頭有些甚麼，也沒有線索，一份報紙真要老老實實看完，才能有所發現。我現在還是看舊的報紙，怕有些東西當年看漏了，但這就比較有目標了。有人說可以請研究生回來幫忙，我說不行，不是我親眼看到的資料過不了自己，有些很小的東西我也會收進卡片，好處是不會遺漏。又有些時候整個月都看不到甚麼，我便連廣告也看，這反而使我對香港三十到五十年代的社會發展面貌知道得較全面，讓我愈來愈喜歡香港，因為這裏是我從小生活的地方……一路去看她走過的腳步真是……


梁： 對社會背景的瞭解也有助於瞭解作家作品背後的脈絡。
小： 對。有人說有沒有搞錯，你做了些與香港文學完全沒有關係的資料，譬如說南方局的資料我就有兩本。但如果你看香港左派的文化活動卻不知道南方局，又怎能知道當中的聯繫？雖然我很怕政治，但結果是無可避免的。

梁： 例如這裏有一疊關於戴望舒的《漢奸一事辯》，很明顯了，當時有一個複雜的政治背景。
小： 對，是誰控告他是漢奸的呢？那些告發者還在，我也訪問過他們，其中的恩怨很特別。

梁： 你剛才說到愈是了解香港，對她的感情愈深，可以詳細說明一下嗎？
小： 這份感情很特別。譬如這裏的確有很好的自由空間，左派、右派、第三勢力、古靈精怪的人都可以在這裏有發聲的機會。就算普通作家，沒有甚麼政治背景，都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位置生活下去。當你活了下去便自然對那地方有一些理解。所以我現在和年青一代說，不要錯過那些看似通俗的東西，例如「經紀日記」，它多少能表現當時香港社會，看它如何記錄、如何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及共鳴，這很重要，這才是社會中真正的聲音。故此我也很鼓勵有心人去整理一下剛才所說的這些「非書」的文學史。

梁： 你以前在新亞讀書，受錢穆先生和唐君毅先生的影響甚深，但那個時期的新亞及中大是很強調中國文化傳承，你如何看待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呢？你在那個沒有人知道甚麼是香港文學的年代研究香港文學，難道沒有身份問題嗎？當時寫作的人不會有香港文學的意識自覺，反而可能覺得自己是中國文學的一員，後來大家才慢慢覺得我們這些東西原來叫做香港文學。所以我很好奇，你是一個在教育和學術上那麼用情的人，感情上你又如何看中國和香港的關係呢？
小： 我以前一直不當自己是香港人，我相信與我媽媽和小學的老師有關，我媽媽一直跟我談的都是中國，而非香港。我未入學，她教我唐詩三百首，在中國文化中感染了我。小學時候，我的老師全部都是內地來的，當然他們也會跟學校的規章教學，例如地理，先教我們學校的位置，是在灣仔駱克道。

梁： 這麼有趣的嗎？比現在的還好玩呢。
小： 對，很有趣的。我們要看着黑板大聲唸：軒尼詩道、駱克道、謝斐道、告士打道、盧押道……所以我現在都很熟悉灣仔。這才是真正的本地化和通識教育。但那些香港街道只存在於我的生活之中，考試時真正要考的還是中國地理，要畫地圖，記住哪個省份在哪，每個省份都要背。
回頭看香港，五十年代那時香港社會的風氣很不堪，貪污啊甚麼都有，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都討厭香港。或者也跟共產黨滲入學校有關係，我們官校的師兄師姐有些也是職業學生，而且讀書最好的學生就是職業學生。他們要滲入，一定找考試考得最好的學生。看看曾德成他們，都是從最好的學校畢業。我告訴你一個例子，當時我考進金文泰，初中一第一個學期我就考第一。有一天在操場上，一群師兄師姐走過來和我說，你很聰明啊。很奇怪吧，你怎麼知道一個中一學生考第幾名？他們問我喜不喜歡讀書，我說喜歡；然後他們就說我們有個讀書會，不如周六你來聽聽。嘩，師兄師姐找我去讀書會，很開心。我第一本在那裏讀到的書，便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說多厲害。後來這些師兄師姐全被遞解出境。

梁： 他們多大？
小： 就是高中生。那時候很厲害的，所以英國政府怕得要命。最重要就是不要進了政治部的名單。但是我讀的那間小學卻是親國民黨的，因此我最會唱的國歌就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那首。我們就是在這兩種氛圍衝擊中長大。當時官校的老師懶得像條蛇也不會被炒，不講政治就行了。我有個老師就是怕我們出事，他上課時說：「你們去參加活動要看看他們的招牌，白底紅字、紅底白字的招牌千萬不要亂進；白底藍字、白底黑字的才好進。」你看現在還是有這種情形，工聯會剛剛改了招牌，不然你可以發現白底紅字或紅底白字的就是左派。時局如此，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政治千萬不可亂碰。
回頭說說香港是甚麼？不知道，我當時完全不知道。特別是我們讀中學的時候，課程內沒有鴉片戰爭。在甚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只知道現狀有貪污之類的壞事。我從甚麼時候開始對香港有感覺呢？就是七十年代去日本的時候，你不能當自己不是香港人了，因為別人一定把你當成香港人看待。七十年代，日本人有很多投資在香港，所以他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香港的事；但他們問我，我卻回答不了。於是我一回來就開始投入看報紙，在看報紙的過程中我開始問自己對香港的認識到底有多少。我在這裏土生土長，竟然甚麼都不曉得，這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再看看三十年代那麼多人來香港，他們來香港做甚麼？為甚麼不去別的地方？這也是讓我思考的問題之一。例如，三十年代戴望舒來香港，為甚麼呢？他為甚麼不去其他地方？到了八十年代，我們全家移民，風風火火的，人人都離開，那為甚麼還有人逃亡來香港？對了，六十年代的大逃亡對我的刺激也挺大的。一層層累積下來的問題迫使我不得不問「香港究竟是一個甚麼地方？」在這個考慮過程中，我開始有了一點身份的認同。
到了回歸的時候，大家都在說：到底是中國的香港人還是香港的中國人這種問題，我就省得去想了，我很懶，我不喜歡在定義上纏繞。既然我不知道，我就去求知吧。就在求知的過程中，看到香港當年在英國殖民地的管治下，左派有機會，右派也有機會，機會怎用是個人的事，但最低限度空間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時我就回中國大陸去看，真的想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開放改革之後，我又比較早和內地有文化交流，見到老一輩的人受盡委屈，我又在想他們為甚麼會這樣，連一句埋怨的話都不敢講。我們再看看香港的羅孚父子，是不是也是個很大的刺激？他們不愛國嗎？他們是最愛國的，但是到現在羅孚一句話也不說。換成是我，早就會出聲了。所以對你剛才的那類問題我從來是迴避的，不願去想。我做好今天的事，我現在能為香港做些事，那些事將來或許有用，或許沒有用。

梁： 但從做文學史的角度去看，哪怕你一直堅持做資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恐怕也很難避免這個地域界線的問題吧，就如戴望舒，為甚麼要把他放進香港文學的收藏呢？
小： 不知道，將來的事不知道啊。



梁： 將來就不會把他看成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嗎？
小： 常常有人問我為何不把張愛玲納入研究範圍。我說，她即使以香港背景來寫作，也不等於她是香港作家，或者屬於香港文學。所以現在值得考慮的就是，你應該當她是甚麼人。

梁： 所以香港文學複雜的地方就是，在七十年代之前，沒有香港意識之前，你如何判斷甚麼是香港文學？
小： 所以我就後悔了。研究香港文學，是不應有一個地域限制的，因為在那個時候，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邊界與香港的政治邊界好像存在，但往來又很自由。早年的作家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來的時候或者不打算定居，但又無奈成為了香港人。那我為甚麼要定義這個人是香港作家，那個人不是香港作家呢？你剛才說到戴望舒，大概沒想到我會說將來的香港文學未必會寫到他吧。相對來說，研究文蹤是一定可以的，把他當成一個蹤跡。

梁： 假如文學史的主體不在作家的身份而在於地方呢？
小： 可以，但我還沒想透。老實說，這個研究是很稚嫩的。沒有很多人願意開心見誠來與你討論，有人會說我已有了個定義，你一定要跟着我走。

梁： 現在又有個新的情況，好像黃燦然和廖偉棠，他們有許多詩作都在大陸發表，被人接受為中國作家。這是不是代表我們又回到你說的模糊狀態了？
小： 這是必然的，因為不論是政治的地域還是讀者的地域，一開放後必然會有這種模糊的現象。最近西西都將所有的版權賣給廣西師大了，出版的書很漂亮。將來讀者要是問西西是甚麼人，你怎麼答呢？其實不用如此強制分辨，因為文學本身已經有一種超越時空的特點。你和馬家輝的作品均很受內地的讀者歡迎，為甚麼會受歡迎？當中一定有個溝通點，而這個溝通點不正正就是文學的作用嗎？所以我覺得不必要如此強調一位作家屬於哪個地域。我覺得將來香港文學會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梁： 就好比馮驥才一直住在天津，而且深愛天津，幫天津寫了那麼多東西；但我們不會說馮驥才只是天津作家，不算中國作家。
小： 我很奇怪為甚麼中國人就是要分得那麼仔細。那麼多人跑來跑去，地域對他們來說根本沒太大的意思。你看那些南來作家，葉靈鳳長期在港，你覺得他是香港作家嗎？也不見得吧，他在香港那麼多年，沒寫過一部關於香港的文學作品，整天躲在回憶的閱讀世界中。為甚麼呢？作家一定有自己的道理。你再看看三蘇，從內地過來的，但卻完全不寫內地的事情，寫來寫去都是香港。怎麼去定義呢？根本不可能用一把尺來量度所有的人。我覺得自己的思想在這裏還沒想得周到成熟，所以我真的不敢碰這個問題。

梁： 每當大家提起要寫香港文學史，你就跟大家說時候未到，資料不夠。那要等到甚麼時候呢？還是有一天你會自己做？
小： 我經常說，我做磚，我不起屋，這是我自知的優點。我就是懂得這些細眉細眼的東西，將它們儲起來，讓將來有人用時不必再像我一樣從頭去找。我已經決定了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去寫香港文學史，這些資料則是我交給大家的東西。

梁： 今天香港那麼多年青人強調本土文化和保育，你怎麽看？
小： 我是喜歡的。殖民地時代，當局扼殺了所有關於根源的蹤跡，刻意不讓你知道，不讓你記住。天星、皇后碼頭拆卸的時候，我也去看過那批留守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很奇怪，我這麼一個保守的人來這裏做甚麼？我說我是來看看你們的樣子，我想很感性地把它記在腦內。小時候我對天星碼頭最有感情了，因為我經常在那裏等待爸爸下班。它要拆了，我卻完全沒問題，一句話都沒說。為甚麼他們那麼年青，又不是天天到天星碼頭的人，卻會對它的拆卸那麼緊張？當中一定有些道理，那道理不是別人眼中的「沒事找事做」，必然有些甚麼在他們心中發酵了。所以我覺得，畢竟這一代的人把這個地方當成自己的地方了。

梁： 那就是當家作主。
小： 你沒問過我就來搞我的東西，我一定要出聲，就算沒用也一定要出聲。我們那時候就是覺得沒這種必要，你就搬個夠吧，反正不關我的事，那種冷漠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質。如果要說真正的本土意識，那就是現在了。很多人說六十年代的崑南已經很有本土感覺，沒錯，他走得比較前，願意去想身份、去想委屈存在的意義。但當年這種例子始終不多，現在則是一整代人都有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本土化是在八十年代以後。但他們有一個毛病，那就是沒有根，往往只截取一段七、八十年代的片段，以前香港走過甚麼路他們不是太清楚，所以有些事情重複了卻不知道。以前英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不讓你記憶，所以現在他們除了向前走也應該回顧一下。請注意，不是懷舊，我很反對懷舊，如果只是緬懷過去走過的路，沒有總結經驗來幫助自己更健康地向前走一步，這種懷舊便不夠好了。

梁： 這個特藏中你覺得最有趣的重點是甚麼？
小： 我覺得每一樣都很有趣，我當然認為自己的子女每一個都很有趣，你隨便拿一篇文章來看看也很有意思。譬如二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用很先進的理念討論香港教育了……

梁： 你從前買舊書的數量驚人，盡人皆知。如今你捐了這些書，買書的習慣有沒有改變，買少一些呢？
小： 書反而買多了，但我看書的習慣卻改變了。以前我在中文大學教現代文學，可以說從三十年代一直到2002年，所有散文我都不放過。我也看小說，因為有學生跟我寫論文，他們選的小說我也要看。但現在我一點都不看了，我不再看文學，除了香港一些新的年輕作家。我現在是不務正業。

梁： 那看些甚麼？
小： 在看建築、看文化上的書，看一些日本文化發展的書。

梁： 所以現在買的書也都不一樣了。
小： 不一樣了，你找天上我家來看。大概有幾類，一類有關日本；一類是香港文化，能買多少就買多少；還有一類是建築的書，和介紹京都的書。

梁： 我記得你寫過希望以後自己別再買那麼多書，對吧？
小： 唉，就像上了毒癮很難戒，反正這又不是非法的東西。一逛書店身心都全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