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梁文道
查： 查建英 查： 昨天我去游泳回來，見到一個騎着自行車的老外，頭髮比較長，後面梳一條小辮子，然後穿着破T恤，騎着一輛自行車，肩膀上還有一隻小鸚鵡。他坐在一個台階上，旁若無人，但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然後他拿出一個蘋果牌的notebook，不曉得是在打字還是在上網。如果是遊客，他怎麼會騎着自行車然後坐着半天，一點不焦急？我看他就是一個住在北京的那種老外。 梁：你小時候的北京沒這些人吧？
查： 絕對沒有，太不一樣了。我小時候的北京完全是那種毛時代社會主義首都的模樣，外國人全都趕光了，可能只有少量的外國專家。你知道外國專家都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同情中國革命，給中國做點外宣，比如說翻譯《毛語錄》這種，不過這種老外我們一般也見不到。 我那時候是屬於知識分子家庭，住的地方是個四合院，我父親是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後來搞了一點甚麼科學哲學，就是翻譯了波普、庫恩這些。我父親當年是清華外文系畢業的，但是來到我這一代已經沒有人學外文啦。79年左右他在武漢大學講學，結識了一個忘年交，一個美國小伙子，這個美國人我還記得特別高特別瘦，叫馬克，Mark。他是俄亥俄州的一個牧師家庭出來的，不知道為甚麼就是對中國有極大的好奇心，那麼早就跑到中國來當外文老師。我父親把他帶到我們家來，那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活生生的外國人。那時候來了一個外國人，所有的鄰居都不得了，就覺得怎麼來了一個洋人。那時候來了一個外國人是要通過批准的，你要報批，單位要批准，然後區委還要打招呼。你竟讓他住到我們家裏來了，在我們家吃飯睡覺。 梁：你在北大上學也沒見過老外？
查： 見過見過，我78年入學，到了79年的時候就已經去陪留學生住了。 梁：甚麼是「陪住」？
查： 哈哈！當時大學有少量留學生在學中文，對吧？然後他們需要一個語言環境。可那時候校園裏面的中國學生跟外國學生是分開的，很少接觸。他們會到你班裏來聽課，聽完下課就走，沒甚麼交流，沒有來往，大家好像也不知道怎麼跟外國人打交道。但為了提供他們一個學漢語的環境，就有留學生辦公室挑選一些普通話很標準的學生去住在他們的宿舍裏當roommate。當時留學生的宿舍不像我們的，中國的學生都是住大宿舍，比如我們班裏邊最大的宿舍住了十個人，我住的宿舍裏邊住了六個以上。但留學生是每個人自己有一間屋子，陪住的人就搬進去，那就一間屋子兩個人，你就跟他睡在一間屋子裏。基本上都是挑北京人，因為北京話跟普通話最接近嘛，所以我就是第一批被挑去陪住，這叫「陪住」。 梁：呀……這叫「陪住」。
查： 對，陪住還有陪住的紀律，你不能隨便帶他到你家裏去了。我們都住宿舍嘛，到週末北京學生都可以回家。但我覺得太不像話了，跟她住了那麼久，她沒有試過有一個本地中國人請她到家裏去作一次客，在中國上幾年學都白上了。我就決定一定要請她作一次客。當時還得去留學生辦公室審批，然後去區委打招呼，要不然就被看起來了，你知道嘛。就像當年Mark到我們家，開門窗戶都是人在看，我不誇張，真是這樣。人家就開始私議，說我們家來了一個洋人，這是怎麼回事了？而且你知道我家裏就我一個女大學生，週末回家，家裏卻住着一個小伙子20多歲的，還是一個美國人；這是怎麼回事呢？和現在的反差有多大，你能想像嗎？ 梁：說回這本《八十年代訪談錄》，你跟書裏面這些人基本上是同一代嗎？
查： 是，大多數還比我大，因為我上大學的時候就18歲，我是班裏最小的。最大的比我大十四五歲。 
梁：這是少有的正常年齡。因為那個時候入學的，都像甘陽他們那種歲數，是回校的知青。
查： 對。所以我和文革其實就沒有太強的關係。我書裏邊好多人他們真是參與者，不是紅衛兵就是那種被逼害的人。像李陀，他比我大20歲啊。我聽阿城後來告訴我，說李陀那時候在北京有一個很有名的工人組織叫甚麼「菜市口菜刀隊」。 梁：他們是直接參與紅衛兵甚麼的，但你還沒那個資格。
查： 對，我還沒那個資格。文革我趁沒有功課就跳了兩級，結果跳到最後一批下鄉的那一屆。文革都已經結束了，但是上山下鄉的政策還沒有完全收回。我就下了十個月，在郊區插隊，那個時候插隊已經不是到最遠最艱苦的地方去。 梁：後來你上北大中文系，為甚麼英文會那麼好？
查： 我的英文那個時候一點都不好呀。我的英文是到美國以後才學的。我去的時候，我們的英語只是對付考試的那種，很爛的，大家考過以後也就不再學了。尤其是北大中文系的人是覺得中文是最高的嘛，誰要學英文學外文的，他們都看不上，沒人會用功去學外文。那個時候基本上還沒有出國這件事。 梁：你怎麼就會想出國呢？
查： 是一個巧合吧，正好有兩個同學，一個女生叫吳北玲，她是那種延安的老插隊，在延安插了八年隊，跟當時全國著名的赤腳醫生孫立哲結婚。這孫立哲是個神人，他當年在陝北插隊的時候就自學給農民動手術，200里遠的農民都擠到他的窰裏要讓他開刀，因為缺醫少藥嘛。他特別聰明，在那個年代他就自學了英文，後來他跟我的同學吳北玲上北大以後結婚了。因為這孫立哲很早就學了外文，所以也很早就聽說了有自費留學這件事，就是你可以自己申請外國大學的獎學金。那個時候剛開始有公費留學，但我們這種凡人沒有任何可能被挑中，所以他們就開始寫那個申請獎學金的信，我也跟着他們。 梁：但那個時候想出國的這種想法流行嗎？
查： 不流行啊，所以我們班同學覺得我們都瘋了，這麼好的中文系，你幹嗎到美國去。 梁：我也想問你想去幹甚麼？
查： 其實我並不是想出去，就譬如說去拿個學位，當教授，然後在國外留下來的這種。其實是特別簡單、特別模糊的一個想法，就是想出去看啊，就看它是甚麼一回事。於是我就跟着這個孫立哲到北京的圖書館去查一堆美國大學的地址，胡亂寄信。後來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英文系系主任給我拍了一封電報。這電報有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說「We are interested in you」，第二句話就是「We have scholarship」，第三句話就是「Please send your transcript」，就是寄成績單來嘛。我當然就大喜啊，覺得有一個這麼熱情的回覆，我趕快炮製了一個英文成績單，要不然怕人家說我瞎胡鬧啊。然後那邊就馬上寄來說ok，可以給我scholarship。 這一關就蒙混過關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的英文爛，就給了我獎學金。可是簽證還有一個面試，面試有一部分是要用英文作答的。我準備了兩天，就那一段話來回來去，練了半天，已經到了腦子一片空白。最後見到了簽證官，到現在我都記得他的樣子，就是一個蒼白的臉，特別angular的那種，不苟言笑。我覺得糟了，我這麼爛的英文，肯定當場拒簽。沒想到居然簽了！我就看着他抬着頭也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I think they made a terrible mistake」，我馬上暈倒了，然後第二句話是「But go ahead」，第三句話說「And good luck」，那個心情好像突然掉到地下，突然又升起來一樣。 
梁：是不是因為那個時候根本沒甚麼中國人出去，老美幾十年沒見過大陸人？
查： 對，你有這種勇氣嘛。包括那個英文系系主任……我到那兒才知道，他們從來沒見過任何大陸出來的公費生，也沒有人那麼申請過。所以他就覺得無論如何我要幫你一下。 梁：你是去唸本科嗎？
查： 我其實是去唸master degree，但我大學都沒畢業。所以我的同學就覺得我瘋了。到了那裏以後，很快又露餡，那個系主任見我一張口，英文居然這樣爛，馬上打回我去補修那個undergraduate的課。 大家說中國人無論到了甚麼時候都有辦法，這句話還真對啊。我很快就結交了幾個南方的美國人，很純樸、很好客。我的host family是夫婦倆，他其實是個蘇格蘭人，研究Robert Burns。他的太太是個法國人，兩人等於沒有一個是美國人，雖然在那很久了，但他還是對外國人很有親切感。我像一個adopted daughter似的，逢年過節，甚麼Thanksgiving，Christmas都跟他們倆過。 我拿到MA之後同時申請了五家大學，而且五家大學全都有獎學金，甚麼Stanford、Columbia。結果選了Columbia，因為我特別想去紐約，反正我已經到過美國的鄉下小城。再加上不知道為甚麼我覺得Columbia跟中國人特別有緣，出過胡適啊。我到那兒就是去唸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跨系的，當時比較文學的系主任就是薩伊德，東亞系的是夏志清。我到了那兒才第一次讀張愛玲，才讀《圍城》，立刻覺得：嘩！這個很不一樣，它這個文學史跟我們在北大讀的太不一樣。 那時候還得學法語，我還記得那個法文系的法國老師帶着特別濃的法國口音在講Semiotics，Paul de Man。我還記得一個很古典的老師有一次很語重心長的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你是不是認真的要build for academic career，如果你是的話，我建議你要多修理論課。現在是個理論熱的年代，你要是不修理論課，以後去找工作就有問題了。」他就看我修課時老是躲着理論。 當我學了Semiotics以後，我就把這套用到夏老師的課。 
梁：他很討厭那些東西，對不對？
查： 他很保守，就是很人文主義那一套。但他很有趣，我還記得他雖然不以為然，卻也專門把我叫着，很好奇問我一遍，你的法文系老師怎麼講啦，你覺得他講得怎麼樣。不過他還給我A，他說我敢於創新的東西。 跟薩伊德我覺得也沒有太多的交流，他自己就很忙。因為我oral試考得還不錯，所以他就給我一個論文獎學金，我想比較美國的越戰文學跟中國的文革文學，就準備回到中國來做研究。走之前薩伊德還找我談話，似乎他們都有一種直覺，感到這個學生好像不是要走那個academic的路。我還記得他的eye to eye contact，問我一句：「you are coming back to us, won’t you?」我肯定地點了頭。 梁：你沒回去。
查： 真的沒回去，我到了中國根本沒開始做論文。 梁：你那幾年跟中國是完全脫開關係的？
查： 是完全脫節的。 梁：但你在北大的時候就認識北島《今天》和「星星」那幫人。
查： 還記得當時我和班裏另外一個同學王小平，一齊跑到城裏去參加他們的討論會，他們一個一個都已經卓然成家了，就是教父的感覺。我們進去一看，全都是巨頭，我肅然起敬，不敢亂說話，坐到角落裏面。北島在最後覺得有兩個女學生在啊，他說：「就請我們這兩個北大學生也講一點吧。」 梁：你們講甚麼啦？
查： 沒得可講，哈哈。後來北大有一本刊物叫《早晨》，我的第一篇小說就發在上頭，居然就被北島看中，差點拿到《今天》，不過後來輾轉也沒發成。也不知是甚麼因緣，我居然那麼早就認識他了。我還記得他跟我特別嚴肅的談話。他在我們眼中就是那種很悲壯的文學英雄，因為他們是被員警打壓，處於半地下的狀態，隨時有可能被停刊或是坐牢。我從小有一種英雄情結，而且最嚮往、最敬慕的是悲劇英雄，就像耶穌那樣要被釘，如果他特別成功，就好像反而差很多。所以他說的那句話我一直記得：「我們幾個人已經是一隻腳踩進墳墓的人了。」他說這種很嚴肅的話，感覺就是自己可能隨時要殉道，隨時作好準備要被抓起，還帶着一些滄桑，說得我肅然起敬。 梁：這太逗了。
查： 很多年後我在美國再提起這句話…… 梁：他一定覺得很不好意思吧。
查： 他根本不記得：「啊，我說過？我記不清楚。」哈哈，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 以前在大陸就是做甚麼也有人管着你，所以我老是盼着那種自由散漫的路，不想特別設計一個明確的職業。我去了Columbia又跑到歐洲去旅遊，各種事情都試過了以後，正好回來中國也碰到了八十年代最火熱的關頭。我當年的同學告訴我，現在國內特別熱、特別好玩、特別有事情可做。所以我就遇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到底我要走學術道路，還是要寫作，然後我很自然就回來了。87年一回來我就再沒有回Columbia。 梁：你出去的時候，雖然說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但是文化思想領域還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年代。可是你87年回來的時候就非常熱鬧了，感覺怎麼樣？
查： 特別興奮。八十年代有一種特殊的熱情，對我來說是特別重要、特別珍貴的一段經歷。沒錯，很多作品的質量很差，很土，視野也沒有真正的打開，都是亂七八糟的，只是試圖在突圍，擴大一些言論的空間。你在外面生活了這麼多年，發現這地方有些debate也是挺好笑、挺亂的，沒有章法，就亂打仗。但也不影響我對那個時期特別真誠和激情的那種印象。而且大家有一種共識啊，不管意見有多麼不同，反而沒有後來的那些算計。觀點的分歧不致於交惡，對吧，而且這種分歧其實真有一種大家在尋找真理的感覺。在一個大前提下，大家都是同道。就是想使中國從那麼糟糕、那麼黑暗的年代走出來，把自由表達的空間逐漸擴大，這種共識是一樣的。 梁：我當時感覺到亂是很亂，但是好像隨時會有一個人莫名其妙地弄一個甚麼東西出來。
查： 對，一不小心可能弄出一個好東西來，是嗎？或者弄出一個嚇你一跳的東西，它不是那種很predictable的，因為你要predictable你總得有一些前例吧？那都是又土又粗可又特別有生命力的東西。如果你甚麼都知道，反而會被嚇倒或者被局限，你覺得你甚麼都不能寫，因為甚麼都被寫過了，做得比你都好，那你還有甚麼可做的呢？那個時候就有點初生牛犢的狂。 同時中國又是很記人的，當年你有點江湖地位，20年以後，就算當中甚麼都沒寫，可人家還記得「他不是就是那個誰嗎？他寫過一篇……」。 梁：要是在美國就完蛋了。
查： 中國太不職業了，太不職業以後就好壞都有。好的它給你這個自信心，你有底氣，你可以十年磨一劍，反正你的江湖地位已經有了，你還可以養精蓄銳，這口氣要憋好久才能出新的東西，對得起你上一個大作。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當年的名氣也許只是一個假象，你成名了，但它並不證明你的藝術造詣或者才能。 
梁：八十年代文化熱之後你從紐約回來。這種背景對你參與當時的文化圈有甚麼影響？比如說人家怎麼看你呢？忽然回來了一個留學生……
查： 87到89也就兩年，而且那時候非常激烈，各種浪潮不斷出現，我只不過才開始寫小說。而且我整個軌跡跟他們都不在一塊兒，卡夫卡剛被翻譯成中文就變成一個新的時髦，然後馬上又模仿拉美魔幻。又譬如後設小說當時是非常熱的，我就不大有興趣。李陀他老覺得我從美國回來怎麼還挺保守的，寫小說要講故事？應該顛覆才對！不過我也寫過幾篇這種連我自己都看不懂的小說，嘿！ 梁：那時候我就想，哎唷，大陸也有人寫這種東西。
查： 你有這種感覺嗎？就像《黃土地》到了西方，哎唷，中國也有人拍這樣的電影，讓你覺得很驚異，很奇怪，因為你對中國的聯想一般都不是這樣的。反而那時我挺欣賞阿城，就覺得他怎麼就不一樣，很老到，有一種很中國的味道。 所以我也覺得別人不太知道把我怎麼歸類。就是覺得怎麼好像美國回來的也不是玩這個呀？於是很容易就把我的東西歸類成一種留學生文學，因為我是留學生嘛。我是個一直比較游離的人，沒有屬於某一個流派或者某一個群體。當然我有一圈朋友是比較走得近，但我在裏邊都不是一個典型的或者核心的一員。比如說朱倖辦一份雜誌，叫《東方紀事》，那時候在中國很少機會能辦一份同人刊物。它算一份同人刊物吧，請了一大堆當時的風雲人物，一個人負責一個專欄，可以寫也可以編。他馬上就把我拉進去寫一個叫「東西風」的欄，負責介紹外國有的東西。然後我就找了林培瑞（Perry Link）兩個人一起合作，就我們倆自己寫自己組稿，也去找人訪談一下。但那份刊物沒辦多久就六四了嘛，馬上封殺。你看當年有那麼多人捲入得很深，很多人都坐牢去了，也有很多逃亡的。
梁：所以你的八十年代的實際參與就是兩年。六四一來，戛然而止。
查： 所以我作《八十年代訪談錄》這麼一本書，有些人就覺得你怎麼能代表八十年代呢，就你周圍的一圈兒朋友，而且這些人都偏於這個文化呀、人文的甚麼。另外還有一種意見就覺得你都不在場，怎麼看得到這些事呢？ 
梁：是不是恰恰是因為你中間很多時候不在場，所以你為你自己理清一些事呢？你想知道在你離開的六年裏，大伙到底幹了些甚麼。
查： 對。其實自從我21歲出國以後，始終在中國跟美國之間遊走，八十年代是我重新回來，重新接上地氣，把我本來有可能斷掉的中國情結接上了。所以我想重現某種場景。很多時候我不在場，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玩得天翻地覆了；就等於一個party已經開到一個高潮的時候，突然門外又進了一個客人。然後它又以它的結束方式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因為六四我是整夜在場的，我就在天安門，我一夜都在那兒，我真的看着死了人，就在我眼前死了十幾個人，用這麼一種方式結束了一件事。 我回來就覺得我不能再回美國當教授，怎麼突然一下就變成這樣了，那麼多美好的可能性一夜之間就沒了。讓人感覺這個國家呆不住了，我得回去，而且我回去還得面對一個以前都沒想過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得嘗試用英文寫作。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變成為一個英語作家，或者是一個流亡作家。人住國外，用中文就等於在用外語了嘛。對當地人來講，中文就是外語。我知道有很多人對流亡作家有一種很浪漫的說法，「只要漢語在，故鄉就在」。 梁：托瑪斯曼二戰的時候離開德國。一到美國，記者問他你那麼熱愛德國文化，現在德國搞成這樣，你來美國，你不難過嗎？他說不難過，我托瑪斯曼人在哪裏，德國就在哪裏。
查： 打死我都說不出這種話！中國人特別愛問我在美國那麼多年，我是不是很鄉愁呀。我最討厭這種問題，老要把一個祖國當作是一個母親，因為你是小孩，你鄉愁在想着媽媽。我覺得我是一個成人呀，我有我個人的生活，我不要被這種很sentimental的情感綁架要脅。我覺得這是一種blackmail，emotional的blackmail，非得要你承認，你只要離開這個祖國，你就是一個壓抑的、悲慘的、讓人同情可憐的這麼一個人。 梁：而且這是一種nationalism的blackmail。
查： 就是sentimentalized nationalism。它假設如果你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如果你還想承認你是中國人的話，你一定要承認你有鄉愁，你一定要承認你在國外很寂寞、很難過，然後受到種族歧視。如果你不這樣回答，馬上就好像會有一個叉子在你頭上，這叉子提示你可能是一個賣國賊。你明白我的意思嘛，反正是政治極度不正確的這麼一個人。我永遠不給別人這種滿足，儘管我肯定有某些時候很想念我的朋友。 梁：但那就是懷念一些過去的朋友，沒那麼大的包袱。
查： 我覺得這種nationalism底下是很殘弱的一個個人，要附在這麼大的一個東西上面，你才覺得你有角落，你有安全感，然後你有尊嚴，你有所歸屬。從我的經驗到性格，我都不認為這是一個真實的東西。是不是中國人現在經濟行啦，馬上在海外就有尊嚴啦？我沒有覺得呀，我覺得跟以前一樣，我作為一個個人，我還覺得中國問題很多呀。而且在中國還那麼窮的時候，我也沒覺得自己沒有尊嚴。 梁：我想蘇曉康他們是會有鄉愁的。你們很不一樣，第一，當時他們的寫作是很主動的要把國家的命運承擔到自己身上；第二，他們只能用中文寫，就像北島，在外面那麼久還是要用中文。
查： 我預先沒有設計這條路，不像哈金本來在國內就用英文寫，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差別。你在語言形成期的時候選了甚麼語言，之後如果再換一種語言，那它永遠是你的第二語言，就不可能變成你的第一語言了。所以我也沒有設想我將來要作一個英語作家，這是一個拋下來的現實，突然我就面臨了這麼一個問題。 雖然英文不是我的母語，但我畢竟很年輕就出去了，所以我的英文底子足夠。我又不想做一個流亡作家，像托瑪斯曼這種很悲壯的，覺得我在哪兒寫都代表了我的語種的驕傲。我不代表這國家，我沒有這種感覺，我從開始出去的時候就沒有這種心態。 我也不想當那種白俄作家。你知道納博科夫是一個意外，另有一批俄國人英文沒他那麼好，辦那種移民雜誌，用俄語寫作，變成很邊緣的一種小群體，然後有一種永遠漂泊在異國回不了故鄉的悲情。我不想過這樣一種生活，長期的邊緣心態可能會影響你的正常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不是說所有人都會這樣，但我覺得有這樣一種可能。就像唐人街的老華人，永遠講廣東話或者華語，周圍的朋友全是中國人，不大跟美國這個社會發生聯繫。其實那時我再回哥大，再接上去也可以的。 
梁：可以嗎？
查： 還可以的。夏老師說，你怎麼最後這一衝刺就不要修成這個正果呢？他還說我也知道你不想吃這個苦，你就寫一個dissertation，我可以給你通過……你就寫了吧。 梁：我聽很多人都講他對學生真好。
查： 其實他真是好人，很有感情，只是說話太不經過任何篩選。所以我就有很多年都不好意思回去見他。 梁：你很愧疚，是嗎？
查： 對對對，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弄到像一個捲款逃跑的貪官，拿到獎學金，就不露面了。其實我也不是真的當時就決定不做了，只89年再回去我覺得完全不是「我等着上學、進學院再去教書」那個心態。 梁：沒那麼平靜。
查： 沒那麼平靜。然後我也正好有一次試煉，婚姻破裂，反正就是特別的迷惘特別慘。跟六四沒有任何關係呀，幾乎是在同時發生。反正就是完全沒信心再回哥大去唸完那個博士，但是也沒有一個準備說我要開始英文寫作了。於是我去一個公司工作，覺得總要make a living。然後我就仇恨這個公司、這個工作。那一段就除了上班就在睡覺。完全是depression。 梁：還是延續了八九之後的情緒。
查： 是，而且那段記憶特別灰暗，覺得這個國家沒希望，我也不想跟它發生關係，所以我也不用中文寫作了。後來我父親在90年去世，我媽都沒有告訴我，她就覺得就算了，不要讓你回來了。 梁：你不知道嗎？
查： 我都不知道，所以這也是一個trauma。我跟我父親關係是非常近的，我20歲以後跟他老吵架，是政治上的一種intellectual debate，他老覺得我沒有理論，太感性，是一個文藝青年。但我們感情特別深。他去世幾個月之後，才有朋友帶來我媽那封信。我還記得Ben（查建英的現任丈夫）跟我說你先坐下，我要跟你說一件事。 梁：所以八十年代對你來說好像變成一個很特別的問題了，你需要去處理它。那好像就是一個群體的青春期結束了，整代人的青春就這麼完了。
查： 它是沒有句號的。連李陀那一些人都有這種感覺。 梁：我覺得李陀很特別，因為他年紀那麼大，當時已經40，但他好像在那個時候才迎來了他的第一個青春期，他之前的青春是被壓抑了。
查： 他在書裏面年紀是最大。但你知道嗎？還有比他年紀更大的人，都有點老夫聊發少年狂，像年輕人一樣。因為他們過去的青春都被壓抑了。如果你一直都在一個很正常的社會，一步一步走到八十年代，你反而不會覺得那個年代很特殊，你也不會有那麼強烈的感受。就像你沒窮過你怎會知道富有的快樂，如果你生來就在一個富貴之家，你就甚麼都覺得沒所謂了吧。 
梁：你覺不覺得這一幫人就有點像今天講的「八十後」啊？
查： 也許我們因為以前缺了太多，被壓抑得太厲害，所以那一個青春期的爆發可能也爆發得特別強烈，沒甚麼章法，其實那一種反叛也不夠個人化。現在的反叛大概都有一個具體的對象，例如家長對你怎麼樣啦，或者是學校老師對你又怎麼樣了，你對這個考試又怎麼樣啦。可是那個時候我們要的東西都很不個人，想的都是國家怎麼樣啦。就連你在強調個人的時候也是一種社會姿態，因為以前所有的人都被教育「我只能為社會奉獻」，所以我現在要強調個人來反叛。 梁：所以那個年代有句話說文學是人學，對不對？這些東西都是政治宣傳，是一種政治宣言。
查： 就包括北島那一些詩歌，後人都覺得這也算詩歌嗎？這不是一個政治宣言嗎？連他自己都說那些東西太口號了。因為我們的成長經歷就是這樣，都是很宏大的，人人要有遠大目標。不像現在，好像一生出來就很自我了。 梁：回看八十年代，有甚麼遺產留下來嗎？
查： 不管是美術、電影，還是文學，或者學者的一些著述，我覺得都可能有點良莠不齊，能夠流傳下去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可能不是太多。 但我覺得，如果你把這個成就不僅僅定義在它留下來的創作，而是它的整個精神氣質，情況就不同了。它的追求超越了黨派和各人利益的算計，對學問也好、對藝術也好，有種比較真誠的激情，真是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學而文學。這種純粹、這種精神氣質我覺得才是八十年代的價值吧。 但它並沒有真的傳下來。那一代人現在就是些四五十歲的老爺爺了，很多人老油條似的，很懂得炒作，也很能因為膽怯而轉型，怕坐牢怕丟飯碗。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我覺得整個政府比較開明，整個社會更蔓延一種再也不能讓恐懼當道的氛圍。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有些東西說不得了，也有一些是你顧着利益不能說了。我們不再對抗恐懼，只能順着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