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親中派對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幾年前，當我還在電台工作的時候，曾經推出過一個叫做《親中派對》的節目。「親中派對」，當然是拿香港的「親中派」開玩笑，想把一個固定的呆板的「親中派」形像打散成眾聲喧嘩的一場親中派對，或者描繪一種沒有黨派性格的全新親中「派」（party）。這個節目談的並不是政治，而是北上消費，內地各城動向與中國社會的諸種新現像；它假設如此一群九七後出現的新香港人，常常出入邊境，或者經常在內地消費遊玩，或者覺得現在的中國要比香港更「潮」，甚至乾脆在內地落戶生根成了一個「來自香港的北京人」。然後，我才知道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馬傑偉教授原來早就在研究這種嶄新的人群流動和它所產生的文化效果了。

馬傑偉在過去十多年裏最為人所知的工作，是透過以電視劇為主的大眾文化產品挖掘香港人身份意識形成的歷史。例如用「阿燦」這類角色的出現，說明港人怎樣以大陸為對立面，逐步建立起一種看似自足的自我認同。只是到了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馬傑偉發現，想要繼續研究香港文化，實在不能再囿於邊境的界限，不能再假定香港是一個封閉自足的社會。原因不是我們的政治身份已經被重新確立為中國公民；而是因為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出入邊境，來往兩地，用最具體的經驗把中國（嚴格說是珠三角）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於是，原來那種認同空間界限十分明確的香港人身份也不能不因此改變了。

於是在《酒吧工廠》的緒論裏，馬傑偉開宗明義地借用地理學家索雅（Edward Soja）的「後都會」概念，把珠三角星羅棋佈的城鎮看成「多點網絡連結」的後都會，香港則是這張大網的一部份。

且看大批北上的「港商」、一眾中層管理人員，以及不可計數的消費者。這批人的持續壯大不只影響了內地的面貌，還會反過來對官方正在推行的愛國教育帶來意想不到的衝擊。一直以來，無論中港，政府和各半官方機構總是以一種「認識中國等於認同中國」的邏輯推動愛國教育，以為用交流團一類範圍有所限定的溝通渠道讓參與者認識到國情之後，就會使得他們漸漸成為狹義上的愛國港人。這也正是往年政壇裏親中派形成和它吸收成員的不二路徑。可是我們香港人如今實在不需要再透過此類固定管道去認識中國了，只要有一張回鄉證，人人都可以有個人版本的中國經驗，甚至迥然不同於官方的國族主義。

所以馬傑偉特別提出了「市井國族主義」這個有趣的說法。根據他過往的研究，馬傑偉認為九七年前中港兩地的互動造成的不是邊界的淡化，而是它的強化；那種香港現代多元，大陸單一封閉的對比始終存在，阿燦形像的說服力始終有效。可是自從回歸以後，一方面隨官方的宣傳機器不斷開動，另一方面港人越境的經驗也的確日益繁多，於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和意識就誕生了。「在一個廣大的南中國地理空間感受與香港不同的國族空間。在這個敏感地帶，一度去國族化的香港殖民地空間，被不斷的國族空間所環抱」。

在這種體驗的日夜薰染之下，與官方意願有異的「市井國族主義」的特色是不一定認同官方的愛國論述，甚至說不定會因為親身接觸的機會增加，變得更有批判中國政府的本錢。然而，它卻「零碎地活躍於日常生活，讓香港人可以靈活借用來修訂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並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放到更大的國族版圖中」。

最後，馬傑偉還發現曾經中斷的親族關係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活躍了過來，許多港商在內地開設的工廠企業都聘用了「鄉下」的親人擔任不同職務，一度因政治理由而分隔的華南親族網絡於焉復修。這讓我想起早在數十年前，在相對獨立的香港認同仍未形成之前，廣州、香港與澳門並稱「省港澳」或者「省城、香港地、澳門街」的日子，當時珠三角各城間的差異不達於身份認同的層面，整個地區交流網絡的密切也遠遠超出今日的想像。現在的珠三角「後都會」在某個意義上是不是一種「省港澳」的復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