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一個香港文化人看大陸創意產業

【新民晚報-文化觀察】首先我要擺明自己的身份。自從1998年開始，我就出任鳳凰視的談話節目嘉賓主持，現在亦是它的時事評論員之一。多年來我常思考一個課題：香港的文化和創意產業會不會被邊緣化？

香港一度是兩岸四地中思想交流最活躍最開放的地方，也曾經是整個華人文化圈里的創意產業及媒體工業的中心。關於它的偉大，我有親身體會。15歲以前，我都在台灣生活，滿腦子盡是封閉思想。回到香港之後，我才有機會讀到魯迅與馬克思、錢鐘書和顧頡剛，而且還發現了過去不可能接觸得到的現代中國史。那是洗心革面的啟蒙經驗，正是香港讓我學會了批判與思考。

因此許多知識分子對香港寄以厚望，希望它能像從前讓王韜創辦中國第一份現代日報，讓孫中山初識西方社會魅力一樣，成為推動大陸開放與民主的自由港。站在比較實利的角度來說，不少創意產業中人也想把香港的經驗和優勢打進內地，開辟更廣大的市場。

然而，這兩年我們卻目睹祖國大陸的迅速變化。湖南視的「超級女聲」平地一聲雷，讓全香港人見識到了內地娛樂工業的龐大潛力。百度的上市與新浪帶頭開辟的名人「博客」風潮，則叫前些年突然IT的豪門新貴無地自容。而一嚮喜歡把東京倫敦等異國地名套用在自己身上以自高身價的香港人，最近卻開始用北京的藝術村「七九八」來命名新開的餐廳，可見北京有多「潮」多「型」。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大陸的增長速度都正在拉開和香港之間的距離。如果說10年前，北上珠三角工業帶的經理們，開始收拾包袱打道回府開的士，現在則是從事廣告、娛樂和IT等產業的「創意階層」，掙扎在神州大地尋找剩余的機會。

以《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享譽全球的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e)，在其新著《The Flight of Creative Class》中說明了像微軟這樣的大型創意產業，為什麼要在北京設立地區基地。除了較低的薪金與海澱區密集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外，「北京遠不再是文化單一的市鎮……伴隨茁壯中的音樂、前電影、游戲設計與動畫，這個城市正處於文化的前沿地帶」。也就是說北京不只是科研人才匯聚的地方，還是能夠吸引其他文化創意人才的有趣城市。

在過去要是有國際級的文化藝術活動巡回東亞，大中華地區的首站一定是香港，上海和北京都要叨香港的光請人家順道一游。但是從未在中國全版演出的瓦格納歌劇《指環》，去年卻獨登北京。而全球學習鋼琴人均最高比例的香港，則有許多樂迷專程搭機北上朝聖。在流行音樂和另類音樂的領域，北京更是全球矚目的新焦點。例如德國工業音樂先驅Blixa Bargeld，就幹脆移居北京。他對記者說：「我感覺北京正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這都不只是高雅文化圈里的現象，而是整個創意文化產業中心成形崛起的前奏。過去的紐約和當紅的倫敦與柏林，都是由尖端實驗的文藝開始，漸漸攏聚出整個工業流程的人才。在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下，再說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實在是自欺欺人。

梁文道：香港可以成為中國媒體的中心嗎？（香港文化的邊陲處境‧二之二）

【明報-筆陣】最近本地一份娛樂周刊在評介電影《達文西密碼》的時候，作者順帶提起了原著小說，說這本書有許多宗教和歷史的背景，對很多人而言可能會「過於深奧，甚至沉悶」。請注意這篇影評假想的讀者是一般香港大眾，再請注意小說《達文西密碼》是一本全球銷售數字達5000萬以上的暢銷書；也就是說一本全世界起碼有5000萬人閱讀的小說，來到了香港卻可能是傳媒眼中的港人會覺得「過於沉悶和深奧」的書！要說明香港的邊緣化，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例子了。因為這已無關香港的文化素養，也無關主流媒體的反智傳統，而是一種徹底的掉隊。我們不只在全中國的版圖上位處邊陲，而且在全世界的文化口味潮流中後退。部分傳媒眼中的大眾，其實是全球大眾裏的小眾。

長期以來，一般港人對於內地傳媒都有很深的成見，覺得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一切俱無足觀。但是看看市面上如雨後春筍般冒現的簡體字書店，有多少香港讀者去定期蒐購各類期刊雜誌呢？再看那些雜誌裏的長銷品種，且莫談老牌文化刊物如《讀書》，就連港人引以為傲的財經資訊，現下又有哪一份本地財經雜誌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及得上內地的《財經》呢？說到大膽，我們以熱捧名人為尚的刊物可會像《財經》那般勇於揭穿商場黑幕政壇弊端？

中國傳媒界確實仍有太多不良習性，副刊記者收不到禮物就不出席記者招待會，社會新聞更是造假事件頻傳。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的重點傳媒也正在吸納新一代最有能力最有希望的精銳，這批人並沒有因為政治的界限就自己劃地為牢，反而不斷挑戰邊界，前仆後繼。原《新京報》的總編輯楊斌和《南方都市報》的程益中都是這代年輕人中的表表者，而許知遠更是30歲還不到就當上了《經濟觀察報》的主筆。

雖然有心人希望香港能夠成為未來中國的思想震央，但事實上真正凝聚了知識力量和開放風氣，進而影響全國的卻是北京與廣州，香港只能坐看大勢，根本無從介入。於是許多具有企圖心的創意階層和傳媒中人都已漸漸北移，不只是要投入更大的市場與戰場，也是想告別一座覺得《達文西密碼》太深奧的大都會，與更有趣也更具挑戰性的中國新生代為伍，競一日之短長。

最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號外》雜誌，很多人大概還不知道，這本締造了現代香港城市文化口味的刊物其實早就是本「中資」刊物了，其母公司「現代傳播」旗下最有名的出版物就是全國盈利最巨的周刊《周末畫報》。在這樣的背景底下，《號外》不見得減退了本地色彩，反倒是其骨幹班底紛紛北上，為《周末畫報》和其他集團內的刊物注入內地仍然欠缺的中產文化意識。其中不少在香港工作了十多年的幹將都開始把基地轉進內地，與中國最前衛最有才華的創意階層激盪互動。

按照這樣的趨勢推演下去，香港在文化創意產業及媒體工業上會不會漸漸有人才流失，逐步被抽乾的危機呢？我又有一個十分個人的體會可以拿出來驗證說明。過去數年以來，除了在鳳凰衛視主持節目之外，我也為《南方都市報》等內地報刊撰寫評論專欄。幾年下來，不免也有想搬到其他城市的衝動，畢竟對一個以評論為主的文化工作者而言，香港的環境是令人寂寞的，可以做的事都做了，卻不一定能夠起到很大作用。尤其三數年前，不只「文化人」這個身分的毒性相當之高，大眾傳媒避之則吉；縱觀整個公共領域，30歲左右乃至30以下的青年，也沒有太多發展的機會。反觀北京等大城市卻日漸吸引了一批在各處不大混得下去的奇人異士，人以群聚，自然產了極大的誘惑，否則陳冠中和高信疆等港台兩地的前輩也不會毅然定居北京了。

但到了最後我還是決定留在香港，除了對這個城市的感性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原因，全國只有在香港，我可以一下樓就買到《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和《FinancialTimes》；當婁燁的新作未經審批參加本屆康城影展，「康城影展」這4個字就一下子消失於內地傳媒的時候，只有香港可以日日報道無誤；也只有在香港，我可以到訪所有的網站而不受阻礙，在博客上寫「六四」時則不用擔心變成兩個星號。自由的空氣與資訊的開放對文化工作者和傳媒中人重要得有如水和麵包。我不可能在內地報刊上寫六四，但香港年年舉辦的燭光晚會卻能提醒我不要忘記這件事對當代國情的影響，使我在提筆談其他政局新發展的時候有一個更清晰的觀照和更長遠的脈絡。

自由流通的意見與信息，流通的不只是意見和信息本身，還有看不見的空氣與整片土壤。今天的中國不乏香港無人能及的聰明頭腦和飽學之士，但就是沒有這種空氣這種水土；而能令香港的創意階層站得住腳的，也就是這一方水土了。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何鳳凰衛視的新聞資訊製作隊伍要以香港為大本營，現代傳播集團又為何要把《號外》連招牌帶班底一併購下，而其他內地媒體機構也紛紛計劃要在香港設立分部或資訊點了。

香港雖是中國的邊陲，但它有條件成為全國其中一個文化中心。如果我們寄望香港在中國未來的歷史上發揮更大作用，但又不能毫無窒礙地長驅直入，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請他們過來。我們不只不能對內地的傳媒設限，反而應該張開雙臂大加歡迎；如果不是吸引他們把總部遷到香港，至少也要讓他們在香港成立重要的資訊中心。

或說「中資」與內

地傳媒會破壞香港的開放環境，這也是十分常見的假設。事實上，不論是為了他們的實質利益，還是為了中國整體的好處；香港的言論自由都是萬萬不得退減，也無人願意看到它消亡的。如果香港沒有新聞和言論自由，那麼它和內地其他城市有何分別？它對內地傳媒機構又有什麼吸引力？所以和流行的常識不同，我們愈是想做中國的媒體文化中心，我們愈要堅持言論和資訊的自由；只有當我們享有真正開放的資訊環境，我們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全國文化中心。

奇怪的是，近幾年來我們反而看到不少「港資」傳媒為了種種好處，主動調節立場。可見關鍵還不在於資金和人員的來處與身分，而是整套遊戲規則的問題。從操作的層面講，投資者不干涉編採的工作，讓編輯維持獨立，才是保障新聞自由的基礎，也是全世界令人尊敬的媒體致勝的竅門。自從前年商業電台的「封咪風波」以來，我已不厭其煩地在這裏說過很多次，香港需要有一套從業界到全體市民支持捍衛的遊戲規則。任何人任何地方的資本，只要在香港經營媒體，都該尊重這套規則。

若要把香港建設為中國的創意文化中心，我們招手的對象就不能局限在內地，也要放眼全球。香港一度是國際媒體的東亞基地，是世界進入中國的跳板，但如今只要走一趟外國記者俱樂部就不難發現，這個基地與跳板的作用正在淡化之中。相比之下，有些和香港競逐的城市，卻由政府開出優厚條件，搶奪創意媒體發展的領先地位。例如新加坡就在前數年主動出手，引得「發現頻道」(DiscoveryChannel)把它的東亞分部遷至當地。最實質的好處是增加了相關產業的工作機會，抽象的利益是使得該頻道的某些節目因地利之便增加了新加坡臉孔，間接幫助了新加坡文化形象和軟實力的提升。

新聞自由、國際化與中國化並非互相衝突矛盾的取向，而是環環相扣彼此需要的要素。只有同時具備這3項條件，香港才有機會完成無數先輩的夢想，成為中國變革與進步的文化驅動機。

梁文道：中菜館裏的常餐A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中餐廳和西餐廳的最大分別是甚麼？

或許是服務。很多人會認為比起街上隨便一家酒樓飯館，任何一間西餐廳的服務水準都要高很多。起碼他們的侍應不會在上完菜之後，順便掀起桌角的枱布抹掉手上的油漬。也有人說是環境。雖然裝修高雅的中菜館日益增加，但平均起來，還是西餐廳更勝一籌。吃西餐的地方陳設再不濟，到底燈光夠暗，一黑遮三醜，昏黃燭台之下不只對面的人會美了幾分，連牆角剝離的壁紙或脫落的油漆也隱沒無踪了。哪像傳統酒家那般，一室亮堂堂，所有不堪入目的東西都無所遁形。

但在我看來，中西菜館最大的差異還是侍應送上枱面的那本菜單。準確點說，當如今大部分的西餐廳都奉行食物選擇上的「極簡主義」，餐單只有薄薄一張紙的時候，而中式酒樓依然堅持一「本」菜牌的本色。

所謂「極簡主義」，我指的是這麼一種信念：一個廚房不應過於分散注意力，花太多的金錢去買進過多的備用食材，耗太多的工夫去準備不同的烹製程序；反而該集中精力進最佳的貨，弄最拿手的菜。選擇少不是問題，要緊的是一出菜必屬佳作。因此除了幾家素有傳統的名店如Jimmy's Kitchen與Amigo，大部分新進的西餐廳都嚴控食物供應的種類，連五星酒店的頂級食肆也不例外地一一走上這條道路。正是這種「極簡主義」的風行，才有幾年來私房菜的潮流；乾脆不讓客人點菜，一切由廚房當家作主。

相比起西式食肆的精兵政策，多數的中菜館還是力求包羅萬有。尤其是近年一批由內地南下香港的過江猛龍，不管是上海菜、杭州菜還是四川菜，那本菜譜厚得幾乎叫人單手舉不起來，打開之後更是眼花撩亂。比起許多西餐廳裏頭盤不過七八樣，這些中菜館的涼菜小食就能佔上好幾頁了。

如此說來，似乎是中菜館落後形勢，我們又找到一樣中不如西的新罪證了。但只要試吃真正有水準的館子，你又會發現那些表面上看數目龐雜的菜式其實不外乎是幾種基本元素的變化，而且變來變去都不太差。例如一家上海菜館光是頭盤的燻魚就有三種，魚有不同，燻法一致，出來的結果竟然也還可以。

近日讀德國海德堡大學的中國藝術史名家雷德候（Lothar Ledderose）的《萬物》，其中有這麼一小段談中國菜特色的話：「一些經常光顧中國餐館的人或許會感到驚奇：怎麼會有百種以上的菜餚列於菜單之上，而且通常在你叫菜之後幾分鐘內就可以將成品呈上桌面。秘密就在於許多菜單都有標準的搭配；蘑菇竹筍炒肉、蘑菇豆芽炒肉、蘑菇竹筍炒雞丁、蘑菇豆芽炒雞丁、蘑菇竹筍燒雞塊，如此等等。」換句話說，中國菜的特色有點像「麥嘜」裏的茶餐廳，早餐、午餐、快餐和茶餐其實都是常餐。

雷德候用這個小例子說明的是個大道理：中國文化是最「工業化」的一種文化，一切花樣變化都不出幾項基本元素的組合。看似繁雜的漢字，全可化約在「倉頡」輸入法的幾種筆劃之內；青銅器上迂迴的花紋也不外數種根本要件的拼湊。但這麼簡單的元素卻能化生天下萬物，有創意的廚師自能在裏頭精細微妙地製造差異；猶如兵馬俑雖然成千上萬，個個大小相當，但走近一看才發覺原來每個兵俑的表情都不一樣。

梁文道：口碑時代的重臨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一件微不足道的香港小事居然登上了國際媒體。它既非車禍，也無人傷亡，但從英國的《衛報》到卡塔爾的「半島電視」，都分別報道了這件極多人關注但又極無聊的事件。說的就是轟動全香港的「巴士阿叔」短片。

這條短片是一個坐在公車上的中學生無意間用手機拍了下來，再傳到網上的。內容是車上一個中年男子痛罵一名坐在他身後的年輕人，說不上刺激，但倒也有點趣味。不料這條七分鐘長的短片出現在網上之後，竟然惹起熱潮，點擊率在短短時間內逼近百萬，還有無數網友自行加工改造，編成卡拉OK等不同版本。最後更成為主流媒體甚至電視新聞追蹤報道的話題。

和前陣子紅遍全中國的《一個饅頭引起的血案》不同，「巴士阿叔」完全是網友原生的產物，與任何主流傳媒的電影或宣傳無關，因此它的走紅才更值得注意。在沒有主流大片背景的情況下，「巴士阿叔」照樣成為大眾點擊全民參與的娛樂活動，甚至反過來牽住主流傳媒的鼻子走。

其實，「巴士阿叔」只是令人目眩地突顯了一個早已存在的趨勢，就是「口碑時代」的重臨。「口碑時代」指的就是現代大眾傳媒出現以前，一切商品(包括文藝活動和娛樂表演)受不受歡迎，全靠用家口耳相傳的時代。正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用不著大作宣傳，是好東西自然有人欣賞，只要有人欣賞，自然一傳十十傳百，風潮漸起。可是當大眾傳媒興起，報紙和電視深入民心，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也就進入新時代了。

「市場營銷」和廣告完全取代了消費者的口碑，不管是書還是電影，大型公司都能在它們未面市上映之前，就營造出巨大的聲勢，籠罩消費者的心思，讓他們要儘管聽聞一部電影不怎麼樣一本書爛得可以，還是忍不住要掏腰包自己見證一番。然後互聯網出現了，尤其是這兩年博客幾何級數的增長，人人都有意見而且人人都能發表，於是中斷了大型傳播媒介的壟斷局面。那種由電視台和報館一點傳向多點的大眾傳播模式，漸漸受到了民間多點互傳模式的挑戰，因此口碑再度抬頭，成為市場營銷的新課題。

且看電影《達文西密碼》要花多少錢才能推出鋪天蓋地的局面，而「巴士阿叔」不費一毫就產生了幾乎同等的效果；它們的分別就在於前者靠的是廣告，後者靠的是口碑。「巴士阿叔」到底好不好看，並不重要；正如全國點擊率第一的「老徐的博客」，也不見得篇篇精彩，重要的是傳說它們很不錯，大家就人云亦云地散播開去，沒看過就太out太遜了。

自從廣告成為工業以來，它頭一回遇到重大危機。特別是手機、MP3和數碼相機這些隨身電子裝備，現在的消費者在選擇這些產品的時候，主要的參考資料是其他博客的意見，而非明星代言的美麗海報。一張漂亮的臉孔固然吸引，但哪及得上網絡中一條無名無姓卻實在用過產品才有感而發的意見可信呢？

梁文道：罄竹難書杜正勝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陳水扁果然是民選總統，懂得作秀，每年的就職紀念日都要做一天「志工」（也就是香港人所說的「義工」）。今年他去沙灘撿垃圾，看見記者就感慨：「台灣志工在世界各地做很多好事，感人的事蹟罄竹難書」。大伙們聽了可了眼，因為「罄竹難書」向來都是負面的意思，指的要不是一個人罪孽深重，即使砍盡竹子殺青成篙，亦難以盡書；就是身逢亂世，災異之象太過頻仍，根本記錄不完。如今陳水扁竟用「罄竹難書」來形容「很多好事」，豈不貽笑大方？

然後台灣的教育部長杜正勝出來護駕，硬把「罄竹難書」解成十分中性的「事情多得寫也寫不完」，還搬出《呂氏春秋》說明其原意果然如此，只是隨歷史的演變才化成了貶詞。

杜正勝自從出仕以來，就沒停過出事，被認為是台灣歷史上最惹爭議的教育部長。那許多的戰和笑話，我都在心裏替他暗暗解釋，覺得這一樁是他的性格太好鬥，那一回多半是無心之失。只有到了這次，除了獻媚以外，我就再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釋了。就算杜正勝提出的是確切原解，但正如他所說的，「罄竹難書」的負面意義早已是後人共識。要我們相信陳水扁讀過《呂氏春秋》，而且記得「罄竹難書」一語是源出於此，還要在海灘上收拾完垃圾之後就能隨口端正地使用這個詞的原意對記者說話，難度未免太高。

我是杜正勝的長期讀者，幾乎每一本他寫的書我都購藏；其博聞廣識，其獨到洞見，我相信是每個學中國上古史的人都不能不佩服的。如果說他和大陸學界有什麼過不去的話，那就是從一開始杜正勝就反對用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史觀去解釋中國古史，比方把商周說成是個完全的奴隸社會，貴族之外莫非農奴。杜正勝很努力地發掘庶民的積極作用，指出所謂的農奴階層，其實不乏自由的「國人」。歷史並非王公貴族的家譜而已，被淹沒的百姓可能更加重要。杜正勝為了拼貼出這些平民的面目，大量使用考古資料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又精密地解讀基本上不把他們當主角的文獻，結果真可謂洋洋大觀，一新耳目。

還記得讀他那本磚頭般的大書《古代社會與國家》，裏面談到周武王伐紂，也是令我大開眼界。後世總以為商紂王是個無惡不作的昏君，殺人如麻，《尚書》裏的〈牧誓〉就說他「暴虐百姓」。其實「百姓」不是今天所謂的平民老百姓，而是殷商各世家大族的族長。換句話說，周武王不只是吊民伐罪，而且是想離間商人巨頭，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主子對他們不住，好倒向正要東侵的周人。所謂商紂之罪，主要罪在沒好好對待自己人。反觀後世奉為聖君的周武王攻入朝歌之後，先朝紂王屍體射箭，再胡砍亂劈，且割下首級懸於旗杆。至於戰場上割回來的耳朵，則帶回周都南門陳列，其數不知多少。而朝歌城的大火足足燒了一百零七天，城外牧野血流成河，慘烈非常。

但周人到底是勝利者，歷史是他們完成的。野心勃勃的文武二王於是成為承天命的聖德明君，紂王的罪狀就越來越多越來越深了。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資料多寡，可以決定它的周詳與否；立場左右，可以解釋出截然互異的面目。問題只是資料齊全的杜正勝如今站在什麼立場，陳水扁又是不是最終的勝者呢？

梁文道：老人不見了

【都市日報-兵器譜】怎樣守住那道隔開人與動物的淺窄紅線？怎樣避免因為高齡化社會的來臨而要再度迫害老人？或許我們得從現在就開始停止迫害長者。

德國作家法蘭克．施爾瑪赫在他批判現代老人歧視症的著作《瑪土撒拉的密謀》裡，說了這麼一個叫人心酸的故事：一位英國記者發現許多老人在退休後還是不懈地去商店買東西，他們買些甚麼呢？健康食品？健身用具？還是藥物呢？答案是他們甚麼都買。可是第二天，他們又會抱著買回家的東西去店裡退貨。「此外，在家購物也是他們的樂趣之一，不過，幾天之後，他們可能還是原封不動寄回公司。」

為甚麼？「因為，退貨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不是因為想買這個貨品，而是想在這個消費與物質流動的社會中重新獲得參與感，不想因為年老而被消費社會所排除。這種錢—貨—錢的『退貨循環』不會多花老人一分錢，但卻需要時間，但也因為如此，他們又重新獲得社會參與感。換句話說，他們也想積極參與經濟生活，增加社會接觸」。資本主義發展到我們這個時代，消費早就比生產還重要了。

消費不只是推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還是塑造個人與社會最主要的力量。我們買東西不只是為了滿足短期的生理需求，還是種表現品味彰顯身分甚至塑造人格的行為。在米蘭站買回一身LV的手袋皮飾，可以讓我在辦公室裡不用垂頭喪氣，耳朵掛上一條ipod的耳機線，可以令我與最潮的同學們看齊。除了上學和上班，逛街購物更是現代城巿人最主要的社會活動。

我們在商場裡碰到的人肯定要比工作間裡的人多得多，我們在超級巿場的收銀機前排隊會有我是這個社會一分子的實在感受。消費被放大了，它是現代人最具威力的社會活動。

奇怪的是明明40歲以上的人在數字上正要超過40歲以下的一群，但在媒體和廣告上面，中年人卻幾乎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說老人了。大部分的消費品假設他們的用家是年輕人(服裝是最好的例子)，大部分的電視劇也都以年輕偶像為主角。老人基本上是看不見的。

雖然已有許多人呼籲退休年限要往後拉，要把老年人重新納入生產的鏈條(英國的《經濟學人》在上個月才以此為封面專題)；但是在消費的網絡，和這張大網撐起的影像宇宙裡，老人還是隱形的。

當今世上的一切美好盡在影像，而老人只能存在於影像以外一列固定的偏見和傳達這些偏見的語言之中了；例如：「老」不死、「老」混蛋、「老」巫婆……這樣的條件和境況會削弱長者的道德地位，讓他們羞愧、自卑甚至嫌自己活得太長。

當那想把老人生命換算成經濟成本的可怕一天終於降臨，又有誰能聽見他們的聲音，看見他們的面容呢？

梁文道：香港創意產業的末路（香港文化的邊陲處境‧二之一）

【明報-筆陣】首先我要申明自己的身分。自從1998年開始，我就為鳳凰衛視的談話節目出任嘉賓主持，現在更是它的時事評論員之一。換句話說，劉長樂是我的僱主。本來以這種身分去評論中信入股亞洲電視的事件是很不合適的，所以我也不打算直接介入有關此事的爭論。可是在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的論述背景底下，中信入股亞視的爭議卻讓我有衝動想總結一下多年來的體會和思考，同時探討另一個更大的課題：香港的文化和創意產業會不會被邊緣化？

香港一度是兩岸四地裏面言論最自由思想最開放的地方，也曾經是整個華人文化圈裏的創意產業及媒體工業的中心。關於它的偉大，我有親身體會。15歲以前，我都在解嚴前的台灣生活，滿腦子盡是國民黨政府灌注的忠黨愛國思想。只有在回到香港之後，我才有機會讀到魯迅與馬克思、錢鍾書和顧頡剛，而且還發現了台海兩岸皆不可能接觸得到的現代中國史。那是種天崩地裂的震撼，是種洗心革面的啟蒙經驗；正是香港教會了我不要輕信政權，正是香港讓我學懂了批判與思考。我相信這段經歷是很多在大陸成長，再移民至港的香港人都能明白都能分享的。

因此許多知識分子都對香港寄以厚望，希望它能像從前讓王韜創辦中國第一份現代日報，讓孫中山初識西方社會魅力一樣，成為全中國的自由港，推動中國的開放與民主。站在比較實利的角度來說，不少創意產業中人也想把香港的經驗和優勢打進內地，開闢更廣大的市場。

可是，正如目前定居北京的陳冠中所說的：「創意產業特別是媒體，是中國的『開關』行業，一回開，一回關，權在官手，依據的不是市場理性，而是兩方面的奇怪結合：意識形態控制與國內產業利益集團的保護主義。所以問題不只是我們有沒有決心，或有沒有競爭力，而是我們不一定能夠有平等機會參與國內的發展。」(<香港文化會否被邊緣化>《明報周刊》1957期)近期最佳示例莫過於杜琪的電影《黑社會》，明明是傑作，卻不能完整地循正軌在大陸放映。商業電影猶是如此，更不用說鼓吹民主的報刊雜誌了。看來香港就算再開放再自由，也只能井水不犯河水地獨自美麗。

更可怕的是連這份獨自美麗的自由也漸漸蒙上了陰影。有些電影人為了遷就內地市場，不敢投入較大的資金去開拍富爭議的題材。用不中資入股，很多媒體就為了更巨大的利益自動繳械，慢慢歸邊。這陣陰影如斯強大，以至於近年來所有的媒體事件都疑幻疑真地和「言論自由」4個字扯上了邊。一時間業界真有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之惑。

與此同時，我們卻目睹整個中國的迅速變化。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平地一聲雷，讓全香港人見識到了中國娛樂工業的龐大潛力。百度的上市與新浪網帶頭開闢的名人「博客」風潮，則叫前些年突然IT的豪門新貴無地自容。而一向喜歡把東京倫敦等異國地名套用在自己身上以自高身價的香港人，最近卻開始用北京的藝術村「七九八」來命名新開的餐廳，可見北京有多「潮」多「型」。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中國式的增長速度都正在拉開和香港之間的距離。如果說10年前，我們北上珠三角工業帶的經理們開始收拾包袱打道回府開的士；現在則是從事廣告、娛樂和IT等產業的「創意階層」(CreativeClass)掙扎在神州大地尋找剩餘的機會。

也曾有過一個夢想，或者說是迷思：香港會是世界各國進入中國的窗口。誠然，香港有的是健全的法例、高效且相對公平的市場、廉潔的政府部門。但是我們很難看出對於富有開拓精神和喜歡有趣生活環境的創意階層來講，地價高昂和城市面貌日趨平板的香港為何是中國的必然首選。

以《創意階層的興起》一書享譽全球的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Florida)，在其新著《TheFlightofCreativeClass》中說明為什麼像微軟這樣的大型創意產業要在北京設立地區基地，除了較低的工資水平與海淀區密集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外，「北京遠不再是文化單一的市鎮……伴隨茁壯中的音樂、前衛電影、遊戲設計與動畫，這個城市正處於文化的前沿地帶」。也就是說北京不只是科研人才匯聚的地方，還是個能夠吸引其他文化創意人才的有趣城市。

在過去要是有國際級的文化藝術活動巡迴東亞，大中華地區的首站一定是香港，上海和北京都要叨香港的光請那些藝團順道一遊。但是從未在中國土地上全版演出的華格納樂劇《指環》去年卻獨登北京，而空有全球學習鋼琴人均最高比例數字的香港，則有許多樂迷要專程搭機北上朝聖。至於在流行音樂和另類音樂的領域，北京更是成為全球矚目的新焦點；例如影響深遠的德國工業音樂先驅BlixaBargeld就乾脆移居北京，正在學習普通話的他對記者說：「我感覺北京正成為世界的文化中心。」(《音像世界》240期)這都不只是高雅文化小圈子裏的現象，而是整個創意文化產業中心成形崛起的前奏。過去的紐約和當紅的倫敦與柏林，都是由尖端實驗的文藝開始，漸漸攏聚出整個工業流程的人才。在這種情底下，再說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之地實在是自欺欺人。

眼看此消彼長的趨勢，包括傳媒行業在內的香港創意階層進也不是退亦不行，還要害怕失去自己的特色甚至本土市場，又如何奢談以文化改變中國？

梁文道：自助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看來香港的飲食口味的確有變化。才幾年前，許多雜誌還在大力吹捧某些港式日本餐廳的奇異招牌菜。例如一種叫做「花之戀」的壽司，其實是種用數塊三文魚包着一團飯，再點上些三文魚子的食物（如果這是食物的話）。現在同樣的刊物則會指導大家去日本師傅坐鎮的壽司吧，甚麼都別說，就來一句Omakase，讓師傅發辦好了；並且還會善意地提醒你，日本人基本上是不生吃三文魚的。

也是幾年前，所有雜誌的飲食介紹都很注重自助餐，不只按價錢檔次分類評比；甚至還列出最佳獵食路線，告訴讀者得先拿阿拉斯加大蟹腳和愛爾蘭生蠔，至於蠔油芥菜就大可省下了。看着這樣的攻略，我常在腦子裏想像一個戴着對厚厚眼鏡的小子，看到每樣食物都在心裏按動計算機把它們換成一張張價目表，堆滿一盤刺身和生蠔之後，就忍不住泛出一絲陰陰的微笑，自忖：「這回我又賺到了。」

吃自助餐基本上就是吃錢，是精明消費者考驗功力的戰場。所以貴價食品往往迅速清盤，而麵包這類既廉價又容易填飽肚子的東西則乏人問津。其實自助餐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按英文裏的buffet原是法語，指的是一張橫放的長桌，上頭或許陳列名貴食具向賓客炫耀，或者放點小食供雞尾酒會客人取用，後來它才成為一種提供食物的方式。根據權威美食字典《Larousse》的解釋，昔日的法國火車站常設buffet，讓旅客在上車前先飽餐一頓。有些地方的buffet做得如此出色，乃至於成了名店，就算不坐火車的人也聞風而至。

但真正讓自助餐風行全球的是發明了現代快餐的美國人，始源地則是賭城拉斯維加斯，連名字也從buffet換成All you can eat，十分的美國。原因不難想像，賭城酒店的吃住一向不貴，其他玩樂也花不了多少錢，正是要用這招吸引遊客，讓你把財產都集中輸在賭桌上。拉斯維加斯滿街都是「all you can eat！$7.99！」的招牌，可以想見裏頭排着隊的都是輸了錢、然後想在飯桌上贏回一筆的賭客。

由於划算成了大家去吃自助餐的主要目的，所以節省也就理所當然地是餐廳方面的最高指導原則了。許多酒店將貨就價，等吃壞了客人的肚子再說；據說有的乾脆集合全酒店之力，不是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而是將各家餐廳用剩的材料胡亂搞一搞，再堆成小山（請參見Anthony Bourdain的《Kitchen Confidential》）。

自助餐的帝國無美食，因此幾成美食界的共識，更不要談它那種無人服侍的粗野本質；要是遇上賭客型的食客，根本就是場劫案（也是據說，有些客人會把整碟蒸魚搬回自己的桌上）。難怪日趨高雅的雜誌都不再花篇幅在自助餐上了。

可是在我們好幾代人的心目中，自助餐原來是那麼美好的回憶，代表着異國的多樣與豐盛，和無盡的饗宴。許多人或許就是在自助餐上第一次認識到西式火腿原來不止一種，許多人和朋友們最快樂的時光可能也是在自助餐上度過的。自助餐確實沒有presentation可言，一個人很難把一盤自選組合弄得跟大師傅精心修飾的結果一樣。但是自助餐卻另有無比震撼的視覺効果，那就是盛滿食物的長桌，五顏六色七味雜陳，情況猶如羅馬廢墟裏濕壁畫的盛宴場景，是食物與食欲的無恥誇耀。

因此母親節那天中午我們一家去了洲際酒店吃自助餐，右邊是吃不完的東西，左邊是看不厭的海景，中間是一個又一個家庭的笑容。視覺之外，這天的食物也意外地新鮮，龍蝦源源不絕的送上，香檳一瓶瓶地傾乾。我隔着眼鏡盯住青口與鵝肝，心中不斷計算，忍不住露出一絲的貪足小便宜的奸笑。

梁文道：殘殺老人的時代來了？

【都市日報-兵器譜】看過經典電影《楢山節考》的人，當會記得片子裡那個山中貧苦村落的殘酷傳統。到了一定歲數，村裡的年輕人就要揹著自己的年邁父母走上雪山，將他們遺棄在大雪紛飛的山上，任其凍僵餓死。

這麼做的理由是因為村子的土地貧瘠，生產不豐，糧食不足，所以把沒有生產力的老人丟在深山裡自生自滅，不只比直接殺死他們要仁善，而且也很符合經濟原則。

其實，這不完全是虛構的故事。歷史上很多文明都有類似的處理老人的傳統，目的都是想讓這個社群或部族可以強健地生存繁衍。雖說如今世界上的發達地帶文明得很，不可能容許這種事的發生。但是請注意一個全新的殘害老人的年代可能即將來臨，因為發達國家及地帶正在進入高齡化時期，人類歷史上頭一回超過40歲的人口要比40歲以下的還多。

請想像一下，20年後你走在街上，白髮蒼蒼的老者觸目皆是，活蹦亂跳的小伙子卻屈指可數，這是個甚麼光景？這同時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要倚仗越來越少的人扶養，更意味著整個國家一半以上的預算可能都要投入到照顧長者的福利和健保之上。尤其是實施一胎計劃之後的中國，當現時仍在勞動巿場打拚的一代退休之後，會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積蓄，國家又欠缺足夠的健保儲備，只能信任自己的子女，這是何等巨大的危機，毫不誇張地說，政府甚至有破產的危機。

諷刺的是我們的生命科技及醫學卻仍然不斷鑽研延長生命的技術，而且屢有突破。另一方面，則有人說現代人一生中最貴的日子就是最後的那一天，意思是用在人生最後階段那幾天的醫療開支是非常昂貴的，要比你前半輩子花在看病上的錢多得多。

首先糖尿病、心臟病及癌症這些纏擾老人的病症就要耗用很多藥費和醫護的心力了；當病人陷入彌留狀態，加護病房裡挽救生命的努力更是代價驚人。在這種情況底下，已經有些地方的學者和官員在研究我們是否該應用經濟原則，計算何時停止對一個老年病人用藥。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80幾歲的人患了腎病，只要換腎才能活命；但我們值得把一個新鮮的腎臟用在一個既無工作能力，而且頂多再活10年左右的人身上嗎？

大自然是很殘酷的，多數年老的動物要不是被更強的掠食者吃掉，就是給遺棄在荒野上無助地等候命運的降臨。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矣，全賴那一道短窄的道德紅線。世界人口變化的大勢會不會衝潰這條線？將來有一天大家又會不會呼籲長者們為大家著想，提早犧牲生命，「為國捐軀」呢？

梁文道：公園為誰而設

【都市日報-兵器譜】有朋友做公園研究，發現葵盛最近有個剛剛修整完畢的公園，桌椅新簇簇地十分耀目，但常去那兒閒逛的老先生老太太卻非常不滿。為甚麼？

這些老人家以前喜歡在公園裡的涼亭聚會，天南地北地閒聊；有的就坐在刻了棋盤的石桌上下棋，旁邊自然站著一群觀棋不語的真君子。這個公園或許說不上完美，但隨著年月日久，老人們都發展了一套使用它的方法，人與園的配合倒是很叫人適意。

最近一次的重建目的應該是讓公園變得更舒服，結果卻叫人失望。原來那些老舊的石桌換成了從外國訂製的金屬桌，棋盤的刻紋是變得更清楚了，但在香港亞熱帶的氣候底下，這桌子卻會給烈陽曬得發燙。老人若是赤手在上面下棋，可能會產生鐵板燒的滋味。所以你現在去逛，會發現棋手們都在桌上鋪了一張紙，以為隔熱之功。

那座涼亭的新座椅更是叫人絕倒，不知那個天才想出來的辦法，把原來條狀的椅子也都換成有靠背的金屬座位，而且一律面朝亭外。於是遊客再也不能對著亭心地圍坐聊天，而是各自孤獨無語地欣賞公園景物。再者，由於那些新椅子是外國進口，不合本地華人身高比例，老人家坐上去的時候不只要費一番力氣撐起身子，就座之後還會雙腿吊高足不著地。遠遠看去，這座涼亭裡的老太太無一不是背裡面外，懸著兩腳，彷彿要向園中遊人展覽阿婆，堪稱葵盛新景點。

這座公園的誤失充分顯現出來主事者是多麼地自我中心，先是坐在房裡想像居民的需要；再計算最佳成本效益，從外國批量訂購標準化的桌椅設施，硬套在一個以本地老人為主要用家的公園裡。結果是花了錢，卻沒有叫好。

放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分析最近屯門公園有人聚唱粵曲擾及居民的事件，當可看到重點除了居民自發活動和寧靜環境的衝突之外，我們的公園設計和管理是不是根本就沒把活生生的人考慮在內呢？假如把權力交給區議會，讓應該最懂得社區需要的議員和居民一起規劃設計公園，得出來的結果會不會比坐在康文署內的公務員自己空想更妙呢？

梁文道：原體漢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因為謠傳聯合國將在2008年「廢除」繁體字，漢字的繁簡之爭竟然成了近日文化界的熱門話題。正當大家都以為中國的崛起必將順便消滅繁體字的時候，大陸有批年青人卻意外地鼓吹恢復「正體字」，這全拜新一輪民族主義復興之賜，一下子出了好些人堅信以前的中國甚麼都棒；包括「漢服」（也就是滿清入關前的漢人服飾），也有人主張大家都得重新穿上。

其實叫「正體字」還是「繁體字」，就已經是個大問題了。以前的中華民國覺得一切正統盡其在我，寫的字當然也是正體字囉。現在台灣則有幾人呼籲應將其正名為「台字」，反正對岸不用，我們大可以在字體上順理成章地去中國化了。至於大陸，必不可稱自己通行的是歪體字或斜體字，於是就很科學客觀地把文字改革前後的兩種字體分別成繁簡二類。

最近我又發現了新名詞，那就是「原體字」了。瑞典的漢語教師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為西方大眾寫了一本《漢字的故事》，圖文並茂地從甲骨文和金文的源流介紹一些有趣漢字的由來和構成。這本書大概在兩年前就有了大陸版，買回來翻了一翻就沒動過了，直到近月出了台灣版之後，我才提起興趣細閱。理由很簡單，就像林西莉在台灣版的序言所說：「但是有很多新造的簡體字，不但看起來很怪，甚至可以說很醜。」一本從型態上分析漢字的書，又怎能看簡體版呢？所以林西莉很高興自己的書能夠以「原體字」面世。原體字，正是她的說法。

把繁體字叫做原體，不只是因為這是簡化之前原來的字體，也意味漢字原來的意義只有從這種字體上才可見其痕跡。我們使用中文的人常愛說漢字了不起的地方是它每個字都有意思，林西莉就是以其外國人的眼光去看這層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結果這本書不像一般國人論著，總是專注在源流考訂的學術問題之上，它充滿了故事，涉及中國歷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對老外來講是本中國文化入門書，我想今天的大學生中學生也會覺得比自己硬啃的教科書有益有趣。

林西莉受業於瑞典漢學大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早在六十年代就留學北京，甚至還在音樂學院學古琴，是真真正正地愛上中國文化，所以每個字的解說就像帶感情的回憶跟散文。寫到「絲」這個字時，她先介紹了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絲方法是怎麼回事，再比對金文與甲骨文，得出「絲」的原型不是許多人所說的紡好的絲線，而是繭。筆鋒一轉，她又談起中國的喪服，憶及在台灣看人出殯，一列孝子賢孫披麻帶孝，每個人還都伸出一手扯住一條貫穿整個隊伍的長白布條。原來她親眼目睹了「繼」「續」是什麼意思，而「孫」這個字又為什麼從系字旁。金文裏的「孫」正是一個人手上拿絲布的樣子，中國人對傳宗接代的觀念不就像絲線之「繼」「續」嗎？

「齒」就像商朝用來斬人祭祀或殉葬的銅鉞，長得如一張呲牙咧嘴的猙獰面孔，可林西莉說「一九五○年文字改革以後，這個戲劇性的古老形象已經蕩然無存」。而「華」，大家知道本是一朵花的樣子，「但是一九五○年代中共推行簡體字之後，我們已經看不出這個特徵了（）」。

看來林西莉真的很不欣賞簡化字，好在有些字再怎麼簡化，全天下的中國人寫出來還是一樣。比方說「我」，包了個「戈」在裏頭，本來是一隻手拿武器，或者乾脆就是種特殊的三尖兵器。手握兇器，自然唯我獨尊；不殺伐異類，又哪顯得我族身份之純正？當兩岸在爭論「我用的字體比較好」時，心上或許都藏一把刀。

梁文道：食經的教育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飲食到底是不是一門藝術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食經到底有多像藝評這個側面摸索。因為我一向相信為藝術剛剛誕生的時候，很多觀眾覺得它莫名其妙窮極無聊，是藝評人用他們大瞻的想像和複雜的語言去教育觀眾：是的，這是一門藝術。同樣地，食經也是一種教育。

如果我們依照食經或任何飲食資訊去決定在甚麼地方吃飯，就一定有失望的時候。因為我們往往發現某道菜做得太鹹了，某包子的皮太厚，完全不像文字上形容的那麼美妙。這時候我們就會懷疑文章作者的判斷力，甚至猜想那是不是一篇客戶提供的廣告，還是作者收了好處昧著良心寫作。

食經的終極吊詭就在於人人都有自已的口妹，我們又憑甚麼相信一個人的說法呢？口之於味，人各有異，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家庭中長大，有不同的背景環境，有不同的友儕夥伴，這一切都是形成飲食喜好跟習慣的要素。你要怎麼說股一個堅持巨無霸是天下至高美味的小夥子，叫他相信他的最愛其實只是垃圾呢？

這就像我們說到藝術時總是強調美是主觀的一樣，美和美味有沒有絕對且普通的標準，是個永遠的爭論。藝術返好，離一般人太遠，一般人也就格外相信權威。假如樂評人告訴你，你的偶像容祖兒比起Ceilica Barroli，實在不算芸藝術家，你或許會乾脆承認自已不懂藝術。可要說到吃，大家的經驗實在太多了，富裕社會裏誰不是一日三餐，有誰敢說別人吃的不是東西？

想當初，藝評也有建立權威的問題，他們有的是工具，比如說藝術史藝術理論，還有無數精雕細琢得只有行內人才弄得清是怎麼回事的語言。所以食評家也得發展自已的語言。可是一說到語言，我們就會面對另一個大問題了，那就是怎麼用文字去形容舌頭上的感覺呢？

形容一幅畫，或是一首曲子，都是十分困難的。我們很難透過文字上的組合去重現畫面與旋律的印象，味覺只會更難。味覺如斯肉體如斯實在，卻又無比抽象，難怪上好的食經作家往往是文字大師。舉個文字貧乏的例子，很多人動不動就用「口感」二字，說這個很有「口感」，說那個「口感」很差。這好比一個藝評人說這幅畫很有「視覺」，那幅畫「視覺」很差一樣，純屬廢話。吃東西不用口去感覺，難道還用腳指頭嗎？但是整體來說，我們用來區分味覺的詞彙還是太少，一種感覺要是未經命名，它就糢糊難辨，甚至不是一種感覺。正如要是沒有「靛」這個字，我們就不大可能意識到這種顏色的存在，說不定只會把它看成藍色。

假如食經可靠，開始成為一種軟性的制度，它的教化就會出現。我們若是相信食經的介紹，發現自已親嘗的感覺不如食經，或許會懷疑自已，進而迫使自已再度嘗試，不斷修正，直到自己吃出了食經所說的妙處為止。口味正如藝術，是可以教育的。想想自己吃芝士的經驗，想想試飲葡萄酒的歷程，你要看過多少文章聽過多少教誨，又實驗過多少次，才終於修成正果。

梁文道：We Shall Overcome

【都市日報-兵器譜】民歌總是一種不斷變化的歌曲。在民間流傳，從一個藝人到另一個藝人，從一個社群到另一個社群，它的節奏會變、唱法會變，即使是它的意義也會和最初大不相同。

例如史賓斯汀新作《我們終將克服》裡的《Pay Me Money Down》，在很多美國的小學裡都是孩子們唱著好玩的兒歌，但它本來是首19世紀黑人船工抗議僱主騙取工資的戰歌。現在史賓斯汀把它放回抗議民歌的傳統，但添加了舞曲的元素，讓人有聞歌起舞的衝動。

他歪曲了這首歌的原義嗎？那要看你在甚麼環境演奏和聆聽了。一兩個月前，史賓斯汀在美國新澤西州一個破落的工業城鎮演唱這首歌，全場千多個飽受產業外移之苦的巿民一直跟著歌詞高喊："Pay me, pay me, pay me money down, pay me or go to jail!"。他們唱的是種失望的情緒，但卻跟著音樂跳舞，甚至大笑大叫。民歌就算源自憤怒，也可以是個發洩的管道，是種治療，甚至是振奮人心的戰歌。

又比如說最出名的《我們終將克服》(We Shall Overcome)，本來是首20世紀北美基督教會裡的福音歌曲，宣示的是堅定的信仰，甚至連歌詞也只是I Will Overcome，而非 We Shall Overcome。但不知怎的，在1946年，它傳到了美國南方，變成了罷工煙草工人集體唱誦的We Will Overcome，而且加上We Walk Hand In Hand等句，帶著它散佈到各個以民歌鼓動風潮的人手中。

終於到了60年代，正當馬丁路德．金牧師帶領黑人平權運動的時候，民歌巨星Joan Baez就在遊行的隊伍中唱著這首歌。由於這首歌的內容太過「百搭」，不管是反戰示威，還是同志運動，只要有人需要團結，只要有人需要鼓勵，這首歌就會出現。

接著，它開始旅行了。南非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人群裡有它，墨西哥原住民運動查巴斯帝裡有它，去年香港反世貿的集會裡也有它。如今，我聽到史賓斯汀在他那張向彼得．西格致敬的唱片裡緩緩唱著這首We Shall Overcome，沒有西格當年站在台上的呼喚人群的熱切。卻像懷念這首歌本身的歷史，為這一百年來的血淚招魂。

所以，當我們再在夜裡的電台聽到歌星情深款款地吟唱We Shall Overcome時，不必介意。這是播種，只要風雨聚會，大樹必將拔地再起，繁衍成林。

梁文道：為香港的左派招魂

【明報-筆陣】40年前的5月16日，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被認為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如今，北京的中央政府依然視文革為一早有結論毋庸再議的歷史禁區，不准紀念，也不許輿論公開研討。其實何只北京？當香港的媒體掌一國兩制之下的自由空間，爭相尋訪文革真相的時候，我們自己的文革記憶又在哪裏呢？難道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只限於羅湖以北，當年的香港就一片安和，平靜無事嗎？例如普遍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今天的香港人知道多少？中學會教授和討論這件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分水嶺作用的重大事件嗎？明年「六七暴動」40周年的時候，政府會紀念它嗎？工聯會會紀念它嗎？要是會的話，又該如何紀念？

曾幾何時，左翼代表進步的力量，崇高人類的解放。美國歷史學家GeoffEley在幾年前推出了一部廣受好評的煌煌鉅著《ForgingDemocracy—TheHistoryoftheLeftinEurope,1850-2000》，將近700頁的篇幅述說的就是左翼的力量如何塑造了現今世界面目，舉凡普選權的擴大，工人權益的保障，婦女工作機會的增加，和集會的自由，全都不是突然的上天恩典，而是一波又一波的左傾運動爭取回來的。這150年的民主進程史，這700頁的文字，讀來叫人動容。民主的實現卻是得之不易。

然而「左」與「右」的對立，和它們張開的政治光譜，到了今天的世界卻益形混淆，甚至失卻了根本意義。向來被視為保守的右翼現在是最擁抱改革與未來的，而從來充滿火氣與戰鬥性的左翼則成了保守頑固的代名詞。但在中國，尤其是香港，左右的意義淪為與價值顛倒卻有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成條件。「左派」不知怎的，不一定和低下階層站在一起，也不一定要穩守勞工利益的立場，更不會爭取政治權利的普及與平等化(比方說普選權)，而是親中與愛國的同義詞。

且看周奕在《香港左派鬥爭史》裏怎樣解釋他的寫作動機：「筆者選擇了香港的群眾運動作為主線，是因為通過這些事件，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的愛國同胞如何遭到港英的迫害。」換句話說，香港左派的群眾運動基本上是「愛國同胞」的運動，左翼與愛國乃等價的概念，大可互換而絲毫不影響其詞義內涵。

共產主義是左翼思潮的一種主張，所以支持共產黨自然是左派。可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底下，左派不只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政策主張，它還是種民族認同，認同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區別「美蔣」管治的「中華民國」。身為左派，就意味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同時反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裏面，左派和反殖運動都有這種深刻的連結關係。不過香港的左派卻歷經了一個立場遞變的過程，從一開始既反殖又反資，到70年代「國粹派」「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先，本地階級鬥爭為次的主張，再到現在乾脆連社會主義4個字都拋諸腦後，整個左派的根本原則完全讓位給了民族認同。到了這個地步，還把「愛國愛港」勢力稱作「左派」，不只不精確，也是對「社會民主連線」和「職工盟」等其他左翼組織不公平了。

儘管今天的「老左」早就不是原來的左派，我們也有必要還其歷史一個清白。特別是標誌左派勢力衰退，反左情緒高揚的「六七暴動」。雖說發生在1967年的那一連串事件受到了大陸文革的影響，但是不能忘記「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卻是一個十足的本地勞資鬥爭。按照張家偉的《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當年位處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不只規定「工人操作的機器一旦損壞，資方不發工資」，甚至還「列明不准工人請假，廠方不會為請假工人保留職位」，實在是明目張膽的剝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才有後來的工潮。而且這也不是孤例，以其時香港保障勞工法例的闕如，真不知有多少人覺得打工就像做奴隸一樣。

雖然「六七暴動」的政治主張在後來凌駕了勞工議題，但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當時香港的貧富懸殊、貪污腐化以及社會政策的不足，是運動得以星火燎原的土壤和基礎。事實上，自從「六七暴動」結束之後，港英政府確實改變了整個治港方式，不只在第二年即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還在71年實現了每天工作8小時的新制。連最早的文化政策也來自暴動之後的「新潮舞會」，旨在以文化娛樂活動轉移和消耗年輕人的精力。到了麥里浩接任港督，「10年建屋計劃」和免費小學教育等政策更是分別上馬。論者也多認為這等港英「德政」，其實是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不過沒有人敢說這一切是左派運動的「功勞」或「成就」，因為自從「六七暴動」之後，「左仔」成了非常負面的貶詞。一提到左，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以及林斌之死。這固然是左派自己的責任和策略錯誤，也是港英政府文宣攻勢的成功，使得左派盡失民心，轉成更為邊緣的非主流勢力，最終形成了今日的地下黨性格。

更慘的是連北京政府也否定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運動，文革結束之後，它被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是外交部遭到造反派奪權的結果，甚至還說成是受到了林彪利用的錯誤行動。回歸前後，內地媒體談及香港史，更是傾向否定「六七」。「反英抗暴」4個字由此漸漸消失，「六七暴動」遂成為唯一的表述。可憐當年港英政府鎮壓暴動採用了多少違反人權的手法？毒打了多少示威市民？拘禁了多少記者？製造了多少冤案？再加上暴動以後的白色恐怖。這都被人選擇性地遺忘，終至埋沒。因為無論從港英還是北京的角度來看，「六七」都是不用再談的話題。

「六七」留下的遺產實在太多了，它不只使得傳統左派在政治上幾無立錐之地，還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異物。即使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RawlsianLiberalism)，到了香港也都會變成極左派。其次，許多當年被壓制下去的左派中人因為一直得不到個「明白的說法」，於是把朝思暮想的翻身之念化成終有一日要當家作主的宏願，往往衍生出心理很不平衡的怨恨政治。此外，受過衝擊的商界則聞左色變，甚至視民主如虎狼。例如不時發表言論謂「普選會帶來共產主義」的胡應湘，當年就是「中央的士公司」董事長，曾在和左派工會的談判中大吃苦頭。難怪他如今動輒就拿工會代表李卓人出來證明民主不可行。

當我們抗議中央嚴禁內地紀念文革之時，會不會忘了就在香港有這麼一場運動，正是因為被扣上了文革的帽子，於是也成了禁區的一部分呢？又會不會有這麼一天，有人超脫黨派之見，寫一部香港的社會運動史，甚至是香港版的《ForgingDemocracy》，把「六七」放在現在爭取普選運動前面，將它視為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史的其中一頁？

梁文道：民歌的真面目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真有不少「民歌」迷，他們或許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天天聽電台播放美國民歌，甚至自己在校園裡和三兩同好組隊玩玩結他上上台；今天則繼續追隨矢志不渝的英文民歌吹鼓手區瑞強，聽他的節目，看他的演唱會。

這些中年人可能生活優越，可能有個穩定的小康之家，在社會上算是中流砥柱。對他們的耳朵來說，外國流行歌曲發展到HipHop這一步，已經吵耳到無法接受的地步了；而自己的粵語流行曲嗎？「那批偶像不會唱歌」他們如是說。於是聽民歌變成一種中產階級的懷舊趣味，旋律甜美、色調金黃，完全談不上殺傷力，溫柔得很。

號稱「波士」，又叫「工人皇帝」或「搖滾遊吟詩人」的美國歌手史賓斯汀，過去10多年來沒出過甚麼叫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他招牌式的低下階層美國生活事詩詞也幾乎影全無。但最近他終於出了一張贏盡掌聲的唱片，而且還是他歷來第一張完全沒有自己創作的專輯。這張唱片叫《我們終將克服》(We Shall Overcome—The Seeger Session)，妙的是這張唱片雖說是要向現代民歌其中一個祖父級大師彼德．西格致敬，但也是一首他的作品也沒有。可是這張奇妙的民歌唱片卻把這位民歌大師和一代搖滾救世主的精神土壤完美地呈現出來。

彼德．西格是甚麼人？你一定聽過他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這首無數人傳唱過的民歌其實是首經典的反戰歌。而西格自己，則是個堅持了一輩子的反對派。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他就很不識時務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及反對戰爭。到了越戰，當全世界的流行歌手都很政治正確地反戰和支持黑人平權運動時，他更是把《We Shall Overcome》這首老民歌推到了社會運動國歌的地位。然後去年，他以80多歲高齡繼續用歌聲痛布殊。然而，他的歌是民歌，他的歌喉是柔美的。

民歌，無論它的來源是非裔美洲的靈歌，還是白人移民帶來的懷鄉之曲，本來都是社會最底層從喉嚨底嘶吼出來的聲音，談他們過勞的工作，述說他們卑微的願望。所以不是西格使得民歌變了調，而是我們這些現代聽眾把它們化成「好歌靚聲再重聚」！當年西格與他的夥伴Woody Guthrie並沒有利用民歌，只是把它重新接回以音樂去抗議去申訴的庶民傳統。《我們終將克服》收集的全是最經典的民歌，其中的《Froggie Went A Courtin》甚至可以追溯到1549年的蘇格蘭，它們的共通點是一種骨子裡的反抗氣質和草根力量。這張唱片不只會叫我們對民歌有全新的認識，也會令美國人嚇一跳。然後是熟悉抗議音樂傳統的人要吃驚了，史賓斯汀和他的17人大樂隊竟把這些歌曲用班卓琴和小提琴等鄉村樂器玩得如此歡樂多姿。

民歌還是可以歡快的，正如西格的柔和嗓音，當個人的哀嘆成為集體的嘉年華，力量就會油然而生，We Shall Overcome。

梁文道：總統和國王一樣有錢

【都市日報-兵器譜】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個人參與政治的機會都應該是平等的。一個人不能只是因為比我有錢，交稅比我多，就可以擁有多過我的政治權利，進而得到更多的權力。

西方民主國家在過去兩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這個原則的漸次展現。起初，只有擁佔某個數量資產的人才有投票權，後來擴大到了所有納稅人手中；最後，則全部成年公民不論貧富，都有一張可以決定國家命運的選票了。

然而到了今天，可悲的是許多民主國家的國民剩下，也就是這麼一張選票了。《福布斯》雜誌公布的「國王與獨裁者億萬富豪榜」證明的是個古老的道理，一個國家的政制越是集權，它的財富和政治權力也就越集中，所以沙特阿拉伯國王與卡斯特羅當然是他們國家中最有錢的人。可是今天的世界卻出現另一股奇特的逆流，那就是剛剛給扳倒的泰國總理他信和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

就算不談這麼極端的例子，看看前兩年《福布斯》雜誌設計的另一份世界各國元首財富排行榜，我們也會注意到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原來也都是富豪，例如美國總統布殊和副總統切尼。這是甚麼道理，難道老百姓都喜歡富翁，覺得他們光是有錢還不夠，還要讓他們統治自己？

當然不。這是因為現代的民主政治已經變成一種十分昂貴的遊戲，要競選要打宣傳戰，口袋還沒有充裕的經費就根本玩不起。籌款是條出路，但籌款很容易變成名正言順的官商勾結，以收取財團巨額獻金聞名的日本式民主就是最佳範例。要不就乾脆靠自己，像他信和貝盧斯科尼那樣，先擲下大把的銀，當選之後總有機會連本帶利地撈回來。

這種現象格外令人神傷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退潮，因為強調社會財富分配，立場左傾的社會民主主義本來要解決的，就是財富與民主的根本問題。社會民主主義把民主和財富的平等看成彼此相關不可分的兩大價值，相信沒有較為平均的財富分配，就談不上真正的平等。舉個例子，一個人若是貧無立錐之地，謀生尚且困難，他又怎麼去買報紙關心時事又怎會有空去參加公民集會討論政治？更何況參政？就算他肯放下一天的工作去投票，多半也只能是受到排山倒海的競選工程蠱惑，不知就裏迷迷糊糊地投下了選票。

主張緊縮福利開支的新自由主義如今大行其道，或者真能提升社會整體的收入水平，但卻不止壓不住，還助長了全球各地貧富之間的距離。照這個趨勢看來，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看見《福布斯》全球元首財富榜可以和全球國王財富榜一較高下了。

梁文道：工業以外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色彩斑斕的《香港春卷》，我想起了當漫畫還是黑白的年代。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看港產薄裝漫畫，也就是人物肌肉賁張，掄刀劍砍來劈去的那種。好看嗎？其實不。只是上了癮，一個星期一本地這麼追了下來，戒不掉，也無謂戒。在報紙連載小說消亡殆盡的年頭，香港還有任何接續不斷的通俗讀物嗎？也就只有這些漫畫了。

很多很多年前，接待過一個畫漫畫的台灣朋友，他想見識一下那些名震海外的香港武打漫畫是怎樣畫出來的，於是我們就去了馬榮成的辦公室參觀。結果叫他目瞪口呆，原來香港式漫畫竟然工業化到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比方一把威力無窮的「神兵」，是專責畫刀劍的助理先在紙上勾勒出輪廓，再影印數張圖畫出來，讓負責色的另一個助理像小學生玩填色遊戲一樣，一格格地在空白處塗上指定的顏料，然後花一輪剪貼工夫，最後拼成一把多彩的武器。馬榮成的助手向我們介紹各個不同的崗位，這是畫「面相」的，那人畫「風位」。一眼望去，整間辦公室就是一條生產線，一堆熟練的技工正在埋頭苦幹。

所以在香港要定義獨立漫畫還真容易，因為商業漫畫根本就是工業漫畫，規模太龐大了。因此凡是一個人一手一腳地創作出所有，還賣不了錢的，就是獨立漫畫了。

說賣不了錢，那是真的。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香港第一代獨立漫畫家聯合貢獻了第一本合集《退地》，尺寸比當年的《號外》雜誌還大。裏面有七十年代曾在《號外》首開實驗漫畫之風的榮念曾（和他的劇場作品一樣，他總是喜歡理性地質問什麼邊界：什麼是「語雲」？或四格之間還藏什麼等等），有在《年青人周報》畫小品的黃志輝，有挑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李念慈，當然還有歐陽應霽。這是本好看的漫畫，是本沒有助理分工色的黑白漫畫；而且，大概知道不會有銷路，它只出了兩百本。

然後在台灣出版的這本香港新世代漫畫家合集《香港春卷》裏，我又看到了唯一堅持下來久休復出的歐陽應霽，只是這回他有色彩了。他正在試驗剪紙般的風格，一塊塊的空白和一道道粗粗的邊線放在一起，多了很多可堪咀嚼的畫面細節。不變的是他那種抽離的冷嘲，這位近來以生活品味聞名的「慢活」專家居然開起慢活的玩笑，在〈慢很慢〉裏，讓一個喝杯水要花四小時的人物給街上的快車撞死，彌留之際還告訴急救她的人「慢慢來」。

楊學德是新生代漫畫家中最不吝惜顏色的一個，他的《錦繡藍田》是過去幾年來最叫人回味的作品，繽紛的色彩吊詭地結成了濃濃的陰影，畫出了多樣但悲愁的屋生活。這次他依然描繪耀目中環以外的香港生活，照樣有很多幢幢的鬼影，但卻意外地幽默甚至搞笑。比如說〈小江湖〉一篇，是兩個公屋小鬼頭模仿江湖片裏的大哥，想憑拳腳打出名堂的故事，看起來可愛得簡直快要跟《蠟筆小新》有得拼了。

智海一向有歐洲文學漫畫的氣質，每部作品都像憂鬱而且逸出現實的短篇小說，有人說像卡夫卡，也有人說像卡爾維諾。看過他的《默示錄》的讀者，當會記得那些空洞的人物表情，就算笑也笑得勉強。在《香港春卷》的兩篇新作裏，他的風格變得越來越強烈，整個畫面有音樂感，是線條和節制色彩形成的韻律而非對白，帶引讀者一格格地穿過。他的筆觸肯定，有自信，但情感的纖細脆弱一如以往。

《香港春卷》還有常在流行雜誌亮相的小克與人形公仔藝術家Eric So，雖有五彩，獨立依然，是本好看的漫畫。不知它能售出多少本，肯定要比二十年前的《退地》多吧？可見二十年間香港工業的邊緣化未必就結不出好果子。

梁文道：西九不是文化界的特區

【明報-筆陣】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何去何從？政府成立了一個諮詢委員會之後，這個問題好像就變得不存在了，彷彿有了這個委員會，一切困難都會自動消失，歧路也終將重修成正道，前程一片美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汪明荃與杜琪近日的爭論才顯得格外可笑，也格外可悲。可笑的是，關於西九的討論至此成為一個娛樂八卦的閒聊茶點，到底西九文娛藝術區應不應該有座粵劇劇院的問題，讓位給了還有多少明星出來「撐阿姐」，或者杜大導是不是太過囂張。可悲的是，這場星味十足的論戰提醒了我們，界別利益的眼光怎樣主宰了香港的政策思路。

過去十多年來，我參加過的各種大大小小文化政策研討會諮詢會不計其數，它們幾乎從不例外地變成一種苦水大集會。如果有人抱怨香港的專業劇團沒有自己的場館，立刻就會有人指出實驗劇場的處境更慘；假如攝影界的人控訴香港藝術館不承認攝影的藝術地位，搞沙龍攝影的朋友就會站出來說自己才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一群；不要以為傳統戲曲只有粵劇，從事京劇演藝的會告訴你京劇才是全國最受歡迎的劇種。你苦，就肯定還有比你更苦的。界中有界，大伙唯一的共識往往只有「政府不重視文化」這一條。

萬一有政府官員在場，給大家逼表態，他們通常會很抱歉地說：「我今日是來聽意見的，所以沒有什麼可說。但是大家的意見都很寶貴，對我們十分重要……」又萬一政府之後要出個回應報告或者什麼政策文件，不難想像官員會表示：「其實文化界的意見都很紛紜，所以不能說我們的建議一定不受歡迎，其實也有很多聲音是贊成政府的。」至於那些「紛紜的意見」和各大中小界的苦水，在正式文件上通常被寫成「多元化」，比如說「香港的文化特色就是多元」，或者「政府支持文化的多元發展」。

起初我以為這麼叫人沮喪的場面只是「文化界」獨特的現象，後來去了許多關於其他議題的諮詢會，才知道這是香港「各界」的普遍狀。所以汪杜之爭不止是兩個演藝紅人的事，也不止是「文化界」的事，而是整個香港界別利益分配政治的病徵。

界別利益之爭舉世皆存，香港卻尤其嚴重。自從殖民統治時期開始，政府就很有效地把社會分割成不同的功能界別，抑制地區利益的膨脹(除了新界原居民。但在政府的巧妙設計底下，原居民本身也成了一種界別)。這個做法可以免除因地區組織和勢力的發展帶來一種比較「均質」的公民意識，同時保證以職業身分為基礎的界別制度可以和政府形成精英管制的同盟。將社會分化成不同的界，就能讓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界別利益的爭奪之上，彼此為了資源和權力搶個不亦樂乎，政府就能自處於一個看似中立的位置，相當超然也相當權威。而且不同的界裏頭還有分界，各界中人的思維給困在這些狹小的格局當中，一門心思想的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界裏出人頭地，為自己的界別取得份額更大的餅塊。

奇妙的是，這種界別的分化在香港竟然成了僵硬的制度，例如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與選委會的界別分組；一旦硬化成利益發放與流通的體制，想要廢除就難乎其難了。界的意識如此深入人心，乃至於有時竟連一些贊成廢除立法會功能議席的朋友，也不知不覺地把這個界那個界掛在嘴邊。西九的爭論要是放在其他地方，報紙記者肯定也會訪問劇場導演、建築師和地產商；但是只有香港，這些人的身分會被分別處理成「文化界」、「建築界」和「地產界」的代表。

近日流行「持份者」(Stakeholder)一語，在香港也隱約變成傳統界別身分的新包裝，聽起來既有學術風味也很有點「公民社會」的味道，其實骨子裏變化並不大。例如在西九的發展問題上，有輿論就強調政府不能不聽文化界的聲音，因為他們是西九的「持份者」。誠然，政府是該吸收文化界的意見，但那是因為他們從事文化藝術工作，在這方面有專業經驗和知識。若是說到利益相關的「持份者」，恐怕全港市民才是真正的「持份者」。

汪明荃抨擊西九的諮詢架構代表性不足，不止是這種傳統界別思維的作用，也突顯了香港整體文化政策的缺失。正是因為香港的文化政策和設施有不足之處，才會使得大家都把希望放在西九上頭。因此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看到有人提出西九應該有沙龍攝影館，應該有詩人村……。與其爭論西九要不要為粵劇建立專門場地，我們是否應該先看看新光劇院的存廢問題？為什麼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保持新光的地位？如果票房收入抵不過業主賣樓的收益，政府是不是要動用公帑介入？政府為什麼要支持不能只靠市場生存的藝術呢？有那麼多門類的藝術活動，政府應該支持哪一種多點呢？市民對於這樣的資助又有什麼想法呢？

如此逼問下來，就可發現一個明確的文化政策到底包含什麼元素了。回到西九，我們絕對有必要先知道它的觀眾是誰，由何而來；我們要知道它的營運管理是向誰負責；我們當然還要決定裏面包括了什麼設施，展演哪一類的活動。這一切都應決定於細緻的研究和公眾諮詢，而不是哪個界別入了局哪個界別不入局。西九諮詢委員的任務應該是盡快開展研究和諮詢的工作，告訴政府誰的利益比較重要，然後間接造成界別的爭鬥，讓政府從容地作壁上觀。畢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屬於市民的。

梁文道：餐館考牌官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上次說到《紐約時報》九十年代的首席食評家Ruth Reichl，她的新著《Garlic and Sapphires》真是叫人難以釋卷，我買回去之後忍不住一晚上就把它看完了。Ruth如今是《美食》雜誌的主編，這本書是她回憶還在寫食經的那段日子，要怎樣裝扮不同的角色，掩人耳目，過了在無數餐館中暗無天日的日子。

寫食經為甚麼要扮演角色呢？當然是為了避免給人認出來。其實這是美國報刊食經作者必須遵守的常規，因為餐館要是知道你的真實身份，你的桌子就會在用餐區裏最好的位子，你的侍應會是全店最殷勤有禮的那一個，你的頭盤會有主菜那麼大的分量，你的侍酒師會為你搭配出完美的酒食組合。而這一切，都是一個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所以你這一頓飯就不夠標準，據此寫出來的東西對一般讀者也就沒有參考價值了。

尤其《紐約時報》，乃美國也或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報紙，它的餐館評論自是全美上下好食者每週必讀的聖經；給你四顆星，你就不用再愁下半輩子；它要是說你的餐廳只能得個「poor」，最好還是準備轉行吧。所以Ruth Reichl得到了這份權力，也就要負上相應的責任了。那個責任包括化裝、戴假髮，穿上不屬於自己的衣服，用人家的名字訂座，拿一張化名登記的信用卡埋單。而她表演得如此之好，乃至於成了一個演員，化身成Miriam的時候是個兇悍的老姑婆，扮演Molly的時候則活像美國中部來的土遊客。

根據《紐約時報》的規定，不只去吃飯的時候不能讓人識破，還要同一家餐廳最少得去三次以上，因此Ruth去評核一間店的時候起碼得用三個身份分別突擊。聽起來除了少許不便，這簡直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每天奉旨行街找吃的，一切開銷報館找數，代價就是一個禮拜寫一篇文章。

但看完這本書之後，你就會明白何以Ruth Reichl最後要放棄。因為她不能再用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去享受人間除了性愛以外最到肉最實在的樂趣了，俯下頭來聞碟子裏的香草味時要小心沉重的假髮一不小心掉了下來，嘗到一口絕妙的番茄湯時不能發出來自心底的低吟，受到怠慢更不可以衝動地破口大罵：「你知道我是誰嗎？」更嚴重的危機是角色扮演遊戲玩久了說不定會人格分裂。所以還是做和她一起赴宴的夥伴比較愉快，輕輕鬆鬆免費吃喝（對了，食評家不能獨自用餐，免得叫人起疑）。何況她的薪水並不高，九十年代初期也只有八萬五千美元的年薪！

然而，也正是這樣的匿名制度建立起了《紐約時報》餐館評論與《米其林指南》的威望。這就是食評家的吊詭，你有無上的權威，但你不能顯露這個權威的身份。相比之下，整個華文世界似乎都不見如此嚴格的食評制度，我們的食家是有照片為證的，不只每家餐館都能把他們認出來，甚至還有明星的地位。

要是有讀者看了食經上館子，發現貨不對辦，該如何是好？蔡瀾曾經這麼教導讀者：「就說是我介紹的」，或者更坦白一點：「我要和蔡瀾寫的一模一樣的東西。」結果竟然有效！可見中西文化果真不同，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惡，懷疑餐廳經理和廚子都是勢利眼；中國人則講究人情愛交朋友，只要我報上蔡瀾的名字，我就成了他圈子裏的人了，焉能不好好招待？Ruth Reichl這等評論家外出吃飯如臨大敵，嚴厲得像改卷的老師；我們的食家卻是愛吃的享樂主意者，遇到好東西就忍不住寫出來，呼朋引伴。

少了嚴肅的考官，當然可惜。但是匿名寫出來的東西也不能盡信，且看本地一些標榜匿名評論的餐館指南，你曾跟隨他們而絕不失望嗎？

梁文道：有錢不一定有權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都是大家茶餘飯後的好話題，對我等平民百姓而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羨慕一下也好。但有另一個榜的實際意義可能更大，卻常常被人輕輕略過，視而不見，那就是《福布斯》對國家元首、獨裁者以及國王財富的統計排行榜了 。

或許是因為這個榜的歷史太短，形式及內容常變，更未發展出一套穩定可靠的標準；所以也就無法形式常軌，可以讓人前後追溯，比較議論了。

今年在「國王與獨裁者億萬富豪榜」上名列榜首的是坐擁210億美元的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其次是文萊蘇丹，再來則是阿聯酋總統哈利法。這個結果可說一點也不讓人感到驚訝，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是名副其實的王國，君主既有實權還享受到天然資源的原始佔有權，國家土裏出油，國王自然也富得流油了，反觀一度被傳為歐洲最富的英國女皇伊利沙白，實際上只有5億美金的身家，屈居第八，活該她的王國實行的是君主立憲制。

在我們的常識裏面，說一個人有權有勢總會聯想到一個富人的形象，似乎人只要有錢就能買回巨大的權力，反過來一個人有權就自然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財富。簡單地說，錢權是可以彼此交換的。但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想把這個必然的連接斬斷，使得它們的轉換變得不那麼容易。因為我們預設了政治和巿場是兩塊不同的領域，各自依循不同的邏輯來運作；又預設了公平是這兩個領域都得遵守的價值，儘管它在不同領域體現的方式有異。

在巿場活動裏面，我們希望見到一個發展商得到土地的原因是他在拍賣會中出價最高，而非後台夠硬。在政治場域裏面，我們期盼一個政治家之所以能夠領導群雄，是靠公民的信任，而不是因為他有夠多的錢可以收買人心。

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實行巿場經濟的國家普遍發給佔有政治職位的專業政治家一筆不錯的收入，就算不能使他致富，起碼也能保證退休後體面的生活，因為大家不想看到他以權力投入巿場來賺取金錢。同時大家又相信對於政客而言，權力已經是最好的獎賞了。

梁文道：政黨政治

【都市日報-兵器譜】假如今天香港實行了政黨政治，大選勝出的政黨可以組織政府；而且還有全面普選，人人手上都有神聖的一票；那麼你會投給哪一個政黨呢？

香港的政治光譜因為獨特的環境，一直以來就是被「親中—民主」的軸線所主導，民建聯站在親中的哪一端，梁國雄等所謂的激進派則立穩民主的這一端；其他黨派就分布在兩個極端之間，時有升降，常常游移。由於這道軸線的影響力太大，有時就會產生一些相當怪異的現象。

例如工會為本的工聯會，本該義無反顧地支持工會擁有集體談判權，但是當年卻在立法會的議決之中退卻。理由是政府和民建聯都不贊成，而支持特區政府乃是親中政團的應有之義，故此就讓「親中—民主」的軸線蓋過了社會經濟政策的立場上的「左—右」軸線。反觀民主黨，雖有不少出身於基層社工的成員，只老是喊著要為民請命，但是在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態度上卻左閃右避，一時有人說贊成，一時又集體反對，為的就是不要得失中產選民。而中產階級，據說是民主派的最大票源。

親中？還是民主？這個立場的選擇又能變成一道數字的計算題，也就是你贊成在甚麼時候實行普選的問題。激進民主派會說今天就該立刻普選，至於民建聯，則幹脆說不出一個日期，只能呢喃「循序漸進」之類的鬼話。

如果有機會，你去問一下這些政團政黨，假如今天就有普選，還讓他們執政的話，他們的治港理念是甚麼？你就會發現他們的差別原來都不大，當這條最重要的數學題消失，當這道主導香港政壇光譜的「親中—民主」軸線失去意義之後，大部分的政團都會變得面目模糊，揀唔落手。

例如民建聯，我們都曉得他們「真心為香港」，要建設香港；但他們想建個甚麼模樣的香港呢？又如民主黨，長期以來就把雙普選等同民主，那麼有了雙普選有了民主之後，他們又還想幹些甚麼呢？過去兩年為了洗刷反對派的污名，他們甚至還羅列數據證明大部分的政府政策和法案，他們都是支持的。這麼說來，普選實現之後，他們的歷史任務也就完成了，可以散Band。

梁文道：你知道蘇格拉底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既然要辦一個閱讀《蘇格拉底申辯篇》的讀者會，就得找一本好的譯本。但是遍觀市面上琳琅滿目的柏拉圖作品，到底哪一個版本最精審妥當呢？

現在的中文出版市場發達，很多硬皮英文書買回來沒多久，價錢只是十分之一的中文版居然就跟出現了。所以有時候逛英文書店，看到些喜歡的書，也不禁思之再三，怕吃虧。我的辦法是除非真有即時需要，否則別買那些鐵定會出中文譯本的新書，例如最紅最多人推介的暢銷書。

可是書的翻譯似乎模模糊糊有個規律，那就是越容易暢銷的書通常也譯得越糊塗。因為時間重要，人家的全球熱潮早就過了，你才出中文版就會影響銷路了。例如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Steven Levitt去年那本《Freakonomics》，用經濟學的角度比較三K黨和地產經紀，研究毒販為什麼要和他們的老媽住在一塊，既有趣還長見識，現在仍在美國暢銷書榜名列前茅。果然，大陸中文版很快就在今年年頭搶閘推出。但是才見到封面，胃口就倒掉了，因為他們居然把書名譯成《魔鬼經濟學》！Freak要怪到什麼程度才會變成魔鬼呢？

八十年代正逢「文化熱」，學術書的翻譯也有只爭朝夕的現象，我曾在比較公共財政制度的書裏見到free rider變成了「自由騎士」；也在一本文學史裏讀到好幾頁在講大炮，找原文對照才知道人家談的是canon（經典）而非cannon（加農炮）！還好這個譯者沒把它譯成照相機，否則說「歌德就此成為日本名牌照相機」就很前了，雖然「歌德自此被人放進了大炮」這句話也十分悲壯。

說回柏拉圖，雖然中國精通希臘文的人向來奇缺，但是翻譯這類古典作品，譯家的態度卻嚴謹慎微。就算不懂希臘文的朱光潛先生和楊絳先生，也都盡力搜羅可靠的外文版本作底，而且譯出來文筆可讀，叫人敬佩老一代人的自重。可惜接觸西學百多年了，有那麼多的外國作者開始用中文說話，像柏拉圖全集這樣的經典卻直到不久之前，還沒有完整地翻譯過來。

尚幸北京清華大學的王曉朝教授終於在2003年以一人之力譯成《柏拉圖全集》，真是可喜可賀的盛事，也是叫人震驚的奇事。喜的是自此我們有了人名和術語前後一貫相連的柏拉圖作品；驚的是許多學者窮數十年之功才能譯出一卷柏拉圖對話錄的翻譯，王曉朝竟然一個人成就這麼巨大的事業，這是全世界少見的。

對哲學有興趣的朋友，我通常推薦他讀點柏拉圖。不要以為柏拉圖大名如雷貫耳，寫的東西就深奧難懂，其實那些對話錄有人物有情節，深有深讀，淺有淺看。比如《蘇格拉底申辯篇》，內容就是這位耶穌以外最出名的西方殉道聖哲，怎樣在最後判了他死刑的雅典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凡是想知道蘇格拉底為什麼是哲學家乃至於所有知識分子典型的，都該看看這篇簡短的對話。

不過，在這篇對話錄裏，我們也看到王曉朝譯本的一點問題。首先篇名被他簡化成《申辯篇》，而非《蘇格拉底申辯篇》，要知道這是柏拉圖所有對話錄裏唯一在題目上點出蘇格拉底名字的一篇，怎可略過？然後第一句話「聽過原告的控訴，雅典公民們，我不知他們對你們有何影響；我簡直快認不出我自己了」譯作「先生們，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對你們有什麼影響，但對我來說，我幾乎要被他們弄得發昏了」。這種譯法流暢，但忽視了蘇格拉底在此要說明他自己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而他的對象則是「雅典公民」，也是關鍵，不該省去。

看來我們要在中文裏準確認識一個老外，還不是一件易事。

梁文道：那一年的六四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是五月四日。「五四」二字已經成為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巨大符號，有人說那是一場青年愛國運動，有人把它和「新文化運動」變成等義詞；有人強調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也有人認為應把它比喻為中國的啟蒙運動才是。

不同的政治立場，不同的學術派別各取所需，各自詮釋出複雜互異的五四精神。但埋在重重理論和話語背後的那場運動本身，卻越說越模糊。如果回到歷史細節，還「五四」一個社會運動的面目，我們又能看到些甚麼呢？

正如所有用日期和數字來命名稱呼的運動，五四遠遠不是一天之內發生然後結束的事件。就好像今天被官方稱為「八九年夏天那一場風波」的「六四」其實涵蓋了兩個多月的時段一樣，作為一個社會運動，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遊行以後，還有聲勢更為浩大的延續。

那一年的五月四日之後，北京繼續有學生聯群結隊地上街活動演講，散播反日訊息，平均一天最多有三千人。到了六月一日，北京政府終於忍受不住，頒布了戒嚴令，陸續有學生被補。

六月三日上午，兩千多名學生以10至60人為一團，不理禁令，在街上演講。巡警則出動馬隊驅散，很多學生被警察用警棍毆打，甚至給馬蹄踏倒在地。下午被捕人數增至400人，首都監獄人滿為患，政府竟然乾脆把北大法科校舍變成臨時監獄。

六月四日，政府已經關押了1150個學生，北大的理科校舍這時也被闢作第二臨時監倉。學生在獄中飽遭虐待，但堅持抗議，甚至發出視死如歸的誓言。政府這一動作與學生不屈的精神刺激起全國各大城市的怒潮，其中反應最激烈的首推上海。

六月五日上午，上海開始罷市，英美法租界的商店一家接著一家拉下了大門。店舖關門的聲響到了下午擴及郊區，除了外國人開的店，所有食肆甚至夜總會等娛樂場所都閉門停業。當時仍未有全國統一工會的工人，則在六月五日這一天開始投入罷工，到了十一日罷工的人數超過了九萬。

六月九日，天津市民也決定加入罷課罷市罷工的行列。北京商界為之震動，金融恐慌一觸即發……

套句俗話，接下來的事已成歷史。三名親日分子被罷免，徐世昌總統向議會遞上了辭呈。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拒簽合約，標誌五月四日那一天開展的運動得到了勝利。同樣是戒嚴令，同樣是鎮壓學生，為甚麼那一年的六月和後來的六月會有這麼大的分別。

梁文道：把權力還給地區

【明報-筆陣】如果有個退休在家的街坊天天無事，就是在區裏頭閒逛，去這個公園閒坐聊天，到那個市場看看有什麼合時的蔬果。一天，他突然發現這個住了10年的區原來樹木不多，綠化不夠，他該怎麼辦？或許他會向區議員反映一下，看看這些據說是政府在地區上最重要的伙伴有何作為。收到意見以後，區議員又能做些什麼跟進呢？ 灣仔區議員金佩瑋在今年初向該區議會的秘書處提出疑問，想知道是哪個部門負責在灣仔種樹。信件輾轉流到衛生福利局，然後再等了3個星期，答覆終於回來了。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去答這麼簡單的問題，是因為答案不簡單。原來總共有8個政府部門在灣仔區負責種植！

這個答案一定也不令人驚奇，只要稍具政府分工的常識，又常在街上行走，細心一點就能看出某個山坡附近的路段極可能包括了好幾個公務部門的工作。路旁的微型休憩處是康文署管理的，所以那裏的樹是他們種的。行人道或許是路政署的範圍，若有行道樹的話，那就是他們的成果了。路旁斜坡是土木工程署要好好維護的，上頭要是長了樹苗，他們得小心評估照看。

回到那個想像中的街坊，他的要求很明確，就是要綠化他住的這個區。現在，他該向哪一個部門提出他的意見？其實政府有一個跨部門的綠化委員會，統籌全港那麼多個有份種花草樹木的公務機構。但是這個委員會的思維是全港性的，能夠叫各個部門別搞亂勢力範圍，不要甲才種好一棵樹就給乙拔掉，就算是功德無量了；若還想要它為全港18區分別構想出不同的地景，滿足各區不同的需要，未免太過為難。所以這位街坊和他可以倚重的區議員要不就是在重重的官僚機器前傻眼呆站，就只能找權威和實力日降的地區民政專員去「協調」一下了。

區議會的改革為什麼重要，我們已經在此說過很多次了。「民主發展網站」的學者們，「新力量網絡」和「區議會改革連線」等多個組織團體更先後提出過多份報告，指出無論是想發展民主進程，壯大公民社會，培養政治人才，還是讓政黨政治更有前途，政府都應該釋放更多權力給區議會，並且把區域的概念灌注在政府體制之中。撇開這一切宏大的目標不管，光是像地區景觀的綠化如此單純的要求，以政府現在集權中央垂直管理的制度來看，恐怕就已應付不來了。

雖然《基本法》明訂香港不得有地區性的政權組織，但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空間重新組構像前市政局一樣的區域架構。事實上，環顧全球，你很難找到有另一個如香港這等規模卻沒有任何明確分區政府的都市了。當然政府各個部門是有地區辦事處的，但是它們的分區邏輯並不一致，彼此之間也很難產生對口的橫向聯繫。比如說食環署是在18區設有辦事處的，但社會福利署就把香港分成12個區，而警務處則下設6個總警區，直接面向市民的區議會要如何與它們協作溝通呢？

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組織原則，分配地區資源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但被犧牲掉的就是地區的整體概念和獨特的需要了。且以倫敦相比，酒牌的核准發放是交給地區處理的，某地若想吸引遊客和消費者，盡可寬鬆發牌；某地若想樹立寧靜安和的區風，則可以嚴密控制酒牌的數目。但是在香港，我們連想在自己的地區裏見到某種樹木多一點，也十分困難。

香港人的社區意識向來淡薄，一來是移民人口眾多，在同一個地區住上三代的少之又少；二來是港人自求多福的心態太強，要是覺得自己的環境很破敗，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集眾人之力加以改善，而是努力賺錢好搬到更理想的地段。但到底有很多人是搬不動的，必須留在原區裏扶育子女起居生活，何再高尚優秀的區域也會有它自己的問題。地方和區域是沒有人可以徹底擺脫的，除非你住在半空漂浮的樓閣裏。

剛在4月25日去世的加拿大學者珍‧積克斯(JaneJa-cobs)是現代都市改造運動的先驅，她窮其一生精力地告訴我們，街道、地方和區域是都市的基本元素，城市是否可居可遊端賴其區域的多元化和裏頭的生活是不是有厚度。因此管理一座城市，必須回到和市民接觸的第一原點，也就是地區。她的經典巨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雖然是1961年出版的，但其中的洞見在半世紀後的香港依然管用：

「大城市的市民需要一個他們可以施加影響、表達意願、獲得別人的了解和尊重的地方。行政地區不可避免地要求這麼一個地方，這麼一個支軸點。很多今天在一些政府垂直部門發生的衝突——或者是一些懸而未決的決定，因為市民不知道這些決定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都可以轉到這些行政地區的層面……大城市政府變得愈大、愈不具人格、愈不可理喻，原本完全是屬於本地應該解決的事宜、需求和問題就會變得愈加非地方化，而與此同時，市民也就愈會變得漠不關心，市民的監督也就會愈會變得無效。如果在很多涉及本地事宜的問題上，市民沒有自治權利——這常常是對市民最有影響的一個因素，那麼很難想像市民會在涉及城市範圍內的事情上承擔責任和表現出熱情。」

梁文道：The King of Spain is waiting in the bar, but your table is ready.

【飲食男女】十幾年前，當我還在努力地寫劇評的時候，常聽同行讚嘆紐約是個多麼尊重劇評的地方，又艷羨紐約的劇評有多大的權力多高的地位。

誠然，一齣音樂劇或是一台話劇的生死往往就決定在劇評人的筆下。原本有機會演足一年的戲，只要《紐約時報》在它上演第三晚之後的早上把它說得一文不值，它大概就過不了第一個月了。香港的情況當然很不同，一套話劇可能在我的評論仍未見報的時候，就草草收場了。所以與其羨慕紐約劇評鐵筆直斷的威力，不如想想大家的底子差了多遠，人家又為甚麼願意信任評論。

何只劇評。紐約的食評家大概是世界上靠吃飯維生的作家之中，除了法國的米其林偵探之外，最有權力的人了。

全球食經界一直有個傳說，話說九十年代叱咤風雲的《紐約時報》首席食評家Ruth Reichl曾經在Le Cirque遇過這樣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想當年Le Cirque是紐約最有名也最勢利眼的一家餐廳，一般人就算訂了位也要枯站半小時，眼睜睜地看着羅拔．迪尼路或者高盛證券的CEO從門口大搖大擺地走到餐廳裏最佳的位置，沿途則見老闆、經理和侍應前呼後擁，仿如眾星拱月。某一晚，Ruth給人認出來了，充滿魅力的老闆Sirio Maccioni親自引座，排開候位的人群，邊走邊對她說：「The King of Spain is waiting in the bar, but your table is ready.」（西班牙國王正在吧台等候，但是閣下的桌子已經準備好了！）

事隔多年，Ruth在她的新著《Garlic and Sapphires》證實了這個傳說。Le Cirque的老闆不是開玩笑，當時正在紐約主持畢加索回顧展開幕式的西班牙國王，的的確確就坐在吧台前小酌，後來才給安排到Ruth那一桌的旁邊。國王就座的時候向Ruth微微一笑，心裏肯定在想，這娘們到底是甚麼人。

這娘們就是《紐約時報》的首席食評家。當她在辦公室整理稿件的時候，會有人大聲地喊她：「Ruth，國務卿在一線，他有事找你。」那確實是克林頓時期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將要從華盛頓飛來紐約幾天，想問Ruth最近有甚麼好介紹。想像一下廖暉打電話來《飲食男女》的情形。

Ruth Reichl原來是《洛杉磯時報》的作者，後來給挖到紐約，在赴任的航班途中，鄰座的女人把她認出來了。Ruth大吃一驚，那女子就笑：「這有甚麼好奇怪的？我也在餐館工作，全紐約的餐廳都知道你就是最新的首席評論家。大家都把你的照片和特徵釘在廚房的板子上，就在『今日特選』餐牌的旁邊。」Ruth嚇得說不出話來，那女子繼續神神秘秘地問：「還有，你的老公叫做Michael，會來CBS電視台當監製。你的兒子也會一起跟過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