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時代是會變的，春天不遠了

【明報-筆陣】「時代潮流，浩浩昌昌」，自從中共建政以來，這八個字就一直出現在異見分子的口中，預言中國共產黨因為違逆時代大潮，很快就要倒台。89年六四之後，每一年的六四紀念日也都有很多身在海外的民運分子把這八字真言掛在嘴邊，說共產黨明年就要完蛋了……然後每一年再重複上一年的預言。為什麼中國這樣的專制政體還不崩潰？為什麼「時代潮流」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麼強大？這已經是個學術界熱中解謎的大難題了。很多人指出，今天的中國政府把它的統治合法性建立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之上，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它驚人的經濟成就，共產黨就不可能瓦解。

然而，正是因為如今「和平崛起」的中國要拼經濟，我們才真正看到「時代潮流」的龐大力量，它不會令中共垮台，但它一定能迫使中共改變它的統治方式，例如改變它控制媒體的程序和手段。我知道，這時候說這種話很可笑。因為《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在農曆年前才被迫停刊，此前分別還有《新京報》與《南方都市報》的改組；最近又傳出了《斷背山》與《藝伎回憶錄》被禁止上映的消息，而聲稱「絕不做壞事」的Google則為了進入中國甘願自行過濾敏感字眼。這一切都在說明無論中國看起來有多開放多先進，它始終還是那個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在全球排到一百多位之後的國家。我們用不質疑由共產黨政府控制輿論與媒體的決心，但我們懷疑的是它還能控制多久，還能控制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用再去和共產黨爭辯言論自由的理念問題，我們只需要去看它還可以怎樣扼殺言論自由。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應不應該，而是能不能夠。

余杰在他聲援《冰點》及其主編李大同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冰點》停刊是個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因為李大同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不但不沉默，反而公開反抗，既接受境外媒體採訪，還上書中紀委投訴。或許余杰太年輕了，不知道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也曾有過一份引領潮流的報刊不甘受壓，奮起抗爭；那就是欽本立先生主持的《世界經濟導報》。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接到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命令，要把刊登了「耀邦同志活在我們心中」座談會摘要的439期刪節改版。但是它的一群青年編輯拒不從命，照原樣出刊。最後，這份名震一時，以擅打「擦邊球」和敢說真話聞名的刊物，終於在海內外新聞界熱烈的支持聲中被「處理」掉了。

可是李大同先生這回選擇站出來，其效果和當年終究是大不相同的，因為今年是2006年，不是1989年。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北京很快就要主辦奧運，上海很快就要主辦世博，「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中國」的美夢終要成真。讓我們想像，如果屆時再有一部《斷背山》，再有一部《藝伎回憶錄》，而且還是被禁止上映，這個世界認識到的是個怎麼樣的中國呢？花了幾十億的浩大工程所帶來的宣傳效果，只要一兩道簡單的手序一兩頁的簡單的命令，就能夠完全抵銷了。這兩年來，中國媒體和學界大力提倡JosephNye所說的「軟實力」，據說連政府也都打算把國家形象放進「和平崛起」的整體規劃之中。那麼共產黨到底懂不懂「軟實力」來自哪裏？又知不知道國家形象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壞的呢？

難道精明如胡錦濤就真的看不出當前中國形象種種「深層次」的矛盾嗎？一方面中國是最愛講「文明」的國家，滿街都是「文明商號」「文明單位」；另一面卻要龍應台教授公開叫陣和你講講文明說點道理。一方面在美國報刊大賣廣告，告訴美國百姓中國來買石油企業絕無惡意；但另一方面則在眾目睽睽之下整肅自己的報紙。難道中國政府就不知道在海外觀察家的心目中，《冰點》和《新京報》等刊物的言論尺度才是中國形象的指標嗎？它們愈是大膽敢言，人家才愈覺得你果然是個愈來愈開放愈來愈值得信任的伙伴。反過來，中宣部覺得中山大學艾曉明和袁偉時兩位教授的文章有問題，不敢出來公開辯論，卻倒行逆施地橫加封殺，這豈不等於公告天下：「我就是辯不過人家，我就是沒道理」？如此中宣部宣傳出來的是個什麼中國？

又有很多人把所有「反華」分子說成只是不認識中國，叫他們多點來中國自己親眼瞧瞧。但你想一想，他們來到中國白天參觀完各項偉大成就之後，晚上回到酒店房間上網，一大堆自己慣訪的網頁都開不了，他們得到的是怎麼樣的認識？兩岸開放探親旅遊那麼多年了，如今大陸又有這麼多的台商定居，為什麼台灣本土化的趨勢依然有去無回？這是對祖國的認識還不夠深，還是「因了解而分開」呢？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中國政府也跟上潮流強調知識經濟，主管教育的官員甚至豪言要辦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但是與此同時，即使是北大和清華等重點中的重點，學生們要上境外網站也是諸多限制速度過慢。他們尋找資料的範圍要比香港的小學生還不如，花去的時間成本要比美國一所社區學院的學生還高。你叫這兩家學校去和哈佛耶魯競秀，這豈不是個笑話？

至於文化產業和創意經濟，看到近鄰的「韓流」甚猛，我們又怎能落於人後。所以中國各級政府也大力提倡文化產業，想方設法地推動影視娛樂工業。可是矛盾就在於過去全屬國有的確是全部推出了市場自負盈虧，但同時又堅持各種各樣不依法律沒有明文的審查機制，這等於迫我們的文化產業綁起一隻手在海裏和別人比賽游泳，存活尚有困難，何求勝？想要興盛文化產業，第一個必要條件不是政府給的優惠和補貼，而是自由的創作環境和開放的文化土壤。如今的中國政府卻三不五時地就下文件不准電影低俗不許電台主持有「港台腔」，中國又怎能不成為韓國和荷李活的金礦？

當然，政府可以選擇性地禁止外國文化產品進口，就像它今天禁掉《斷背山》一樣。但是你只要走到內地任何一個城市看看，《斷背山》的翻版影碟在哪裏是買不到的呢？中宣部也可以禁止「境外滲透」，但說得上是滲透，你就防也防不了。牛津大學專研人權問題的MatthewGibney，在他為「國際特赦」組織編輯的GlobalizingRights文集序言中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一個研究中國社會的美國人類學家告訴他，今天的中國人之所以愛談「權利」，連犯人都懂得「維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警匪電視劇看得多。那些劇集裏的警察每回捉到犯人，都會高喊「你有權保持沉默……」，而犯人則往往回應「我要見我的律師」。如果害怕西式民主觀念透過媒體毒害國人，以後是不是應該禁止報道任何國家的大選消息呢？

今年已經是2006年了，中國的國勢愈強，經濟發展得愈好，它在媒體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愈被迫近極限；無路可退，也不可能有比現在更好的控制手段。

1991年春節的大年初二，《世界經濟導報》的張偉國被關了20個月後，終於放了出來。他去給他的老上司欽本立先生拜年，因病臥不起的欽先生對張偉國說：「失敗不要緊，要緊的是有沒有作為。我們又在一起了，像是在這裏召開編前會，《導報》精神是不會死的。」今年是2006年，今天是丙戌年大年初四，我在這裏向李大同先生、盧躍剛兄及《冰點》周刊的所有編採人員拜年，致敬。「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時代是會變的，時代已經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