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食評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食評人到底有多威風？且看《紐約時報》露絲（Ruth Reichl）女士的經驗：有一回她上紐約地標名店「馬戲團」（Le Cirque）進餐，餐館老闆見是她大駕光臨，就一邊熱情引領一邊說：「西班牙國王正在吧等候，可是閣下的位子已經準備妥當了」。

美國是個評論稱王的國度。文學界裏搞評論的要比寫小說的有權，一篇劇評隨時可以叫百老一齣籌備經年耗資數百萬美金的製作血本無歸，電影廣告上影評人的一句話有時印得比導演的名字還大。在紐約和舊金山這種飯館比食客還要多的城市裏，食評人又怎能不威風呢？根據Karen Page和Andrew Dornenburg的《上館子》（Dining Out）一書，美國食評或許還不像法國的《米其林指南》那麼有煞氣，可以叫被摘掉一顆星的大廚吞槍自盡，但也足以讓許多餐館東主在廚房裏貼出幾個食評家的照片和信用卡上的名字，如通緝犯告示般地預警員工。

《上館子》大概是美國第一本訪問食評人，深入研究這個行業的書，不只可以滿足老闆和顧客的好奇心，還教讀者寫食經的訣竅。這本書煞有介事地比較分析了著名食評人的出身背景，發現許多食評人原來是搞樂隊寫樂評的，不知會不會使他們更注重餐廳放的音樂。兩個作者又指出不少食經作者唸大學的時候主修社會學或者新聞系，且列表證明。社會學和寫食經有關嗎？不知道，不肯定。作者們只是把功課做到家而已。由此可見本書資料搜集之詳備。

我一直很拗口地把那些食經作者叫做「食評人」，而非香港熟識的「食家」，是因為兩者之間頗有不同。我們報刊上寫食經的，沒有一個的樣子是讀者們不知道的，其中還有朋友因此成了品牌可以開店可以帶領美食旅遊團。但老美辦事比較認真，絕大部份報刊和作者堅持真人不可露相的原則，以免餐館特別招待。為此食評人等絞盡心思，戴假髮者有之，結帳總叫朋友埋單者有之，用化名多開幾張信用卡更是標準配備。

雜誌《芝加哥》的「首席食評家」Dennis Ray Wheaton試過以1920年逝世的德國社會學宗師韋伯的名字開了張吃飯專用信用卡，以免被侍者認出。結果有次一個侍應看了看張卡，對他說：「噢！我好像讀過你的書，沒想到你還活」。

梁文道或馮振超：Our Word Is Our Weapon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長毛議員當選後，哲古華拉在香港知名度亦隨之看漲。但畢竟這位已逝的革命偶像，我們只能在回憶中懷念他。被《紐約時報》譽為「第一個後現代游擊隊領袖」、墨西哥原住民革命運動領袖「副總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的故事，更有時代感，這名現仍在世的革命家，利用互聯網科技，成功向世界打開了了解墨西哥原住民的思想空間，在網上發表大量文章，爭取世界社會支持，其著作《Our Word Is Our Weapon》(文字是我們的武器)，與我們這個同樣以文字作為武器的專欄名稱，有點異曲同工。

至今仍然無人確認馬科斯的真正身分，這位從90年代已打出名堂的革命英雄，一直以黑面罩示人，只透出雙眼及鼻樑部分，大大增加了神秘感及可窺探性。

馬科斯擅長利用文字，透過寫詩及童話故事來說出心中所想，透過感性表達，爭取群眾支持，是把文字變成武器的成功例子。並建立電台自任節目主持，有曾聽過其節目的聽眾表示，馬科斯聲音磁性，甚至帶點沙啞。

曾經到當地、對墨西哥原住民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嶺南大學劉健芝助理教授指，馬科斯懂得取悅聽眾，如在節目內，不止會談國家大事，雅興所至，更會為聽眾大播愛情?歌。

外間對馬科斯所知不多，只了解到其帶領著墨西哥東南部貧困山區Chiapas的原住民革命運動，並把游擊隊命名為Zapat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EZLN)，與政府展開了漫長的抗爭生涯，在94年原住民革命起義，經過一輪戰事後，礙於全國民眾支持原住民的壓力下，墨西哥當局最後不得已與原住民談判，當時代表原住民利用西班牙語發表講話聲明的(原住民大部分只以土語溝通，不說西班牙話)就是馬科斯。

除了原住民問題，馬科斯的思路也觸及反對全球化、環境保護、抵抗新自由主義等等，他的作品更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一些文章被翻譯及結集成書。

雖說明身份神秘，但經過十多年光景，馬科斯與墨西哥政府及傳媒都出現了一種莫名的互動關係。如過去便曾有報章報道馬科斯在墨西哥城購買電腦用品。

另一方面，馬科斯領導的游擊隊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軍方，如政府真正有意去剷除馬科斯，也不會多年下來也苦無辦法，有理由相信，馬科斯誠然已變成原住民以至墨西哥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難以估量的象徵意義，故萬萬碰不得。

梁文道：中央到底信任什麼（香港政治的信任危機‧二之二）

【明報-筆陣】「估特首」是今年特區最熱門的政圈遊戲，媒介、政界以至於各界市民在談論第三任特區行政長官的條件同時，也興致高昂地猜測誰會是下一屆的特首。是曾蔭權、唐英年、李國章、吳光正、馮國經？還是大黑馬史美倫？許多民主國家的傳媒在行政首腦任期將滿的時候，也會有這類猜謎遊戲，但不同於我們的地方是，他們那種猜測要不是純粹為了好玩有趣，就是根據制度訂下的規則去尋找各類相對可靠的信息(如民意調查)，再以此推論出可能人選。但我們玩「估領袖」卻真有點猜謎的味道，靠的是各種不知何處而來的小道消息，捕風捉影一番。這種遊戲一方面說明了大家對特首產生方式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則不知不覺地加劇了這種不信任。

胡錦濤主席寄望特區行政班子團結一致，一條心地為特首好好打完這兩年工，為香港市民謀求福祉。可是願望歸願望，在當前這種環境底下，要這幫人團結實在太過困難。假設現時的特區政府內有幾個人有逐鹿問鼎之心，而且各自形成派系，接下來的兩年他們會怎麼行動呢？

一是為了博取中央和市民的好感，爭功表現，結果使這兩年的政府施政成了他們贏取分數的遊戲場。

二是反過來韜光養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避免成為出頭鳥落得一個亂棒打死的下場。

三是和被普遍認為昏庸無能的現任特首劃清界限，必要時甚至自動引爆危機，趁早把自己雙手洗得乾乾淨淨。

這三種情不一定相互矛盾，甚至可能同時出現，結局當然是使得這後董時期的香港政局更呈亂象。

由於這種可怕局面來自特首爭逐戰，因此短期之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胡錦濤主席再表演一次握手禮，早早明示天下，大位已定，毋庸再議。但這麼一來，所謂公開公正公平的特首產生方式就徹底信用破產，成了國際上的大笑話。不只衝擊一國兩制，也會大長中央敵視的民主派威風，證明果然只有全面普選方是正道。所以中央和特區政府在今年就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

百姓能不能信任政府和執政者，不只是看他們是否守諾，施政結果是否理想，首先就瞧他們產生的方式是否可信。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制度早遭詬病，千瘡百孔，800位社會精英賢達居然能讓董建華順利連任，市民對它的信心有多大不問可知。但形式上它好歹還是一個「港人選出特首」的辦法。偏偏這陣子就遇上了猜特首的潮流，還有各方聞人開出的特首必要條件清單。看看那些條件方程式，絕大部分都包括了「中央信任」這一條。例如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就把「取信中央」列為下任特首的首要條件。問題是一個候選人該如何取信中央？又怎麼樣向大家證明自己真的得到信任？要像摩西那樣從山上帶回誡板嗎？選舉委員會又從什麼渠道得知某人得到了信任，是看中央政府透過媒體發送的公開講話？還是原來手中握有虎符一對就知？

全國人大鄔維庸把話說得更白。他回應何鴻燊日前公開支持曾蔭權的言論時說，估計中央仍未決定下屆特首人選，所以不會受這類言論影響。「中央信任」乾脆成了「中央決定」，我還以為香港特首是由港人選出再經中央任命的呢。不知道鄔維庸估計中央什麼時候會有決定，知道有關決定之後又能不能轉告大家一聲呢？

特首的產生方式按《基本法》規定，是由港人自己選舉出人選再經中央任命，這個「任命」可以當成只是形式上的手續，也可以體現為中央握有最後決定權的實質權力。如是後者的話，那這個選舉就算是把一個候選人推薦給中央了。可如今卻連曾經參與過這個選舉的投票人自己都說要「中央決定」，又怎能反擊不信任這套選舉，認為它只是橡皮圖章的說法呢？又怎能光明正大地說中央不介入這趟選舉，一切全憑選舉人自己的良知和判斷呢？

更大的問題是，什麼叫做「中央信任」根本是個很虛的概念，從來沒有被清晰地正面界定，只有負面的範圍邊界。比如說，民主派不獲中央信任的原因據稱是「反對一黨專政」和「要求平反六四」，那麼「不」反對一黨專政和「不」要求平反六四就是中央信任的兩個邊界條件了。但此外還會不會有別的條件呢？何根本沒有任何一套由港人自己推選特首的方式可以保證獲選者一定能得到中央信任，全面普選固然不能，就算前兩屆已被認為比較「容易控制」的800人選委會在理論上還是不能。因為任何由港人推選特首的方法，在制度上都只能保證特首是港人信任的，而非中央信任。當然，這又牽涉到中央能不能信任港人的問題，但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因為「中央信任」在制度上開出了一個黑洞，於是就有「估領袖」遊戲的風氣。大家不只是正面去看傳聞中的候選人有什麼條件能力，還要猜測他是不是中央屬意的人選。當何鴻燊和胡應湘先後發表「挺曾」言論之後，大家的興趣不只是看他們是否想向曾蔭權示好，更沒興趣研究他們挺曾的理由成不成立，而且還要猜想這兩位「有料」之人是不是「收到了風」。所謂的「中央信任」在這陣猜謎風裏又變化出不同的演繹，甲說中央信任A是他在內地的關係這麼好，乙說中央比較信任B因為他的那條「線」更厲害，「中央信任」在沒有明確意義的情下就變成「關係」的同義詞。這怎能不叫一般信息不足無權無勢的普通百姓看傻了眼？

梁文道：如果長毛也是佛教徒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個倡導綠色生活的民間團體「有機生活」出了這麼一本奇妙的書《慈悲的革命》，副題是「激進政治與佛學」，兩個看來絕對拉不上關係的觀念，被作者大衛‧艾華斯（David Edwards）放在一起。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正好聽說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終於獲准回到越南的消息，書本和時勢有了奇妙的響應。

一行禪師當年還在越南的時候，正是戰火初起，紛爭不斷。身為佛門子弟，是該在寺裏繼續靜坐清修，還是走向世間消弭災難呢？他發現投身人世政治與修行佛法，原來不必矛盾。於是他開始推動和平運動，參加巴黎和談，影響了整代的越南僧眾和無數青年。先是被南越政府驅離，再被終於贏得戰爭的共黨政權放逐，他到了歐美卻成了反戰精神導師，更被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社會運動和精深的佛學之間有關係嗎？在我們這裏，所謂面向社會的佛教往往被簡化成不是教人慈悲為懷，就是搞慈善活動。反全球化？搞民主？這跟佛教有關係嗎？恐怕大家還以為它們是矛盾的呢。《慈悲的革命》處理的正是佛教與反全球化、環境保護、反對戰爭和各類民主主張的聯繫。

這本書的頭五章引用了許多喬姆斯基（Noam Chamsky）和皮爾傑（John Pilger）等知名異見分子的說法，剖析了當前國際局面中大規模的「官商勾結」（例如美國石油商人與戰爭的關係），以及傳媒自我約束協助打擊了第三世界民主進程的現象。看起來和一般左派書籍分別不大，沒有太多新見。但是艾華斯卻對所有會贊同他的異見分子們提出了警醒：「異見分子是憤怒的一群，喜歡依足事實，作政治討論，卻不願意看清楚自己的動機」。

於是在書的後半部，向來被無神論主導的激進分子認為是精神鴉片的佛教進來了。艾華斯反覆詰問那些自命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和追求社會正義的年輕熱血，是甚麼在推動他們？如果只是憤怒和仇恨，他們和他們所反對的人又有甚麼差別？如果只有憤怒和仇恨，就難怪熱情會消逝，少年激進派會變成冷嘲熱諷的犬儒中年了。艾華斯在浩瀚典籍裏總結出激進政治的最有力原點，那就是不忍人世苦難的慈悲與慷慨。

一行禪師曾經參與過拯救越南船民的行動，除了冷漠的政府，殺人絕不手軟的海盜應該是船民們最大的敵人。一行禪師卻以緣起的方式對共同參與行動的夥伴說：「如果我們出生成長在海盜的環境，很可能也會成為海盜」。

梁文道或馮振超：賀歲電影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說所有的商業電影在推出市場的時候都會考慮檔期，但只有小部分的電影是在編寫劇本的階段就去想應節的事。

情人節看愛情片自然不錯，但2月14日那天以外難道就不能看愛情片嗎？港產賀歲電影則不然，從片名(例如《八星報喜》)到色調(又紅又金的服裝和美術)從劇情(不是喜劇而是鬧劇)到演員陣容(盡量地大卡士大堆頭)，完完全全就是為了給中國觀眾在年假看的。

春節一過，它們就成了普通不過的爛片。對了，賀歲片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它們都很爛。典型賀歲片一定要講彩頭，不能悲不能苦，得讓觀眾由頭笑到尾，不假思索純粹本能完全肉體地笑。因此賀歲片往往把電影學者大衛．博德威爾(David Bordwell)所說的那種「盡皆過去、盡是癲狂」的香港電影特色推到極至。

兒戲的反串，粗糙的橋段，幼稚的劇情是對賀歲片的最簡單也最傳神的描述。

挖鼻子擦屎，拿身體殘障和性取向開玩笑，再下流再不合乎現代文明要求的東西都不忌諱。總之結尾得一片喜氣洋洋。

賀歲片還必須熱鬧，那個明星當紅討觀眾喜歡就都一把拉來，湊和在一塊兒。在這種情形底下，演員特別不認真，換個說法就是演得「特別放」。

其實他們又何須認真呢？首先在短短九十分鐘(賀歲片也不可過長)的兵荒馬亂之中，那種劇本那點戲份有誰在意？

更重要的是觀眾們這天打定主意不是來看一部作品，他們是來瞧熱鬧的；這天演員就是演員本人，而不是他們扮演的角色。

就像成龍電影的結尾一定有他從十樓摔下來痛得喊娘的NG鏡頭一樣，典型的賀歲片也一定有拆穿戲劇表象的尾巴，那就是大伙們一起對著鏡頭向觀眾拜年恭喜發財。

成龍知道大家是來看他表演歷盡艱險的奇觀，賀歲片演員也知道觀眾的目標就是明星本人；賀歲片三個字的重點是「賀歲」，不是「片」。

梁文道或馮振超：事實婚姻

【都市日報-兵器譜】農曆新年派利是時，突然聽到一位未婚朋友被其他人取笑，指他已經「事實婚姻」，更叮囑我不用再派利是給他，一時間大伙兒討論著「事實婚姻」這個在內地由來已久的獨特名詞，在內地的司法制度之下，對「事實婚姻」是有明確意義及解讀的。

簡單來說，內地的「事實婚姻」，即是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情況一如同居情侶一樣。在中國，「事實婚姻」的出現其實亦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一種自然產物。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婚姻嫁娶誠然屬於一個家庭以至族群的內部事務，經過一系列儀式(如拜天地、三書六禮、及夫妻交拜等)後，新郎與新娘在一眾親友見證下便正式成為夫婦，但卻獨欠一紙婚書，這種中國歷久的婚姻制度遂形成產生大量有實無名的夫妻關係。

更關鍵的，是老一輩在婚姻的認知範疇中，根本沒有結婚證書及因合法關係而引伸的財產管理及繼承權等複雜問題，以致在建國超過五十年後的今日，內地仍有大量「事實婚姻」的夫婦存在。

另一方面，現代男女關係趨向多元發展，異性同居、同性同居、重婚以致多妻等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也令部分人選擇以「事實婚姻」作為維繫雙方關係的一種手段。2003年時曾有調查發現，廣東省民政廳有關部門進行調查，在全省約1,976萬個家庭中，約有百分之十(即接近200萬個家庭)屬於「事實婚姻」，可見「事實婚姻」在中國大地的普遍性。

除了中國，外地對於非合法、非經正常法律程序的婚姻關係也有所提及，如古羅馬帝國便有一種名為「時效婚」的男女關係，大概可理解為男女間曾在一個時間中(約一年)有著夫妻關係而已。

在日本的法理概念中，也有稱為「內緣婚」的婚姻關係，是老一輩日本人在正式婚姻制度以外的另類選擇，直至1876年，日本政府修正法例，把婚姻關係法理化，並確立了相關法規。

而「內緣婚」亦有別於現下於年輕一代流行的同居關係，雖然「內緣婚」表面上沒有法理基礎支持，也不能從與婚姻制度息息相關的戶籍名冊中顯示出兩者的夫妻關係，但過去在日本很多法院判例中，也視「內緣婚」等同合法婚姻，得到同等權利看待。

證明只要兩情相悅，世界的繁文縟節自然也可視之等閒。

梁文道：我們還能相信誰？（香港政治的信任危機‧二之一）

【明報-港聞】雞年 伊始，許多人都會預測今年香港政局的走向。不能免俗，我也姑且漫談一番。但是雖說漫談，盡量還是圍繞同一個核心，那就是「信任」。從種種象看來，今年的香港社會恐怕不會像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所說的那麼「和諧穩定」。雖然身為民調專家的劉先生認為，目前港人的普遍情緒是尋求穩定，少點爭端；但想穩定是一回事，能不能穩定卻是另一回事。關鍵就在「信任」二字。

先得聲明，所謂「和諧」、「穩定」這些字眼，並非什麼完全美善人人欲求的良好價值，更非中性中立的形容詞；與此相對的「爭論」也不一定是壞事。在某個程度上，我贊成當代政治哲學家慕非(ChantalMouffe)的說法。理想的民主是一種「agonisticpluralism」(權宜譯作「抗衡的多元主義」)，充滿了不可化解的立場衝突。但是香港政局目前面對的「不和諧」與「不穩定」確實造成了很大問題，因為那是一種嚴重欠缺信任的局面，使得各種立場甚至沒有清楚表達的機會。

信任這個概念，是在最近10年才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界(尤其是政治學家)關心的一個課題，因為傳統民主社會看來根本不需要信任。三權分立、政府換屆、人民監督和獨立自由的傳媒，這種種民主政治的基本設計就是建立在不信任之上的，不信任有人竟然毫無私心，不信任權力不會腐化，不信任人人可成聖賢。只要政府能換屆執政，只要權力被分割成互相制衡的幾股力量，只要人民可以透過公開的渠道監察政府，只要百姓可以把他們不滿意的執政者趕下台，我們就用不信任政治家。一個社會的政壇人物愈是要仰賴百姓的信任才能成功推行他的政策，就說明這個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是有限。大家對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時的名言：「你信局長啦」，應該還有很深的印象吧。

現在香港的主要爭論幾乎都可以用信任問題去理解。例如西九文娛藝術區的規劃和數碼港事件，說穿了就是政府一方猛叫大家相信他們的良好意願，另一方則無論如何不相信裏頭沒有「官商勾結」。不過，現在我們認識到，即使在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信任危機一樣會造成很壞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開始關心信任這個課題的原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欠缺了對政府和從政者的信任，結果可能不是百姓們團結起來加把勁盯住他們，而是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然後變得對政治更淡漠更不關心。最後政治就真的成了沒人會感興趣的小圈子裏利益交換的遊戲了。

德國政治學家歐非(ClausOffe)提出過很精到的觀察：政治精英「通常利用以個性為中心的戲劇性的媒介運動，彌補信任建立的結構不足，以贏取信任，同時削弱對手的可信性。所有對西方民主國家裏信任政治精英的進展情的調查結果一致證明，這些策略適得其反。它們沒有產生積極效果，因為每個競爭的精英，都試圖為自己贏得信任而散佈對對手的不信任，其結果可能總計為零」。套在香港的情，就是在本來以嚴肅揭露事實為己任的媒體推波助瀾底下，不同的政治人物互相散佈小道消息，競相抹黑，使得香港變成滿街都是「政客」，但偏偏沒有一個政治家的地方。抹黑戰術就是利用現代大眾媒介喜歡刺激故事的特性，謀殺政治對手的人格。看來雞年的香港，這種抹黑戰術仍會層出不窮，最後就會使得香港人不是對任何一個或任何一方政治精英喪失信心，而是對整個政界失去信心。目前港人那種所謂「少點爭論、多點和諧」的期盼，不止是對這類戰術的厭倦，也可能是對所有政界人物感到厭倦的警號。

雖說民主似乎不需要信任，但一般民主政治裏還是有仰賴信任的時候。我們先來看看在政治裏面什麼叫做信任，什麼構成了信任存在的條件。所謂信任執政者或政治人物，指的無非就是我們相信他，因為他的一切行動都包含了對我的利益的考慮。之所以如此，乃由於他的利益隱含了我的利益。簡單地說，從政者與我的利益一致時，我就信任他。民主選舉就是構成這種信任的條件。從政者的最大利益，就是取得執政議政的權力，或者繼續保有這種權力。選舉理論上可以確保他要滿足我們投票者的利益，而且必須在從政過程中，證明沒有辜負我委託利益予他的信任。這種關係的重要性，在於信任一個人是有風險的，因為信任意味把一些決定我利益的權力交了給他，他就掌握了使我受到傷害的能力。所以，民主政治又要確保這種傷害和風險被壓縮到最小範圍之內。

香港政局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明確的制度保障行政班子會代表我們的利益，但卻同時有使我們受到傷害的可能。換句話講，香港百姓和執政者之間，沒有制度性的條件去維持信任關係。我們無從辨明執政者到底是與我的利益一致，為我的利益服務；還是為了與他比較熟悉，甚至會對他的前途(不論他以後是繼續從政還是轉而經商)有更大影響力的一撮人而賣命。民主選舉不一定能消除這種信任危機，普及選舉之外也可能還有其他制度能夠使信任存在，但是香港執政班子和普羅百姓之間，則根本沒有任何清楚的信任條件。試問在這種環境底下，執政者對大家說要信任政府，怎麼能不是一句空話呢？再加上前面講的重重抹黑和互相攻訐，香港市民對從政者本就脆弱的信任關係，又怎麼樣才不會徹底破產？

梁文道或馮振超：春節聯歡晚會

【都市日報-兵器譜】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概不知道甚麼叫做「春節聯歡晚會」。但是對於生長在大陸的人來講，這可是一段和改革開放連在一起的集體回憶。如果港人想知道春節聯歡晚會是怎麼一回事，可以在年假期間盯準中央台，它會不斷重播一些精華片段。

那些片段不外乎一些叫做「小品」的迷你處境喜劇或相聲，一些老外表演中國功夫或京劇，幾個很紅的歌星唱時髦流行曲及幾個沒那麼紅的「演唱家」唱很土氣的革命愛國頌歌；最後，當然還有一些臉蛋塗得比猴子屁股還要紅的小孩發瘋地滿台蹦跳，頭袋甩得快要掉下來似的左搖右擺。

因此也就不難猜到為甚麼這個有國家領導人出席，除夕晚上由8點播到凌晨1點長達5小時的大騷，雖然仍在持續不斷地年年上演，卻會成為一種集體回憶。因為在如今的媒體環境底下，它實在太過老土和混雜，老是金金紅紅的一片喜氣洋洋，叫年輕一代吃不消。情況就像當年末代的「歡樂今宵」和現在的「歡樂滿東華」，沒有了固然令人懷念，若要重播或者大搞，就肯定人人耍手擰頭。

不過想當年，1983年首屆春節聯歡晚會在中央台播出時候，正是寒冬剛過有點春暖意思的時候，苦了幾十年的農民開始在飯桌上遇見魚跟肉；文革期間一度被禁的「恭喜」二字可以說上口了。還沒有電視機的這晚跑到先富起來的鄉里家中，在電視上看到李谷一模仿鄧麗君唱那首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的《鄉戀》，能不欣喜？能不發出漫長黑暗歲月之後見著曙光的一聲嘆息？自此之後，春節聯歡晚會成了20年間中國人過年儀式的一部分。除夕夜一家團聚圍爐之際，歸來遊子與年邁雙親一邊說話一邊看著電視裡的笑話和歌舞下飯。

但逐漸地，春節聯歡晚會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現在中國人過年，還有好大一部分人會扭開電視看它，但可能只是當作背景聲音，真正注視它的是打麻雀時被擠出來等上桌的那一人。雖然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依然能製造好一陣子的話題，雖然它偶爾還能為互聯網貢獻幾個如「馬甲」一樣的新名詞，但它畢竟是老了，而且腐壞。

曾7次執導春節聯歡晚會的名導演趙安前年被送上法庭，判處10年有期徒刑。因為他收了許多演藝圈中的賄款，那些人都想登上這個中國年度最大舞台，他們或許是今天唯一嚴肅對待著春節聯歡晚會的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省長一席話

【都市日報-兵器譜】紅火蟻事件發展至今，已非甚麼大新聞，但這正好是為這宗奇聞作出分析結論的時候。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一句廣東省爆紅火蟻禍患，並在出境到香港的植物處加強檢疫措施。省長一席話認真非同少可，香港年花市道大地震，維園年桔檔口水靜鵝飛，最無奈的，原來香港早已被紅火蟻登陸，事實證明，粵、港政府兩者皆矇查查，黃省長的紅火蟻言論威力也不言而喻。

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黃華華省長對外發表要把紅火蟻「卡住」在廣東，以免危害香港同胞被咬前，香港與廣州的溝通機制彷彿失了靈。如果黃省長先向香港傳話，港方無理由在事件曝光後，才主動大舉出擊，並能數天內就找到696個紅火蟻蟻丘。若果廣東省與香港早有互相了解的話，那省長的蟻患襲港憂慮便更加不能成立，也不用苦口婆心的向外呼籲了。

從另一角度觀察，紅火蟻雖然在廣東省落戶已久，並引起了省政府的關注，但廣東一帶卻未見有太大反應，內地年宵市場鮮花銷售情況正常，相反，在本港傳媒大肆報道底下，香港市民卻被紅火蟻嚇壞，每逢要泥土種植的年花也被視為蟻患溫床，連過去常接收免費賣剩年花的安老機構今年也事先聲明不用把年花送上。令原本飽滿豐碩的年桔，頓時變得「人見人怕」似的。

整件事件中，花農是最大受害者，先是無端端被國內單位加強檢疫及增加收費，其後更遇上「大滯銷」之苦。不過，在一次電視新聞訪問中，一位花農大哥卻說錯在本港政府，直指特區當局把事情搞到「亂晒龍」。從事件過程脈絡中，顯然港府今次是被動的，但不知何故，各方矛頭總是射向弱勢的特區政府，反而始作俑者—黃省長卻沒有受到太大責難壓力。或者這就是內地與香港的政治生態大不同吧。

政治人物說話威力從來是難以估量的，正如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指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言論般，雖然已被各方指出毫無根據，但總統一言，勝過民間千言萬語，事實真相更加不是討論焦點。

或許鄧小平同志過去的一番話，多少也能道出政治人物談話的藝術是何等高深，1980年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他明言，「哪有甚麼金石良言，即席講句話就句句準確﹖」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玄學

【都市日報-兵器譜】農曆新年期間最暢銷的書，大概就是「雞年流年大勢」一類的玄學書籍了。近年來有很多人注意到，這些竟然談起了政局時勢，為迷惑前途的港人預測未來一年各派勢力會不會繼續爭吵，還是「穩定和諧」；會有更大型的示威遊行，還是一片昇平。一向只注意個人財運、健康和桃花的香港人，果然比以前更政治化了。

其實玄學命理在中國從來就是政治的。現存最古老的中文文字紀錄—甲骨文，就是政治玄學的痕跡。

甲骨其實是龜甲(腹版為主)和牛隻一類大型畜獸的骨頭，巫師和祭者把它們放進火中炙烤，使它們產生裂紋，那些紋里就預示了吉凶。巫者再用刀於紋里旁刻上要占卜問神的事項，和從紋讀出來的結果預測，這就是甲骨文了。

這當然是玄學，但說它是政治的，那是因為這些巫卜專為國家效勞。

而殷商王室貴族凡事都喜歡占神問卜，不論事情大至征伐外交，還是播種時機，都得透過巫卜決斷。而且在很長的時間裡，中國玄學是政府壟斷的，民間不得私自學習使用。

甚至到了近世，協助農民日常生活的寶典「曆書」(有點像今日的通勝)，也不准民間私自印行流通，要等欽天監等機構，發布年度報告之後，再由中央派至各個地方。

當然中國向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國家雖有禁令，民間熱衷命理玄學的照樣各搞各的，睬你都傻。政府畏懼玄學流傳民間的理由之一，是怕有人用它作勢造反。

例如王莽篡漢之後，東漢光武帝興兵造反，光復漢室，裡面有很多詞義模糊的讖語(亦即預言)，而且越是流傳得廣，版本就越多變。漢光武帝劉秀的老鄉李通就是用裡面一世「漢當復興，李氏為輔」打動了他，讓他起兵滅王莽以「應讖」。

漢光武帝即位之後就很崇信讖緯，只要有猶疑難決的事就都用讖書解決。

不要以為只有中國人「迷信」，歐洲天文學起源自宮廷占星學家，那些占星學家為王室幹的也是同一碼事。

如今不只特區玄學家喜歡說政治，連大陸也有越來越多的玄妙預言談論國事，四處散布。不知中央政府會不會打算效法古人，再次把玄學「收歸國有」呢﹖

梁文道：書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上回談毛尖，文章一見報立刻就有常住上海的老友傳短訊，說毛小姐是寧波人，並非上海土產。是呀，毛尖確是寧波籍，但成長在上海，所以我們讀者也好，她本人也好，就都當她是個地道上海作家了。其實這等大城，一如香港，移民不久也就變成原居民，計較不了那麼多。

人移民到上海，書店亦然。名震兩岸三地的台灣「誠品」書店老傳出風聲要到香港開分店，算來算去租金成本老是算不好，終於又隨「上台族」（住在上海的台灣人）足，打起上海的主意。其實早在「誠品」正式開門做生意之前，他們就已經參與了另一家上海書店的設計了，那就是以形象高雅，有小資品味著稱的「思考樂」。「思考樂」的英文名字是Scholar，看來是要走學術路線，實際上卻是家裝潢精美，書種大眾化的大書局。

聽說「思考樂」前年就在浦東開了家分店，像「誠品」台北敦南店一樣，二十四小時經營。但我一直納悶，為何這兩年見過的上海朋友都沒怎麼提起。要知道有些上海人瞄準國際，無論你跟他們說起甚麼世界新潮，他們一定接句：「上海也有」。例如F1賽車，「我們也有」；又如米其林三星法國名廚海外開分店，「上海就開了一家，香港沒有嗎？」。唯獨是台灣來客樂此不疲地說半夜三點在「誠品」排隊買書的盛況時，上海人沉默了，不情不願地。為甚麼呢？上海不也有家「思考樂」嗎。

上個月到上海終於找到機會夜訪浦東「思考樂」，我懂了。店面一片漆黑，門庭冷落得淒涼，與「誠品」比起來完全是兩個檔次。最趣怪的地方是它的服務方式，簡直像是回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國營百貨和《新華書店》。我去的那天，大半個書店都關燈，於是去找店員看看能不能行個好。店員們正圍在一張桌上嗑瓜子吃方便，聽我說要去文史哲專櫃逛逛，就問我要找哪一本，他們替我拿。但我堅持心中沒目標，只想自己翻一翻，那才不情願地起來一個區一個區地開燈。結果在黑暗的法律和傳記區域之間，我站在昏黃的哲學櫃前眯眼地看了半小時書，甚有憶苦思甜的情調。

說回香港，我前兩天到一家大型連鎖書店找錢穆的《新亞遺鐸》。遍尋不獲，就去了「讀者查詢處」求救。那位店員快捷地按動鍵盤，首先是把「新亞」打成了「新雅」，至於那個「鐸」字當然是不懂的了。最後他還很疑惑地向我再確認一次作者的名字，「錢穆？」，於是我一個字一個字連帶作者地寫了給他。「對不起，我們這裏沒有，不過佢有本《國史大綱》，你要不要」。

梁文道：說英文的中文大學

【明報-英聯邦】的秘書長Sridath Ramphal回憶他曾在1975年時拜訪斯里蘭卡總理SirimaroBandaranaike，商談有什麼是英聯邦可以效勞的事時，總理的回應是：「快多送些人來指導我們的老師教英語」。原來這位總理的丈夫二十年前從政的時候，正是斯里蘭卡依據民族主義原則建國的高潮，他大力推行民族語言政策的結果，就是二十年後，這枚昔日大英帝國的海上珍珠已經失去了英語。總理解釋說：「我們的農夫使用進口的設備和化學農藥，但他們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說明書」。

這段小故事不同的人看了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人會說這是香港的前車之鑑，還是趕快把母語教學丟到一邊去吧。也有人會說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把英語推成國際語言的另一例證。我自己看到的，卻是一種語言的斷裂。斯里蘭卡農民當年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的母語無法處理日常生活所需，因為他們的農務工作必須使用一些先進的裝備，而與該等裝備相關的語言，是他們陌生的英語。也就是說，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Sinhalese不足以幫助國民處理所有問題，他們的語言，在生活中的某些處境是空白的，在那些處境之中，他們必須使用另一種語言。我們可以繼續推想，就算他們看得懂進口農藥和肥料的說明書，他們又能不能把說明書上某些植物的學名，和他們習慣的作物俗稱聯繫起來呢？情就像能夠說寫聽讀英語的人，卻不一定看得懂進口藥物的說明書。讀者們自己可以試試看，去藥房架子找一瓶治「風濕」或「生蛇」的進口軟膏。

這種語言的斷裂，我們香港人並不陌生。曾幾何時，就算一個識字但不懂英文的普通人，也要為了填寫一份官方表格費煞思量。一個老百姓站上法庭接受審訊，控辯雙方說的話都圍繞他，他卻一個字都聽不懂。我們大學裏面的專業學科使用英文教材，以英語教學，訓練出來的學生，則在中文世界裏面生活和工作，用中文向病人解釋病情，用中文向客戶解釋案情。在這個環境底下，英文是一種專業語言，比起日常使用的中文高了一級，不會英文是值得自卑的，反過來不懂得用中文解釋專業知識時說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不止不需慚愧，甚至可以彰顯出專業的身分。

錢穆的堅持切中殖民地要害

只有在這種背景底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當年錢穆堅持把中文大學叫做「中文大學」的苦心孤詣。一代宗師錢穆先生的這種堅持，不是無謂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切中殖民地社會要害的遠大企圖。大學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學生，二是開發新知識，三是服務社會。所謂服務社會，指的不只是現在流行的學企合作，把科學研究和產業需求掛起來。服務社會還包括要把大學裏面開發出來的知識和觀念，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和教師們的演說寫作，流播向社會各界。聽起來很抽象，但只要看看我們報紙上的文章，甚至每日使用的語言，就會發現有多少養分材料源出學府。張五常津津樂道的「產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甚至廣告上的「乏晰邏輯」和「納米科技」，無一不是學院提供給社會的觀念武器。倒過來看，社會的日常語言也為學術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供給了大量的基礎，讓學者們可以在其中涵泳提煉。這是一個有益的健康循環，使得學術不致於淪為小圈子的智力遊戲，也使得社會整體的智識水平不斷提升。

這個循環的前提之一，就是學院內外的語言沒有障礙。但是我們都知道學術的專門措辭，離日常生活本來就有一段距離，很難也不大可能完全填平。不過如果學院內的主要語言也是它所在社會的母語的話，這段距離就有望縮短。在各種國際大學綜合排名裏面，名列亞洲前茅的往往是東京大學，但它的教學語言是日文，事實上日文在日本學術界根本是最主要的語言。日本的岩波文庫以出版嚴肅著作著稱，但一直有不錯的銷量；日本社會的文化水平在亞洲區內也屬前列位置，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絕非偶然，正是學院內外良好互動的結果。

作為一個校友，知道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正準備把教學語言改成英文，以期建立一間既國際化且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學府，我實在感到悲涼。看來新任校長劉遵義和校政當局，並不理解前人對香港對中國和對整個華文世界的偉大抱負，更沒辦法從近年香港母語教學的爭論中，認識到長期以來學術語言和日常語言割裂的痛苦後果。

請看日法德大學的經驗

我建議大家不要輕易墮入「英語=國際化」和「中文=本土化」簡單對立的陷阱，更不要輕易地把國際化和世界一流變成同義詞。某些英語世界的高等院校招收了大量香港學生，甚至出現了導修課用廣東話的情。它們的確很國際化，但它們算得上世界一流嗎？相反地，東京大學上課用日文，巴黎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也各以母語為教學語言，難道它們就是三流的地方學院嗎？決定一所大學國際化程度和水準的主要準則，恐怕不在教學語言是不是英文。

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過去百多年來，經過許多知識分子和翻譯家的努力，大量的外來語為現代中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而且又流向社會大眾，豐富了中國人

的眼界和思考範圍。中文大學作為一家大學，當然要符合university的本意，以普世主義的精神泯除國際邊界；但坐落在香港和中國，又使得它必須肩負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以及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向社會開放的重任。因此，中文大學以中文為主，但卻一向實施雙語教學。

由於華文世界的學術規範和制度不夠嚴整，沒有足夠的刊物出版社名列A等，本地社科學者在近年的大學改革之中，為了爭取研究的出版機會，已經逐漸放棄香港研究，轉向國際學術界更加關注的其他領域。這種情的吊詭之處，是我們以公帑聘用的學者，愈來愈有國際資格，但他們距離我們卻愈來愈遠。如今中文大學若連課堂上的語言都改成英語，那就只會把學院變成一個更國際化，但也更封閉的象牙塔。

梁文道或馮振超：恭喜發財

【都市日報-兵器譜】明日是雞年大年初一，在這裡向《都市日報》讀者們拜早年，《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談起拜年祝福語這回事，對我國廣大同胞而言，可謂另有一番滋味。就是恭喜發財—這句在香港流行經年、最普通、最地道的祝福語，於中國人的社會裏，原來亦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存在。

在內地，恭喜發財這句新年祝福語的興起，只是近二十多年的事吧。在共產主義、反資產階級的火紅年代，恭喜發財被視為大逆不道，是絕對不能宣之於口的鬼話。

人生目標絕對不是為搵錢，發財更帶有罪惡意圖及含意。故過去內地民眾在新年時說的祝福語，大概只有一些最簡單直接、又符合政治意涵的如新年好、身體健康吧了，以免招致無謂麻煩。

非常時期，自然會產生非常產物，建國初期，在階級鬥爭的年代，民間迎春對聯也有其「鬥爭」況味，新華社昨日一則新聞消息，引述中國楹聯協會顧問郭華榮所言，當時的迎春對聯便曾出現毛主席的詩詞或口號，諸如「打倒帝修反 全球一片紅」一類對聯便甚為流行。

但經過超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對人民的政治思想管理，在一片經濟掛帥的大前提下，也出現了九十度轉變，個體戶不發財又如何過活，年年公營單位製造大量下崗工人，政府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鼓勵他們創業自救，走資變得理所當然，發財想法也無可避免。不過，恭喜發財除了在舊日的中國被排斥外，在現今西方社會也是罕見的。

英、美等地，最常見的新年祝福語是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甚少會有人祝福你新年賺錢發大財的。在法國，Bonne Ann?(新年快樂)及Bonne Sant?(身體健康)兩句祝福語則是每個法國人在新年碰頭時的親切問候。從這些語言表達上的差異，其實亦能看出各地人民對生命的認知及希望。

從祝福語內容分析，快樂與健康的期盼，實為一種對提高身心狀態的表現，是最原始及人性化的。至於發財，則屬物慾要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比較快樂與健康來得更「入世」。老套一點，發財在我們的生活中確實佔有一定位置，但若果失去健康快樂，根本就沒有發財的先決條件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道德

【都市日報-兵器譜】「何偉途東莞嫖妓」事件的複雜，在於它重新迫使我們探討甚麼是一個政治人物應該把持的道德操守。

表面看來，焦點似乎是何偉途到底有沒有嫖妓，如果他有，他應該退出民主黨兼且辭去區議員職位；如果沒有，他大可以清清白白地繼續做好議員我自為之。但這裡首先就牽涉到所謂「嫖妓」或者「性交易」到底是不是件壞事，大家可以爭個無止無休，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問題是就算性交易不道德，而何偉途又真的幹下了「不道德的交易」，那又如何呢？或者退一萬步，那女子與何的關係不是交易，而是男女朋友的感情，整件事原來是宗婚外戀，我們又是否可以接受他繼續當個為民請命的政治人物呢？

政治人物應該為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是個常識；政治人物的主要衡量標準就是他的從政表現，也是個常識；二者之間究竟應如何評量？這就得從現代政治的根本原則說起了。古代帝皇講究德管天下，四海歸心，其正室夫人也要跟著母儀天下。皇帝底下一批官僚臣子不能只是辦事有效率，文章有華彩，還得孝順恭讓，八德欠一不可。這是因為不論中外，古代的國家都有濃厚的道德價值。

只要讓國民活得好，還要他們活得對。現代「世俗化」了的政治觀念，依賴自由主義的原則，嚴格區分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強調的卻是政治不能干涉道德。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每個人心目中最正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則也未必一樣，所以國家要幹的就是保護百姓各過各的好日子，並且提供大家過好日子所必需的共同資源，例如健康、教育和宗教自由。

因此政治人物的私德如何，也就不再像古代要求的嚴格了。但這不表示從政就可以不顧道德，因為從政也有從政的專業道德。所謂政治道德，首重誠信。誠信也者，針對的是一個人有沒有為了短利投機，在政治原則上左搖右擺，在同一個政策上今天說是明天則否。

政治上沒有誠信的，縱有天降大才，我們也叫他政客；政治上堅守原則信念的，縱然力有不逮，我們也可稱他為政治家。民選的政治人物還要講另一種政治誠信，那就是他有沒有對選民說謊。

很多人誤以為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問題是他到底有沒有和萊溫斯基性交，其實真正的議題是他有沒有欺騙選民。同樣地，何偉途也大可說一聲「我私事關你鬼事」，但若欺騙選民，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梁文道：可怕的上海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報紙專欄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文體。而環顧今日香港芸芸專欄女作家，寫得最好的卻是一位上海人，她的名字叫做毛尖。

最早留意到毛尖，是在上海的《萬象》雜誌，看她寫電影，很訝異如今怎會有人那麼熟悉幾十年前的老片子，而且從文章看來作者不是甚麼前輩長者。年輕人寫老電影是件很懷舊的浪漫韻事，客觀說來再怎麼不好看的電影在黃色濾鏡底下都是芬芳的。《萬象》被認為是一派遺老遺少的小資樂園，毛尖的文章放在裏面起了老西洋幻燈片的作用。

而且毛尖對老電影的沈迷不只是片子本身，還包括上戲院這種儀式。在這個「影迷」都用家裏可憐的小螢幕看本來叫做電影的東西的年代裏，她注意到張愛玲小說裏的「看戲法」是種「情節推進器」，起了轉化感情的作用。她搜羅老奶奶作品裏的例子一一分析之後，發現了讀者們輕易看不出來的結論：「少了電影和電影院，張愛玲筆下的怨男怨女就無處棲息了」。只有一往情深的戲院迷才會得到這種觀察，只有最敏銳的作者會寫這樣的評論。

上海人毛尖在香港念的博士，對香港有不一般的看法，對上海也有了帶距離的省覺，很具特色。比如說兩地之間最大的差異，照她看來可能還是電影：「當我在黑暗中終於清晰地看到《一條安德魯狗》看到《大路》看到《奧爾菲》，回想起大學時代圍一個小電視，一遍遍看（以及猜）模糊不清的幾盤錄像帶的日子，總覺得自己到了天堂。然而筵席有時，要回上海了」。

香港人現在都關心上海，看毛尖在《信報》上評說上海回憶香港，很合適。更合適的是她的文字準確捉住了專欄小方塊的本質，閒扯一番，但每篇文章都有唯一的重點，有奇趣的帶刺警句，是witty這個英文單詞的上佳例證，一下子就擊中了搖晃地鐵中昏昏沈沈的讀者，既醒神且難忘。專欄作家遇到無話可說的時候，就會呻起寫專欄的苦，毛尖連寫這種感慨都格外到家：「人生苦短，專欄苦長。有時明明『下雨，無事』，卻為了填滿那巴掌大的天地，信口開河『今天陽光出奇好……』少年時寫作文，只要換個語文老師，就能再撿到一次錢再扶一個盲人過馬路；現在行不通了，昨天去過酒吧，今天再進茶室就有點不好意思」。看來上海人不只是樓會起得比香港高，果然可怕。

梁文道或馮振超：入侵者火蟻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用「入侵」這個字眼形容紅火蟻在香港的繁殖，我們的媒體放大了牠們帶來的恐慌；我們知道牠的俗稱為何是火蟻，因為牠的工蟻刺到你的時候，你會感到傷口附近彷彿有根火柴燃燒起來，灼痛難當。但是我們的媒體從來沒有告訴我們這種螞蟻是個甚麼模樣的品牌，牠為甚麼要攻擊人，又為甚麼牠會對農作物造成傷害﹖我們只知道他長了一對大門牙，可怕得像隻怪獸。

火蟻和政治有關嗎﹖當然，紅火蟻首次被西方媒體關注，是在1957年。那個年代美國南方的農夫首先發現這種來自南美洲的陌生螞蟻，他們還注意到這些螞蟻會使得農作物枯萎死亡。直接毒死農作物的並非火蟻本身，而是牠們牧養的芽蟲。

對農夫來講，細小的芽蟲會吸乾植物的養份，乃欲除之而後快的害蟲；但是對火蟻而言，尾部會分泌蜜糖般排洩物的芽蟲則像乳牛一樣。所以受到紅火蟻保護的芽蟲大量繁殖，害苦了農作物和農夫。當農夫想要除蟲的時候，火蟻就會群起而攻。厲害的是用水灌蟻穴也沒有作用，因為工蟻會聚成一團，把蟻后包圍在中間，像一個大圓球似地浮在水上，直到碰上乾燥的地面，再解散建巢。

別忘了牠們來自亞馬遜河的熱帶雨林。美國農業部當時大力宣傳火蟻的禍害，用廣告把牠們描繪成可愛田園生態的恐怖入侵者，同時大量宣導使用化學藥物DDT去滅蟻。其時一批先知先覺的生態學家大大反對，認為DDT對環境的破壞要比火蟻還可怕。

雙方的爭論很快就變成了意識型態口水戰，因為美國農業部運用當時流行的冷戰語言，把火蟻說得很像入侵美國的赤色共產分子，而這片「自由土地」上的原生動植物則是無辜可愛的老百姓。於是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農業部竟也莫名其妙地形象上變得和國務院國防部一樣高大，成了冷戰第一的角色。後來甚至還有小道消息說紅火蟻果然是共黨分子精心怖下，用來對付美國農業的陰謀。這場「紅火蟻戰役」一直打到1978年，以大家最後發現DDT為禍更大告終。至於它間接催生了美國的現代環保運動，就是後話了。香港這場紅火蟻風暴有意思的地方，是最初大家都把重點放在廣東省再次隱瞞消息，害苦了香港人無年花可購之上。似乎再次證明大陸輸入壞東西，中港邊界關防不夠嚴格。但是在發現香港原來早有這麼多蟻窩，說不定兩年前火蟻就定居本地之後，真是誰送給誰都鬧不清了。

與此同時大陸有人提出火蟻來自台灣輸入的「洋垃圾」，結果還引發了一場誰正誰邪的兩岸陰謀論大對罵。可見即使小如螞蟻，也能成為政治角色。

梁文道或馮振超：情人節

【都市日報-兵器譜】多年好同事陳軍小妹在農曆新年前進入教堂，踏進人生新階段，為她高興之餘，也頓感真誠摯愛的可貴。在情人節(St.Valentine's Day)將至之時，解讀一下這個令中、外萬千愛侶情人每年務必膜拜朝聖的節日，令大家醉心節日氣氛之時，亦能有更多另一層次的體會。

說到情人節的由來，有多個不同的版本，但都是圍繞著華倫天奴(St.Valentine)神父的。其中關於為成就羅馬帝國愛侶們成婚而被殺的一章，最叫人動心。

在古羅馬時代(約為公元三世紀左右)，羅馬帝國君主克勞迪厄斯(Emperor Claudius)執政，由於當時局勢混亂，戰爭成了長期困擾羅馬帝國的大難題。

克勞迪厄斯國王為著增加兵源，遂下令全國男丁，凡達成年便需參軍，其後因希望軍人們能專心一意為國作戰，竟宣布不許國人舉行婚禮，這種殘忍及有歪常理的做法，使國內出現大批被暴君拆散的癡男怨女。

而情人節的主人翁華倫天奴神父，卻不滿克勞迪厄斯國王的做法，遂每當有情侶到他面前要求主持婚禮時，華倫天奴都不推辭，更為愛侶們以秘密方式主持神聖莊嚴的結婚典禮儀式。

可是，好人永遠無好報，暴君耳目眾多，在知悉華倫天奴神父的一言一行後，被激得暴跳如雷，即把這個反動神父打進牢獄及施以酷刑，最後華倫天奴就在公元270年的2月14日死於暴君手上，也營造出情人節這段可歌可泣的悲情傳說。

現代人對情人節的由來認知，絕對只是一點冷知識，重點全然落在對西方節日的崇拜，一束美艷玫瑰花、心形朱古力，加上一張寫得情深款款的情人卡，已成為城市人歡度情人節的基本動作。

相對上，我們的中國情人節(元宵節)，氣氛卻截然不同。唐朝時，由於社會文化對女性的約束較少(宋朝才開始有年輕女子三步不出閨門的社會規條)，故在元宵節時，年輕男女便可月夜猜燈謎，並從中增進兩性友誼交往。

今天在香港特區，元宵節仍在，政府每年也自掏腰包，在維多利亞公園搞花燈大會，花燈設計形形色色，好不熱鬧。但猜燈謎的俊男美女，卻變成一家大細，孩子們愛看之餘更愛玩弄花燈一番，中國情人節的詩情畫意突然被闔家歡笑聲蓋過，浪漫氣氛盪然無存，也造就了西方情人節St.Valentine's Day的專利浪漫標誌。

梁文道：像上帝一樣地規劃香港

【明報-筆陣】西九龍，有人就會要大家不要太政治化，只談「官商勾結」不理文化；說到數碼港，也有人叫大家不要太政治化，只談「官商勾結」而不理數碼資訊科技。如果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和數碼港連起來看呢？除了「官商勾結」之外，這兩個區域的規劃可還有任何共通之處嗎？有的，那就是數碼港並沒有多少高科技，西九文娛藝術區也沒有多少文化。之所以如此，乃因為政府在規劃這些區域的時候，並沒有相應的完整政策，故此今日大家一談起這兩項計劃，就只能想到地產項目，想到「官商勾結」。落得這個下場，政府其實怨不了任何人，只能怪自己行事草率，制訂政策過程不科學不透明。

工商及科技事務局長曾俊華上周接連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到美國矽谷的發展經過了20年才有理想的成績，所以大家不該這麼快就對數碼港蓋棺定論。於是立刻有論者回應，矽谷是市場自然形成的，而非政府主動規劃所致，二者不可相提並論。矽谷的確不是政府有意識計劃的產物，但是我們首先要注意到政府因素確實在矽谷興起的過程中起了作用。當年麻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的128號公路地區基業早成，又貼近哈佛和麻省理工等頂尖科研重鎮，為何最後會敗給史丹福大學工學院支持的矽谷，原因之一就是和麻省不同，加州的僱傭條例並不禁止員工在離職之後立刻加入競爭的同業機構工作，跳槽的頻繁，促成知識的流通和技術革新速度的增快，這是當時重保障公司短期利益的麻省做不到的事。

矽谷的興盛，使得很多國家都想利用政府行為主動出擊，複製出另一個高科技工業園區。其中最成功的典範就是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經過20年來的發展，它使得台灣在資訊產業上達到了執世界牛耳的地步。台灣政府一開始就訂立了明確的法例(《科學園區設立管理條例》)，努力構想並有效地提供高科技產業發展上重要的「共同生產要素」(commonproductionfactors)，例如低廉的地租、租稅減免、低利息的創業貸款、研究及發展的資金補助，和台灣工研院、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等科研機構提供的技術支援等等。事實證明，只要政策制訂得法，施行過程合理，政府主導的高科工業園區是可以成功的。

回看數碼港，特區政府在規劃它的時候想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呢？曾司長在文章裏提到「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彷彿數碼港的規劃早有支持，是政府胸有成竹的資訊科技政策大計的一部分似的。事實真是如此嗎？當然不。1998年首先公布的「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根本沒有提過任何有關數碼港的構想，只有現在位處中文大學附近的「香港科技園」罷了。但是到了2001年的「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報告裏面，數碼港就儼然成了「數碼21」順利執行足以驕人的成果。這中間兩年發生了什麼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盈科拓展集團」向政府拋出公私合營，以售樓收益補貼建設的數碼港計劃了。

如果不論政府吸納民間意見重訂政策的神速，光看數碼港的內容，它又提供了什麼「共同生產要素」，使得高科資訊產業非來此不可？而且形成「群聚效應」，甚至產業本身的「樹狀結構」呢？首先是一座有戲院的商場、酒店和住宅，其次是無線區域網絡和衛星電視共同天線系統等「基礎設施」，然後是可以製作3D影像的數碼媒體中心等「資訊科技大道」。

住宅、商場和酒店是很多高科工業園區的必要項目，目的是讓區內員工足不出園就可享受高質素的生活，但前提是這些園區都遠離繁華鬧市。反觀香港彈丸之地，不只不需要這等設施；若真有區內員工住在貝沙灣反而只會與世隔絕，失卻了現代資訊產業發達都會最珍視的實在生活感和靈感泉源。至於「無線網絡」等「基礎設施」更是很多現代高智能商業大樓必備之物，不足掛齒，現在竟也成了數碼港的賣點。難怪有些本來打算搬進數碼港的機構也選擇租用更接近市區的「太古坊」等地。那個「數碼媒體中心」固然可以協助本身財力不足、無力自行購置大型設備的小型數碼娛樂製作公司，但它的存在正好突顯了數碼港本身的定位問題。這到底是一個以發展新創辦的小型企業為目的的園區，還是以吸引國際大型資訊產業設立地區總部為目的之超級商業樓群呢？若是前者，政府有沒有相應的資金補助？若是後者，政府又何須主動投入物業市場「與民爭利」呢？

無論如何，現在的數碼港成了一個設備先進的大型商住計劃，已是人盡可見的事實了。以提供結婚攝影和婚紗租售知名的「芝柏」也搬進了數碼港，理由是它「風景優美」。該公司還宣稱數碼港可以打造成「東南亞的結婚中心」。正當曾俊華司長苦心孤詣地撰文解說數碼港有多成功，舌戰群雄之際，數碼港的行政總裁楊偉雄就對記者解釋，為何強調租戶的高科含量很挑剔的他們會讓「芝柏」加入：「因為他們採用的數碼攝影技術可以讓市民享受科技帶來的樂趣」！而且他們還在研究要在區內興建教堂以配合「東南亞結婚中心」的打造(見《香港經濟日報》1月27日)。楊偉雄最後堅持數碼港是成功的，「起碼不是蝕本生意」。比較起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和新加坡的裕隆高科工業園，數碼港最成功的地方原來是它沒讓政府賠本。

眼下西九文娛藝術區正在重蹈數碼港覆轍，在還沒有一套嚴整的研究和長遠的政策配合底下，就急於上馬，硬件先行。隨手舉個例子，西九文娛區的4座

博物館按政府規定要有7萬5000平方呎，為什麼？原來是經當局計算，香港人均博物館面積還欠7萬5000呎才算理想，而非按博物館本身性質需要出發。試想，一座當代藝術博館和一座筷子博物館的面積怎可能一樣呢？如此可怕的外行領導內行，如此荒謬的規劃理據，就是主導數碼港和西九的政府邏輯了。依政府的邏輯思考，香港簡直可以成為所有事業的中心。我們不需要任何研究任何政策，只要拿塊地出來，命名它做「數碼港」，它就自然成了數碼科技中心；命名它做「中藥港」，它就會是世界中醫藥中心。似乎只要有地，加上一個好名字，世界各大產業都會被成功游說到位。神說有光，於是有光，大概就是這般模樣。

梁文道或馮振超：無言以對

【都市日報-兵器譜】BBC網站介紹英國著名記者約翰．漢弗萊斯(John Honphrys)的著作(《無言以對》，《Lost for the words》)，內容是講述現今世代英語被亂用及濫用的情況，文中提到政治人物愛叫空洞、無實際意義的口號，其實這現象並非只發生在英國或美國這些西方國家，反觀在我們的生活裡，也經常會被這種不知為何物的詞彙所包圍。

《無言以對》的其中一個講述英國政壇口號空洞化的例子是執政黨的政策宣傳口號，如「新工黨 新挑戰」、「新時代 新政策」及「成就的時代」等等。

這些口號的內容空泛得可以，沒有甚麼具體的內容或涵意。簡單來說，這種口號式宣傳，只是一種虛幻形象化表現，希望以看似進取、前衛，實質卻無甚了了的正面口號令受眾感到論述者的正面意識。話說回頭，從政者語言空洞無聊化，大抵已成為先進發展的國家與地區一種普及化問題。

以香港去年的立法會選舉為例，候選人的政綱介紹大多也只有一至兩頁小冊子，內容來來去去都是監督政府、改善施政民生等等，這些口號從八十年代香港實行代議政制開始時已經出現，喊了超過二十年，卻無甚進境。

叫的口號也只有「民主自由」、「穩定繁榮」等佔盡道德高地的老套話，試問有哪個市民不愛穩定、自由、民主呢﹖從另一角度分析，候選議員們這些宣傳口號，無疑是一種對現有社會問題採取逃避態度的方法。由於香港政治環境複雜，從政者在叫口號時惟有選擇一些放諸天下皆準的名詞吧了，以免出現被人質疑的情況。

故此，政治口號也變得越來越「大路」，一些如「支持同性戀合法化」、「增加公援金額」等富有爭議性的口號，已變成了政治人物的燙手山芋，在競選時切忌宣之於口，寧願當選後再調整政治思維。

中國當代偉人鄧小平也是善用政治語言的高手，說話中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叫人嘆為觀止。

1989年，當會見美國前總統老布殊時，談到治國話題，鄧公說道「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對著自恃全球最講求民主的美國領導人面前，鄧公願意拋出能與對方溝通的共同語言「民主」作橋樑，但另一方面又講明國家還是要穩定的，說了等如無說，可視為政治人物穩當但又空洞的政治語言範例說明。

梁文道或馮振超：三級片

【都市日報-兵器譜】電影業面對困境已不是新聞，港產三級片情況更加凋零，現時已幾近進入零生產階段，港產三級片彷彿已在香港電影文化歷史的巨輪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三級片」這個名詞，始於1988年《電影檢查條例》的出台，從此一個三角形中間放進一個羅馬數目字「III」，變成了三級片的代號。

最初公布三級片分層制度時，大眾市民源於對三級片制度的認知較少，從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新鮮感及窺秘心態，令色情三級片變成電影情慾尺度極限的具體表現。

由於三級片有入場年齡限制，反而造成當年更多青少年冒著被逮個正著的危險，硬闖三級片影院一睹三級片虛實有無。

三級片的輝煌時期集中在九十年代初至中期，也造就了一些三級女星的星途，當中葉玉卿可說是最具商業頭腦者，靠著一年內接拍三部三級片，一躍而成為香港第一代三級片性感女神。葉的策略是只拍三部，從此收山從良，而三部片(《我為卿狂》、《情不自禁》及《卿本佳人》)的性感尺度就一部比一部開放，造成了一定的輿論話題及聲勢，這種層層遞進的市場策略，比較《無間道》系列因應票房好景而加碼開拍二、三集的手法來得更高明。

近年港產色情三級片已接近停產階段(去年只有楊凡大導演執導了《桃色》這部話題之作)，有意見認為這是科技改變生活，現代人可透過VCD、DVD甚至收費電視獲得三級片資訊(甚至四級片)，上戲院看三級片的時代已成過去。

但市場環境變化，就能令港產三級片走上絕路﹖多年來無甚突破、風格僵硬，可能是港產三級片被市場淘汰的另一原因。

以角色定位而言，香港主流電影多年來都充斥著男性主義，以男主角為重心已成慣例，女性電影只是偶一為之。

至於三級片，則又是另一種男性中心主義反射，影片賣點只放在女主角身上，性感尺度往往是宣傳重點，男性角色卻一直流於「行行企企」的閒角吧。

外國影壇三級片的戲種繁多，男性角色大有發揮，令艷情片走向多元，如六十、七十年代，美國色情片男星尊荷斯( John Holmes,曾主演《深喉》Deep Throat)便是一例，他主演過超過2,000部艷情電影之多，人生經歷亦被拍成電影(Wonderland,港譯《仙境大道謀殺案》)。

日本AV型男向井裕(又名向井朱古力波)也是在女優群中脫穎而出者(曾來港客串《戀上你的床》)，屬於AV片種多元變化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