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英聯邦】的秘書長Sridath Ramphal回憶他曾在1975年時拜訪斯里蘭卡總理SirimaroBandaranaike，商談有什麼是英聯邦可以效勞的事時，總理的回應是：「快多送些人來指導我們的老師教英語」。原來這位總理的丈夫二十年前從政的時候，正是斯里蘭卡依據民族主義原則建國的高潮，他大力推行民族語言政策的結果，就是二十年後，這枚昔日大英帝國的海上珍珠已經失去了英語。總理解釋說：「我們的農夫使用進口的設備和化學農藥，但他們看不懂上面的英文說明書」。
這段小故事不同的人看了會有不同的反應。有人會說這是香港的前車之鑑，還是趕快把母語教學丟到一邊去吧。也有人會說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把英語推成國際語言的另一例證。我自己看到的，卻是一種語言的斷裂。斯里蘭卡農民當年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的母語無法處理日常生活所需，因為他們的農務工作必須使用一些先進的裝備，而與該等裝備相關的語言，是他們陌生的英語。也就是說，斯里蘭卡的官方語言Sinhalese不足以幫助國民處理所有問題，他們的語言，在生活中的某些處境是空白的，在那些處境之中，他們必須使用另一種語言。我們可以繼續推想，就算他們看得懂進口農藥和肥料的說明書，他們又能不能把說明書上某些植物的學名，和他們習慣的作物俗稱聯繫起來呢？情就像能夠說寫聽讀英語的人，卻不一定看得懂進口藥物的說明書。讀者們自己可以試試看，去藥房架子找一瓶治「風濕」或「生蛇」的進口軟膏。
這種語言的斷裂，我們香港人並不陌生。曾幾何時，就算一個識字但不懂英文的普通人，也要為了填寫一份官方表格費煞思量。一個老百姓站上法庭接受審訊，控辯雙方說的話都圍繞他，他卻一個字都聽不懂。我們大學裏面的專業學科使用英文教材，以英語教學，訓練出來的學生，則在中文世界裏面生活和工作，用中文向病人解釋病情，用中文向客戶解釋案情。在這個環境底下，英文是一種專業語言，比起日常使用的中文高了一級，不會英文是值得自卑的，反過來不懂得用中文解釋專業知識時說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不止不需慚愧，甚至可以彰顯出專業的身分。
錢穆的堅持切中殖民地要害
只有在這種背景底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當年錢穆堅持把中文大學叫做「中文大學」的苦心孤詣。一代宗師錢穆先生的這種堅持，不是無謂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切中殖民地社會要害的遠大企圖。大學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學生，二是開發新知識，三是服務社會。所謂服務社會，指的不只是現在流行的學企合作，把科學研究和產業需求掛起來。服務社會還包括要把大學裏面開發出來的知識和觀念，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和教師們的演說寫作，流播向社會各界。聽起來很抽象，但只要看看我們報紙上的文章，甚至每日使用的語言，就會發現有多少養分材料源出學府。張五常津津樂道的「產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甚至廣告上的「乏晰邏輯」和「納米科技」，無一不是學院提供給社會的觀念武器。倒過來看，社會的日常語言也為學術界(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供給了大量的基礎，讓學者們可以在其中涵泳提煉。這是一個有益的健康循環，使得學術不致於淪為小圈子的智力遊戲，也使得社會整體的智識水平不斷提升。
這個循環的前提之一，就是學院內外的語言沒有障礙。但是我們都知道學術的專門措辭，離日常生活本來就有一段距離，很難也不大可能完全填平。不過如果學院內的主要語言也是它所在社會的母語的話，這段距離就有望縮短。在各種國際大學綜合排名裏面，名列亞洲前茅的往往是東京大學，但它的教學語言是日文，事實上日文在日本學術界根本是最主要的語言。日本的岩波文庫以出版嚴肅著作著稱，但一直有不錯的銷量；日本社會的文化水平在亞洲區內也屬前列位置，這些現象之間的關係絕非偶然，正是學院內外良好互動的結果。
作為一個校友，知道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正準備把教學語言改成英文，以期建立一間既國際化且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學府，我實在感到悲涼。看來新任校長劉遵義和校政當局，並不理解前人對香港對中國和對整個華文世界的偉大抱負，更沒辦法從近年香港母語教學的爭論中，認識到長期以來學術語言和日常語言割裂的痛苦後果。
請看日法德大學的經驗
我建議大家不要輕易墮入「英語=國際化」和「中文=本土化」簡單對立的陷阱，更不要輕易地把國際化和世界一流變成同義詞。某些英語世界的高等院校招收了大量香港學生，甚至出現了導修課用廣東話的情。它們的確很國際化，但它們算得上世界一流嗎？相反地，東京大學上課用日文，巴黎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也各以母語為教學語言，難道它們就是三流的地方學院嗎？決定一所大學國際化程度和水準的主要準則，恐怕不在教學語言是不是英文。
中文大學的獨特使命不在固守中文，而在中文本身的「國際化」。所謂中文的國際化，意思是不拒外來文化，反而要把它們吸收轉化成中文思考的新領域。過去百多年來，經過許多知識分子和翻譯家的努力，大量的外來語為現代中文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領域，而且又流向社會大眾，豐富了中國人
的眼界和思考範圍。中文大學作為一家大學，當然要符合university的本意，以普世主義的精神泯除國際邊界；但坐落在香港和中國，又使得它必須肩負把外來知識轉化成本土資源，以及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向社會開放的重任。因此，中文大學以中文為主，但卻一向實施雙語教學。
由於華文世界的學術規範和制度不夠嚴整，沒有足夠的刊物出版社名列A等，本地社科學者在近年的大學改革之中，為了爭取研究的出版機會，已經逐漸放棄香港研究，轉向國際學術界更加關注的其他領域。這種情的吊詭之處，是我們以公帑聘用的學者，愈來愈有國際資格，但他們距離我們卻愈來愈遠。如今中文大學若連課堂上的語言都改成英語，那就只會把學院變成一個更國際化，但也更封閉的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