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文化論述的現身 看立會候選人的文化政綱

【明報-世紀?選舉文化】國際上一般常用的「左---右」論述坐標在香港被扭曲吸進「民主VS親中」裏面，而「民主VS親中」似乎就是本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意義的政治論述坐標了。一切的政治形勢判斷，各種政策取向的爭辯，似乎都可以扣上「親中」或者「民主」的帽子。牛棚書院與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的「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今日公布，旨在尋找一條介入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的新路徑。

台灣政局近來有所謂「論述氾濫」的症狀，指的是各方政治勢力紛紛試圖拋出各種各樣的說法，去總結自己的路線，勾勒新的願景；最後形成一套區分敵我，有利於爭取更大權勢和資源的言語工具。政客和政黨搞論述，本來不足為奇。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提出的「新政」(NewDeal)，是一種在大蕭條時代對政府與人民關係的重新描述。英國工黨在保守黨執政多年之後，汲取了右派的經驗，遂有「第三條路」這套轉型路線圖。「新政」和「第三條路」都曾是效果突出的論述，締造過一番政局新象。而台灣的問題是政界太過務虛，又愛趕潮流，於是你論述來我論述去，使觀者如墮十里霧中，應該指引方向的論述反成了語言迷宮。如果台灣的問題是論述氾濫，那麼香港的問題就是論述貧乏。國際上一般常用的「左---右」論述坐標在香港被扭曲吸進「民主VS親中」裏面，而「民主VS親中」似乎就是本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意義的政治論述坐標了。一切的政治形勢判斷，各種政策取向的爭辯，似乎都可以扣上「親中」或者「民主」的帽子。結果就像一個盛滿污衣而又失卻排水功能的洗衣機，攪來攪去愈攪愈渾，不知出路何在。

文化權利

牛棚書院與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的「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一提起文化政策，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藝術活動和團體的資助，圖書館及文娛中心的營建等項目，因其無涉即時的物質民生問題而見遙遠，因其不見廣泛的主流大眾關心而顯邊緣。所以一般從政者都對此興趣缺缺，不願多談。但其實文藝活動的組織及資助頂多只能歸類做「藝術政策」，而非涵蓋甚廣的「文化政策」。那麼，什麼才叫做「文化政策」呢？它的標準定義雖然沒有公論，它的範圍邊際雖然模糊，可是只要是牽涉到文化領域的不同政策，需要以一種文化權利的視野加以引導的，都可稱作「文化政策」。

我們能夠從兩個方面來框限文化政策的範圍。首先，我們目睹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政府在許多被認為與文化沒有密切關係的政策範圍裏考慮文化的重要。例如經濟成長顧及文化養分的結果就是創意產業，英國、澳洲、南韓甚至中國都愈來愈把創意產業當做下一波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而且日見成效。此外，倫敦這幾年成為世界上最hip的城市，吸引了愈來愈多的遊客、移民與外資，也與她在城市規劃、建築及旅遊建設上重文化因素有關。其次，近年不少學者開始把「文化權利」統整進人權的概念套裝裏面。所謂「文化權利」，包括了人民獲取資訊的權利，讀解資訊然後把它們融進自己想法的能力，以富創意的方式表達和交流想法的能力，最後是以想法及意念改變現實的權利。如此說來，舉凡傳媒、教育以至於政治參與，莫不都與文化有關。

營運模式

這麼談文化政策，不是為了小題大做，自長文化人身價；而是想找到一條介入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的新路徑。我們做這項調查的目的，不單單是代表文化界檢測本屆立法會候選人的文化政綱；並且是要建立一個基礎，以便日後能夠與立法會議員保持對話關係，發展出嶄新的論述方式。豐富香港的論述，把文化政策當做起點，就是牛棚書院日後的工作方向之一。

回看這次調查，我們向所有立法會候選人(包括功能組別)發出了問卷，包括經濟、教育、媒體、城市規劃、藝術政策和立法保障表達自由等六個項目，一共十五條問題。其中有些是未來一屆立法會會期內極受公眾關注的議題，比如說西九龍文娛區的管理問題和二十三條的重新立法。西九龍文娛區的前途早就超出了單純的藝術政策問題，它還涉及地產、旅遊、城市規劃和公私部門的合作方式等課題。如果從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最關心的則是它未來的營運模式，所以我們要求受訪者在「交予發展商管理」、「應該交由類似機場管理局的法定公務組織負責」、「應該交由政府部門管理」和「其他(請說明)」四個選項中做出選擇。我們不只會分析受訪者的答案，看他們對未來文化活動管理方式的傾向，還會在他們當選之後使用這份材料與他們對話協商。

直至我執筆這一刻(九月一日)，收回的反應都還比較零碎。一般而言，泛民主派候選人的態度比較積極(民主黨則以一份答覆代表全黨統一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文化演藝界的現任議員霍震霆仍然沒有任何回應。九月四日(周六)下午四時至六時，我們將在香港大學研究生堂發布調查結果，並舉行論壇。就我所知，這是競選期間針對候選人文化政策的唯一一個論壇，希望屆時不只已經收到霍議員的回答，而且還能在現場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