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相當肯定「上個世紀」這四個字絕對沒有政治錯誤，這種標準也不可能通行於全國各地，更不應該是上頭明確頒佈下來的東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一個匿名審查員自己的判斷而已。儘管大家都會覺得他的判斷荒謬絕倫；但包括這位成名已久的作者在內，這本書出版過程當中的所有相關人等，是既不能也不願挑戰這個判斷的。因為在今天這個新時期，真沒有誰敢保證什麼東西絕對不犯錯，所以就算有人能夠推翻這個審查員的決定，他也不願冒這個風險（萬一「上個世紀」這個詞語真的在出版之後被人揭發舉報，說它影射了什麼東西呢？）再說審查標準，既然主管出版和意識形態的中央部門，從來沒有明令頒佈「上個世紀」是個禁用的詞彙。那這個審查員又為什麼要依憑自己狹隘的偏好，如此自作主張？我不曉得具體內情，但照我對整個「審查工業」的瞭解（是的，這是一個工業），極有可能是這個審查員想幹好工作，在任務上做出一些表現罷了。沒錯，審查其實也是一種正經的工作，就和任何工作一樣，要有指標，要看業績。一本書也好，一部電影也好，交到你手上是為了要你審出問題，如果你看了一大堆書都沒辦法在裏頭找到幾個可以動手修改的地方，那請你回來幹什麼？換句話說，在各個意識形態和內容產品的領域當中日益壯大的審查隊伍，已經從過去守住紅線就好，那種被動的把關人角色，逐漸蛻變成主動出擊的「生產部門」了。而他們所生產的，就是毛病。
學術圈有些獨特，曾經享有一定的寬裕，本來不太受這種情況影響。但是現在因為「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正確處理領導權與話語權的關係」，所以也就有越來越多「上個世紀」之類的事件發生。在今年一連串大學教師的清除事件之中，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清的遭遇最有「上個世紀」的色彩。根據報道，她是看到學生上課都在玩手機，非常生氣，於是舉出自己過去擔任助教時看到日本學生努力學習的經驗，教訓學生「如果你們不努力，日本就會成為優等民族，而我們就會成為劣等民族」。在我看來，這句話簡直政治正確得過了頭，雖然在學術上有偏狹簡化之病，但卻繼承了百年來愛國志士動不動就拿中日比較以激勵人心的那種優良傳統。沒想到被她罵的學生非常生氣，揭發檢舉許教授「貶斥中華民族」。舉報她的學生就像一個審查員，雖然不是為了工作，但純粹也是出於一己之私。而受理這次檢舉的校方，乃至於更高層的領導，就像一個出版社和它的上級單位，凡是遇到有人指出問題，必然要「嚴肅處理」，而所謂的「嚴肅處理」，就是順從檢舉和審查所指出的方向，不反駁也不否定。
教學如是，發表研究成果亦如是，現在就連很多專業學報也都開始沿用大眾出版和文化領域裏面的審查標準跟程序，不能再以「客觀學術研究」和「與現實政治無關」當擋箭牌。舉個簡單的例子，有一位專門研究某邊疆民族生活習俗變遷的學者，雖然他研究的還不是當局最要提防的那些民族，但到底也是敏感地區的少數民族（而且還是極少數）。在近年不問由來，一刀切的高壓管制底下，他發現那個在政治上從來沒有二心的少數民族竟然也開始滋生一股不滿的情緒，純粹出於好奇，他想深入瞭解這種變化的整個過程。如果他真的下功夫去探討這個課題，出來的結果對管制者而言肯定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先撇開倫理價值不談，他認為單從管治角度來講，現有的政策和措施多半也會帶來反效果，把原來不是問題的變成問題，未來要給當局「添煩添亂」。但是這種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做得成，因為實在是太過敏感，不止沒有辦法正式申報為研究課題，在學術刊物和論著出版開始跟隨新聞媒體的嚴格標準來審查的今天。它也不會有任何發表的機會。有些心繫家國的人可能會建議他應該寫一份內部報告，交給「上頭」，至少讓「上頭」知道情況。如果你以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建議，請參考我上周的專欄。「上頭」是不會愛聽這種講法的，因為他們會猜測「更上頭」的人一定不喜歡這種逆鱗般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