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對很多現代基督徒，乃至於沒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達魯斯也是一個值得追憶的對象。因為在這個世俗化的年代，一個人們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個比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謹遵聖訓的虔敬信徒。而傳聞中的安達魯斯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雖然是個穆斯林王國，但是各種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寬容的對待，猶太教徒可以當上宰相。知識和智慧受到尊重，學者們能夠任意查閱來自各種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時創發可能會背離正統的嶄新思想。文化與藝術蓬勃發展，阿拉伯建築中極盡曲折繚繞的線條在這裏達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則在此時種下。繁盛的城市，喧嘩的街道，總有人兜售來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總有人夜半飲酒尋歡，相信真主的寬大多於誡條。甚至連同性性行為，都在宮廷中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值得嘗試的甜美禁果，處於半公開的狀態。這個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猶太神學最偉大的導師，以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傳人（那時候，亞里士多德在西歐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經有過這麼一位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入讀當時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學，後來回去還當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魯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在學術界裏面仍然引起爭議。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相信，那樣的時代是真的存在過。因為它也許能夠證明，穆斯林有另一種選擇，甚至整個世界都還有另一種選擇。我們不一定要狂熱擁抱某種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擁抱某種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們的鄰居，因為世界本是一座枝葉繁茂，果實纍纍的花園。
所以1492年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達魯斯最後而且最輝煌的據點格拉納達淪陷，現在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罕布拉宮易主，掛上了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旗幟。那時候的西班牙人簡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產狂熱分子，用聖戰的態度來爭奪領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後來甚至還向全歐洲輸出令人聞風喪膽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這一年前後，「非洲人萊昂」（Leo Africanus）誕生了，被迫從嬰兒時期就開始踏上他終身不斷的旅程。「非洲人萊昂」是個偉大的旅行家，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暢銷書作者，在羅馬冠上過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國宮廷。但他原本也是一個安達魯斯人，對他而言，格拉納達這個故鄉，大概就像香港之於今天九七後才出生的年輕人，是流亡他鄉（或者移民）的父親坐在躺椅上發呆，口中呢喃的一個名詞；是母親夜半飲泣，低聲訴說的一則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記錄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見聞，可惜這裏頭並不包括安達魯斯和格拉納達。這種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間，誘發了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去把它填滿的衝動。
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長在當年非常國際化的貝魯特，母親是擁有土耳其血統的埃及天主教徒，父親是來自希臘的東正教信徒。黎巴嫩內戰之後，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寫作，不止獲得了「鞏古爾獎」，最後還當上了法國學術院院士。1986年，他第一部小說《非洲人萊昂》一出版，便立刻為他帶來全球文壇的讚賞。很多評論家認為，這部詩意盎然的小說就像一張魔毯，能夠帶領讀者穿過家中衣櫥的後壁，進入一個我們不曾聽聞過的世界。這會不會是因為以他的背景，他特別能夠體會「非洲人萊昂」旅程的意義，以及格拉納達和安達魯斯的價值呢？
在小說的一開頭，他就用「非洲人萊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後「安達魯斯」這個象徵的啟示：
「我，稱重員穆罕默德的兒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約翰．萊昂。為我執行割禮的是一個剃鬚匠，而施洗的卻是教皇。人們叫我非洲人萊昂，然而我並非從非洲而來，也不是歐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島。人們叫我格拉納達人、菲斯人、札亞持人，但是我並不來自任何一個國家，也不來自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裏的商隊才是我的國家，我的生活命中註定般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過絲綢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過王子的金鐲，奴隸的枷鎖。我的手揭開過上千面紗，我的唇吻過上千女孩，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
你能聽到我講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柏柏爾語、希伯來語、拉丁語和通俗義大利語，因為我掌握所有的語言，會說所有的禱告詞。但我不屬於它們。我只屬於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將來的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