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共產黨對於宣傳口徑的把控以及消息傳播管理的紀律，「消失」了好一段時間的吳小暉被起訴的消息，正好趕在公佈修憲的前兩天才傳出，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那就是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所開創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神秘富豪」吳小暉的身份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大家都曉得他是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儘管鄧家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表示和他沒有任何關係了，可是在公眾的心目當中，鄧家光環的餘威卻還是籠罩在他的頭上。所以逮捕吳小暉，並不是真的要實質打擊鄧家，而是要打擊大眾認知裏的鄧家。至於修改憲法，取消鄧小平一手推動設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它的含義自然是更加明確，不必多說。相比之下，陳小魯的去世則像是一個意外的象徵。這位紅二代不只和近年出事的安邦有非常深遠的關係，他更曾是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社會改革局局長，因為六四而下海從商，幾年前又以紅衛兵的身份出來向當年被自己毆打的老師道歉，掀起一番關於文革的議論。今天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曾經出現在共產黨中央議程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多麼遙遠的事情呀。而為了文革期間所犯下的錯誤道歉，放在文革「去汙名化」，漸漸變成「艱辛探索的十年」的當下，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最近幾天，內地很多朋友受到這一連串消息的刺激，情緒十分激動。在他們看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是一個憲法上規定的制度，建國後前三十年苦難經驗的教訓總結，怎麼能這樣子說改就改呢？但問題是他們當中又沒有一個人會覺得這個消息很讓人意外。自從幾年前反腐槍聲響起，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開始，就有很多人在議論：「習近平難道沒有想過後路嗎？得罪了這麼多人，他下臺之後怎麼辦？」當時大家就已經能夠感覺得到，也許習近平根本不需要去想後路，因為他不會下臺。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非常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毀掉了一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並且維續了二三十年的制度。可是換個角度來想，如果國家主席任期真是一個很堅實的制度，它又怎能如此輕易地被放棄？這豈不是說明了這個國家的制度其實從來沒有穩定過？在關鍵時刻真正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個人物的勢力與權威。
在為此次修憲護航的種種言論當中，「制度建設」是反復出現的字眼，有些學者甚至已經開始流露出要在理論上來證明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一大成就的意思。這讓我想起總是暗示自己乃國家智囊的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他在胡錦濤年代曾經以專書解釋比美國優越了不少的「集體總統制」：「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它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黨控制」、「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所謂常委集體領導，如今已然是個笑話，他接下來又該如何解釋習近平年代的創新，並且把小組治國連接上「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呢？我想說的是，由於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的穩定過，所以任何關於中國特色制度的理論辯護，往往都只能是來得太遲的哲學，是摸着石頭過河之後的路線回顧。
然而就算再怎麼不穩定也好，制度始終是存在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反腐運動的如火如荼，其基礎是一套名正則言順，在其位則有其權的權力體系。而且過去幾十年來，這麼龐大的國家機器絕不可能只在無政府狀態下隨意運轉，官僚自有自己的理性計算，行政系統也會有它逐漸產生的規律和慣性。習近平時代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他怎麼處理這具掌控全中國，由幾百萬人所組成的龐大系統？就以反腐為例，腐敗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激勵官僚的最大動力，如果真的徹底抽掉了這根胡蘿蔔，只代之以恐怖的大棒，官僚群體又憑什麼要有做為呢？而且在政治掛帥的這一刻，許多已經成形的規則被打破，許多真正掌握前線實況的公務員敢怒不敢言，大家只能揣摩上意，迎合風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又怎麼能夠不出問題？北京市驅趕「低端人口」和拆除大樓招牌的雷霆行動，固然在前一陣子弄到怨聲載道。更有趣的，是當時還在北京市委書記任上的蔡奇的一段視頻，他放出狠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這種領導對着官員的內部講話，為什麼能流傳出來？是誰把它放出來的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官僚群體的反動徵兆嗎？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順利誕生。崛起之後，新強人始終要面對舊時代留下來的龐大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