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鄭若驊背着這麼嚴重的政治包袱，她恐怕不夠威信和能力去促成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我覺得這只是建基於過時常識的推斷，大家都還在用2003年香港的情況來評估當下的處境。只要仔細一想，就能明白，鄭司長要推動23條立法，到底還需要什麼威信呢？在建制派全面掌控的立法會內，真正的問題是數人頭而已。在絕大多數的主流傳媒都很聽話的輿論環境，草案寫的就算再怎麼漏洞百出，司長到時候的公開發言和解釋就算再不濟，政府也一定可以說他們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在學術機構漸漸被馴化，以及親體制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遍佈全港的情況下，到時候政府收到的所謂「民間的聲音」，多半也是一致的熱烈歡迎吧。那會不會再來一次十五年前那種等級的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呢？政府連佔中都熬過去了，用得着怕你們遊行嗎？還不明白這個道理的，請看鄭司長在上任初始，馬上就碰到了DQ立法會參選人資格這個「燙手山芋」，圍繞着她的僭建醜聞還在另一邊熱烘烘地鬧着，這一頭她就能夠直認不諱自己曾經給選舉主任一些意見了。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在香港政府面前，早就沒有所謂「燙手山芋」這個概念了。
為什麼鄭司長的手頭工作沒有完成，特首卻急着要她趕緊上任？為什麼明明鬧出了那麼破天荒的醜聞，特首卻還要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的姿態，很不可思議地要求全香港市民包容鄭司長的一時疏忽（準確地講，其實是多年來好幾次的「疏忽」）？不少資深的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一個謎題，我覺得他們只是太過客氣，不好直接說出真相而已，這個真相很有可能就是鄭司長太信得過了。如此重要的責任，如此顯赫的位置，不是事先得到了絕對的祝福，不是她在政治上很靠得住，有可能就這麼落在鄭若驊女士身上嗎？既然她在政治上過關，站在了政治正確的那一邊，其他問題就都只是雞毛蒜皮而已了。
所以不用懂得命理，接下來我也猜得到大概會發生什麼事了。首先是曾經對鄭司長的僭建問題非常不滿的那些建制派議員和名嘴，將會逐漸沉默銷聲，進而要求大家必須「務實理性」向前看。如果還有不識大體的媒體記者或者議員拿着這個問題糾纏不放，鄭司長一定會繼續保持沉默，好官我自為之；而她的上司，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則多半會用她那最標準的聲調和表情重複播放「其實關於呢個問題，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而家沒有任何補充」。當然我們可以肯定，反建制政團和民間社會依然會有接續不斷的抗議和批評。但由於鄭司長的位置在政治上是那麼的穩妥，所以也就能夠推測，到時候任何對她死咬不放的言行，都必然會被狠批為「別有用心」，是「黃屍」要扳倒政府的另一波行動，是港獨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另一次串謀。而做出類似評斷的，恐怕還會包括在一開始也曾經質疑過鄭司長的那些建制中人。於是，原來其實還算簡單的僭建問題，就會被替換成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站隊問題了。甚至可以更大膽地推測，越是大家想要鬧大僭建風波，替第23條立法等政治工程就會推進得越快。因為只有更加重大的政治爭論才能掩蓋這等「小事」；而且在那個節骨眼上，誰還要纏着僭建不放，誰就是蓄意破壞國家的安全，其心可誅。
以上所言，靠的並非玄妙術數，純粹只是過去幾年政治態勢的觀察所得。它們全部都不是問題，反正基本法第23條是一定要立的，這是香港的憲制責任；而這條法案的內容會怎麼寫，我也覺得不重要了，因為它必然會按照它該有的樣子通過。現在我只能夠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政治掛帥的原理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後果。最明顯的，自當是香港社會一直以來所珍惜的種種價值和制度原則，都要退後讓位給最新的政治正確。只要政治正確，公務人員的誠信就沒那麼重要了；只要政治正確，行之有年的制度原則就可以放得更寬了。通訊局前主席王桂壎先生為了利益申報的錯失而辭職，自言「個人疏忽不是理由」。放在今天，這固然十分值得尊敬；不過換個角度來想，也只不過是這種政治掛帥的潮流一時還沒大膽推進得那麼全面，而通訊局主席的位置也並沒有那麼險要而已。
政治掛帥的原則不只意味着政治的立場要優先於所有的價值和制度，而且它就和上帝一樣，外延無限寬廣，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事象，是種包羅萬象的原理。在過去幾年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裏面，黃藍二色已經成了香港這個小小天地的陰陽，你不是在這邊，就一定是在那邊，不容半點含糊。就和當年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一樣，它固然是政局當中最好用的工具和手段（例如一直被正宗港獨派批評的周庭小姐便能被「擴大化」成港獨；而未來誰還在批評鄭司長在僭建問題上不夠老實，誰也就可以是港獨的同路人了）。然而在這樣的觀念心態下，就不怕會出現一些當局未必樂見的失控事故嗎？因應奪去十九位市民生命的九巴事故，林鄭月娥女士宣佈取消大年初二的煙花匯演，本是近年難得地廣獲大多數市民支持的決策。偏偏在建制鷹派媒體《港人講地》上聚集的部份網民不收貨，指責特首「跪低」「討好」黃屍政客，甚至懷疑她是「港版蔡英文，明親中暗獨港」。明明是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人情考慮，在政治掛帥的目光看來，就變成了投降對手。可見當局雖然可以利用這套鬥爭原則，但是這個原則的應用卻並不能完全操縱在他們手中。
另一個能夠說明政治掛帥原理解釋力之強大的例子，則是屈穎妍女士妙用「蝴蝶原理」，把這場撼動全港民情的九巴事故「風馬牛不相及」（她自己也是這樣說的）地扯上了2014年發生的佔中事件，認為這場人為災禍是佔中釋放了香港人的獸性所致。順着這種邏輯，我們或還可以推衍：由於佔中在今天建制派的理解內就等於港獨行動，所以我們也很順理成章地把九巴事故跟港獨掛上鉤，進一步要求周庭小姐等新港獨人士去為九巴災禍負責。
我知道，向來討厭屈女士和《港人講地》的朋友一定都會覺得上述這些言論匪夷所思，不近人情，憤而批評他們「冷血」。但是我想反過來提醒，過去幾年，大陸遊客在香港遇到意外，蔡若蓮女士慘遭喪子之痛，豈不也有一些反建制市民鼓掌叫好？這難道就不冷血？就是有人性的表現嗎？動輒搬出雞蛋與高牆的比喻，以為對手是高牆，我們這些雞蛋就做什麼都可以，乃是政治掛帥原理的另一面。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香港走到今天這步田地，既有巧妙的政治設計和操作，也是大家各自歸邊，相互刺激情緒的結果。近日饒宗頤先生去世，與他相關的一點爭論，恐怕也不脫這個背景，我們下周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