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中國一些重要人物過世的時候（例如近日仙遊的黨史專家何方先生），我們常常會聽到「他敢說真話」之類的讚辭呢？當然我們都曉得，說謊乃是人之常情。嚴格來講，大部份人甚至幾乎沒有一天不說謊（比方「你好嗎？」「我很好」），不像不殺人那麼容易。然而，那麼高調地在公共領域不斷宣示說真話的美好，始終還是有些古怪吧。比如一些當領導的，總愛告誡大家要說真話，有如老師教訓學生，好像一堆成年人從來都只能說假話似的。起碼我很少見到有其他地方是這個樣子，整個社會都公開地把說真話當作罕見的美德，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廣肯定。
不必無謂擴大，我們明白，在這個背景下的說真話不是一般日常生活的誠實，而是「敢對權勢說出真話」。所以那些讚言裏頭，在「說真話」之前總還得加上一個「敢」字。敢對權勢說出真話的代價實在太大，權勢管轄的範圍和幅度又實在太過深廣，於是敢說真話就成了一種格外稀有，格外需要勇氣的行動了。由於說真話要面對這麼多阻礙和後果，老是昧着良心又真的叫人難受，是故漸漸就生出一套折衷的處世之道，季羨林先生一句名言可以總結：「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很多話我說不了，或者不敢說。沒關係，我不違背本懷說一些我不同意的話就行了。在中國的媒體圈子裏，這是不少人奉行的原則，大家覺得最少算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線。
它也許可以令人稍稍安心，但它是否也同時守住了做媒體的底線呢（我指的是包括互聯網自媒體在內的一切媒體）？以前常有大陸記者朋友採訪，要我談點關於香港的事。可過去幾年，香港情勢日益尖銳，大陸言論空間又日漸緊縮，於是我就推掉一切這類訪談的邀約了。為什麼？因為我說了自己心目中的真話之後，到了他們手上就一定會變成「真話不全說」。然後報道出來就只看到我批評極端本土主義的危險，指責部份港人對大陸的偏見狹隘；卻不見我如何解釋這些現象的來由，以及政府對此該負的責任。這樣子的「真話不全說」，還能叫做真話嗎？所以試過幾次之後，我就怕了，再遇到老友來電，只好直告：「反正我說了，你也登不了，何苦」？所謂「香港問題」，一端而已。
「真話不全說」的原則在輿論空間全面鋪開之後，帶來的又是什麼呢？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代表人物許知遠前陣子挨罵挨得很慘，主要是他的訪談節目《十三邀》，被人認為是暴露了一個老派酸腐之人的過時，以及一個知識中年面對女性時的猥瑣不堪。雖然知遠兄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也不能不同意他這個節目確實有不少問題：他對新世代的媒體偏好欠缺理解（例如他置疑的當紅節目《奇葩說》，在我看來其實大有文章），他對女演員以至女性的偏見過深（他不斷挑撥的俞飛鴻，是我認識的最具獨立精神的藝人之一）。然而，這是否就表示他身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所有貢獻，全都可以因此一筆勾銷？又甚至代表了整個所謂「公知」群體都被時代甩了開去呢？
有些寫得相當精采的文章，以小見大，從這一件小事談起，論析幾年前中國「公知」群體和媒體形式與邏輯的相應演變，指出許知遠等人的退隱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因為技術變了，青年也變了，但依托老媒體形式，而且心態守舊的老公知卻跟不上這些變化。坦白講，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除了一點，那就是他們都「真話不全說」地忘了，使得熱極一時的中國時事評論寫作，以及發表這些言論的「公知」衰退的主要原因。羅永浩停止「牛博網」，轉行去賣手機；南方報系變色，從相對敢說真話的媒體艦隊，退回到官方媒體的指定位置；以前大家在微博上頭以為「圍觀可以改變中國」，現在我們只能在裏面關注小鮮肉最新戀情的動態；韓寒曾經是最有國際知名度的偶像級公知，現在更像是個影視界從業員。請問這都只不過是自然而然的技術演化、青年善變，和時代遷易的結果嗎？
這種評論，就好比狹窄房間裏有頭大象，所有人都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都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響，而且走兩步都會撞到一些東西；然後大家開始研究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非常精緻細密地分析了人類嗅覺如何受到主觀偏見的引導，聲波在不同環境內移動的方向之不同，以及一個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空間之大小……；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承認，房間裏頭有隻大象。這頭大象大到無處不在，沒有人逃得開牠的存在，沒有人能不受到牠的影響，但無論是大至對國際關係的觀察，還是小到評論許知遠遭罵這等茶杯中的風波，大家都只能假裝看不到那頭大象的存在，卻很微妙精巧地翻騰挪移，扭轉出各式各樣「真話不全說」式的探討，還要稱讚彼此的身姿有多麼曼妙，然後流佈這類局部的真相（請注意，這和傳統意義上的「擦邊球」還不一樣）。久而久之，大家會不會開始習慣，甚至接受，那些局部的真相其實就是全部的真相？那不可言明、不可承認的大象其實根本不存在，正是帝力於我何有呢？我很能理解這些言論作者的苦惱，他們沒有空間去說他們看得見、想得到的事實，他們只好繞着大象發言。我只是懷疑，比起沉默，「真話不全說」是不是真的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