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幾萬印尼女傭，做飯燒菜、洗衣抹地、照顧老人、帶小孩上學下課，和我們一起擠在以狹小見稱的高樓裏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間，或者沒有。這些印尼女子與我們如此親密，成為眾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我們曉得她們的故事嗎？我們了解她們嗎？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認識她們？如果需要，那種被需要的知識又是甚麼？
我在一個外傭中介中心的網頁上找到了答案。它對印尼女傭「特性」的介紹是這樣子的：
「印傭與菲傭、泰傭的最大分別是印尼傭工的服從性平均來說較高。自十八世紀以來，印尼人經歷了荷蘭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壓抑統治。而自1945年獨立後的蘇加樂親王及1967年接管至1998年的蘇哈圖將軍，實施的亦是絕對服從的嚴厲管治，人民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為快」。
換句話講，印尼經歷過的殖民統治和軍事獨裁政權是項「好處」，因此它的女傭比較懂得服從。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會史的分析。那麼再看看她們宗教信仰上的特點：
「印尼人大多為回教徒，有朝拜和守齋的習慣，對香港的僱主來說初時可能有點陌生，但習慣了就沒有甚麼出奇。由於宗教信仰的關係，部份印傭是拒絕接觸或進食豬肉的，有些外傭來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會抗拒；一些改變不了以往習慣的印傭，僱主則要遷就一下了」。不過比起以天主教徒為主的菲傭，印傭還是有點好處的：「因為印傭並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及並沒有那麼多『親友』需要聚會，在假期安排方面較有彈性，特別適合一些需要輪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僱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個家庭傭工的出口大國之外，我也試過其他進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說它跟華人的關係。我有許多朋友是一般人口中的印尼「華僑」，他們應該會比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底下，我發現他們對印尼的認知也很難避免一種華人的局限。他們可能會讓我知道更多當地華人聚居地的歷史，華人社群內部複雜的情形，華人與東南亞和大陸等其他地方的往來；也可能會使我明白傳統華人對印尼其他族群的態度（通常是說他們純樸、樂天，但是懶惰）。當然，他們必然還會提到歷次大規模的排華運動，屠殺的慘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視……。
我們對一個地方的認識總是脫不開我們和它的實際關係。所以無論是把印尼當成女傭生產大國，還是把它看作一個情感上愛憎交纏的定居地，都是無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最起碼這還叫做有關係。在大部份中國人，特別是北方的中國人那裏，我要大膽地說，印尼幾乎就像是個不存在的國家。這是因為中國近世以來一套獨特的世界觀，使得我們雖然明知自己身在亞洲，但卻從未擁有過一個比較整全的亞洲視野。回顧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諸多學者和思想家的論述，但凡要談世界大勢，多半得從「中西」這個奇怪的範疇說起，彷彿全世界除了所謂的「西方」之外，就只有一個中國似的，頂多偶而加上印度，湊成一個「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對的思想格局。至於日本，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從中國好學生變成中國老對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終究不如中國的複雜故事。
最近十幾年，中國冒起，照道理講是應該更有世界觀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為自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國關係」，其實也就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此外一切其他國家，我們看的則是它們和中國的友好程度，看它們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說真的，它們友好與否都不太重要，反正從中國的體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國罷了。
印度尼西亞是個小國嗎？我們中國人喜歡講國際影響和世界排名，若是從這種角度評估，印尼的確不大。伊莉莎白．皮莎妮（Elizabeth Pisani）在她廣受好評的《印尼Etc.：眾神遺落的珍珠》裏頭，就特地說到了這點：「印尼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顯然並不突出，例如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選手之中，僅二十二位來自印尼；換句話說，每一千萬印尼人當中，只有不到一人參加奧運競賽。雖然曾任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印尼軍隊一度廣受歡迎，但躋身國際組織高層的印尼人屈指可數，成為這類組織領導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闕如，也沒有任何印尼人得過諾貝爾獎」。
按照這位曾經任職於印尼衞生部，在當地居住過多年的英國流行病學家的觀察，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國家地位。儘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傭，可是她們的數量在這個人口兩億五千八百萬的國家裏面，不過是滄海一粟。大部份印尼青年是沒想過出國，對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興趣的。原因很簡單：印尼就已經夠大了。「何必要出國？他們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島，即可擺脫地域和宗親束縛，還能學習新舞技，嘗試新食物，而不須接觸沒學過的外語，不熟悉的貨幣、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國家，但又擁有兩千多萬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國語Bahasa Indonesia，但絕大部份人都以幾千種方言的其中一種為母語。這個國家橫跨三個時區，由一萬七千多座島嶼構成。它簡直不是一個國家，卻是一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