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2日星期五

梁文道:時下年青人


【蘋果日報】變老的其中一個徵象就是開始不滿下一代,老把「而家D後生仔都唔知做乜」掛在嘴上。於是我就知道自己真的已經成了中年人,因為同輩聚會,我們都喜歡拿年輕人開玩笑,都將「九十後」當成目標。例如見工,有人會把家長帶來,彷彿應徵做見習的是他的媽媽。例如上班,剛開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沒有請假,沒有辭職,連手機都不開,終於鬧到要報警求助,才知道他平安在家,只是覺「呢份工都係唔啱自己做」而已。

投訴比自己年輕的人不算什麼,變老也很自然,把這些話題當成茶餘飯後的小點還可能無傷大雅。真正可怕的,是將過度簡化的思維引入公共討論,輕易地以族群、種裔、性別和性傾向等種種輕便的標籤去分析重要的社會事件。發生了兩宗年輕人和朋友一起動手弒殺雙親的案件,就能說是時下年青人出了毛病嗎?凶手都喜歡電腦遊戲和網絡交誼,就能套用習慣的定型,說成是沉迷打機的「自閉宅男」的可怕嗎?

遇上難以索解的事情,我們自然要求詮釋,這種時候社會上種種方便的典型就是最大的現成誘惑了。用不着嚴謹的分析,用不着更堅實的證據,只因為這些典型符合我們一向的偏好,便能不證自明地解穿了所有的疑團。

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犯罪學很喜歡搜集種族的資料,因為當時的學者曾經以為罪犯的種族背景很能說明犯罪的動機。於是在研究一個社區的罪案數字為什麼會特別高的時候,他們更加注意居民的黑白比例,結果看不清城區規劃的問題,漠視了階層隔絕的存在,也忽略了社會網絡的作用。那種觀看角度的最大效果,不是減少罪案,而是持續「證明」了黑人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