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

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許多人認為整個治港策略應該會逐漸貼向現實，慢慢回歸理性。這種猜想當然十分合理，因為如此震撼的選舉結果，將會徹底改變下一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極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被動，無法如臂使指地決定未來香港的特首人選。再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間接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中央政府以及涉港部門是否應該改弦易轍，換一套更加貼近香港主流民意，也更加顧及國際觀瞻的方略呢？然而，在過去一個多月裏面，大家並不容易看到這種改變的跡象；反而聽說香港應該效仿澳門，成功落實澳門版的一國兩制，將來最好能讓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常存心中一股暖流。為什麼？難道真的不怕局面繼續惡化，不用顧及香港主流社會的取態，更不用擔心香港經濟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的衝擊嗎？怎麼可能這麼不現實呢？

換一個角度來想，區議會選舉的失利及其連帶後果，在中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次香港政權危機。也就是說，接下來在香港面對的主要問題再也不是金融中心能否存續，更不是什麼社會民心的向背，而是能不能保住香港的政權。當一件事情上升到「政權保衛戰」的高度，其他一切就都要讓路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國家進入了一種運動模式，我們一般人所謂的「現實」通常都會被運動自身的既定模式排除。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民間企業困難，照道理講，在出臺這種紓困策略之餘，也應該徹底停止過去幾年「國進民退」的步伐才對。可是最近一連串巨型企業創始人辭職退休的新聞，卻似乎給出了完全相反的信號。未來既然可能要面對和美國的全面競爭，那麼現在就應該在教育上面做好準備，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去培育人才和發揚知識。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紛紛改變校章，刪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強化黨的領導。稍知國史，就知道現實和常理在運動面前的無效。「大躍進」從一開始就不現實，但到底持續三年；「文革」動搖國本，後患無窮，它現實嗎？合理嗎？居然也要等到改革開放，現實才被重新發現。

這裏面有另一種邏輯，對現實自然也有跟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解讀。比如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我們很多常年觀察香港時政的朋友，其實都曉得她的缺點。這位以敢拼和高效著稱的行政人員，時常不顧一套政策帶來的政治後果。她在官場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壇中欠缺廣泛人脈，在特首選舉期間更是不孚民望。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審視，大概都會同意她並不是治理一座複雜城市的理想人選。今日局危若此，雖然出乎意料，但也並非無緣無本。那麼當初為什麼會選中她呢？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她所有的缺點原來都是優點。不顧後果地強推政策，說明她聽話，敢接死任務。在政壇和權貴階層的關係不好，則說明她沒有自己的派系，更不是某些商業集團的附庸。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歡心，這說明她只能向上效忠。類似案例，歷朝屢見，只是現代港人或許不熟這種用人的「學問」。

很多朋友批評我過去幾年在此寫的一堆東西太過悲觀，立場令人懷疑，尤其最近幾個月更好像是故意給熾熱的抗爭運動潑冷水。坦白講，我寫時事評論，從來沒想過責任是要替任何運動打氣。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什麼叫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識？且舉一個肯定讓很多黃絲不高興的例子，那就是近日大家高談的「黃色經濟圈」。出於政治取向，選擇某種消費模式，這一點我很明白。但是反過來破壞藍色商戶，在我看來就完全不能接受了。理由很簡單，如果有一個人發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觀點，我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和他在言論的平臺上討論爭辯？我怎麼能夠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開的店鋪？如果黃絲可以容許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

當初開設這個專欄，並沒打算要寫這麼多時事評論，只是活在時勢當中，難免也有不得不發的感慨。回過頭看，無論是我原來想寫的那些雜碎，還是關於時事的討論，其實都沒有寫好，使我愧對董橋先生和黎智英先生當年慨請錯愛。從最初的「陀山鸚鵡」，到現在的「普通讀者」，我衷心感謝二位和《蘋果日報》諸位主事的容忍。我尤其對不住編輯，總是因為我的行程忙碌，在我不克交稿的時候焦頭爛額。故此我曾兩度辭筆，以免各位煩勞，如今獲准，但願對讀者也是一種釋放。

梁文道：天皇的黃袍，首相的燕尾

我不算哈日，但是一不小心，幾十年下來，居然也陸續購藏了幾百本關於日本的書。在這裏頭，光是中國人寫的，至少就占了一半。所以當我收到盧峯兄《地緣日本》這份書稿的時候，腦海中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有需要再多一本談論日本的書嗎？再想下去，或許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百年以來中國文人總是不斷書寫日本？是不是因為就像盧峯兄所說的，他們好像總能夠把傳統與現代結合得非常完美，渾然天成？而這一點恰恰是困擾了我們近百年的疑問：到底哪些東西值得珍惜？哪些東西又是應該拋棄？為什麼一座明明是用清水混凝土搭建的房子，也沒有任何傳統日本建築的構造，卻讓人一看就覺得它非常「日本」；而我們卻總是要花很大的力氣，用一些搶眼的裝飾細節，才能讓一座以現代工法製成的建築顯現出些許「中國風」？

當然盧峯這本書最別開生面的一點，是他把香港也寫進了這個宏大的文化變遷圖景。比如說，原來導致日本開國的的培里黑船艦隊，曾經在澳門和香港之間，計算哪一座港口才是他們往赴日本之前的最佳補給站。又比如曾在幕末和維新那個年代主導大局的一方雄藩薩摩，他們秘密派去歐洲取經的留學生團，第一次見識到「西方」魅力的地點，居然也是香港。這實在不能不讓人聯想，會不會香港也有自己一番「中西融合」的好故事？可惜我們所形成的東西，以及我們的故事，顯然不是整個中國都能共享，甚至都看得到的經歷。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傳統與現代如何並存這種問題的更佳案例，始終還是日本。

且拿德仁天皇的登基大典來講好了，在上午的「即位禮正殿之儀」裏頭，天皇跟皇后以及他們身邊一眾侍臣穿着的是日本平安王朝以來的古典服飾，但站在他們面前的首相卻是一身西式燕尾服。同一天晚上，宴請各國賓客的「饗宴之儀」，在以和食為主的菜單之外，還為每一位賓客送上一個小巧精緻的銀質糖果盒，裏面裝了非常傳統的日本金平糖；但他們卻用一個法文詞彙「Bonbonniere」來命名這個小盒子。其實將近一百年前，昭和天皇即位，當時在場的外國使節就已經感嘆，日本人似乎很擅長結合他們的傳統和西方移植進來的禮儀。比如說天皇巡行的儀仗隊伍，前面有日本神道教的神官舉幡，而後面的天皇卻坐在一輛西式的皇家馬車當中。仔細想想，這一切豈不都非常混搭，古往今來，不論東西，全都拼湊一塊，為什麼我們還會覺得它們很協調？

盧峯在這本書裏面還特別談到了谷崎潤一郎的名著《陰翳禮讚》，這本書以抨擊日本傳統美學文化在西潮的席捲下逐步淪喪著稱。可是「谷崎潤一郎不算是個全面反對西化的古老石山，對西方科技、文明帶來的好處與方便他會坦白承認，日常生活中也會邊心裏嘀咕邊用，有的如牙醫器械也禁不住認同人家的儀器較先進可靠」。所以問題始終是什麼東西應該保留下來，什麼東西又應該西化。谷崎潤一郎固然沒有列出一個明確的標準。看來就連以保守著稱，掌管日本皇室大小事務的「宮內廳」，也沒有一把尺子可以讓人精準判斷，為什麼送給外國客人的禮物是日本傳統糖果，而裝這些糖果的盒子卻要用上法文名詞。

日本近代思想史巨擘丸山真男曾經斷言，日本的傳統乃是一種「沒有結構的傳統」。它的特點是：「毋寧說正是因過去的東西未能被自覺的對象化，從而未能被現在『揚棄』，以致過去才從背後溜入現在之中，思想無法積累為傳統與『傳統』思想無關聯性地溜入近代實是一體的兩面」（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藍弘岳譯）。簡單點說，那就是日本人一直沒有辦法在思想的層面上，把他們以往所積累的一切，自覺地當成一套有原理，有層次，有結構的傳統。不像歐洲人，可能會把他們的過去當成是一種希臘文明與基督信仰交融形成的傳統。也不像中國人，能夠自覺地把自己的過去認識為一套儒家傳統。在歐洲人和中國人的例子裏頭，我們能夠找到一套所謂的主導思想源流，以之為座標，再把其他所有不符這道主幹的東西，當成是它的支脈、邊緣或者叛逆。於是當近代中國遭遇西方文化浪潮的衝擊時，中國士人就能很自覺地把這個局面，理解為儒家禮教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對決了。但是日本呢？由於他們一直沒有辦法在知識的層面上說出來自己到底有什麼樣的思想傳統，所以當他們跟我們一樣在面對西方現代性的時候，他們也就沒有辦法在反省認知的層面上形成類似的想法。沒錯，看起來很像中國人的「中體西用」，日本也有他們的「和魂洋才」；但這裏頭所說的「和魂」到底指的是什麼呢？除了少數哲學家之外，那是一套從來都沒有辦法說得清楚，也沒有辦法在整個社會當中形成共同觀念的東西。於是傳統與現代，日本與西方，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一場兩陣對決的局面。

丸山真男又說：「由於新的事物，或與本來異質的事物都在沒有與過去完全對決的情況下，就一一被攝取進來，導致新事物驚人地勝利過早，我們無法把過去視為過去，使之自覺地面對現在，而是將之推到一邊，或使之沉降到下面，從意識中消失」。由於沒有一種自覺的傳統在抵抗，所以任何外來的東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舉入侵。頂多就像谷崎潤一郎這樣，在感性的層面上對一些外來的事物發牢騷。可是，正因如此，許多過去的東西，才會忽然在毫無關聯的情況下又被「回憶」起來。例如今天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甚至琅琅上口的「佗寂」「物哀」等日本風味十足的美學範疇，都可以忽如其來地嫁接到一些非常西化非常現代的事物當中。為什麼日本能夠在明治維新之後，就在許多地方顯得非常現代，甚至超前；但另一方面卻又非常頑固地保留了很多傳統呢？因為少了一套非常自覺，在時間當中形成的傳統觀念之後，他們就能夠並置所有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把一切過去的事物和未來的事物，都看成是一種沒有時間背景，純粹在空間上被佈置於不同角落的東西而已。再簡單點說，日本常常讓我們艷羨的所謂「新舊融合」，其實只不過是西方與日本，傳統與現代中各種零件的混搭拼接罷了。就好比安倍晉三身上的燕尾服，以及德仁天皇的「黃櫨染御袍」，相安無事，共處一室。

當然，這都只是我的一點猜想。到底真相是否如此？盧峯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他完全盡到了一個深度旅人的責任，以其資深傳媒人的本色，不只走透了一般遊客不會去的地方，還要在文獻上重走一遍他曾經去過的地點，讓我們的提問多了好幾重時空交疊的廣度與深度。

梁文道：誤判了什麼？

為什麼建制派會在區議會選舉大敗？他們接下來會做什麼？中央政府對這件事情又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在試着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介紹一條朋友發來的短片。這條短片想要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豬肉價格會在近日瘋狂上揚，而它給出的答案竟然是美國在背後操縱，他們派出特工，潛伏中國境內，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買斷國內90%的豬肉，或者囤積，甚至銷毀，所以中國的豬肉價格才會一路上漲，民心動盪。然後這條短片還說：「從貿易戰事件，臺灣事件，香港暴亂，再到現在的豬肉事件，美國簡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打壓中國。美帝想要亡我中華，不擇手段，其心可誅」。看起來這像是一條笑話，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這條短片以及類似的消息，在大陸還真有不少人發在社交媒體的圈子裏，流傳甚廣。有人相信這種消息，並不是因為它能得到現實上的證據，而是因為它吻合本來就非常牢固的一套看待世界的方法。可能你會覺得這種講法荒謬絕倫，但是很不幸地，我懷疑它裏面那種思路，恰恰能夠用來解釋過去幾個月香港問題始終沒有辦法得到善解，以及建制派在區議會的選舉遭到毀滅性打擊的原因，說不定還預示了中央政府在短暫沉默之後的政策方向。

區議會選舉翌日，一位比較理性，也還比較看得通現實的建制派朋友告訴我，就在選舉當天下午傍晚，原來還有一些社團和同鄉會之類的機構大佬，額首稱慶，相互道賀，認定建制派勝券在握。可見建制派同溫層的威力，居然障人耳目至此。想當初，林鄭月娥政府之所以不顧一切，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就是憑着這種同溫層的保證，認定一切都不會有問題。幾個月之後，原來絲毫沒有寸進，不止在選舉之前讓警方強攻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刺激出不少純粹是對這些事情看不過眼的中老年首投族。到了選舉當天，依然還是不能準確掌握香港實際民情。

這種脫離現實的狀態，只不過是問題的一面而已。六月以來，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不單是運動者沒有大台組織，就連整個體制也都好像沒有大台似的，不管是軟招還是硬手，策略上幾乎沒有協調，節奏紊亂，好幾股力量各行其事，結果呈現出一種決策拖延的狀況，直到四中全會之後，方見稍微統一的思路。其實在整個中美貿易戰的過程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宣傳口徑上，才開足火力炮轟美帝沒多久，緊接着又讓中央電視臺播放包含中美友好訊息的電影。在談判過程當中，每見進展，幾乎快到達成協議的那一刻，往往卻要推倒重來。這除了是因為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反覆，我擔心可能也是因為整個決策的過程和模式出了問題。

這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強勢高層，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一切重大事項都要由他定調拍板。下面的管理人員，要不是沒有得到充分授權，就是雖然獲得部分授權，但卻不敢自作主張。偶爾當前方工作推進到一定程度，最後要讓最高層過目的那一刻，也就是很多事情要從頭開始的時候了，因為他們對之前下頭所做的一切都不太滿意。由於替他或他們工作的人都不太敢自作主張，甚至提出建議也要膽戰心驚，所以最高層一定要用很多時間和精力來消化相關信息，思考策略，作出決定。但問題是又有太多事情要等他們決策……。

當中樞運轉不夠及時，還來不及形成最終方向的時候，前方工作人員也就只能各自為政，暫時依照自己的慣性，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去局部回應問題了。更麻煩的是，由於太過害怕中樞，所以總是想着迎合上意，結果就會扭曲現實，把它修改成更符合整個體制固有邏輯，以及當前主導意識形態的模樣，形成交到上面的參考材料和報告。這就是國情下的寧左勿右，一層層的彙報，也就是真實逐漸加碼扭曲，少數異議被不斷排除，合乎政治風向的主流共識更加鞏固的過程。所以當中樞要拍板的時候，他們手上到底還能剩下多少消息是真實可靠？他們又還聽得見多少不同的意見？加上過去將近十年，越來越內向的香港建制派同溫層的形成（本地比較通情達理，也更加接地氣的老一代建制派也在這十年逐步退場或者邊緣化了），於是就有了眼前的完美風暴。

香港有很多人猜測，經歷這一次區議會選舉的震撼結果，說不定中央對港方針會有一個路線改變，甚至整個建制的洗牌。也許吧，但是我覺得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下面所有誤判的，都要替自己找到一些可以開脫責任的理由，而這些理由都很合乎既定的意識形態路線，以及永遠不會錯的基本框架和思維角度。比如說我們已經見到的，去懷疑負責選舉事務的公務員勾結反對派操縱選舉結果，所以接下來該做的，就是清理港英遺留下來的，人心還沒有回歸的公務員隊伍。更好的理由當然是美國等西方反華勢力作惡，正好特朗普就在這時候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只可以用來解說區選敗選的責任，還能間接證明美國人在香港果然有非常大的佈局。美國確實是想把香港當成一個對付中國的籌碼和槓桿，但是我們都曉得要不是香港本身先有問題，否則美國是找不到這個空隙，香港人也不會有機會招引美國入局的。可還是有人會有辦法，把事情解釋成是美國人先下手為強，讓本來不會遇到任何阻礙的《逃犯條例》修訂「政治化」，才有今天的結果。

簡單地講，就算誤判現實，也不表示原有的思路錯誤。它反而說明早被認定的對手，原來要比之前想的還厲害，居然在香港造成這麼大面積的洗腦，導致多數人站在錯誤的方向。可見不下更大的決心，不用更多的資源，是搞不定他們的。

梁文道：再硬下去是反恐？

幾個月以來，在同情抗爭運動的市民圈子裏，一直流傳一種講法（或者我該說是幻想？），相信中央政府最後會為了拉攏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民心，清算香港警方，把他們當成用完即棄的過河卒子，狡免死，走狗烹。而啟動這一點的關鍵，就是曾經的社會主流共識，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當然，贊同這個建議的溫和建制派人士都會特別強調，這個調查的範圍絕對不只限於警方行動方式，還要包括整場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前因後果。但是我們都曉得，只要這種調查涉及到警方的組織、決策以及具體行動，它就很難不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清算」，所以警方才會一直抗拒這些建議。

那麼到底還會不會有大家所期待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呢？坦白講，我覺得這種機會幾近於零。在六、七月份的時候，或許還曾有過這條選項。但是內地在八月份開始大規模報導香港事件，香港警察不止成了內地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且還得到中央多次高調力挺，這種可能就已經變得極低。到了現在，關於警方行動失控和違法的報導傳聞越來越多，一般偏黃市民和警方的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更多人因此主張政府務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種調查反而也就更加不能成事了。為什麼？因為香港警隊已經是絕對不會犯錯的機構了。意思是就算他們真的有錯，也絕對不能當成一般正常人所理解的錯誤。萬一經過調查，他們還真有不少問題被揭發出來，請問中央政府的權威何在？不止如此，我甚至懷疑警方甚至可以成為一支撬動香港全局的槓桿。我們曉得現在已經有一些警察在微博上批評香港法庭，說他們這頭抓人，法院那邊放人，然後引來一批網民斥責香港法院，懷疑其中太多外籍法官作祟，乃至於指責整個香港司法體系都是英國留下來的毒草。這場運動至今，將近六千被捕個案，其中有多大比例罪成？在香港警察絕對正確的前提下，不像內地法院那樣凡有起訴多半判罪的香港司法系統，又怎能不是有待整頓的問題？

最近有一條短片在網上流行，內容是建制派大佬曾鈺成先生以及港大法學院的張達明老師帶着一群人離開被困的理工大學，聲明自己是「安全離開」。結果被一位前線警員喝罵，指他們到底是不是安全離開，可不是由他們說了算，而是「我說了算」。很多人感到震驚，沒想到一名普通不過的警員，就能連曾主席的面子都不用給。其實這又有什麼奇怪，我們不是早就見識過警方工會聯合譴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以及一名英雄警探公開指責特首林鄭月娥的事了嗎？這一切都能表明，在香港「止暴制亂」這件事上，說不定還真是只有警察說了算。

不少朋友批評特區政府的管治高層在過去幾個月無所事事，除了偶爾祭出特首市民的對談大會，以及緊接着推出的「禁蒙面法」等怪招之外，面對始終不息的運動，越演越烈的局勢，始終束手無策，靜坐觀察。但我很能夠同情他們，因為在宣佈撤除逃犯條例的修訂之後，他們就真的什麼都做不了了。既然已經讓過這一步，其他所有比較溫和有效的策略及手法，都只會被看成是更多的讓步。而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甚至特首請辭在內的一切讓步手段，都只能由中央決定。也就是說，林鄭月娥和她的班底雖然在位，但卻並沒有得到完全的授權，她們只是被綁起雙手的表面執政者。相反地，警隊反而得到了中央授權（如果不是外間傳聞的直接指揮的話），肩負制止暴亂的重大任務。文官無法作為，武裝部隊為所欲為，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

眼前這般局面，加上習近平最近的發言，已經充分說明中央政府只會用強硬手段來解決香港問題，絕無其他讓步妥協的空間。但是香港警察強悍執法了幾個月，現在的情形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只出硬手管用嗎？也許，大型的「勇武」活動接下來會稍有緩和。但是在沒有大臺組織，「連登」等公開平臺的討論逐步分散，許多抗爭的溝通更加私密，而部分行動者接受暴力的程度又不斷提昇的情況下；我擔心日後會出現一些非常極端的小股力量，策劃出一些更加誇張的行動，甚至跡近恐怖襲擊。如果不幸真到了那一步，那麼中央就能直接把整件事情的性質提昇到恐怖主義，從反港獨變成反恐，就像當年新疆「75事件」之後的情況。同情抗爭運動的香港市民應該要有心理準備，中央政府接着要再怎麼整頓香港，都將得到更充分的動力。本來同情香港運動的國際輿論到時自然會有所變化，而面對美國國會壓力的特朗普，也總算可以找到「反恐」這個跟「習近平主席同行」的理由了。

梁文道：23條交換普選？

剛剛閉幕的中共四中全會，並沒有出現之前外間流傳的種種變化，既沒有重大人事更動，對於香港問題也沒有任何放軟手腳的跡象，反而更加強調了中共領導一國兩制。至於行政長官到底會不會換人，對體制稍微有點瞭解的人，大概都不會以為這是此次大會之後能夠公佈的事吧。但在11月1號的四中全會新聞發佈會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說明的五點港澳方針當中，卻有一點是要「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機制」。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特別提出這一點？難道現有的機制還不夠完善嗎？

搭配上沈春耀提到的另一點：「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區強化執法力量」。有些論者就認為這可能是要重啟政改，甚至推進普選的意思了，只不過是要以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來交換。這種說法看起來之所以有道理，是因為它符合過往許多人對於香港普選問題的既定觀念：中央為什麼不放心香港實行雙普選？那是因為害怕香港失控。所以一定要先有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保障了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之後再說。當然這裏面還有很多問題，例如中央到底可以接受什麼形式的雙普選？是香港民主派一直強調的「真普選」，還是稍微比「831框架」寬鬆一點的變種？而基本法第23條又該怎麼立？是原樣推出當年董建華政府的那套方案？還是經過香港這幾個月的運動之後，一套覆蓋範圍更全面，細節上更嚴苛的方案呢？於是有些人便立刻開始議論，認為這些問題就是香港政治下一步的主戰場。

然而我卻以為，所謂的「用基本法第23條去交換雙普選」，恐怕還是太過「樂觀」。首先我們應該要問，這裏所說的交換是跟誰交換？誰能夠跟中央政府去談這些條件？是泛民主派？本土派？還是廣大的香港市民？就拿現在這場不知何時止息的運動來講好了，它根本群龍無首，北京就算想找人出來解決眼下問題都不知道該找誰。就算將來這場運動終於平緩，它大概也會深遠改變香港政治生態，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那裏製造出一副沒有大台的景觀，有什麼人能夠代表那眾多對時局不滿的香港市民，去和特區政府乃至於中央談判？

我甚至覺得在當今的中央政府眼裏，「交換」二字簡直是太看得起香港人了。憑什麼要跟你交換？你有什麼本錢去跟中央談交換？香港人期待的國際聲援，除了被過度高估其長遠效果的美國的《香港人權法案》之外，其實已經逐漸衰微。而香港那不可取代的金融中心地位，中央政府正在想方設法另起爐灶，例如以發行數字貨幣的方式繞開美元體系（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尤其在這幾個月之後，現在談「交換」豈不就等於示弱？以今日中國政府威權之盛，民間國族主義之熾，香港問題實在只不過是如何把香港人管好的問題，而不是怎麼樣讓全香港人都滿意的問題。

每當談到香港普選問題，一定有人會拿基本法第23條出來議論，尤其是建制派中人。他們總愛說香港連保障國家安全的這個憲制責任都不能承擔，中央又怎麼能放心讓你們「真普選」。我認為這只是個說法而已，不必太過當真。沒錯，中央政府當然擔心香港這個國際窗口會影響中國的政治安全，所以第23條的立法工作是遲早要做的。但是立了23條之後，中央就真能安心嗎？我一向都很懷疑。因為「真普選」對中央政府最大的挑戰，並不在於讓香港這個門戶越開越大，也不在於香港可能逐漸脫離中央管控，而在一套憲政民主制度如何可能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並存？假如香港人願為國家安全負上集體責任，並且在在更充分和深入的國民教育下變得真心愛國愛港甚至愛黨，中央就真能覺得安穩了嗎？那麼北京人這麼愛國，深圳人這麼愛國，中央是不是也能放心讓他們自己「真普選」市長和人大代表？

是的，在一國兩制底下，香港是和大陸其他地區不一樣。但是請注意，在政治上，這種不一樣一向指的是「政治管治制度」的差異，其中有相當微妙的模糊空間。在鄧小平年代，這種差異可能還比較傾向於「政治」體制的不同；可是現在，它則更傾向於具體「管治」手段和工具的不同。更何況現在的中國政府對自己的道路選擇這麼有自信，甚至到了一個認為能向全世界推廣中國模式的地步，又為什麼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弄一套模仿「西方邪路」的東西出來呢？

所以「用基本法第23條去交換雙普選」云云，在我看來應該是想多了。

梁文道：「港獨」標籤的氾濫（二）

沒有想到林鄭月娥竟然也是個港獨分子。我是在內地一個網站上面看到有人這麼懷疑的，起因是香港警員在內地的微博上面公開批評林鄭月娥和香港的勇武派對話。中間的邏輯大概如此：香港的示威者，乃至於一切同情這些示威者和反抗運動的人，全部都是港獨暴亂分子。而香港警察則是站在止暴制亂的第一線上，英勇對抗港獨的先鋒。既然香港警察在反港獨，所以他們一定都是好人，他們所做的一切也全都是為了平息港獨分子的暴亂。如果有誰在阻礙他們的工作，那麼這個人就等於間接幫助港獨，於是也就自動成了港獨分子。現在林鄭月娥私底下和部分勇武派青年會面，讓那名警員覺得以後自己執法變得非常困難，所以林鄭月娥就等於在幫港獨的忙，因此就很有理由去懷疑她會不會私底下也是個港獨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身上。他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政府調查學生所投訴的種種濫暴事件是否屬實，如果是真的話，那麼中文大學將從各方面支援學生。仿佛沒有看到那封信裡裏面非常關鍵的「如果」；也有可能是依循了上述那種邏輯，凡是要求調查關於警方的投訴，就是阻礙警察工作。於是段教授遇到了各方面的批評，官方媒體還只是說他縱容暴力，但到了互聯網上的輿論大海，也就難免有人要說他是港獨了。再看近期的民意調查，警方在香港民間的認受度如此之低，那麼是否所有給警察表現打低分的香港市民也全都成了港獨呢？

我們都曉得港獨在香港是一條不可觸碰的政治紅線。既然這是底線，那麼在正常的政治局勢下，按照以往中國共產黨的一貫鬥爭哲學，就應該非常嚴格地把握這條線的存在，同時非常嚴格地界定它的本質，然後在這條底線之外所張開的空間展開種種技巧的協商，爭取乃至於分化。按照我在上一篇文字所說的，「港獨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應該是一種政治主張，認定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民族，因此必須推動香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讓它成為得到世界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我們現在目睹的，卻是這條紅線不斷外移，港獨範疇持續擴大，壓縮掉一切賸餘政治空間的情況。為什麼？那是因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非正常狀態，「團結大多數，打擊極少數」的統戰原則已經失效。取而代之的，則是運動年代的「寧左毋右」。

其實我們進入這種狀態已經很多年了。從佔中變成港獨開始，港獨的標籤就不停泛化，直到今天這個地步。這是種一旦開展，就很難剎得住車的鬥爭運動，因為它有自生的邏輯和動力。當初還可能只是部分力量的政治策略，但是就從這一步開始，港獨那條紅線的基本定義便必須被改變或者踰越，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一種政治主張明明沒有要求香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但依然可以判定為港獨。於是眼下局勢不穩，新的定義還來不及重新鞏固，港獨就成了一種瘟疫似的標籤，四處傳染。到了最後，就只能非常粗暴地認定一組政治上最不犯錯的立場，而任何輕微偏離都有可能是隱性港獨。例如支持香港警察，就是這麼一種最正確的立場。

簡單的講，非常時期的政治鬥爭運動，最重要就是站隊。最政治正確，或者俗稱「最左」的路線，跟着它走就一定最沒問題。在這種情況底下，說一個人是港獨分子，或者說某些事件和港獨相關，多半不必負上任何責任，或者至少沒有太大的責任，說不定還算是立功表現。但是反過來，要說某個人不算港獨分子，或者說某些事情其實跟港獨一點關係都沒有，卻要負上責任，事後可能會被追究，不只懷疑你縱容敵人，甚至還是個埋藏得很深的港獨分子。要知道在你「縱容敵人」，到自己根本就是個敵人的內奸之間，距離並不遙遠，一下子就能跳過。本來這只是體制的機制，但在互聯網的輿論場上，網民卻有非常類似的邏輯。因為在愛國主旋律下，打擊港獨就跟群眾獵巫似的，即便是匿名的網民，也都想爭取社交媒體上受到肯定的表現，避免被人攻擊。就算打擊錯了對象，最多也就不過刪帖（比方說懷疑林鄭月娥是港獨）；說錯了話，卻可能要怕被人約談，又或者人肉起底。

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是這種運動模式能夠解決香港今天的危局嗎？過去幾個月來，獨立調查香港最近所發生的一切，讓政府與反對者深入對話，乃是包括李國能法官在內的大多數社會中流的共同意見。可現在，好像只要主張這種調查應該涉及警方（例如段校長），和示威者見面（例如林鄭月娥），就成了縱容暴徒。那麼這是否意味着這個社會上最孚眾信，身份地位最高，仍有賸餘權威的這一批人，也都必須要被打到敵對的那一面呢（當然也別忘了之前被批評為縱容暴徒的李嘉誠）？更不必說，法律、醫護、社工和教育等本來就是建制一部分的專業界別，現在也被認為是港獨的溫床。我們還能夠預期，隨着被捕示威人士的司法審訊逐步展開，將來還會有更多人批判香港司法系統倒向港獨。最後，當然是根據民意調查所顯示的，那同情運動，對警察表現不滿的多數市民，原來他們也全部都是港獨。請問接下來還可以怎麼辦呢？中央政府如何爭取民心？如何確保兩地民眾未來的融洽共處？如何維持港人治港？用什麼力量來保證香港乃至於籌劃中的大灣區的長治久安？

如果這都是長遠問題，等到動盪結束之後再說，那麼不妨看一下眼前。由於寧左勿右的路線，標籤的氾濫，港獨作為政治紅線的威懾意義其實已經逐步喪失。如果說什麼做什麼都可以是港獨的話，那麼大部分原本相當溫和的香港市民會有什麼樣的選擇呢？他們是會變得更加害怕，不敢有任何言語行動？還是會覺得港獨也無所謂了？港獨標籤的泛化，究竟是能更精準的解決問題？還是替自己生產出一大批莫名其妙的港獨。

梁文道：「港獨」標籤的泛濫（一）

經過這個漫長的夏天，香港確實變了。很多人都對這座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產生了更深的感情，發現它再也不只是那個獅子山下，讓人安居樂業開心賺錢就好的寶地，而且還是一組值得為之付出重大代價的理念和價值。因此有人認為香港出現了一種前所未見的「共同體意識」，甚至乾脆大膽判斷，當前發生的這場運動就是一場港獨運動。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所謂「港獨」，在最基本的意義上應該是一種政治主張，認定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民族，因此必須推動香港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讓它成為得到世界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即便經過過去一百多天的動盪，我還是非常懷疑香港到底有多少人會認同這種主張。「港獨」作為一種政治目標，不只不可欲，而且在實際上更不可求。我相信這不單是我個人的看法，甚至還是很多參與近期一連串運動的市民的想法。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兩個月前所做的民意調查報告，即便是在運動現場收回來的問卷，也能顯示「一國兩制」依然是大部分示威人士認同的香港政制安排。兩個月後的現在，雖然沒有更多研究可以說明情況是否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但是任何敏感一點的觀察者都可能感覺得到，從某種地方身份認同，某種本來還算含糊的共同體意識，漸漸轉向「港獨」的趨勢已經開始發生了。也就是說，一場足以改變香港命運的危機正在眼前。如何避免局勢滑向更惡劣的險坡？我認為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絕「港獨」這個字眼的濫用，以及其所指意涵在香港、內地以及臺灣等地無限擴大的趨勢。

先說台灣，我們知道許多臺灣學者和知識份子都非常關切香港問題，不只提出各種各樣的分析，而且還隔海聲援。他們的言論在香港運動者當中也流傳甚廣，得到不少認同。沒錯，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有一套向外延伸，希求外地援助的策略。從運動者的角度來看，或許無可厚非。然而這種主動介入國際政治的手法，很容易會變成一場危險的賭局。就以我之前提過的美國來說吧，特朗普在敍利亞內戰問題上如何背叛了庫爾德人，就是眼前最好的例子。同樣地，在操作「港臺連線」的時候，運動者也不應該把所有來自臺灣的說法都當成福音。比如最近一位臺灣學者在港流傳甚廣的演講，就將香港運動的種種現象都歸納成香港民族的成形，而且在沒有充份實質證據的基礎上，便輕易宣佈這場運動是一次港獨運動，更說香港的大學生幾乎全是獨派。稍微清醒的朋友，難道不覺得這番話和內地部分網絡媒體幾乎如出一轍？難道一直以來都很熱愛香港的這些臺灣朋友，就不怕伯仁因我而死的結果？

是的，香港人在生活方式、社會習慣和思維模式上，從來就和內地一般人有些不同，它可能比起上海人或者北京人跟內地其他地方的差異更大。但這種差異，到底有沒有大到讓香港人全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程度呢？是的，在短短四個月當中，同情或者參與這場運動的市民確實浮現出了某種「共同體意識」；然而草率地把這種意識判定為一種獨立民族意識，是否又太過忽略了身份認同的厚度呢？就像我以前說過的，在香港人複雜而含混的身份意識當中，廣義的中國認同從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元素，我們甚至在流行文化中的武打片都能看到這一點。而且恰恰是因為在歷史當中形成的這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們才需要有一國兩制這種特殊的制度設計來容納和處理相關的現實和問題。就算這個概念來自於當年的實際需要，還沒有太多理論上的準備，但這並不表示它就完全不值得繼續探討下去，在試錯當中逐步實踐導正。要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地方意識崛起的問題，情況比起今天的香港嚴重得多，比如說英國、加拿大，以及西班牙，但它們是否全部都必然導向地方獨立、國家分裂的結果呢？儘管中國的體制和這些西方憲政民主國家不同，但難道我們就完全沒有吸取他人經驗的機會了嗎？

說一句會得罪很多臺灣朋友的話，我覺得站在比較偏綠的立場來看香港危機的時候，的確很容易會出現把自己一套既定敘敍述套在香港身上的問題，而且這還不單是觀察角度的偏頗而已。我想大家都應該好好從頭思考「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句口號，在香港最初提出這種口號的示威人士，戰略目標應該是希望透過影響臺灣（包括臺灣大選），由外而內地製造壓力來迫使特區政府讓步。但在臺灣，特別是偏綠的角度來講，這句話則是一個警告，是希望用香港的案例來證明一國兩制的失敗。可見雖然是同一句口號，但兩者目標其實是有差異的。且試着大膽想像，假如今日香港危機得到緩解，甚至還出現了令大家喜出望外的巨大轉變的話，那是否說明臺灣也就不必害怕「一國兩制」？綠營的朋友是不是真能接受這種結果？儘管這種結果對香港人來講是個好消息。請注意，我無意懷疑任何臺灣人對香港的真誠關心，但我有必要提醒，切莫把自己的政治主張隨便套在香港頭上，因為這裏頭可能隱含了一種自己都沒有自覺到的，雖然說要支持香港，但卻唯獨香港越糟，才越能證明自己的主張沒錯的古怪邏輯（而那最終極的證明，恐怕就是香港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隊鎮壓）。

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臺灣朋友的言論，就跟本地小部分論者似的，對未來充滿一些很奇怪的幻想。雖然主張港獨，並且判定現在這場運動就是港獨，但在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這一點上，欲有一些非常空洞，如「獨裁政權一定會被壓垮」「要對香港的人民有信心」之類的口號。我真想知道這裏所說的信心到底由何而來，又有什麼論據可以支持？該不會是像很多「攬炒」派的主張一樣，覺得香港的「犧牲」，終於可以換得全世界對中國的抵制，拖垮中國的經濟，然後讓中國政府倒臺吧？正如我很多年前在這裏所說的，各路極端本土主義以及港獨都有類似的問題，把自己所提倡的政治運動的最終目標，掛靠在「中國崩潰」之類末日式的結局想像（從三十年前開始，我們就已聽過無數次中國崩潰的預言）。這是一種在政治實踐上負責任的主張嗎？說完臺灣，我們下周再接着討論內地把「港獨」這個標籤擴大化的問題。

梁文道：結局之路由此開始

儘管所有人都曉得，香港特殊的國際地位對整個中國而言極端重要。但是我兩年前仍然在此大膽推測，終有一天，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道門戶其實是可以合起來的。意思就是，香港可以失去獨立關稅區的地位，聯繫匯率可以取消，特區護照的效用也可以等同中國護照，至於上網要翻牆這等小事，那就更不用說。只不過兩年前我還不曉得這條走向結局的道路，究竟會如何鋪成；現在，我們總算能看到它的大致軌跡了。

首先，是特首林鄭月娥和市民的對話大會之後，街頭行動依然不止，警方則日益強悍，於是就有了示威者中彈重傷的悲劇，實質上也報廢了所有「對話」。然後特首開始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換來無論從任何國際標準而言，都是名副其實的大規模暴動。最讓人震驚的，是一群頭腦發熱的市民在一個商場集會，居然宣佈成立臨時政府，終於用我多年前所說的「打機」心態，邁出貨真價實的港獨第一步，正式把局面上升到顏色革命的程度。到了這一刻，整件事情還有可能善了嗎？恐怕再也不能了。原因之一是我之前所說過的「建制派沒有大台」的奇怪現象，不知他們究竟是想軟還是要硬，出招節奏紊亂，而且自相矛盾。另一個原因則是雙方對整件事情的認知和解讀的差距實在太大，而且都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可以用來解通所有違反己意的事實。

一個月前，我在這裏寫過：「香港這個夏天以來一切事件當中最奇特的一點。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緩和局勢，最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全都變得異常困難。與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首先主張「攬炒」的「我要攬炒」，竟把我捧到和國務院同一等級的高度，專門撰文回應國務院的發言以及拙作，力陳攬炒有理。他說：「哪怕是緊急法、解放軍，我們根本不放在眼裏。堂堂所謂大國只敢說不敢做，極權統治威嚴何在？天下間實在沒有比14億人輸給750萬人更丟臉的事。攬炒後，誰能夠浴火重生，全球拭目以待。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可能我太過實際，每逢有人說到革命，或者這種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的壯語，我總是會追問「然後呢？」在我看來，真正負責任的政治，是不能不問革命之後的第二天該怎麼辦的（假設你真能搞出一場革命的話）。這類主張最不切實際的地方，首先是把賭注全押在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身上。甚至有人居然以為特朗普會是香港示威者的救星。你看這兩天不就傳出消息，特朗普還打算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對香港問題保持沉默？另外，很多人忽略了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最近的發言，他勸香港示威者「見好就收」，可見香港問題的惡化已經傷及美國利益，他們不可能對一切示威者的行動奉陪到底。更要緊的，則是相信這種主張的人，嚴重低估了中國政府為了保持政權權威所願意付出的代價。到底香港這扇窗對中國的利益比較重要，還是政權安穩和執政者的威信重要？大家不妨猜猜看習近平會怎麼選擇。但我知道，這麼討論是沒有用的，因為就算出現了不符合自己邏輯的跡象，相信這類想法的人也還是可以把它解釋過去，認為是對政府的壓力還不夠大，表現出來的決心還不夠強。到了現在，這些人是否仍然相信勇武運動的升溫會帶來好結果？

另一方面，整個建制派也有一套自己的邏輯，從一開始就把整個運動打成「港獨」，所以就覺得任何對付「港獨」的行動都一定正確，不容置疑。於是當我懷疑內地群眾給香港警方打氣，是不是真能幫助他們解決在香港所面對的實際問題時，就有大批內地網民批評我是為港獨說話。理由很簡單，既然他們相信香港示威者全是港獨份子，而警察是對付示威者的，所以有關警方行止的任何置疑就自動等於港獨言論。我認為這並不單是一些網民的情緒反應，可能還是整個建制派大型同溫層的思考路徑。也就是說，凡是有人強勢提出一種「止暴制亂」的妙方，大家就不能夠再懷疑它的效用，圈層外的人固然不能這麼懷疑，圈內人更加不能有歧見。反過來講，對手提出的意見則是萬萬不能接受的；而且就算接受了，最後也總能證明對方的錯誤。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從一開始，建制派內就有很多人懷疑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效果，認為反對派絕對不會輕易罷手。所以一拖再拖，終於等到整件事情的焦點早已轉移，這才正式宣佈撤回修訂。然後呢？整個運動到了此刻當然早已停不下來，於是就反過來證明了他們當初是多麼的有遠見。

「禁蒙面法」的出爐，更是這種同溫層狀態的好例子。其實稍微瞭解目前香港真實情況的人，都應該看得出來，這只會及時觸發更多的激烈反抗，難怪最實際的股市在立法當天重挫500點，為什麼建制派就是看不到呢？沒錯，西方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法律，但是正如很多論者所言，他們立法時的整個政治背景和社會氣候與我們是很不一樣的。更實際一點，請注意現在正好是整個運動漸趨惡化的階段，從建制派和政府的角度而言，最大的課題當是如何維護體制和執法者的權威，應該充分考慮這條法律是否有助於目標。我記得呂大樂教授很早就提出過，香港人在這場運動的開頭便已不知不覺地降低了犯法的心理門檻，他當時舉的例子是好幾次合法集會，最後都演變成了佔據馬路，不單是一向守法的香港人，就連警察都好像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後來我們更常見到的，是警方時常宣佈商場或者街頭聚集的人群正在非法集會，儘管後來警方驅散人群，逮捕到幾個跑得比較慢的，結果他們也還是沒有辦法把所有被認定犯法的市民逮捕歸案。如果市民每一次成百上千地聚集都是非法集會，每一次你都不可能徹底執法，那麼還有誰會害怕「非法集會」這四個字呢？難怪十月一號那天，竟有十萬以上的市民參加了一次明知非法的遊行。假如早已習慣非法集會的示威者今天又都一起蒙面上街非法遊行，你有把握能夠一次逮捕歸案嗎？更何況反正他們都已經在非法集會了，又怎麼還會害怕犯了蒙面法呢？這就好比立法規定市民不得在家批評政府，這種不能完全執行的立法，最後只會反過來破壞法律的權威，以及執法者的威信。不要輕易去立一條你沒有把握維護的法律，這難道不是很根本的常識？

然而建制派就是有很多人相信這個法管用，有疑惑的人也不願或不敢發聲，反正他們無論如何也都得為「止暴制亂」幹點什麼。果然，現在這條法律刺激出了更強烈的反響，讓運動在一夜間成了廣泛的暴動。但恐怕他們不會認為這是判斷錯誤，反而覺得是對手太猖獗，光是這條法律還不夠硬。接下來，既然整場運動已經變質，依循同樣的邏輯，就更該推出宵禁，取消區議會選舉……。

梁文道：警民關係還回得去嗎？（香港危機解析之三）

前幾天我在機場低頭趕路，忽然聽見後頭傳來一陣口哨，調寄《有隻雀仔跌落水》，正是最近被人改來諷刺警察的那首兒歌。一抬頭就看到兩位警員正迎面走來，看來應該是我身後有人一見警察，就忍不住想要發洩。接下來我身旁竟然此起彼落地響起同一曲口哨，而那兩位警員只能面無表情，繼續前行。不曉得那兩名警察當時有何感想？我肯定這不是叫人愉快的經驗。他們只不過是在機場禁區內履行巡邏職務，正常不過，何必遭此奚落？

於是我想起幾個禮拜前，經過一個地鐵站，可能是剛剛有人聚集示威，所以有幾名配置防暴裝備的警察守在出入通道。當時有兩名少女路過，一邊走一邊盯着那一群警察。結果其中一位警察突然爆發，舉起警棍喝問那兩名少女：「你們看什麼看！走路就好好走！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在場的市民全都嚇了一跳，不曉得這位警察為什麼要有這麼大的反應。人家就是瞧着你而已，即便態度不友善，你也實在沒有必要這樣子吧？

差不多兩個月前，我曾經在這裏寫過，香港警方跟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之間的互動，並且盡量嘗試從警察的角度，去觀察他們身處的環境，猜測他們已經進入一種「既然世界與我為敵，我也只好把全世界當成敵人」的惡性循環。「越是如此，他們越要彼此靠攏，把『警方士氣』當成唯一的救命索，形成一個非常內向的同心圈層。」（請參見〈撕裂2.0〉《蘋果日報》2019年8月4日）當時有人認為我太替警察着想，但也有一些人覺得這種角度必要。如今再看，我很懷疑香港到底還有多少人覺得應該同情地理解警方。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前幾天發佈的民意調查，在過去三個月的運動當中，給警察表現打零分的市民比例，竟從6月中的22.5%，一路攀升到9月初的48.3%。相反的，給警察10分的市民比例輕微下跌，從6月中的12.4%，掉到9月頭的10.2%。也就是說，近半市民居然只給警察零分。 兩個月就這樣過去了，目前的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還在持續升溫。媒體報道，有少年被警方截查，只不過因為錢包裏面有三張八達通卡，就以涉嫌盜竊的罪名被捕。又有夜晚回家的街坊遇上警察封路，結果一群被堵在路上的憤怒街坊要求警察開路放行，沒想到有警員忽然叫罵「x你老母」，接下來更出示藍旗警告那些想回家的居民，說他們涉嫌非法集結。另一方面，則有越來越多的警員家屬被人人肉起底，難免網上欺凌。更有休班警員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暴力襲擊。

香港局面如此難受，難怪會有警員要專門開設微博，畢竟絕大部分內地人民都會支持香港警察「平暴制亂」，可以在微博上面替他們打氣。而士氣，正是香港警察目前最需要的補充劑。但我認為這種隔岸打氣，雖然對他們是種鼓勵，可是對於解決眼下問題恐怕沒有及時而實際的效果。道理很簡單，三萬香港警員到底是要服務香港市民。而任何紀律部隊的執法權威，都必須依賴當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你服務的對象裏面，幾乎每兩個人就有一個人只給你零分的時候，你的士氣又該從何而來？

紀律部隊的士氣當然重要，要執行艱困甚至兇險的任務，部隊團結，同袍互信，自不可少。然而，過於注重士氣的內向鞏固，很多時候也會產生副作用，容易引人誤入歧途，這一點是海內外很多研究警政和軍隊的學者都早就指出過的。例如當年美軍在越南便曾犯下不少違反軍紀的錯誤，但就是為了士氣和團結，部隊百般隱藏，文過飾非，終致更大禍事。另一種更常見的問題，則是整支部隊形成一個同溫層，失去了從外在角度去客觀評估自己的能力。 過去這三個月，我們看到的香港警方，似乎就成了一個既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自我反觀的機構。就連特區政府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為警方處理元朗事件的手法向市民道歉，警隊工會也能公開「嚴厲譴責」他，並且聲稱他若「能力不足」，就該「退位讓賢」（試想內地公安工會公開叫國務院總理下臺）。更何況一般記者和市民的質疑和批評？當然警方也曾在記者招待會上面表示，他們稱呼一些市民為「甲甴」，是「不理想、不禮貌」。可惜的是，這類言論仍然不絕於耳。近日，有示威者被警察虐待致死，然後遭到毀屍滅跡的傳聞甚囂塵上。這是非常嚴重的控訴，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時候，我覺得不能輕信。然而，全港市民在電視機前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身着黃衣的市民被警員拖到後巷毆打，警方高層卻說他們只看到警員踢的是一件「黃色物體」。假如這麼明顯而且人所共見的事情，都能被你這麼解釋過去，你又怎能澄清坊間一切謠傳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香港現在面對的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死結，而警方和市民之間的關係，已經是這串死結當中最險要的一環。有人或許以為這時候應該先叫示威者退讓；但我還是要再重複一次，面對大批沒有大台的市民，具備組織能力的政府機器才是真正握有主動權的一方。警方眼下第一要務，恐怕真的不是再給自己打氣，而是設法修補警民關係，贏回全體市民信任。

梁文道：建制的大台在哪裏？（香港危機解析之二）

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起的政治運動，至今已過百日。我們現在到底是快要走到終點，看到整件事情的收場？還是正在目睹一場更加漫長，更加龐大的變革的開端？不管這是結局還是序曲，就像上週我在這裏所說的，我始終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等建制力量，才是整件事情當中的真正主導。他們的判斷，他們的作為，方是決定形勢走向的關鍵。那麼在過去一百天以來，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現在的情況到底是比一百天前更好？還是變得更加惡劣？仔細觀察，任何稍微客觀一點的人可能都會同意，整個建制力量在這場運動當中的表現簡直是充滿誤判，有太多彼此矛盾的作為，太多欠缺協調的行動，簡直讓人懷疑這像是一部沒有人駕駛的非智能汽車。

最近的例子是何君堯議員發動的「全港清潔日」，對於大部分香港市民，尤其是示威者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挑釁性質的動作。所以新界鄉議局研究中心主任薛浩然先生最近接受採訪，便抨擊這是一個錯誤的行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那邊正要仿效法國總統馬克龍，預備推動她的落區大計，試圖在社會中逐步形成一股和解對話的氣氛；何議員這頭居然就號召他的支持者，主動走進最容易引爆雙方衝突的場所，展示實力。何議員當然是建制派的闖將，但他這一回有沒有和本地建制派名義上的領袖行政長官溝通過呢？又或者在特區政府和何議員之上，還有沒有一個更高的協調機制跟決策單位？如果有的話，他們到底是打算要逐步軟化社會堅硬的對立氣氛？還是想進一步推高矛盾？

再往前推，林鄭月娥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之後，就立刻表示要對社會釋出善意。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合理預期，建制方面接下來大概會想盡辦法，擺出一副與人為善的姿態，好感化他們心目中「冥頑不靈」的年輕學子。可是非常奇怪，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我們就在新聞鏡頭前面看到一個年輕人只是站在馬路對面斥責警察，就被他們追上去一輪暴打的場面。乃至於那兩個星期每遇警方涉嫌過分執法的消息，網上就有人謔稱這叫做「釋出善意」。這到底是因為警方的行動當中有太多偶然和意外的因素，沒有辦法完全規整起來？還是警方和政府高層之間根本沒有同步當下行事的原則？又或者像一些論者所說的，警方早已不在特區政府的掌控之內，林鄭月娥已經完全被架空？

一直以來，我都相信林鄭月娥以其帶罪之身，遲早有一天會成為一位虛位特首（如果不是讓她儘快下臺平息風波的話）。同時我也相信之前由路透社流出的錄音在某程度上是她的真心話，身在重重節制之中，她能做的事情其實很少。所以現在香港各方建制力量的任何行動，可能都不需要跟她先打招呼，更加不用得到她的同意。但問題就在於她始終是香港名義上的領導人；並且就算空間很小，她也還是要繼續做一些事情來「止暴制亂」，例如眼下的對話大計。於是問題就變成，你繼續要用這個人在枱面上主持大局，但又不真的給她全權，還要讓所有人都覺得她命不久矣。那麼接下來她究竟還能做些什麼？再加上各方自行其是，給整個社會傳遞出自相矛盾的信號。於是由她所領導的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只會進一步下降，沒有多少人會認真看待她的任何行動，也沒有人會真的相信她的任何言語。在這個情況底下，她又該如何完成中央的託付？

究竟中央是想香港特區自己處理眼前的危機？還是想把主導權接到自己手上，乾脆自己站到前臺呢？從此前內地媒輿論場對於香港情況報導的節制可見，八月以前，中央確實是給了特區政府足夠的空間去自己解決問題。只惜特區政府確實無能，於是八月之後，中央以及內地各部門的無形之手就開始清晰可見。然而所有這些動作，看起來不只沒有和特區當局溝通，就連它們自身也都充滿了矛盾。最簡單的例子莫如所謂「福建幫」的現身，這是內地地方相關部門的策動？還是民間人士自告奮勇？自從「721元朗事件」之後，香港警方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民間對它失去信心，認為有一種警黑合作的現象。現在忽然來了一幫以「福建幫」為主的內地人士，挺身而出，說要幫警方「平暴」。到底香港是由誰在執法？這麼做到底是幫了警察，還是害了警察？

另一個例子是內地民航部門對國泰航空的步步緊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之所以開始得到國際關注，就是因為各國商界對香港營商環境變化的憂慮。正當中美貿易戰戰火持續，美國國會要嚴肅審議香港問題的節骨眼上，西方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都在擔心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以及中國企業背後是不是都有一支政府的巨手。你忽然要求國泰航空處理它犯了「政治錯誤」的員工，這到底是想要淡化猜疑，還是想製造新的焦點？而且還要知道，就算你再不喜歡也好，那些員工犯了再嚴重的政治錯誤也好，按照香港現行法律，他們的個人政治表態應該是要得到保護的。結果國泰航空迫於壓力的作為，不只讓它成了國際商業新聞的頭條，在西方國家響起警號；更讓很多香港人感到，他們對逃犯條例修訂背後的深層心理疑懼果然是真的。

我們可以看到內地各個部門和各方力量都在試圖從自己的角度出手「幫忙」，但他們似乎只是遵循一套固有的政治邏輯和意識形態慣性，既沒有搞清楚香港局面的真相，行動之前也沒有長遠和宏觀的效應考慮，並且缺乏彼此之間，以及和香港當局的協調。真沒想到面對這麼重大的危機，原來不只民間反抗運動沒有大台，而且就連建制力量也好像沒有大台。

梁文道：「好打得」對話？（香港危機解析之一）

儘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正式宣佈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但是或許會令一些人感意外，為了這條條例而引起的龐大社會運動，卻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因此可以發現，這場運動的性質其實已經跟三個月前剛剛爆發的時候有很大的不同了。同時還能肯定，這場運動越是拖下去，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回應越是不能及時到位，它就會變得更加複雜，更難平息。該怎麼樣理解這場運動？它又將把香港和整個中國引向何方？恐怕不是區區兩千多字的篇幅說得清楚。所以不妨先讓我們想像，對於香港甚至中央政府而言，或能暫時止血的最佳方法。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兩個前提。第一，在整件事情上真正握有主動權的，其實是包括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內的建制力量，而不是看起來聲勢浩大，創意層出不窮的民間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建制這回面對的是一次沒有明確領導，也沒有大台組織的全新模式的運動。這種運動很容易自我催生各種向前推進的辦法；但要說到跟政府談判，往後退讓，這種協調卻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論建制力量有多不情願，事實上整件事情已經充分國際化了。儘管拿三十年前的北京和現在的香港來比較並不恰當，但我們仍然可以說，如果事情的結局就和當年一樣，中央面對的局勢絕對要比三十年前險惡。因為對於西方社會而言，當年他們仍然相信透過不斷的交往（尤其是經貿往來），可以逐步改變中國。但現在他們只會把香港事態的演變，當成是阻止中國這個龐大異己強權稱雄世界的機會。假如香港遭到強力鎮壓，中國這一次所面對的圍堵絕對要比之前猛烈堅決。所以就像我之前曾經在此說過的，不論是啟用駐港解放軍部隊，還是安排駐紮在深圳的武警入城，甚至由香港特區政府自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全都無異於「攬炒」，是種一舉摧毀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同時深度破壞整個國家新冷戰佈局的自殘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想，下一步只能由建制勢力繼續出招，而且不是所謂的硬手。既然連撤回條例也都失效，那麼再來是不是應該像很多論者所言，乾脆順應民情，由政府推出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老實說，時至今日，我已經很懷疑這個做法還有沒有用了。雖然有這麼多人提議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像它是一個萬能藥箱，只要有它就藥到病除似的。但是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該如何構成？派什麼人選加入才能讓所有人接受？它調查的範圍該有多大？調查的方向和重點又是什麼？對於示威者而言，這個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對象當然是警方；對於建制派而言，這個調查委員會則當然要以示威的由頭和背後的組織為目標。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只要政府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這種往昔常被用來擺平爭論，拖延問題的妙方，它本身就會成為下一輪爭議甚至運動的焦點。更別說遲遲不願推出獨立調查委員會背後的難言之隱。

何以致此？那當然是因為政府的認受度太低。從8月31號太子地鐵站到底有沒有人死亡這一件事的爭論就能看到，香港社會對建制的不信任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以大膽的說，今天的特區政府就像一個借了大量高利貸的債仔，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事倍功半。回到三個月前，整場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我曾經提過林鄭月娥接下來幾年可能會變成一個虛位特首。說她只佔虛位，那是因為整件事情已經充分表現出她低得出奇的政治智商，中央政府只要稍微明智，就不可能再信任她的管治和判斷。更重要的，是她的決斷不只拖累整個香港建制派，還替中央帶來了嚴重後果，既為美國在貿易戰上送出一張trump card，又間接助選蔡英文，犯下這麼驚人的政治錯誤，怎麼可能沒有後果？但是我當時仍然相信她會留任，是因為我覺得中央不可能再次中途撤換特首，損耗權威。然而過了這三個月之後，我卻覺得接受她的主動辭職，恐怕才是中央政府擺平眼下局勢的最佳辦法，甚至要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容易。

為什麼中央政府兩年前會選擇林鄭月娥？那當然是因為聽信了某些人的推薦，相信她是一個能吏，她不是有個很有名的綽號，叫做「好打得」嗎？但熟悉香港政壇情況的人都曉得，這個綽號其實來自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當年的一句戲謔，原意是嘲諷她可以不顧一切推進政令的作風。簡單回顧她的從政生涯，不管是接近二十年前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的「一筆過撥款」，還是後來擔任發展局局長時的推倒天星碼頭、市區重建，以及新界丁屋僭建事件，都能讓人見識到她的硬朗作風。沒錯，除了僭建問題無疾而終，這些任務她多半都能順利完成，但也幾乎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幹完之後而不帶政治後果和社會效應的（「一筆過撥款」直到今日，還是社會福利界許多員工的心結所在）。她就像是一具火力威猛的槍械，殺傷力非常大，但是後座力也一樣驚人。只不過以前她不是整個政府的老闆，於是幹什麼事情都可以一往無前地勇敢衝鋒，然後讓包括其他部門在內的整個政府去替她消化負面效應（當年她處理市區重建結下了那麼多的樑子，好在那個時候曾蔭權班子是回歸以來最能和整個社會打交道的政府）。現在她自己主事，硬幹的後果就是眼下結局，幾乎拖垮整個政府，北京則成了承擔林氏效應的最終對象。

以其風格而言，最擅長做的可能就是讓三萬警力繼續「止暴制亂」，讓社會發生更多衝突和爭論。但要說到對話與和解，那恐怕還真不是她的強項。凡是見識過她怎麼和人「對話」的，大概都還記得她是如何在會上不斷照本宣科，走的時候連對方提出的建議書都丟在座位上面，這種乾脆連戲都不演的作風。至於邀人和解，我就不能不想起她兩年前組織班底，竟然可以出現見完面之後，讓本來有意加入政府的人才都大打退堂鼓的情況。想要順利解決當前危機，本來就要有一個政治智慧出眾，懂得裝模作樣的政治動物，但很可惜，導致今日局面的林鄭月娥實在不具備這種本領。可以大意公佈青年不是「社會持份者」， 在半公開聚會當中擔心自己現在沒有辦法逛商場，我怕她只能延續危機。

梁文道：所謂「攬炒」

直到這一刻為止，無論民間，還是部分建制派人士，都還有很多人按照一種不加思索的習慣，形容香港示威人士上街，是為了要表達某種「訴求」。但請回頭看看，打從6月9號第一次百萬人遊行開始，一些學者的調查就已經顯示，很多人之所以站出來，根本就不是想要表達什麼訴求。恰恰相反，他們似乎認定無論是什麼訴求，政府也不可能答應。為什麼明知道政府不會有任何讓步，他們還要耗費時間和精力，甚至冒着犯法的危險走上街頭呢？雖然6月14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好像給了大家一點點期望，以為這個政府說不定還能聽見一點點反對的意見，於是有了後來「五大訴求」的說法。但是我們始終不應該忘記，在這一次延續了好幾個月的運動裏面，出現了一種香港以前非常罕見的民間情緒。不是為了讓政府答應什麼，卻是最單純的抗議，一種夾雜着憤怒、絕望，甚至自我犧牲的情緒。它並不期待什麼更美好的未來，反而預知毀滅。最能體現這種情緒的，大概就是目前示威者當中仍然算是少數派的人所主張的「攬炒」了。

什麼叫做「攬炒」？那當然就是玉石俱焚的意思。懷抱這種主張的人，相信曾經在香港備受珍視的核心價值即將消亡，而香港一切最重要的社會體制也快要傾覆。既然這是不可避免的終局，那麼在臨死這一刻，他們至少也要讓中央政府甚至整個國家陪着沉淪，因為他們認定中央政府就是造成香港今天這個局面的元凶。先不必討論這種想法是否合理，也可以暫時不用去管這種想法在香港民間究竟有多大市場；我真正關心的，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這種表面上聽起來難如登天的事情，只要我們大家看看眼下的現實情況，就會驚訝地發現，它居然出奇的容易。首先就像我之前在此說過的，香港對整個國家的價值，就在於它那非常獨特，幾乎不可替代的國際地位。所以，只要能讓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個發達國家不再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並且以香港問題為由抵制中國，再加上對臺灣問題的影響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這種自殺式攻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各界似乎一致認同，要達到這個結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誘使駐港解放軍部隊出動，又或者逼得正在深圳佈防的武警過河入城（當然，現在還得加上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使香港進入正常法制被懸置的狀態）。以最近警方越來越失控的表現，以及部份信奉「攬炒」的勇武派不斷升級的野貓戰術來看，我可以悲觀地說，再這麼下去，要出人命恐怕是遲早的事。而不論是哪一方有人遭遇不幸，「攬炒」的結局恐怕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點燃了。

在我看來，這就是香港這個夏天以來一切事件當中最奇特的一點。那就是所有最理想，最能緩和局勢，最可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全都變得異常困難。與此相反，最糟糕，最能惡化局勢，最容易導致災難爆發的事情，反而變得特別容易。換句話說，最不符合香港多數人利益，最能傷害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但卻又只有少數人才真正渴盼的局面，反而是如今最有可能實現的。我們到底是怎麼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呢？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留意，「攬炒」派可能還不限於大家所知的枱面上香港這少數人。不管是在北京、香港，還是國外，都可能有些力量正想改變中國的現況，又或者只是試圖趁亂保存既得權益。對於這類人來講，「攬炒」並不是件壞事。

梁文道：狼真的來了

外國勢力真的來了。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去信聯合國秘書長，指控美國參與香港暴亂。他們展示了兩項證據。其一是近日建制派圈子中廣泛流傳的一張相片，顯示一群人夜晚在公園聚集，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在港「訓練中心」的活動。另外一項，則是郭文貴和梁頌恆的視象通話影片，在這條片子裏面，郭氏提到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密友班農將會全力支持後者活動的消息。如果不是「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諸君表情如此認真，整個記者招待會的場面又這麼莊嚴，我還差點以為這是一個鬧劇。想想看，美國花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在香港指導和組織示威者的行動，居然連個秘密聚會的場地都沒有，搞到要和大媽搶公園開培訓班，這難道不是一個喜劇片裏面才會出現的情節嗎？再說郭梁那段通話，假如郭文貴的言語這麼可信，到了一個可以拿去送交給聯合國當證據的地步，那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是不是也要同時相信他之前對王岐山副主席的一連串指控呢？

其實若真要指控美國，香港建制派這一天最應該做的，是去美國駐港領事館正式抗議，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他一連串關於香港局勢的推特道歉。但是非常奇怪，直到執筆此刻，我好像還沒有見到本地建制派有任何一人出來譴責美國總統近日對香港事務的公開干預。須知特朗普不止建議習近平主席私下會談港情，甚至勸他本人最好親身上陣和香港的示威人士見面。光是這樣指手畫腳也就罷了，沒想到他還直接把香港問題和一連串的中美貿易談判掛上了鈎，直接挑戰中國主權。除此之外，美國國會復會之後，很有可能提前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其中甚至警告香港若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美國政府可以終止《香港政策法》，連帶的效果就是不再承認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政府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現在美國居然把這件事情當做籌碼。什麼叫做外國勢力？這就是擺在陽光下最赤裸裸的外國勢力了。香港建制派何必總是捨易求難，幹一些在公園人群相片裏面辛苦辨認美國中情局探員的事呢？

為什麼美國膽敢這麼公開地干預香港事務？理由之一，自然是因為在中美新冷戰的局勢底下，香港是一張被特區政府送上的好牌。另一個理由則是因為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一向都是各國利益所在，難免外國勢力介入。事實上，比起特首林鄭月娥眼中的眾多「廢青」，美國才是當前香港問題更大也更危險的「持分者」。

首先要搞清楚，北京對於香港問題應有一個心理死線，那就是10月1日建國70周年的大日子。很多論者指出，假如到時候香港的情況還沒有平息，甚至在10月1號當天仍有過百萬人規模的遊行，那麼中央的顏面就很難看了。很多人以為這只是一個單純的面子問題。但事實上，這個所謂的「面子」還是一個非常實質的裏子，因為它根本就是統治權威，是人民服不服管，順不順從的關鍵。面子受損，那就表示這個權威的一角開始崩裂，牽涉到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決心在10月1日前平緩香港局勢。但它手上有什麼工具呢？曾有人認為，時間就是不錯的工具。隨着時日日久，也許香港市民就會疲倦，覺得反正上街也沒有用，乾脆回去過好日常生活算了。又或者9月開學，學生忙得沒有時間校外活動。可是目前種種跡象卻顯示，對特區政府極度不滿的市民簡直是越戰越勇，他們根本不是為了有用才上街訴求，反而是覺得無論如何都不會有用而出來「攬炒」。至於9月開學，則極有可能是罷課的開端；青年學子不必只在網上溝通，還能天天當面聚會，在校園內製作標語道具，說不定還會引發警察進入校園「平暴」等更大的衝穾。

如果特區政府自己搞定，那當然最好。可是萬一不能（目前看來也的確不行），那麼中央政府就真的要出手了。大家最關心的，自是駐港解放軍部隊會不會出營入城。不過我們都曉得，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陳道祥少將，曾向美國國防部亞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部長海大偉表明，解放軍不會介入香港當前事務（這就說明了美國確實是香港問題的「持分者」）。那麼接下來還有什麼選項呢？目前駐紮在深港邊境的武警部隊，確實是一個可能。武警部隊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理論上可以視同軍隊，但職能名份又和解放軍不同，頗有可操作的模糊空間。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一方面讓武警入港，同時又能盡量降低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反應了。首先，我非常懷疑武警部隊會不會真在香港執行武裝鎮壓任務。說不定只需大批裝甲車進入香港各區，心理震懾就已綽綽有餘。真正髒事最好還是交回給香港警察自己料理，以此向港人及國際社會凸顯中央武裝力量威武文明之師的形象。

接下來無論是武警進城，還是真的動用駐港解放軍，事前也都需要宣傳和公關上一定時間的鋪排。今日回看，7月1日示威人士衝進香港立法會那一天，應該就是這場公關輿論戰的開始。在此之前，就算發生了200萬人的大遊行，香港這方面的消息在內地也都還受到嚴格控制。但接下來，大陸民眾能夠得到的消息就越來越多了（當然是經過過濾的消息），再加上防火牆以及輿論機器的開動，不只官方的定性一路由「港獨暴動」上升到「恐怖主義」（恐怖主義這一點是對國際社會說的），民眾的情緒更是逐步高漲，直到《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機場被打，達致高潮。那一兩天是香港過去兩個月來最危險的時刻。中央武裝力量固然如箭在弦，此時發動，對照大陸洶湧民情，已經可以對外用「非常節制」形容。更可怕的是當天同時傳出中美貿易談判利好消息，原定加徵關稅可以延後到12月中旬，特朗普更用媒體放話和推特表明：1. 香港問題複雜，希望解決時不死傷。2. 香港問題不能夠算到他的頭上（這句話並不單是說給中國人，更加是說給他國內政敵）。

然而政治的事情，一日都嫌太長。不過兩天，「英雄」付國豪的消息被中央急速降溫，大陸關於香港的輿論受到一定控制。另外，可能是受限於大選壓力，特朗普居然又擺出一副要把香港問題拿出來好好再談的姿態。這一切到底說明什麼？那就是「外國勢力」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跟香港建制派拿來推卸責任的那種藉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而香港反建制市民也不應該把希望寄託在這些各懷鬼胎的政客身上，他們隨時能把你拿去交易。沒有多少人能確定眼下死結如何解開，我只知道香港還在懸崖邊上，並且越走越是凶險。

梁文道：原來真的只是做夢

獨立調查委員會之所以難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因為體制的習慣，這些委員會必須要在它所調查的事件已經告一段落之後，才有可能順利開展工作。然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卻是當前各種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成為各種和平集會以及勇武暴力不可止竭的原動力。想要打破這種僵局，有些朋友建議中央政府乾脆採取最有效卻也最劇烈的手段，那就是先讓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下臺，舒緩民怨，再在半年內安排一次補選，讓新任行政長官宣佈啟動獨立調查委員會，給香港一個重新起步的機會。不過我們都曉得，比起現在就推出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做法更是天方夜譚。

我們要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九七回歸之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因為「腳痛」，已經沒有辦法完成他的連任任期。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中途補上，而且順利連任，但卻在做滿第二次任期之後入獄服刑。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則根本連參加連任選舉的機會都沒有。二十年一轉眼就過去了，好不容易我們迎來了第四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她怎麼能在任期還不到一半的時候，就因為大規模的抗議而去職？這叫中央政府情何以堪。難道三屆中央領導人全都看錯了人？都不懂得怎麼樣順利處理香港？如果真的這麼做，那已經不是個別領導人是否英明的問題了，而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的權威和能力的問題。如果小小香港都搞不定，將來又怎麼處理統一之後的臺灣呢？更嚴重的是，假如平民百姓一不高興，接力賽似地遊行示威，然後政府領導人便要下臺負責，這對內地其他地區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不過話說回來，林鄭月娥沒有政治智慧，甚至連基本政治判斷力和應對危機的能力都很欠缺的毛病，經此一役，幾乎已經是一個基本共識了。要繼續用她來治理香港這麼一個高度敏感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央恐怕是沒有辦法放心的。再加上她之前犯下這麼重大的政治錯誤，就算按照內地官場的邏輯，也不可能不用她負上半點責任。所以我仍然認為，在可見的未來，她遲早要成為一個虛位特首。治港的實際權力，可能會交到行政會議，更可能會轉交給中聯辦等第二梯隊。可中央政府若要香港長治久安，就不能不繼續追問，當初到底是誰一力舉薦林鄭月娥？為什麼各種渠道在三個月前都還沒有辦法收到足夠可靠的信息，讓中央準確預判今日的情況？

一來是哪怕將來不掌實權，現在也有責任制止危機的擴大，二來是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所以特區領導班子和建制勢力的代表就不得不走出來，一方面提出對策，讓心懷不滿的市民大眾看見未來的方向，願意安心回家。另一方面則面對公眾，把他們向上報的答案公開再說一遍；所以就有了林鄭月娥在8月9號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以及一眾建制派人士的公開發言。他們到底會提出什麼妙策？又會給出什麼我們此前從未想過的答案呢？其實我們根本不必抱有太大的幻想，他們提出來的東西絲毫不讓人意外，那就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去兩個月對他們而言，還真的就像做了一場夢似的。

林鄭月娥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就是一切如常。如前所述，獨立調查委員會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一切，都只能遵循政府機器和建制派這麼多年來的核心思路，那就是以經濟發展回應所有政治和社會的紛爭，把所有問題都化解為經濟成長的問題，讓大家知道再鬧下去是沒有好結果的。就連修辭上也都跟二十年前一樣，無非就是要大家放下歧見向前看，對於自己的剛愎和愚蠢所造成的危局沒有絲毫歉意。

至於葉劉淑儀議員和葉國謙議員在電臺接受採訪時，所說的大概就是他們會向北京反映的意見了，基本上完全緊跟香港建制同溫層對一切大型政治紛爭的既定思路，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海外有組織勢力」動員的結果。近日世界各地的社運組織都在討論，要「向香港學習」搞運動的新方法。還有不少專門報導社會運動的記者，來到香港研究示威者組織和制定策略的機制。但非常強大的建制同溫層當然看不到這些東西，他們甚至連任何人都能公開見到的網上討論都看不到（或者假裝看不到），也就是連「理解你的敵人」這個基本原則都忘了。所以他倆才會指出，示威者懂得在圍堵稅務大樓之後的第二天跑去道歉，是一定有人教路的高招；AirDrop和Telegram是沒有外人指導，年輕人不懂得使用的高科技技術。

也許眼前一切亂象，終將兵疲難興。但看林鄭月娥解決眼下問題的對策，以及本港建制同溫層對於危機成因的解答，我敢大膽預測，未來香港如果沿用他們這種思路繼續管治下去，要不有更大爆發，就只能是持續衰敗。

梁文道：撕裂2.0

我家附近常有野豬出沒，雖然地處新界，但我們這裏可沒有什麼「野豬隊」；相反地，鄉民一直都和野豬相安無事，任由他們在村裏散步。有些老一輩的原居民甚至會向茶餐廳收集麵包皮，每天清早去山邊尋找野豬的蹤跡，餵養牠們一家大小。前陣子，我在臨近一條公共屋邨的小公園看到幾個警察手持盾牌，神態緊張，原來有人報告野豬出沒，要求警方處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要抓那些被嚇得四處亂奔的野豬，就一直守在旁邊觀望，後來忍不住就走過去對幾個年輕警員說：「阿Sir，你們是想抓牠們嗎？其實我們都早把牠們當成村民了，牠們根本不會傷害人，你們也千萬別弄傷牠們。」那幾個年輕人的態度很奇怪，表情冷漠，完全不想搭理我。我再多說了一句之後，其中一個人才帶着點情緒回話：「警察做嘢，唔使你理」。我瞬間感覺到了他的敵意。我非但沒有斥責他，語氣還相當溫和，他何必這樣子去對待一個普通市民呢？好在這時候有一位年紀比較大，看來職級也比較高的警員站了出來：「放心，我們不需要抓牠們，那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只是接到報案，過來看看，提防牠們傷及居民。我們只要把牠們趕回山上就可以了」。然後他還說了一段讓我有點感動的話：「其實講真，呢的野豬先係呢度嘅原居民，是我地啲人霸佔咗佢地地頭。」這才是我過去幾十年所逐漸熟悉的香港警察，能夠用一種很日常的語氣和街坊聊天，就像我們的夥伴一樣。這件事又讓我想起前幾年隔籬鄰舍發生了幾起爆竊，就有便衣警員日夜巡邏，晚上偶爾坐在村公所門口小休，大家路過總是會打聲招呼，請他們喝點茶水，或者至少對他們說一聲「辛苦晒」，他們也會非常客氣地笑答「應份嘅」。

所以看到今天這樣的場面，我格外難過。到底是什麼力量把警民關係推到現在這麼惡劣的地步？就像那天我碰到的幾個年輕警察，為什麼一上來就帶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要那麼不客氣地對人說話？我唯一能夠想得到的解釋，大概是他們也感受到了空氣中彌漫着的敵意正在包圍他們。走在路上會有人瞪着他們，甚至不時有人低聲嘟囔「黑警」；坐在茶餐廳吃飯，沒有人願意跟他們搭枱，而且還要擔心裏頭的夥計會不會「加料」。既然世界與我為敵，我也只好把全世界當成敵人。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越是如此，他們越要彼此靠攏，把「警方士氣」當成唯一的救命索，形成一個非常內向的同心圈層。一旦離開這個圈子，就是外面世界裏面各種各樣的批評甚至辱罵，以及大街上無數臉孔模糊的敵人。

除非你參加撐警集會，明確身份，否則他們真要以為所有市民都是潛在的對手。不是嗎？你看7月22日那天晚上以暴動罪名被捕的49人，其中有學生、工人、教師、機師、護士和廚師，這幾乎就是整個社會的局部切片。在過去幾年來的訓練和文化轉向當中，香港警方已經逐漸習慣把所有示威人群當成破壞法制和社會秩序的搞事份子。曾經，年輕人和學生就是這種「搞事分子」的主流。現在，他們甚至沒有辦法再用幾種簡單的身份類型去辨識示威人士了，因為那裏頭什麼階層都有，什麼年紀都有。在行動現場，一眼望去，那黑壓壓的人群當中，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分得清誰是來示威，誰只是恰好在現場。他們莫名其妙地把一個路過的外籍女子推倒在地，是不是因為他們聽說有些外國勢力混雜在示威人群當中，而且她正好從對手那邊走來？他們用粗言穢語羞辱記者，甚至動手，是因為他們認為記者總是偏幫對手（哪怕那是《大公報》的記者），甚至有掩護「暴徒」後退之嫌？他們對着天橋上的圍觀人群發射催淚彈，是因為他們懷疑自己正被全方位地圍堵，所有看起來最不像參加集會的人都有可能在包藏對手，就像最普通的市民也會到集會現場「接放學」似的？這種情況，簡直就和美軍在越南，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一樣，是「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反過來看，這當然又加劇了對立，原來就已經討厭警方的群衆會變得更加仇恨他們，同時這還波及到越來越多的「中立市民」（如果今天還有這回事的話），使得後者也都開始不滿。更不用說，隨着時日積累，警方的生理和心理條件都已經像在壓力鍋裏面一樣，瀕臨臨界點，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更嚴重的爆發。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死結，它帶來的撕裂不再是過去的黃絲與藍絲，而是嶄新的，武裝集團與平民百姓之間的撕裂。我們將要看到一種香港史上從未見過的情況，幾乎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吃過催淚瓦斯，或者至少對抗過警方（「67暴動」所動員的年輕人在數量上絕對少於今天）。他們將來對於這個合法武裝集團會有什麼態度？他們中間有誰好意思說自己想要加入警察，而不怕被同伴藐視？中央政府更加在意的，則恐怕是這一代年輕香港人未來對於整個體制的看法。這一切該如何收拾善後？

在這種情況底下，再說支持「警方執法」之類的老話，明眼人都曉得無濟於事，並非從根處緩解當前對立情緒的妙方。而警方最在乎的「士氣」，我擔心就只是像鴉片一樣，是一種吸了一口，可以讓自己舒服一點的抱團取暖，當他們回到街上，外面那個越來越危險的世界始終還在那裏。其實回顧着這整個夏天所發生的一切，焦點怎麼會轉變成了警民對立呢？這難道不是因為特區政府的領導層在修訂《逃犯條例》一事上犯了一連串政治錯誤的結果嗎？特首在過去一個多月來近乎罷工的態度，無異於把自己的問題推到警察身上，不止擴大了原有的社會裂痕，還從根本上轉變了這道裂痕的性質，而且禍延未來。病根已植，暫時休止這一切的治標手段，只能是很多社會賢達所提倡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就連劉兆佳教授和香港總商會也支持這個做法，可以大膽推測中央政府對此沒有異議。然而，就像曾鈺成主席所說的，獨立調查歷來都是在事件休止之後才能開展，現在怎麼能以它作為止亂的辦法呢？我下周接着再談。

梁文道：721事變的效應

7月21號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理想的劇本應該是這樣的：示威人士應該非常不滿遊行終點只在灣仔，他們一定會不理警方警告，繼續向前推進，他們最遠可以到達什麼地方？遠處又還有什麼目標？那當然就是中聯辦大樓。順帶一提，就連劉兆佳教授都注意到了，對建制派而言，當晚警方最失職的地方，可能還不是元朗血案的爆發，而是往昔示威者絕難親近的中聯辦，居然神奇地沒有警力佈防。於是示威人群順利抵達中聯辦大門口，部分情緒失控的群眾犯下大錯，汙損國家最神聖的象徵，甚至還在大樓外牆上噴上「支那」等最辱華的字眼。

本來到了這個地步，接下來只要按照一套從五年前開始生效的老敍述走就夠了，將整場運動定性為港獨勾結反華勢力，妄圖挑戰國家主權。然後藉着經過高度過濾和充分操控的媒體環境，在大陸發起一場全民針對香港的言論攻勢，由此站穩道德制高點。回過頭來，再在香港以「國家主權不容挑戰」大旗掃蕩所有反對力量，先是拿掉所有參與其中的政治人物（以及DQ未來的新生代），然後壓制一切孕育整場運動的基礎元素（比如說找一個罪名去關閉「連登網」），跟着順勢推出更新版本的國民教育，乃至於23條立法。

然而同一時段，竟然發生了搞壞整盤棋的元朗恐怖襲擊（按照國際通用標準，這當然是場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對比灣仔金鐘銅鑼灣等遊行重地。7月22日元朗街頭水靜鵝飛，所有店鋪齊齊關閉，更是真正恐怖襲擊之後的典型景象）。數百名形似黑社會的白衣暴徒，使用武器無差別毆打元朗港鐵站的市民，不管那是從遊行現場返回的示威人群，還是在外用膳歸來的一家老小，更不管那是孕婦還是幼童。平常真能像速龍一樣行動的警隊，這晚姍姍來遲，卻又走得太早，正好讓暴徒拉起鐵閘發動第二次襲擊；能在地鐵站地毯式搜索乘客行裝的警察，當天則目送暴徒回村休息；連面對記者都要用粗口問候人家母親的警方，碰到暴徒就搭晒膊頭，客客氣氣地心領人家的幫忙。早有涉嫌恐嚇競選對手前科的何君堯議員，更在路上大搖大擺地和白衣暴徒握手致意，宣佈他們是他的英雄。

無論起因，這起事件都全方位地呼應了香港反建制力量多年來一套主流敍述：建制力量的基礎是一群沒有知識，沒有教養，狂暴野蠻的鄉民草根。其中還包括一些黑社會，他們並不真正關心政治，只是為錢辦事。而警察不止自己其身不正，更明目張膽地勾結了他們最應該對付的黑色勢力。至於民間綽號「西環契仔」的何君堯議員，他的表現則「證明」了中聯辦在這件事情上的角色，以及「串通鄉紳黑」的一貫傳言。

也就是說，7月21號這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分別餵養了這兩套關於香港政治衝突的平行敍述，提供了它們分別需要的養分。中聯辦大樓外的事情，可以給建制力量加緊壓制的藉口；元朗事件，則為民間反建制力量提供升溫續航的動力。這是兩套老死不相往來的敍述，各有各的聽眾，各有各的市場，絕無任何交集。從過去五年建制派大獲全勝的表面來看，似乎說明前一套敍述果效，其背後力量也更加強大。即便如此，今天香港依然陷入空前危機，可見這一套敍述不能治本。非但如此，經過兩個月來一連串事態的演變，現在就連淺藍和溫和建制力量也都發生動搖，紛向第二套敍述傾斜。為什麼？除了很多專家論者已經提出的見解之外，我以為這裏其實還包含另一個看起來不是那麼要緊，實際影響卻非常大的元素。

從北京到香港，建制力量一直憑着他們「代表十四億中國人的心聲」的那一套敍述，以國家機器之力形塑香港局勢，自以為無往而不利，從來沒有想過要對應反建制力量那一套敍述，於是就連最表面最基本的問題都不顧了。簡單而粗暴地講，這就是形象和民心的問題。前年特首選舉，曾俊華先生的例子沒能讓他們反思，香港人是多麼容易被一套體面的形象打動，反而繼續讓何君堯議員之流的人物做他們的臉孔，不顧格調。人家的前鋒是大學生，你就甚至違背習主席在全國大力推動「掃黑除惡」運動的「初心」，起用一群黑社會當黨衛軍。人家示威集會，每一次都有人自動自發清潔善後；你組織大型活動，事後總是一片狼藉，就連國旗都能當做垃圾扔在地上（難怪後來要聘請清潔公司代辦）。人家遊行，是在互聯網上自主串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要反制，就用大巴載來一群群對記者坦白自己從深圳下來，連「支持湯家驊」的標語都寫成「支持孫家驊」的大媽。人家「勾結」外國勢力，懂得用多國語文在世界各地登報；你證明別人勾結外國勢力，卻能鬧出「愛港行動」陳淨心拿着荷里活影星麥迪文（Matt Damon）在電影《Bourne Identity》的劇照，說他是潛伏香港的美國中情局幹員的笑話。 這兩套敍述，在這個意義上講，這根本是兩種香港人自我形象的分別。平心而論，對下一代的年輕人而言，哪一邊才是更具「正能量」的榜樣呢？在一般受過點教育的香港中產階級看來，所謂的「愛國愛港力量」竟然成了恥與為伍的團夥，這難道不值得建制力量深刻自省？

那麼到底7月21號為什麼會同時發生了這兩件事？既然有了西環的事情可以滿足既定劇本，又何必在元朗節外生枝？假如真如很多人所推想，這不是意外，而是彼此相關。我唯一能猜得到的原因，那大概是自從612之後，大陸有多方人員來港收集訊息，其範圍和深度皆多年未見。圈內人都曉得，這一次的檢討對象可還不單是犯下嚴重政治錯誤的林鄭月娥及其班子，更包括整套主持治港方略的原有系統。為了不至淪為「虛位特首」也好，又或者不想整條路線被上頭徹底整肅也好，於是有人獻計，一方面要用西環事件拔升整件事情的定性，另一方面則以元朗事件製造出兩派市民互毆（結果成了單方面暴打，倒是意外），而警方無力馳援的局面，好創造中央不得不出動解放軍，徹底改變這一連串事件的性質，然後保住自己的機會。當然事情如果真到這個地步，這座國際金融中心，這面新冷戰中國最後窗口的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但對某些人而言，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綁架中央，犧牲國家，恐怕不是問題。看何君堯議員元朗事件後不尋常地高調，警方工會近乎造反的表態，可知山雨欲來，中央豈能視若無睹？

梁文道：外國勢力包圍下的特區

香港出了這麼大的問題，本地建制派除了找出通識教育當替罪羊之外，自然也不能錯過萬試萬靈的「外國勢力」。比如說，建制派名人高志森導演就認為，網民在短短幾天之內就能夠完成從籌款、聯繫一直到設計海報等繁瑣工序，在全球二十餘家報刊成功刊登廣告，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其背後一定存在「有組織勢力」。他還拿《南德意志報》為例，質疑這麼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報紙，普通網民怎麼可能想到要找他們登廣告？他的講法不止代表了本地建制派的水平，更凸顯出他們距離香港實況有多遠。首先，《南德意志報》乃是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也幾乎是整個德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怎麼可能有人說它「名不見經傳」。更重要的，是他好像完全不能理解今日網絡社會自我組織和分工的複雜及高效，恍如活在昔日。

當然我也犯了錯誤。兩個多月前，當我第一次在這裏談到逃犯條例修訂問題的時候，我曾經預言：「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見〈這又是一場鬥爭〉5月19日）。當時我沒有想到，特區政府真會放棄這件可以在政治上領功的任務；更沒有想到，原來中央政府並不只是講政治，而且還會關注最實際的國際環境對香港問題的影響。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已經習慣以內地的維穩邏輯來看香港的政局發展，並且屢試不爽。你瞧，每次只要有人使用「有組織的外國勢力」來解釋大陸以及香港的種種矛盾，結果就一定是上升到關乎生死的政權保衛戰，必定會替對手惹來強力的鎮壓和收縮，然後體制一方則平安無事，好官我自為之。佔中的收場，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就算特區政府帶上本地建制力量一起捅出了這麼大的破洞，他們也一定可以合理預期，「不是我辦事不力；而是外國勢力太猖獗，詭計多端，防不勝防」，肯定是個向上交代的最好理由。接下來除了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恐怕還能獲得更多資源去應付下一場硬仗。

然而就像上周我所說的，過去幾年在上頭投注了這麼多的力量和資源，建制派幾乎已經掌握香港大局，「大獲全勝」之後。如果還要抱怨外國勢力搞砸香港，這難道不是自己太沒出息？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真能成功策劃200萬人上街，為什麼建制派又不能動員300萬人出來反制呢？對方只靠一家《蘋果日報》就能成功「抹黑」〈逃犯條例〉，那你能掌握的那些媒體又在幹什麼呢？可見「外國勢力」這句萬能key原來也有失效的一天。

不過話說回來，我也要再次強調，大家千萬不能以為「外國勢力」只是建制派拿來自欺欺人的藉口。事實上，在中央政府眼中，「外國勢力」一直都是很具體很實在的威脅；而身為國際都會的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則是這種威脅能夠撬動中國全局的支點。所以問題就變成了香港這扇門窗到底該開多大，甚至還該不該再開。雖然就連內地的財經專家都會指出香港的特殊地位對全國發展的重要，而且在大灣區計畫的佈局之內，也仍然預設了香港這種特殊地位的持續。可我一直還是以為，在必要的時候，中央會不惜關掉這扇門戶，不只讓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甚至廢棄港元。理由是我以為今天中國真的已經自信到了這樣一個地步，資金和技術的出入可以不靠香港；而且政治安全至上，經濟擺在一旁。且看無論是佔中運動期間，還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失敗之後，大陸所有輿論都還是「香港早已失色」和「香港的繁榮全靠國家」這一套，更極端的還有「放棄一國兩制，直接管制香港」。如果我們把這些言論當成信號，又怎能不相信中央不怕外國拿香港當籌碼呢？

沒想到經此一役，事實反而證明在新冷戰格局底下，中央還真的不能不關注香港的國際地位問題，也真的不能不理會西方和日本等國家在香港的利益考慮。所以香港這座特別的中國城市到底應該如何管治呢？一方面要考慮到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能像大陸其他地方一樣徹底隔在牆內；另一方面又不能容許它成為外國勢力介入的門戶，使之成為威脅政權和領土安全的漏洞。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還能把這組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縮窄到應該由誰來領導香港這一點。兩年前特首換班，新冷戰形成之勢已然相當清楚，當時其中一位參選人是曾俊華先生。我不敢說他有多宏大的國際視野，但主持過世貿部長級會議，而且長期在國際財經會議上頭代表香港露臉的他，至少還是個「人地知佢乜水」的人物；然而北京卻選擇了林鄭月娥，大概是認為她比較忠心，而且能力高強，執行任務勤奮過人。但在〈逃犯條例〉一役，她不止暴露了對國際政治局勢的無感無知，還把對着底下官員和香港市民的傲慢態度，一路延伸到外國領事以及商會身上。你說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答案肯定是有的。否則我很難想像單憑市民反對，中央就會下令特區暫緩腳步。但問題是誰主動創造條件，給了他們這種機會呢？林鄭月娥這種人真能管好香港這座國際城市？處理好這麼巧妙而脆弱的平衡狀態嗎？未來一兩年，隨着美國《香港關係法》修訂在即，林鄭月娥可以代表香港去遊說美國政壇，要他們放過香港一馬嗎？我甚至懷疑以今日局勢之緊張，她連進不進得去美國，都可能是個問題。同時我們還要關注，香港各個駐外辦事處在一段時間以來，早已主動甩脫外交職責，其人員淪為官場閒職，將來他們又要如何協助香港乃至於整個國家去面對國際封鎖的危機呢？如果北京今天要深入檢討香港情況，也許可以從這一點入手，重新看看整個系統是怎樣把香港這艘船駛到了接近擱淺的地帶？

梁文道：建制同溫層大獲全勝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四位市民為此喪命，立法會史上第一次被人強行攻佔，曾經偏向保守的基督教宗派站出來在示威人牆面前集會唱詩，曾經老死不相往來的本土右派和左膠變成了共同登山的兄弟；各階層、世代和行業的人都發動了起來（其中還包括一個『香港廚師聯盟』），分別舉行一次五十多萬人，一次一百多萬人，還有一次兩百萬人的大遊行之後；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教授，以及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找到了一個共同答案：原來是我們的通識教育出了問題。

我寧願這是他們在沒話好說的時候，拿出來胡亂搪塞的說詞，也不願相信這就是主導這座城市的建制派的真正水平。否則以這種識見，同一幫人馬以同一種邏輯繼續掌控大局下去，香港就真是要車毀人亡了。事實上，與其說是通識教育造成了香港今天這個局面；倒不如大膽地說，恰恰是他們這種說法背後那一整套思維，才是使得香港鬧到今天這步田地的真正原因。首先，通識教育到底是不是導致香港青年政治激進的元凶，這是一些學者專門做過研究的課題，難道他們在下這麼強烈的判斷之前，沒有先去做過一些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嗎？這說明了他們根本不注重學者和知識界的工作（除非那些學者說了些讓他們聽得順耳的話），也沒有嘗試用最客觀最全面的眼光去虛心認知這個複雜的社會。在政府那邊，本來有過一個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點作用的中央政策組；可惜的是，現在這個機構基本上處於一個半荒廢的狀態，甚至淪為一個權貴二代的俱樂部。

這麼多年以來，他們到底是用什麼辦法去了解民情的呢？是政府高官出來主導的所謂「真情對話」嗎？就拿林鄭月娥本人當例子吧，鍾耀華先生說的對，從喜帖街重建開始，到天星碼頭事件，再到佔中期間，幾乎每一次所謂的對話都是聽她像錄音機一樣宣示既定立場，對方說的話她基本不回答，對方呈交的文件和報告她甚至根本不帶走。這種對話到底是出來表演你對過話了，還是真正想要了解和你意見不同的人在想什麼呢？

那麼是香港慣用的諮詢機制嗎？這套系統早在港英年代後期就已經被人批評失效過時，但現在就連這套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有用的機制都還要遭到進一步的擠壓。在近年各種各樣的政策諮詢當中，我們總是看到政府早在諮詢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明朗而堅定的立場，然後再透過建制派的勢力發動友好組織去提交大量支持政府的意見。這還算是真正的諮詢嗎？他們把諮詢當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把所有跟自己不同的立場都看成敵人，所以只想要在這套諮詢遊戲之內鬥大聲壓倒對方，而不是去真正理解對方的憂慮。到了後來，甚至乾脆縮短諮詢期，連做戲的工夫都省下了。

沿襲港英年代的做法，特區政府現在也有大量的法定公務機關和諮詢架構，委任不少社會精英以及各種領域的持份人代表。這本來是殖民地政府吸納社會力量，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工具，離真正的民主遠甚。現在則更退一步，為了保證他們所理解的行政主導，並且延續那種政治鬥爭思維，幾乎所有容易跟自己有不同看法的人都進不去，裏面塞滿了一堆政治上過關的自己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我以前所形容的「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才吸納你；而是因為我吸納了你，所以你就變成了精英」的局面。 於是這一堆組織和機構陸續都變成了政府的圖章機器，既不能讓政府準確掌握情況，也不能獲得市民的信任。目前備受關注的「監警會」，就是一個最現成的例子。

好吧，香港是還有兩級議會的存在。但這就更加是一個嚴酷的政治戰場了，建制力量必以徹底鬥倒反對派為要，務求對手不存容身之地。立法會的本來設計就已經相當有利於政府的統治了，既有功能組別，又有分組點票。反對派議員的空間原已不多，還要廢去拉票這種象徵式行動的機會；再把原本應該稍微中立的立法會主席這個位置，交到一個明顯傾向政府的人物手上。最後更不惜動用公務員體系，在參選人資格上面開始篩選所有不合己意的人物。而曾經是香港反對力量當然代表的一眾議員和政黨，則不斷遭到矮化。終於，從政變成了一種和搞社運差不多的人生路徑。

十幾二十年前，我們常常聽到建制派人物，甚至中央要員抱怨媒體是禍港元凶之一。為什麼政府施政不順？為什麼香港總是有那麼多政治紛爭和噪音？他們認為都是因為媒體不聽話。現在可好，傳統意義上親民主派的媒體，獨剩一家《蘋果日報》。透過種種資本運作，以及利益交易和平衡的設計，包括無綫電視在內的香港絕大部分主流媒體都能算是自己人了。結果呢？原本還算寬闊的媒體光譜被壓縮成兩極，所有不同的聲音也只能夠歸邊到最極端的兩翼，網絡和社交媒體自然吸收了所有不能夠在傳統媒體上面表達的意見。

這麼數下來，建制力量難道不是該大獲全勝嗎？每一次你認為自己遇到了阻礙，指認出你以為的阻礙所在，最後也都能給你找到剷除那些阻礙的辦法。因為你要錢有錢，要人有人，資源幾近無限量供給。於是所有你不希望有對手存在的空間，都真的被你一一收拾掉了。你看，大學曾經被認為是培養和窩藏「反動青年」的基地，現在透過對校董會的控制，不止可以找到讓人比較放心的校長，還能阻止不合己意的人選出任高層，甚至關閉一些研究機構。甚至就連曾經是香港社會治安大患的黑社會，其龍頭家族居然也有人公開支持警方執法了。香港怎麼可能還會失控？理由其實很簡單，這種「成功」無異於建制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空前龐大的同溫層，你聽到的聲音全是自己言語的回音，你看到的景象盡是自己意識的折射；同時你還把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反對意見都趕到了街上。

即便到了此時此刻，面對一國兩制最危險的關鍵轉折，不針對過去這麼長時間以來的既有思維和策略做最深刻最全面最系統的自我檢討，反而找出一個叫做「通識教育」的全新歸罪對象，豈不是笑話？

梁文道：虛位特首與大內群英

時間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十二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的東西。那時候的我比較樂觀，也比較容易有情緒，所以我才夠膽寫下這樣的句子：「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請不要忘記，每一代人的歷史都是由下一代人書寫的；……所以，再見了，林局長。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事實證明我錯了，剛愎猶勝當年的林鄭月娥不只沒有退休，並且更上層樓。不管好壞，將來的香港歷史，更絕對不會少掉她的名字。如今，儘管經歷剛剛過去的六月風暴，現在的我也不敢說《逃犯條例》的修訂不一定不會捲土重來，日後的香港也將不再面臨更龐大的政治壓力。然而我還是願意大膽判斷，林鄭月娥的管制權威在多過四分之一的香港市民上街之後，就已徹底淪喪了。同類的事情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政府早該倒臺。只不過香港當然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不只要為市民負責，更要向北京中央政府負責。那麼北京會怎麼看她呢？

請問，是誰主動表忠，向北京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來修補國安漏洞（我仍然認為這不是北京下的死命令）？是誰告訴北京整件事情可以推進得風平浪靜？是誰低估了香港各階層市民的反應？是誰漠視了這個動作的國際影響？是誰忽略了它在臺灣起到的作用？是誰沒有覺察到這件事在新冷戰格局下的敏感？是誰沒有考慮到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上頭甚至出動到兩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來為特區政府站臺，現在居然搞到這般灰頭土臉，這又是誰的責任？ 簡單地講，這是一次從研究、決策到執行全方位都犯下巨大錯誤的政治災難。前天林鄭月娥對一批政商界代表說：「好多人以為我死了，但我不會死得去。」這句話如果翻譯成香港左膠的常用語，那就是在懸崖邊緣「俾啲掌聲自己」。

沒錯，她當然還不會「死」。北京怎麼可能容許香港養成習慣，每當大批市民上街用腳投票，就要撤下一個它欽點的特首？所以她當然要留在這個位置，好勉強維持政權最底線最薄的那一層面子。但與此同時，北京也絕對不可能再信任她的政治能力，放手讓她管制香港。故此可以預料，香港大概就快要出現歷史上第一個「虛位特首」了。對於「好打得」，凡事都喜歡親力親為，每次考試都想考第一，而且絕不信任他人能力的林鄭月娥來講，這當然是個非常難熬，甚至生不如死的處境。但是大多數善良的香港市民對此實在愛莫能助，只能為她祈禱，但願上天除了替她在天國預留位置之外，也能讓她在世間隨遇而安，找到內心的寧靜。這時候，我們更該關心的，是現有體制如何可能安排出一種配合虛位特首的局面？

難道是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來掌權？稍懂香港政情的人都曉得這絕不可能。那如果從現有的政府班子，挑一個司長上去代替張建宗？甚至形成某種的內閣集體負責制呢？前兩天有位老友告訴我最近政圈內流傳的一則笑談，說沒想到現在這個組合居然還不如梁振英當年率領的那一套班底。真的？不可能吧。但再仔細想想，除了當年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先生比較突破底線之外，情形好像還真是如此。例如，當年的政務司是無論如何都還算叫做能幹的林鄭月娥，現在呢？當年的運輸及房屋局長是張炳良教授，現在出是在港鐵問題上無知無覺的陳帆先生。當年的財政司是曾俊華，現在是民間外號「劏房波」的陳茂波先生。至於背着污點上臺的律政司鄭若驊女士，以及外界流傳，想出借臺灣東風來推行《逃犯條例》修訂這條妙計的保安局長李家超先生，更根本就是帶罪之身，下台可待。當然，我們也不能忘了從上一屆連任到這一屆的「神隱高手」，理論上最應該熟悉香港青年動向的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先生。請問你能從這裏面挑出誰去實際領導香港？又能不能夠放心把這座城市交給他們集體管理？

這種班子又是怎麼形成的呢？其中一個原因，還得說到林鄭月娥身上。記不記得在她勝選特首，籌組班子那段期間的江湖傳聞？當時許多有能力有名望的人都不願意奉召入閣，就怕不能跟她合作。因為她實在太「叻」，根本聽不進任何不同的意見。

那要是復活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淪為窗飾的行政會議，讓它掌握更大的實權呢？首先，作為協助特首決策的最高政治機構，特首有沒有聽他們的意見是一回事，但它也絕對不能免除造成眼下管治危局的責任。所以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先生說的對，它確實需要改組。但是否真要如他所言，加入「反對派」政治人物呢？你就看過去進了政府的榜樣吧，張炳良教授、陸恭惠女士、羅致光教授，乃至於湯家驊先生，請問結果如何？那麼社會上是否還有一些廣孚民望，才德兼備之士呢？也許還有，但我非常懷疑，今天還有誰願意搭上這艘沉船。何況林鄭月娥過去幾年的行事風格，應該早就嚇怕了香港所有還有一點點自尊的精英。比如說備受尊重的「社工教父」周永新教授，接受林鄭月娥的委託，研究退休保障計畫，交出了一份長達139頁的報告。結果卻是被林鄭月娥公開譏刺他「對公共財政概念掌握的還不是很透徹」，然後還要批評他「過往一些隨意的說法，並不是認真學術研究的應有態度」。 再來則是身為「公職王」的黃遠輝先生，他領導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這頭還在仔細撰寫花了很大力氣去準備的報告，林鄭月娥那邊卻先下結論，在施政報告宣佈大規模填海方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王道。可見什麼社會菁英，研究小組，專家學者，諮詢論壇，加起來全都及不上林鄭月娥她一個人英明。辱人至此，除非有更高的權威保證，給出非常實質的承諾，否則又還有誰願作賤自己？

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趁着特區政府虛弱，讓中聯辦進一步掌握管治香港的實權。然而，現在說這種話大概還太早，畢竟我們都還不知道中央對香港情況的檢討會深入廣泛到什麼地步。

梁文道：還沒有完成的武器就要上戰場

最近朋友傳來一段視頻，來源大概是大陸一個網絡上的時政軍事節目。短短幾分鐘之內，它對中美貿易戰的未來發展做了非常極端的推演，從經濟上的互相拼搏，一直說到了核子戰爭的爆發。最有趣的，是裏面運用了大量當今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的常用語，又夾糅了不少眼下流行的「中國優先」措辭，於是儘管旁白說得氣貫長虹，毫無滯礙；但內容卻是不可思議的自相矛盾，空隙處處。例如：「只有全面徹底的防衛反擊，打贏，打痛打服美國，共商共建共享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人類最為仁德善美的目標，才能順利實施」。要用「打痛打服美國」的手段，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目標，本來就已經相當詭異。但我們勉強還能說，這樣的目標真的是胸懷天下，民胞物與。然而這話才說了沒多久，在終於說到核子戰爭爆發之後的場景，卻又忽然來了一句「如果中國人活不下去，那麼要地球何用」。這是一段來自網絡的民間節目，不能說是代表了政府立場，可是在受到高度監控的中國輿論空間之內，它卻折射出了一種社會上存在的心態，及其背後的矛盾。

從華為、聯想到阿里巴巴，中國任何一家國際級企業，近幾年都希望對外營造一個他們面向全球，是純粹的商業機構，而非中國國家機器之延伸的形象。本來這也是在今天這麼險要的環境底下，對中國最有利的一種態度。不過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大型企業卻又被要求得在結構上面跟共產黨加緊捆綁，或者多做一點去井岡山朝聖之類的集體效忠表態，或者要讓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甚或讓官方機構代表直接加入董事會。

這就好比美國等西方國家，最近開始懷疑乃至於排斥在當地工作學習的研究人員和學生，覺得他們可能都是中國的間諜。官方媒體的標準回應，指斥這全是最赤裸的歧視，毫無根據的猜測。可是在去年，新修訂的《國家情報法》卻明說，國家情報機構有權要求任何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和組織在境外協助情報工作，這豈不等於要求所有企業和個人都成為潛在的特務？一條白紙黑字的法例，不就成了所有上述那些「毫無根據的猜測」的佐證？又如華盛頓高層和一些美國政府機關，最近開始把中美矛盾提升到了超過過去冷戰的地步，判定這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官方媒體當然要嚴詞回駁。可是我們看看過去這些年來，難道不正是中國自己的智囊機構和一些御用學者，極力陳述一套「中國文明例外論」，主張承襲並表達了「中國獨特文明」的政治體制，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嗎？到底是誰首先把國際之間的關係理解為文明的差異？

所以當前的「新冷戰」是一種解不開的矛盾，因為雙方都在為對方餵飼更多的彈藥。就拿上述那些例子來說，美方對中國的種種言文攻擊，幾乎都可以從中國這邊找到所需的材料，使得任何最常規的回應失效，也抵消掉了其他可以超越眼下矛盾的論述出現的機會。當然我們可以明白，也許對外宣傳和對內的舉措可以是兩回事，共享全球是一套外交辭令，中國第一則是一種對內鼓動士氣的意識形態方向。可是在今天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是能夠這麼判然二分？有什麼對內講給老百姓聽的言論，是外國人看不到的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中國這幾年真的在着力發展一套內外融貫，既要讓國民認同，還要令世界理解的新型論述。這套論述首先要能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讓中國現有的政治社會體制站得住腳。就像甘陽等學者所說的「通三統」，它首先要完成一個在理論上非常困難的任務，使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傳統和西來的馬克思主義無縫對接，叫大家覺得現在的中國體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的光輝過去，另一方面則是二十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完成形態。不止如此，這套論述還要說明中國經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實不在中國搭上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快車，而在現有體制摸索出來「中國模式」。然後它還要對外投射出一種全球化的「中國道路」，這種道路是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新版本，還結合了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是一種比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吸引的選擇。雖然它有社會主義色彩，可以回應世界各地這幾年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反感；可是它還能夠讓大家更好地做生意，以一種國家主導的商業邏輯促進更繁榮的景象。

這種新型論述來源於各路學者的獻策，種種零碎的想法和理論正在加速縫合，並且開始出現在中國官方口中。不過這種論述的難度實在太大，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總還要面對各種幾乎不可化解的矛盾。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而且還要青年做社會主義運動的接班人，那為什麼又要抓捕一批為工人近日鼓呼的大學生呢？你說你要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那你怎麼面對文化大革命這類文明的浩劫呢？理論上都還沒有辦法完成自洽的細節處理，現在更遇上了以貿易戰為先導的文明衝突。按照這套在理論建構上仍未大功告成的論述，遇到華為遭到抵制之類的事件，最合理的反應反而不是要撇清這家企業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而是大方承認中國的企業有中國特色，必須接受共產黨所充分代表的中國人民意志的領導（這才叫做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但是你又不用害怕它，因為這種企業是另一套世界文明道路選擇的象徵，要比傳統資本主義企業更有效率，而且更能滿足未來全人類的需要（這是所謂中國傳統天下觀的願景）。但是，這種解釋在危急關頭真的有用嗎？當然不行。於是只好一方面還要掛着這套全新的龐大論述，不可丟棄；另一方面趕緊先告訴別人，中國的企業其實跟你們的沒有分別。這就好像中國環球電視網的主播劉欣小姐，和Fox財經主播Trish Regan的那場「辯論」。回應對手關於自己身份的質疑時，她只能夠強調自己也是一個普通「記者」。她為什麼不告訴別人中國媒體必須跟隨黨的信仰？然後抨擊西方人對「記者」的觀念太過狹隘，表面上好像很中性，其實也充滿了潛在的色彩；接着再陳述具有中國特色的記者的優越呢？

梁文道：他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上星期二（5月21號），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先生在深圳接受記者訪問，立刻成為中國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很多人（包括各種對時局不滿的自由主義者）紛紛轉發他的訪談內容，稱讚他的發言要比近日一段時間官方媒體的言論和許多政治人物的水平高得太多。由於背景和所在位置的不同，一般香港人大概很難理解他這段訪談在今天這個局面下的特別之處。

比如近日又有些人開始提倡抵制美貨，鼓動民族主義。但任正非說：「那我的小孩用蘋果，就是不愛華為了？不能這麼說。……我講的是事實，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鉤。華為畢竟是商業公司，我們在廣告牌上從來沒有「為國爭光」這類話。只是最近的誓師大會有時候瞎喊幾句，但是我們會馬上出文件制止他們瞎喊口號，大家開慶功會、發獎章都沒有問題，茶餘飯後說兩句過頭話沒問題，但是千萬不能煽起民粹主義的風。」

官方媒體和很多網民批判美國企業對華為的抵制，任正非則認為：「我們被列入實體清單，美國公司賣產品給華為都必須要拿去批准。美國是法制國家，美國企業不能不遵守法律，實體經濟要遵守法律。媒體也不要老罵美國企業，大家多為美國企業說話，要罵就罵美國政客。……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儘管自己晶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還是高價買美國的晶片，因為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我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友好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張紙就可以摧毀的。我們將來還是要大規模買美國器件的，只要它能爭取到華盛頓的批准。」

中國近幾年很強調「自主創新」，特別是在貿易戰的環境底下，可任正非卻有不同看法：「自主創新如果是一種精神，我支持；如果是一種行動，我就反對。……應該借助人類文明前進。如果說自主創新，鋼板的材料從哪來的？也是別人創新，不是你自主的。」現在中國各大城市滿街又開始出現了學習「雷鋒精神」的標語，任正非對這一點都有不同意見，甚至順帶懷疑大灣區的政策：「當然，中國現在回來了很多人才，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比外國高很多，如果來到中國，要多繳這麼多稅，『雷鋒』精神是不可持續的，雷鋒是把一切都獻給國家、獻給黨。但是，畢竟這些頂級專家是從外國回到中國，不僅沒有優惠，稅收還高很多。最近聽說大灣區可以降到15%，實施措施是甚麼？是不是要在大灣區有戶口，是否要在大灣區有工作？換一個地方就不行，這個政策有甚麼用？科學家本身就是流動的，只在這裏上班8小時，還是科學家嗎？」

上面這些話要是換了隨便另一個人來講，肯定會被口水淹死。但因為是任正非，今天中美貿易戰的主要「受害者」，所以網民不止不批判，反而還誇讚他的格局宏大，視野高遠。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在愛國主義主旋律下被壓抑的不滿聲音也借此浮現，找到了一個突破的窗口，呈現出和近日意識形態機器發動的宣傳攻勢截然不同的圖像。可以理解任正非講這番話的本錢，但為什麼他要選擇在這個時機，表達和「主流」矛盾的態度呢？

事實上華為這麼多年來就和聯想等企業一樣，一直很努力地想為自己塑造一個正常公司的形象。任正非現在這番話，根本延續了華為的既定公關路線，並非今天才突然爆出來。面對世界各國政府、媒體和智囊機構對它股權結構，以及和中國軍方與國安系統的關係之懷疑，這是唯一可取的回應方式。簡單地講，人家越是覺得中國的企業不單純，它就越要證明自己是一家普通的正常公司；人家越是認為你是中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你就越需要撇清自己和政府的關係；人家越是要為你貼上國家的標籤，你就更該強調自己是一個全球企業。

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問題，不是任正非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反而是中國官方控制下的輿論為什麼會反過來想要綁架華為，把它拉上民族主義的快車，幾乎深恐外面不相信它是一個根正苗紅的國家代表？以華為今天所處的局勢，這種鼓動民粹的手法豈無異於落井下石？再放大點看，我們還會發現最近幾年來，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在國際層面）上更多更奇怪的矛盾。還記得特朗普上臺沒多久，「美國優先」還是很多人茶餘飯後笑談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在許多最重要的國際場合中，是以全球化大旗新任掌旗人姿態登場的。那時候就連《經濟學人》等重要媒體都在猜測，隨着美國新任政府的重大政策轉向，美國可能會自此逐步捨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領導角色，取而代之的會不會就是中國呢？且先撇開中國有沒有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遊戲規則，中國究竟在體制上有沒有能力和資格接下這個位置等種種問題，當時中國這種對外取態就和現在的華為一樣，至少從公關乃至於戰略上來講是對的。問題是它在對內和對外的時候，卻分別展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貌。對外，可以高談闊論「平等互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採用最標準的全球化修辭；對內，意識形態機器宣揚的，卻是最典型的民族主義論調，幾乎凡事「中國優先」。到了今天貿易戰最危險的關頭，這種矛盾便更加惡化，幾乎每一次中國在正式場合回應美國的時候，都要斥責美方違背全球化潮流，閉關鎖國。我們是不是能因此合理期待，你會有一個完整而自洽的全球主義立場呢？不料它在國內祭出的卻是重振長征精神，抗美援朝。這種矛盾其實是更大範圍問題的縮影而已，我們有機會再談。

梁文道：這又是一場鬥爭

到底是誰提出要修改《逃犯條例》？這件事情爆發以來，坊間一直有不同的傳聞。最初很多人聽說這是香港政府主動提出要承擔的任務，而且第一個想幹這件事的人，甚至不是特首林鄭月娥本人，而是她手下的官員。本來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在過去十多年來，幾乎從來沒有人聽過中央政府要求香港應該修改《逃犯條例》，好配合內地抓捕逃犯。前幾年還有一些曾經任職中聯辦的內地法律專家，專門撰文陳述過此事的難度。一些資深建制派人士如唐英年先生，則說修例不是中央的「硬任務」，純屬香港特區事務，「不存在中央要求在限時內通過修例的說法」。香港朝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畢竟這是中央政府早已三申五令，香港必須完成的憲制責任。怎麼現在會忽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拋出一個殺傷力完全不下於二十三條的「送中條例」呢？不過，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又看到中聯辦甚至港澳辦也都站了出來，表態支持香港政府的做法，甚至召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要求他們替政府提出的法案護航過關。於是有些朋友恍然大悟，發現這件事情果然是由北京發動，之前的江湖傳聞全都是錯的。

我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最真確的消息，不會知道整件事情的來由。但是我覺得只要把內地官場的某種邏輯套在今天的局面上，香港政府主動推進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還是說得通的。不妨來一次思想實驗，用上一點想像力來推演其中的來龍去脈，就算遊戲，就算不符合事實，或許也能夠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掌握香港現在和未來的走向。

今日中國，沒有比「講政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這種氛圍當中，要考察一個官員的表現，判斷他的前途，首先要看的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否「過硬」，該亮劍的時候有沒有亮劍，面對艱困的時局有沒有迎難而上。就像我去年在這裏寫過的，同樣的情形也正在香港發生，使得政府機器在文化上漸漸和內地接軌，往日公務員所標榜的「政治中立」註定只是一則過時的神話。所以香港特區任何一個官員或者高級公務員，在職場生涯是否還能更進一步，就要看他在政治上頭是否能夠有所表現了。

香港官場本來是個死胡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英殖年代的高級公務員任滿之後通常只能解甲歸田，沒有辦法回到倫敦更上一層樓。回歸之後，本地高官退休，要不是加入一些法定公務組織，在建制外圍發亮發光，就是當個社會賢達。唯有特首或許還能充任榮譽性質的國家領導人職位。可是今年四月，前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卻能上京，成為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說國家禁毒委員會的副主任有好幾個人，曾一哥擔任的恐怕也只是閒職；但這到底是打開了從前曾經緊閉的大門。以後會不會有更多香港官員能在特區升到頂點之後，再上北京煥發他的政壇第二春，替整個國家服務呢？所以特首底下的高級官員就算沒有未來能夠接班特區大位的寄望，也一樣能找到步步高陞的途徑。

再說林鄭月娥本人，自從慈山寺的「握手事件」之後，她對中聯辦的態度可謂路人皆見。事實上她一直以強勢領導自命，圈內人都曉得她對曾蔭權在位後期以來，中聯辦涉入香港事務日深的情況非常不滿；亟欲重振朝綱，確立特區政府方是中央在港施政唯一代表的地位。問題是這麼多年來，「西環」羽翼已豐，樹大根深，在體制內的影響力早已蓋過特區政府，林鄭月娥和她的官員們還能怎麼樣搶奪回特區的主導權呢？其中一個辦法就是「講政治」，甚至要在政治上表現得比中聯辦更激進，更硬朗，比如說要比中聯辦更加關心國家安全和國家法網的完整。修訂《逃犯條例》不就是一個最好的表現嗎？連中央政府都沒有說這是硬任務，至少不算是當務之急，而且難度極大，阻力甚巨，但你居然都能不畏艱辛，「擼起袖子加油幹」，這難道不是對國家的忠誠嗎？

這果然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經過近日的連番討論，大家都能看到這條條例的修改若是通過，將為香港帶來很多不可預料的後果。於是面對社會上日益增高的反對聲浪，以及外國商會乃至於多國政府逐步升級的質疑，本來該顯現強勢領導的特區政府居然顯得手足無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在近年北京認識和理解香港的特定角度下，可能便成了一場特區政府為了彌補國家安全漏洞，卻面對香港反對派動員市民，和西方反華勢力串聯造勢的重要政治鬥爭了。

我很能夠理解李柱銘先生等泛民人士為此訪美的用心。基於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座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把香港事務提升到國際層面，希冀他國奧援，早已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慣性路徑。並且我們還曉得，這種做法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他們很難想像得到還有什麼妙策能夠阻止特區政府。相反地，香港建制和中央政府則有另一種慣性，就是把所有這些行徑都理解為勾結西方勢力，挑戰特區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威。所以在政治上講，它便成了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半步不得退讓的鬥爭。所以中聯辦和港澳辦也都要主動或者被動地循着這個邏輯加入戰場，接過特區政府自己啟動，但是又沒有辦法獨立完成到底的工作。假如「中環」「西環」之爭的傳聞是真的，現在這個境況豈不更加證明，少了「西環」，中環根本什麼事情都幹不成嗎？關鍵時刻，果然還是「西環」最靠得住。

恰巧現在碰上中美貿易戰戰況正熾，雙方攤牌在即，於是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變成了桌上的籌碼。一邊是國家的安全和尊嚴，以及要讓香港進一步整合進全國體制之內的既定路線；另一邊則是這座金融中心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遭到巨挫，朝着喪失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再邁一步。對中央而言，哪一邊的分量更重呢？我依舊大膽下注，前者一定比後者更重要，因為這真的是個講政治的年代，正如整場貿易戰的結果一樣。

梁文道：叫人尷尬的五四

五四運動百週年，習近平選擇提前在4月30日發表紀念演講，除了「聽黨的話，跟黨走」等備受關注的言語之外，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不只如此，他還說「要積極鼓勵青年到艱苦的一線吃苦磨練、增長才幹」。然而，4月29日，也就是這篇演講發表的前一天，卻有五名北大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聯」。那五個青年消失的時候，正好就在工廠打工，可說是貫徹工學結合，真正體驗着勞動人民的生活。

這當然叫人尷尬，就好比清華大學在108週年校慶這個大日子當天，用圍板封堵了校內著名景點「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也就是俗稱的「王國維紀念碑」）一樣。陳寅恪先生寫的這篇碑銘，最有名的是它最後這句話：「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巧合，清華只不過是想維修這座珍貴的紀念碑罷了，外界不宜過多猜想。不過，假如這真的只是正常工序，那就說明清華大學校方的公關觸覺和社會敏感實在太糟。明明知道清華法學院著名學者許章潤先生才因為撰文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明明知道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的大日子即將到來，明明知道「王國維紀念碑文」已經成了現代中國知識人品格理念的象徵，竟依然在這麼敏感的時刻跑去維修這座紀念碑？這如果不是太過害怕發生政治錯誤，就是絕對的愚蠢。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於那五位北大學生的失聯事件。

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在五四前夕發生了這些事情，恰好可以說明五四遺產的尷尬，那是一份你不能不繼承，但又不可能完全繼承得了的歷史資源。

廣義的五四非常複雜，結合並且促生了眾多流行一時的近現代思潮（其中還包括已經被時人淡忘的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乃至於後來各種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意識形態都能夠聲稱自己是五四的傳人。又由於它的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即便是亮明旗幟反對五四的人，在正面宣說自己主張的時候，也不可能完全繞過這座巨大的路標。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則一直在黨史和官方國史的敍述當中，把自己樹立成五四精神的不二嫡傳，其中最標準的說法是五四孕育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但五四孕育的可不只是一個中國共產黨，所以它還是有必要說明五四運動的真髓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怎樣承續發揚了這股精神。有趣的是，隨着時代變化和現實需要，這段故事敍說的階段重點也在不斷轉變。它曾經特別強調「德先生」和「新民主主義」的關聯，以此對抗蔣介石政權的專制獨裁。後來則高揚五四運動反對封建吃人禮教的那一面，接上了自己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改革開放之後，「賽先生」往往被等同於科教興國，符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所言，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官方的五四故事卻出現了奇妙的變化，「否定『五四』受到鼓勵而無所不在」。為什麼一個把自己合法性和五四運動捆綁在一起的政府，能在嚴密的文網當中替否定五四的聲音網開一面，甚至提供舞臺為他們鳴鑼開道？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過去四十年通常作為修飾語使用的「中國特色」，漸漸變成了核心主語。

身在海外的余先生非常敏感：「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包括北大那幾位失聯學生在內的一批青年左派，尊崇馬克思和毛澤東，甚至還「聽黨的話」，深入前線和勞苦工人站在一起，卻遭到校方和安全部門的打壓；而這個政府卻容許黨員資本家馬雲公開宣稱員工「九九六」（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九點）光榮，其理在此。也就是說，除了共產黨作為先鋒黨這一面之外，整套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到了幾成包袱的地步。在中國特色為本，西來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中大部分精髓）可能需要淡化的現在，激烈批判中國傳統的五四自也需要讓路。余先生又說：「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然而，只要這個意識形態轉換的工程尚未大功告成，馬克思主義和五四精神尚有一日不得棄，政府就不得不「創造性地轉化」這些遺產。於是五四的豐富義蘊，在當下便只能獨揚愛國主義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強調其它局部主張（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時候批評五四反對封建傳統太過，但在壓制佛教、伊斯蘭以及基督信仰的時候，則不妨弘揚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說愛國，五四史事也還是能令政府困擾。因為在最正統的官方史述裏面，若要強調當年學子愛國情操之壯烈，便不能不痛斥賣國北洋政府之罪惡；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過，便不可不說它如何粗蠻對待那批學生。那北洋政府當時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呢？五四當天燒掉了國家官員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傷的那批學生，被關三天獲釋，事後不止沒被追究，還成了國民英雄，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詳的佳話。其實1919年六月上旬，學生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一樣有些現在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違法達義」事件。那時候正好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六月五日一封寫給女兒的家書裏面如是記述：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補記：「我們從電話裏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裏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後來的事情我們都曉得，徐世昌總統在六月六日派官員去向學生道歉，學生才肯撤出宿舍……。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梁文道：他們全在影射

禁書總是叫人好奇。有些時候，一本書或者一位作者，就是因為封禁，才忽然在另外一些渠道走紅。例如這本《西漢竹書﹝老子﹞注釋評介今譯──老子向君上的建言》，據說因為「存在嚴重政治問題」，所以胎死腹中，印好了都不讓出。一部研究竹書老子的著作，居然也能夠有嚴重政治問題，這能不叫人好奇嗎？承蒙師友傳贈，我立刻丟下手邊原有的讀物，捧讀貴州黨校教授尹振環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帛書老子與老子術》。老實說，單憑他這本十多年前的老書來論，在多如銀河沙數的《老子》研究者當中，尹先生恐怕算不上拔尖。不過看完之後，我就立刻明白為什麼他們會說他有問題了。原來尹先生真把《老子》解讀為一套對為政者的建言，建議他們可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永遠正確，也永遠別輕易接受各種巧言令色的吹捧，既不能貪慕政治權力，也不可包藏私心；而且還要注意，對着全天下宣稱自己是個大公無私的聖人，如此「強稱賢良不會有好結果」。今天在大陸一個稍微有點政治敏感度的人，看了這樣的文字，可能都會立刻產生聯想：「你這是說誰呀？」所以不管你研究的是老子還是孫子，相關部門先禁再說，以免多事。

政治影射這種事情最有趣的就是它的灰度，理論上可以大到兩邊都能利用的程度。存心要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可以說我明明講的是老子對政治人物的看法，而且那些看法放諸四海而皆準，難道你以為今上是老子所批評的那種人嗎？過度敏感，又或者存心挑刺的人，則能在一段無辜單純的文字當中讀出最辛辣惡毒的譏諷。在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國度當中，這兩端的遊戲來回進退，是玩不完的。而在一個言論格外不自由的空前緊張環境底下，這種灰度則會被不斷壓縮。例如幾年前先是盛極一時的「民國熱」被煞停，因為他們擔心這是一種否定當代的懷舊。然後有些討論蘇聯和前東歐的文章被刪，因為當局認為論者是存心借着那些垮臺了的共產黨政權說事。再來則輪到一批講述納粹時期德國歷史和政治的書籍被禁，主要原因是許多不能直接說話的讀者透過書評和討論，把歷史演繹出了現實意義，當局一緊張，乾脆把「納粹」和「法西斯」當成關鍵詞似的。終於到了今天，就連先秦思想也都成了雷區。

影射是種你看到了什麼，它就是什麼的格式塔遊戲。面對人家的質疑，你很難辯駁自己的真實用心，因為他就是要把你看成老嫗，你再怎麼說自己其實是個少女都沒用。從前大家都會覺得，那種存心要在一切最不可疑的地方看出問題的人，若不是受到政治壓力，深恐受到連累，害怕職位不保的官僚，就是單純的壞人。而現在中國比較有趣的一點，是竟有一批人專門受訓受薪，把這種事當成了職業，而且他們的規模已經大到成了一種維穩產業當中最有前景的一門。

我說的當然就是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審查員。由於政治需要，以及環境所迫，任何涉及信息發行和流通，稍具規模的企業都不能不自聘審查人員。請注意，這些人並不是公務員，他們其實是企業員工，花在他們身上的開銷全都算在企業賬上。但這並不表示這只是一種無謂的支出，只要有本事有地位，它完全可以變成一種賺錢的行業。近日大陸一份著名的新聞刊物便曾報導：「在人民網的業務構成中，審核是極為核心的板塊，人民網公告顯示，其第三方內容審核業務收入2018年同比增長達166%，成為公司所有增長單元中，增長幅度最高的業務板塊」。這麼重要的盈利板塊，人民網現在把它放到了山東省會濟南。原因之一是因為山東的房租便宜，人工比較低，而且大學生不少；原因之二則可能是因為濟南已經在這方面形成了群聚效應，有利於人才流動。根據這篇報導，在人民網落戶之前，已經有今日頭條（含抖音等）、一點資訊、鳳凰網、最右等多家互聯網公司的審核隊伍落戶濟南，濟南地區審核編輯崗的總人數已經接近5000人。我們看到的新聞、文章、視頻、圖片、段子等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會先經過濟南，再呈現到我們面前。……濟南某高校新聞專業的老師透露，很多新聞系畢業生可能不會把審核崗位當做首選，但是在找到更心儀的工作前，或是考研備考前去實習，還能拿到不錯的報酬，也是大家樂意的選擇。在頭條實習過的一個畢業生表示，這裏的團隊氛圍還是非常好的，年輕人的確是很受鍛煉。」

我們不妨大膽推測，這種行業就跟任何其他行業一樣，皆有它的考核指標，達標甚至超標的，自然會受到讚賞，升級加薪在望。審核怎麼來衡量達標與否，應該不是看審漏了的東西有多少，越少越好。因為這種事情一旦出錯，或許就是大事。所以應該正面地看，是你審出的問題越多，表現越好才對。如果真是這樣，那就不止要挑出擺明車馬的批評和嘲諷，更得無疑處見有疑，讓所有躲在暗處的影射無處可藏。又由於產業需要壯大發展，我們大概可以預想將來被認為是影射的東西還會無限擴張，甚至到了每一句話聽起來都像是在給君上的諫言一樣。

梁文道：講格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過去幾年，常有我所熟悉或者認同的那個世界，正在我眼前逐片崩潰的感覺。當然，換一個角度來說，其實就是我過時了，我所相信的一切都不再有效，也都不再有意義了。比如說直到今天，我仍然有一種很土氣的想法，覺得一個稱得上是政壇領袖的人物，應該要有點起碼的格調。我所謂的「格調」可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但大體上那是一種言語行為的風格；以及更加重要的，支撐這種風格的人格基礎。

比如說去年逝世的美國參議員麥凱恩，他年輕的時候參加過越戰被俘，在有「河內希爾頓」之稱的火爐監禁所內慘遭酷刑，儘管受到棍棒甚至刺刀的攻擊，左肩破碎（並且因此留下終身傷患，一輩子都不能再把手舉過頭），但堅決不肯透露任何情報。後來越共知道他的父親是美軍太平洋指揮部的總指揮，採用心戰，想把他放回美國；可他誓死不從，要求越共必須先行釋放所有比他更早被捕的戰俘。於是他在越南這一待就是5年半。後來他回到美國從政，是國會裏的元老級領袖。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他支持同為共和黨員的小布殊連任。可是當小布殊的選戰陣營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凱利的服役紀錄時，他卻站出來批評自己人的做法「不誠實而且可恥」。2008年輪到他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對上了風頭正健的奧巴馬，那時候也有很多共和黨人批評奧巴馬，懷疑他是穆斯林，甚至散佈謠言說他根本不是在美國出生。可是麥凱恩不止一次公開為對手辯護，澄清他自己支持者對奧巴馬的疑慮，他說："He's a decent family man, a citizen that I just happen to have disagreements with on fundamental issues, and that's what this campaign is all about." "He is a decent person and a person that you do not have to be scared of as President..." "If I didn't think I'd be one heck of a better President I wouldn't be running, and that's the point. I admire Sen. Obama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I will respect him. I want everyone to be respectful, and let's make sure we are. Because that's the way politic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merica."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這就是我所說的格調。沒錯，麥凱恩是個美國人，跟我沒什麼關係；沒錯，他當然犯過很多錯誤，而且他的政治意識形態甚至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這個人物的尊敬，因為我所珍視的這種格調，既與國籍無關，也與政治判斷無關。然而今天的美國人卻選擇了特朗普做他們的總統，一個會公然嘲笑殘疾人士，甚至攻擊麥凱恩當年被俘那段經歷的人。我以前常常聽美國朋友跟我說，他們的總統應該是一個他們下一代可以抬頭仰望效法的人物。理性點的話，我自然要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愚蠢念頭，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領袖應該成為所有人無條件服從和膜拜的對象。但是同時我又不得不同意，按照我們人類社會對於什麼叫做體面的某種模糊共識，一個政治領袖的格調是不能夠太低的，否則他在某個意義上做為人民的代表，豈不丟了人家的顏面？那麼特朗普的選民，現在是不是覺得他們自己的兒子將來也能效仿他的風格，看到漂亮的女孩經過，就可以笑說「去抓她的私處呢」？

前任香港特首，現在貴為國家領導人的梁振英先生，最近常在社交媒體計算《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數量，日日公佈他的最新調查結果，終於鬧出了一個被市民集資登廣告問候的笑話。你可以說這很無聊，甚至還可以說這好像格調不夠高。但你不能不承認這種做法雖然不登大雅，不夠大氣，不像是一個國家領導人該做的事；但它卻可能有用。為什麼有用？我們都可以猜到接下來的步驟：那不再是梁振英先生一個人的事，而是某些打着愛國愛港旗號的民間組織接力，不僅幫忙繼續計算《蘋果日報》的廣告，還要針對幾個稍微大點的廣告客戶，調查他們的背景，曝光他們不可告人的內幕（如果有的話），甚至發動杯葛行動和示威。由於這一切都出自為了國家的名義，師出有名，所以那些客戶自然要受到巨大的壓力。長此以往，終於要叫《蘋果日報》再也不能依靠廣告收入為止。以今日香港的情勢判斷，我覺得這類格調不高的鬥爭小手段最是有効。

說過廟堂之上的政治領袖，回頭再看即將淪為階下囚的政治犯。佔中九子審訊結束之後，我一貫樂觀的老同學周保松感慨：「這是我們的黃金時代」。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人能夠同意這個判斷？最起碼那些為了九子入罪而額手稱慶的人，應該會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意義上歡呼香港的黃金時代快要來了。我常常讀到這些人批評九子發動佔中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干擾香港民生」，他們到底知不知道那是些什麼人？他們又為了什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我認識陳健民兄很多年了，一直曉得他為了協助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在大陸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也許「公民社會」在今天很多人眼中簡直比髒話還難聽，覺得那幾乎就是顛覆動亂的同義詞。可是請你具體地去看，在他的指導和培育底下，那是一個個不同的機構和組織（當然其中有許多都是今天不見容的非法團夥），他們幫助汶川地震災民重建家園，讓被污染的土地不再受害，讓農村婦女曉得自己的權利，讓民工的孩子能夠在寄居的城市裡頭上學，讓貧困山區的居民能夠互相扶助……。如此一個過去十多年一直在做這種事的人（而且還是個被政府肯定過的人），正正就是你們今天口中的動亂分子。今天那些出來鼓掌叫好的愛國市民能不能問一下自己，你們有誰比他為這個國家付出過更多？

我認識了健民兄這麼多年，但我也是最近看到媒體報導，才曉得東區醫院的建立，竟然源自他當年唸書時的一份功課。因為他從來不說這些往事，正如他在雨傘運動開始之後就絕口不談他過去在大陸做過的事情。儘管他後來接受採訪稍微提過一點，但我知道，那不過是九牛一毛，遠非全貌。朱耀明牧師就更不用說了，從「高山大會」開始，一直到八九民運和六四之後的黃雀行動，向是我們那一代很多人心目中的道德良心。其實現在住在港島東區的人都還欠他一聲謝謝，因為如果不是這位「為了自己利益而干擾民生」的牧者，就不會有現在的東區走廊和東區醫院。這些事，可能你會在他法庭上的最後陳詞讀到一點蛛絲馬跡，但是他還沒說出來的卻更多更多。因為他們都不是那種會誇耀自己成就和功勞的人，他們只是付出。和今日流行的截然不同，你甚至可以形容他們是另一種意義下的「愛國愛港人士」；只不過他們這一種「愛國愛港人士」從來沒有得到半分獎賞，等着他們的，只有懲罰。然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人不知而不慍，這難道不曾是一種無論立場，人人都懂得尊重的格調嗎？

可格調如今已然過時，而我所見過的黃金時代也早夭於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然後呢？接下來該怎麼辦？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見過金堯如先生（其中一個我所認識的有格調的共產黨員），在說完一番話，憶述過一點他當年入黨的理念和經歷之後，就像很多他那一代人一樣，他對着我這個小夥子說：「這輩子我是看不到了，但你們這一代是一定可以的」。我發現，自己最近也開始跟一些年輕人這樣子說了：「我這輩子大概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你們可以」。

梁文道：不止敗壞，而且愚蠢

廣州中山大學最近有一位教授，既見天清氣朗，春光正好，於是起興帶着學生到校園的草坪上課。這本來該是一件很風雅的事，如果拍下來，幾乎就可以當做《人間四月天》之類的電視劇裏的一個場面。可惜這位教授不知道，人間早已換了新天，今日中國大學校園的保安對於什麼叫做正常校園別有一種理解。於是他和他的學生被學校保安驅趕，而且還威脅如果他們不肯走的話，就要開動噴水龍頭，讓他們嘗嘗當落湯雞的滋味。後來這件事情一直鬧到學校高層，校方保衛處的最後回應是：「校園不能成為隨意嬉鬧的公園和樂園，校園應該高雅有品位。」

大學校園在某個意義上，確實是整個社會的縮影。這類在品味上劣幣驅逐良幣，惡紫奪朱的現象，在中國今天的社會生活當中並不罕見，所以校園自也不能例外。但這很明顯不是品味的問題這麼簡單，它只不過是整個社會政治動員體制下的一個末端表現而已。要形容中國的社會氣氛，一「鬆」一「緊」這兩個字就夠了。現在的大學，跟隨整個國家的步伐，邁入了一個二十年來空前緊張的地步。當然他們一開始只是關心政治問題，要把「不良影響」從課堂上驅逐出去，所以要全面檢討修理既有的教科書和教材，更得清理教師隊伍（於是有近日牽動整個知識份子圈的許章潤先生事件）。這和一個大學的校園是否准許老師和學生坐卧在草坪上面討論學問，本來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在這種緊張的動員狀態下面，校園保安自然會把敏感關注到他們神經的末梢。

其實我很能夠理解這些保安，那大概是一種覺得世界上面所有事物都應該各安其位，在既定的空間內做既定的事情的想法。教室是用來上課的地方，草坪則是一種主要用來觀賞的公共空間（或者用他們常見的說法：起到『綠化校園的作用』），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空間是不能夠模糊的，發生在上面的任何行為也都不應該輕易逾越界限。這恰恰是從校園外的維穩人員到校園內的保安隊伍，都必須學懂必須具備的一種世界觀。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自己管轄範圍的穩定，而任何在不對的地方和不對的時間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對想像中那種穩定狀態的破壞，都會被下意識地感到它可能會延續發酵成一種危險的政治問題。一個老師帶着一群學生在草坪上課，這當然不是政治問題。但是一旦准許一位老師這麼做，將來會不會有更多人仿效？如果將來有更多人在草坪上面聚集，我怎麼知道他們在談什麼？萬一他們在談的事情很危險，充滿了不良意識，甚至直接促成某些行動。上頭要是追究下來，我該怎麼負責？我甚至覺得，當校園保安在驅趕那位老師的時候，他們甚至不需要真的在腦海之中走一趟這種滑坡推理，因為這已經內化成了他們的一種本能反應。

各安其位，大家在該有的位置上做該做的事情，這就是今天中國大學的核心意識。最近引起很多討論的各種學生告密舉報事件，也應該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觀察。那些學生之所以要檢舉老師上課的內容，還不一定是像很多人所講的那樣，出於一種陰險狡詐的功利心理。當然我完全同意，一種鼓勵告密的文化，只會敗壞社會人倫的基礎，並且培養出更多比從前更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一個敢去告密檢舉的學生，真會有很好的前途嗎？也許他在校園內會得到一時的讚賞，但將來呢？有任何一位正常的雇主願意聘用一個因為檢舉老師而立功的年輕人嗎？如果這個政治上非常正確的青年想加入公務員隊伍，他未來的領導是會對他更加放心，還是更加戒懼？所以我認為這些學生在告密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前途不一定會有太多想法。他們更多只不過是想要跟隨規則，做些對的事情而已。

就拿前一兩個禮拜曾經在網上傳得很厲害，但是後來全面被刪除的那篇清華大學學生毛頓的公開舉報信來講好了。他要舉報的老師呂嘉，乃是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明星，上過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也曾經在《環球時報》發表他對中國化德育的見解，更用過英文在海外的《中國日報》闡述中共黨內作風建設的好處，政治正確得不得了。他負責教授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簡稱「思修」）這門課是所有中國大學的必修課，地位相當於其他地區和國家大學必修的邏輯或批判思考，但內容上充滿中國意識形態特色，和一般所謂的批判思考完全是兩碼事。這種課本來可以很沉悶，在大部分學生眼中是一種不得不承擔的苦差，偏偏呂嘉老師有本事把它教得非常生動，引人入勝，是清華學生搶都搶不到的熱門課程。然而在毛頓眼中，這樣一個又紅又專的老師卻還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把他這門課形容為「牛鬼蛇神」和「毒草」，理由是呂老師沒有在正確的環境下做最正確的事。

呂嘉老師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他花了很多工夫，講述宗教如何在西方社會中承擔了發展和穩定道德價值的作用。這當然不是要在一個傳授「正確價值觀」的課堂上，向一群堅守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未來接班人公然傳教。而是要借着西方的例子，指出今天中國道德重建之路的艱困，以及可以借鑒的地方。這種講法和中共近來的宣傳口徑若合符節，根本挑不出半點毛病。但毛頓的敏感神經使得他一聽到宗教二字，就立刻忍受不了，覺得呂老師對西方宗教和社會關係的闡述是：「用宗教認識論、宗教人生觀和宗教方法論，代替了馬列主義認識論，人生觀和方法論，是徹底地抹黑馬列主義」。可以猜想，毛頓大概覺得這門課的正確教授方法就是應該緊跟教科書，任何對於「反面例子」的過多討論都是在學生腦海當中種毒草。這就好比在神學院教授神學，最好從頭到尾都不要提到任何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的反論。這有可能嗎？當然不行。如果真有神學院這樣子教書，這大概是一家專門以培育笨蛋為目的的學校。

所以我對毛頓同學的舉報事件，有點和我的朋友們不太一樣的看法，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壞，而是愚蠢。或許就是因為他太愚蠢，用了一些很笨的理由去舉報一個當紅的老師，反而犯了政治錯誤，所以整件事情才會徹底在網上消失。可是他的出發點難道不是政治正確嗎？他就是因為太想在最對的地方見到最對的事情，才會變得這麼愚蠢。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天之驕子，都能在今天的體制下變成這樣一個笨蛋，這對當局難道不是一個警告嗎？他那封舉報信的遣詞用字，能讓很多人聯想到文革，以及文革的道德崩潰。但是換個角度，今天重讀文革時期大量舉報告密信件以及公開批判，我們得到的第一印象難道不是為什麼那時候的人好像都那麼笨嗎？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因為有相對這兩個字，所以在當年就被批判為相對主義，是一套違反馬列主義的唯心論。這難道不是種空前的愚蠢嗎？

毛頓的這封舉報信，和中山大學校園不許學生在草坪上課，我怕是中國努力培育下一代笨蛋之路的開端。

梁文道：條條大路

人果然是犯賤的。之前看到同文在專欄裏面投訴Uber拒載，我還以為這真是「個別事件」，大概不一定能夠說明普遍情況，也不一定是這家公司本質上出了什麼問題，直到自己也遭遇了好幾次「個別事件」。

我曾經是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只要身在香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揚手招車。這麼多年以來，儘管在機場常常碰到屁股堅決不離開座位，讓你自己把沉重的行李抬進行李箱，然後還要你下車時自己把行李搬出來，並且替他合上尾箱蓋，但行李費用照樣收足的司機。更曾經無數次碰過嫌路太遠，又或者嫌目的地太近，因此要不就是一路黑臉，要不就是乾脆拒載的司機。但我矢志不渝，依然忠心耿耿地做我的馬路之友。然而，一份等了太久但卻沒有等到回報的愛，始終是不牢靠的。終於，在我前兩年寫過一篇類似分手宣言的東西之後，我就開始變換軌道，把在香港路面出行的一半時光交付給了Uber。

為什麼要改乘Uber？這個道理就不用多說了。當然不是因為貪它便宜，而是因為相信它能夠提供配得上價錢的合理服務，以及更乾淨的車廂。至少，我不用像乘坐的士那樣，老是要開着自己的手機衛星定位，替司機人肉導航。我還自認是一個不錯的乘客，把給小費的習慣延續到了Uber上面，每次行程結束，除了五星評價之外，我還習慣為司機們送上一份小小心意，就像我當年愛的士那樣地去愛他們。直到最近。

先是一次在中環置地廣場，車子開過來了，司機搖下車窗，仔細看一眼他手機軟件上的目的地之後，跟我用耳語般的音量囁嚅了兩句，我隱約聽到大概是他車子出了問題的意思。然後他又立即合上車窗，把車子開走，丟下我在路邊呆立。沒錯，我是整個人呆住了。因為我根本來不及反應，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過了一會，我才用我多年全港的士業後援會副主席的經驗來安慰自己，也許他的車子是真壞了。

然後又有一次我趕去機場，直到登機才發現有一樣東西落在了車上，我在飛機起飛之前剛好來得及給司機和Uber發信息。結果這件事情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覆。我又想了一想，覺得這也是正常的，坐的士坐了這麼多年，有哪一回你丟了東西在車上是能找回來的呢？

再來是在金鐘一家酒店叫車，等了十幾分鐘，車子都還沒到，雖然定位顯示它其實就在附近。和司機聯絡上之後，馬上就能夠感覺得到他的憤怒，原來是嫌我的定位不準確。但我明明輸入的就是這個酒店的名字，怎麼會不準確呢？酒店禮賓也過來幫忙，和司機理論了半天，並且引導他順利抵達我們所在的位置。在等車的這十幾分鐘裏，這位禮賓先生還跟我說，最近他們看到不少Uber司機拿的是P牌，說不定這個不滿的司機也是其中之一。我還非常震驚，原來剛學會開車，就能開Uber嗎？後來見到司機，我才釋下疑慮，怎麼看他都應該是個有經驗的老司機了。而且後來我發現他說不定還真是一個開慣的士的老司機，因為他就跟老一輩的的士司機一樣，和衛星定位系統有一種似近還遠的關係。一上車，他就跟我投訴Uber的定位系統不準確。果然他開車也不喜歡跟着軟件的指示，很有自己一套，那天我要去大圍，他差點把我送到了大埔。儘管我已經金睛火眼地盯住，我們卻還是繞了不少彎路。直到下車，他還在持續牢騷，整個反應都讓我有一種似是故人來的感覺。原來現在坐Uber就跟坐的士是一樣的了。這讓我想起家人的告誡，叫Uber一定要看準4分以上的司機才好，而我那天遇到這位司機評級正好不到4分。可見Uber還是不一樣，至少能讓乘客選擇，所以你找了評分不高的司機你活該。

前幾天我另一位家人遺漏了手機在車上，他一下車就意識到了，於是立刻聯繫司機，但那位司機居然就關上了手機，就和那部遺失手機一樣，怎麼打也打不通。然後我們幾個人又和他分別聯繫Uber（有過這種經驗的人大概都曉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客服熱線，你必須在手機軟件的目錄裏面搜尋一番，才能找到最正確的渠道），幾天不見回覆。終於我們忍不住了，發了一則語帶威脅的信息給Uber，聲稱我們要報警。不過我聽說過，最近的警察不愛管這種小事，除非你去上街示威，擾亂一下公共秩序，他們就會抓你回去，你就有機會在錄口供的時候順便投訴報案。儘管如此，原來在香港號稱要報警也還是有點效果的，我們一小時內分別就收到了Uber的回覆。大意是他們聯繫過那位司機（還是Uber厲害，我們就一直聯繫不上），他沒見到車上有任何客人留下來的物品。又由於我們準備報警，涉及私隱和司法，他們不便提供更多信息云云。

後來我有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深覺自己過去多年來的作風太過奢侈，白白浪費了香港馳名天下的公共交通系統。其實我只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讓自己不要那麼忙，又或者提前做好時間的規劃，自律一點，我就根本用不着的士也用不着Uber。於是我決定轉搭港鐵。料不到，正正就在我決定重新做人的第一天，我就碰上了那場列車相撞的意外，和當天許多市民同一命運，共同呼吸。我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命太不好了？一搭地鐵，就連累了幾十萬人？昨天我還看到新聞，發現負責紅磡站擴建工程，又改圖則，又剪鋼筋的禮頓公司竟然勇奪港鐵頒發的「安全銀獎」，才曉得自己最大的問題是我對於交通的觀念和標準的整套標準都過時了。就連最基本的什麼叫做安全，我都跟不上香港今天的主流步伐，將來又怎麼能夠跟上時代一起做個大灣區人呢？

還好，我家附近停了一堆被人棄置的黃色共享單車。不久之前，它們還被人認為是奇跡，是新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不坐的士，不叫Uber，也不搭地鐵，我自己踩單車總行了吧？而且它還是個很不錯的運動。沒想到那幾架荒廢了大半年的單車，居然沒有一輛是可以騎得動的。難怪我的鄰居把它們當成裝飾品，放在門外，搭配幾株小樹，車籃子上放置花盆，屋簷下吊了一盞燈籠，很有歐陸風情。

梁文道：如何界定台海戰爭的成敗？

上次提到大陸對臺灣發動戰爭的可能，一位老朋友發來信息，談到如果大陸真要動手，那到底會是種什麼樣的戰爭？又該怎麼樣去界定這場作戰的成敗？這真是一個好問題。事實上，每隔一陣子我們就會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沙盤推演的報告，預測台海戰爭要是爆發，雙方的攻守狀況。很自然的，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臺灣軍方到底有沒有能力守住臺灣本島，擊退來犯的大陸部隊。在大陸這邊，時不時就會冒出的軍方鷹派言論，就和網絡上的愛國憤青一樣，幾乎從來沒有想過他們失敗的可能，都把臺灣當成一個唾手可得的寶物，問題不在於贏不贏得了，只在於什麼時候開打。而在臺灣這邊呢，則好像大部分人都有一種悲觀的情緒，不太相信臺灣軍方能夠完全獨立地捍衛領土，總是把希望寄託在戰爭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其他國家的適時介入（指的當然主要就是美國）。偶爾也會有一些說法，甚至是來自相當權威的機構，預言大陸根本沒有必勝的把握，呼籲臺灣人不用灰心喪志，要對自己的國防實力有信心。在這林林總總的討論裏面，大家好像一直都把這場假想中的台海戰爭當成是一種全面入侵的登島作戰，而它的勝敗則根本不必多談，人人都會認為它指的就是人民解放軍能不能夠成功佔領臺灣全島。

然而我卻一直懷疑，這其實只是各種作戰方式之一，而且還是一種風險最高，成本最大，後果也最難以預料的做法。因為就算大陸能夠成功控制整個臺灣本島，它馬上必須面對的就是一個戰後管治的問題，以及更加惡劣的國際環境。也就是說，這不單純是個軍事問題，更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政治問題。而我們都曉得，如果大陸真要對台發動戰爭，那一定是個最最重大的政治決定，是在政治上到了一個不得不如此的境地，才敢貿然邁出的一步棋。假如佔領臺灣所帶來的政治風險要比之前更高，或者至少不能完全轉移它在作戰前所遇到的問題，那麼大陸政府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

所以最有可能出現的戰爭形式，必然是政治風險最低的辦法，甚至不必從根本上改變臺灣目前的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有這樣子的戰爭嗎？如果有的話，又該怎麼來定義這場作戰的成敗？有的，比如說在最短的時間內分別在海空封鎖臺灣全境，同時以密集的導彈打擊針對臺灣軍事要害目標。然後再定點攻擊能對臺灣社會帶來最大心理影響，但又不實際傷及過多平民的地標式建築（例如總統府），見好就收，根本不必派出一兵一卒，不用讓臺灣人在島上看見任何一個解放軍的實際存在。這種戰爭的真正目的是要臺灣政府主動回到談判桌上，以威勢逼迫對方接受一個以兩岸最終統一為前提的談判方案，其中包括一個可以逐步形成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大陸政府就已經可以在它充分掌控的媒體環境當中，對人民宣佈「祖國統一大業」的成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到來，以此消解它所面對的各種內在壓力。至於美國，只要這場戰爭的前提是臺灣單方面宣佈獨立（或者有任何實質上等同宣佈獨立的動作），以及這場作戰的時間非常短暫，讓美國根本來不及在動武的程序上及時反應，也就暫時不必在意它的作用了。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根本就不會為大陸帶來任何即時管治臺灣的麻煩，至少不必擔心臺灣人到底能不能夠接受「跳出了臺灣狹小格局」之流的人物。到時候，帶領臺灣人走向談判過程的，始終還是他們熟悉的那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但是臺灣政府會如此甘心就範，一打就軟，被人用刀架着脖子上桌嗎？如果大陸能在完成第一階段的打擊之後，立刻停手，不讓美國有任何軍事介入的理由的話。能夠決定臺灣反應的，自然就是臺灣對自己軍事實力的評估，以及臺灣人民的意志了。說到這一點，那當然又是另一個錯綜複雜的難題了。過去兩年，針對臺灣人面對戰爭的反應，分別有過幾次不同機構做過民意調查，得出來的結果差異極大，而且全都陷入典型的臺灣式政治泥沼當中，不是你說我有立場，就是我說你有背景，沒有任何足以服眾的權威意見。我比較傾向從一個更加現實的角度來評估這個問題，第一，那就是看臺灣政府這幾年在牽涉國防事務上的作為，有沒有更好地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第二，那就是看臺灣徹底採用募兵制之後，臺灣青年自願參軍的數字。

篇幅所限，我沒有辦法很充分地針對這兩點展開討論，但倒是可以說說去年一位朋友從以色列回來之後的感慨。他在以色列親眼目睹了傳說中的全民皆兵，看到他們的青年男女全身一副戎裝，在街頭警戒巡邏的狀況，雖然從根本上很難同意今天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政策，但也不能不佩服這確實是一個隨時為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那種緊張感和意志力是你用肉眼都看得到的。所以他很難理解，今天的臺灣面對着一個從不宣佈放棄使用武力的龐然大物，怎麼顯現出來的卻是一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安逸氣氛呢？我知道有些朋友一聽這種話就要着急，他們會說臺灣政府過去幾年針對軍公教階級的改革是有必要的，軍隊的去國民黨化是符合歷史正義的正常化步驟，全面的徵兵制會傷害人權，臺灣的軍隊制度和管理模式都遠遠比不上以色列（在以色列，判斷一個年輕人的潛在能力，看他出身什麼部隊，要比看他從什麼大學畢業更管用；在臺灣，軍隊卻是浪費年輕人青春的地方，所以大家不願參軍是有道理的）……。這我都曉得；只不過我比較現實，關心的是可能很快到來的戰爭。

梁文道：戰雲

兩個月前，新年剛過沒幾天，我回臺灣見朋友，和大夥聚餐，其中有一位去年才從香港舉家移居過來的老友，當然就和他談起近年移民臺灣的小趨勢。原來不知不覺，圈子裏已經有這麼多人搬到臺灣去住了。這位老友現居新北市林口，離我小時候的住處不遠，是進入臺北盆地的門戶，差不多就在桃園機場到臺北的半途左右，去機場特別方便。聽他說，那裏住的特別多的香港人。於是大家就開始討論為什麼香港人喜歡住在林口，有人認為是那裏的高樓大廈比較多，環境看起來很像香港；也有人認為是那裏的房價要比臺北市區便宜。我的心眼太壞，直覺那就是一塊萬一出事，逃命方便的地方，然後讚歎還是我們香港人夠機靈。接下來的話題，自然就變成了「出事」的機會到底有多大，臺灣又有哪一天會變成香港這個樣子。我始終是那個比較掃興的人，趁興大膽預言，也許用不着兩年。接着拍了一拍老友的肩膀，對他慨嘆：「千萬不要以為自己那麼容易跑得掉」。

這都是開玩笑的是吧？其實也不全是。

最近幾天，臺灣好些個政壇上響噹噹的人物，紛紛對兩岸關係發言，而且都圍繞着戰爭打轉。這是不是習近平對臺講話之後發酵的結果呢？終於讓戰爭在臺灣變成了一個不能再迴避的話題。有人就此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講話起到了正面效果，使得臺灣人認識到戰爭確實是有可能發生的一件事，心中產生顧忌，然後漸漸放棄走向那條不歸路的選項。然而我當時就以為，那番講話其實是把雙刃劍，除了上面所說的這種效用之外，它的另一面卻是逼迫綠營必須變得更加強硬。你看後來蔡英文的迅速回應，剛猛有力，寸步不讓，一時間還讓許多人覺得習近平是在神助攻蔡英文，給她一個機會，讓她一掃九合一大選之後民進黨的頹氣。

這話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為什麼習近平要間接替蔡英文助威？難道真只是他和他身邊這方面的幕僚太過愚蠢？而且他們連一國兩制這種話都說得出來。先不管一國兩制會不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臺灣版（反正習近平也沒有明說），就當習近平的意思，正是臺灣必須要在目前我們所知的一國兩制這種安排下面和大陸統一好了。以我所知，大部分臺灣人是很難接受這種安排的。明明知道對方不能接受，那為什麼還要這麼說，而且還要帶上一個不放棄武力的威脅？難怪許多香港評論人訕笑，說臺灣人看到香港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可能願意接受這種版本的一國兩制？這種言語豈不是讓臺灣人更加覺得萬萬不能統一。沒錯，這就是我說的意思，這番話的另一個效果，就是要讓臺灣人不能夠接受統一，特別是要讓獨派走得更加極端，不能不表態，而且還能在這種氛圍下面取得民意支持。

讓我們再假設這次講話並非偶發的一次動作，而是接下來幾年一連串文宣攻勢的定調，那麼它起到的作用很可能要不是讓臺灣人更加害怕戰爭，因此避免獨立；就是讓臺灣人更想獨立，甚至在下一屆大選產生一個政府正式宣佈臺獨的地步。而萬一臺灣真的宣佈獨立，那又會有什麼後果呢？我們大家都曉得。我大膽猜測，這說不定也是習近平預想的結果之一。為什麼會想發動戰爭？其實這點也都已經有很多人說過了，那就是因為在過去幾年大陸高漲的愛國主義和「亮劍」浪潮下，「武統」已在大陸屢次民意調查當中漸占上風，成為一個相當主要的選項。所以對臺灣發動戰爭，並且以此促成統一的結局，肯定能夠滿足大陸民情，替政府收拾人心。

當然戰爭必會付出慘烈代價，而且可能會讓大陸在國際環境當中陷入一個更加不利的局面。所以要不要發動戰爭，還不能只看臺灣那邊的反應，更要評估好幾個重要的元素。其中一個當然是美國的實力（恐怕只有哈日哈上了頭的部份臺灣人才會以為日本可以是他們救命的夥伴）。如今美軍佈武全球，除了常規的海外基地和駐軍，更有一些身在戰區和危險地帶當中。現在的美國是不是還能同時應付兩場區域戰爭，很讓人懷疑。不過看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動向，無論是歐洲還是敍利亞，它似乎都有抽身退出的打算。假如美軍未來真能騰出手，集中力量，那當然非常棘手，所以大陸政府要能順利發動戰爭，還得掌握這一點稍縱即逝的機會。再來就是看美國的態度，這不用多說，因為我們都曉得，美國很難找到理由在臺灣單方面宣佈獨立的情況下，使用武力介入這片區域。最後一個，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自然是現在相當緊張的貿易戰和中國的經濟狀況。如果中美貿易談判失敗，即將走向全面對抗的局面；又如果中國經濟惡化，過去四十年崛起的中產階級陷落，民生凋敞。那麼最壞的情況就很有可能會出現了。有不少臺灣朋友總愛預期彼岸體制的崩潰，我擔心的卻是他們願望成真。因為在他們所預期的崩潰徵兆出現之前，大陸政府一定需要一個非常猛烈的動作來鞏固自己的權威和統治。如果「脫掉一條褲子」是能夠換回統一臺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代價，恐怕在大陸是有不少人願意付出的。

簡單地講，要不要對臺動武，其實是結合好幾個因素的綜合考慮。而且它還是一項掌握時間與機會的藝術，非常複雜多變。因此最合理的做法就是盡量把更多的條件變成可以操縱的東西，比如說臺灣未來的政府到底在統獨問題上是什麼態度。當然我說的可不是介入臺灣選舉（因為這樣的做法收效甚微，而且風險極高）；而是類似對臺講話，以收放上有節奏的輿論心戰去形塑臺灣民情，讓戰爭的心理陰影持續擴大。最理想的結果是使得臺灣人越來越害怕明確的獨立，並且漸漸願意考慮某種形式的統一。但萬一真遇上種種條件合適的時機，說不定也有辦法透過更激進的文宣攻勢和輿論製造來逼出急獨，好滿足必須動武的需要。

梁文道：新春即景三則

一

我那天坐的士回家，開車的司機原來已經八十，但是頭腦清醒，非常健談，半個鐘頭的路程，幾乎說完了他半輩子的人生。鄉下在中山，父親年幼就出門做「豬仔」，辛辛苦苦存了一筆錢，剛好足夠返鄉買下一塊屬於自己的田土。挨過了日本仔，也挨過了內戰，以為終於有了太平日子，沒想到五十年代就被劃作「富農」，挨批挨鬥。只好帶着老婆孩子一起逃到香港，好在他們跑得快，否則「燒死都有份」。即便我聽過不少這類故事，我還是不大敢相信，「難道你們那裏真有人被燒死？」

老伯伯非常肯定，然後就接着說到他自己了。原來他很年輕就學會開車，所以當起職業司機開泥頭，參與了早年香港不少開山填海的工程。結婚之後轉行揸的士，省吃儉用，終於夠買一張的士牌，自己開三天，另外幾天租給別人，以為自此之後就是幸福。可惜沒多久，久病的老婆在公立醫院趕不及手術，先走了一步。而兒子又「沒出息」，讀書不成，找不到太理想的工作，外面實在租不起房子，帶上兒媳和孩子便搬進了他正在租住的公屋。「公屋」？有一張的士牌在手，還有住在公屋的資格嗎？老伯接着說：「你說的對了，原來我這張的士牌值300萬，所以前兩年，我七十八歲那年，他們就要趕我出去。但是如果賣掉這張的士牌，我也買不起房子。而且沒有了車，我又靠什麼去賺生活費呢？」好在他成功把公屋轉給了孩子（過程如何，我也不太清楚），所以現在就變成是他住在兒子的單位。

「我老婆當年就話，有錢應該先供首期，而不是買一張的士牌。她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我想自力更生，我這世人就是揸車，唔通一世替人揸？要不是自己有架車，我現在年紀這麼大，又有誰敢租車給我？」所以他的結論就是要有地方住，就沒有辦法生活；要想生活下去，就千萬別想安居。我臨下車前，他也正好到了總結人生的時候：「真沒想到是個輪迴，我老豆當年拼搏了一輩子，到最後什麼都沒了，跑到香港。現在輪到我，又是捱了成世，到老連住都是問題。我知道規矩是規矩，但其實我也沒多久了，為什麼他們就不能夠讓我安心住完這幾年，一定要趕我走呢？」我真是無話可說，只好在下車前說一聲「新年快樂！」

二

晚上到家之後，看見電視新聞，原來林鄭月娥今天去了葵涌年宵市場，據說她當天的表現相當「親民」。例如她停下來和一個三歲小孩說話，那個小孩把自己的恐龍氣球推給她玩，她就忽然測驗小孩，問他「暴龍英文係咩呀？」。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非常好的示範教育。這個小孩長大之後，可能一世都會記得，香港某任特首曾經在他三歲那年考驗他的英文水平，使他明白這座城市以及自己的將來，一個在三歲的時候都還不懂得暴龍的英文是什麼的孩子，是不會有前途的。因為在這個地方，老人家想拿一丁點福利，高官就在思考應該怎麼懲罰他們。如果你去不起養和醫院，你就只能在公立醫院排隊，聽天由命。在這裏我們不保育青山綠水，也不保育老區街坊，但卻把高爾夫球場當成聖地。這裏，只屬於傳說中的大灣區人。

三

半夜還沒到，各種祝福短信就已經湧進手機。有些熱心的朋友和傳媒行家，即便到了這個時候，都還在憂國憂民，轉發各類新聞消息，雖然這些消息也全都和過年相關。比如說在大陸，每年這個時候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堆住在中國的老外對着鏡頭用普通話拜年，通常都還會穿上喜氣洋洋的傳統中國服裝，有的甚至會自己用書法寫一副春聯當作背景。到了初一中午過後，那就更不得了，開始有各國政要加入給中國人拜年的行列。直到大年初三，全球共有超過七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或者拍片，或者在社交媒體留言，甚至自己登門拜訪中國當地使館，祝賀華人新年。喜氣洋洋，網絡上一片叫好，有人認為「這見證了中國的軟實力」，還有人乾脆把「萬邦來朝」這樣的字眼都抬了出來。

這讓我想起來兩個月前，不是還有很多人提倡「抵制洋節」嗎？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中國使館官員，或者國家政要祝賀洋人「聖誕快樂」，如果真有的話，恐怕也得相當低調，至少不能夠讓國民知道，否則或許會落得一個「崇洋媚外」的罪名。而看到那些在中國唸書留學，以至於住了下來的老外，又是春聯，又是相聲，我也忍不住拍掌，他們這真是熱愛中國文化呀，了不起。這些「中國的老朋友」是我們最喜聞樂見的了。反過來說，一個中國人要是如此沉浸在他國文化當中，這又叫做什麼呢？比如說一些非常喜歡日本的年輕人，前幾年的時候，他們被人稱作「哈日」；近些年，更進一步，成了「精日」，是「精神上乃日本人」的意思，貶稱一個，必須慎用。

梁文道：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你有沒有聽過安陽師範學院？就算你本來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觀察大陸的網絡輿論，最近大概也知道這間學校的威風了，因為有人說它原來比哈佛大學還要厲害。

在〈論安陽師範學院強於哈佛大學〉這篇在知識圈裏傳得很廣的文章當中，作者分別從學校的歷史之悠遠，占地規模之廣大，學生人數以及研究科所之單位眾多等好幾個方面提出論證，說明安陽師範學院為什麼比哈佛大學還要好。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出了兩個非常特別的觀點。第一，是「安陽師範學院是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公立大學，哈佛大學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立大學，兩種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安陽師範學院地位必然高於哈佛大學，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第二，「兩個學校不同的校訓預示了兩個學校未來的命運。安陽師範學院的校訓是『勤奮創新，為人師表』，讀起來朗朗上口，一種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優越感。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哈哈，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暮氣沉沉的感覺」。

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在搞笑的這篇文章，據說是「安陽師範學院思想政治理論學專業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現場所有審核老師都起立鼓掌，並且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但是安陽師範學院很快就發表澄清聲明，譴責這是一條完全虛構的消息，並將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學校名譽的權利。那麼這篇東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誰呢？有人查證，發現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網絡論壇上流傳的一段帖子。那陣子，其實還有不少人仿照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出了〈論江西財經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理由〉、〈浙江工業大學遠遠強於哈佛大學〉等大量胡鬧的東西。而這些文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傳來傳去，又火了一把。為什麼十幾年前一批諷刺當時大陸高等教育界的網絡帖子能夠輪迴翻生？除了是它們所諷刺的現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覺得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

且看在這批文章當中不斷被抄來抄去的這段話：「我們承認哈佛大學在世界上名氣大於安陽師範學院，但這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媒體掌握着話語權，有意壓制安陽師範學院的結果，我們相信通過全體校友在網絡上的宣傳，我們一定可以讓世界人民認識並喜歡安陽師範學院」。這段話你聽了是不是覺得十分熟悉？因為它的邏輯是我們今天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能遇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問題嗎？它真的比不上西方發達國家嗎？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那是因為你已經被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媒體宣傳洗了腦，失去了對我們國家獨特經濟道路的自信。接下來，我們該做的不是在學理和實際效果上檢證哪一種經濟模式更加優秀，而是加強我們的「話語權」，一方面對內向國民反洗腦，一方面加大資源對外宣傳。如此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模式之優秀，自然會成為舉世人民的共識。所以大家對我們的經濟道路要有自信。不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們也都該依照同樣的推理模式，培育出類似的自信心。難怪有在大學教書的朋友，看了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後，笑稱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種自信」。

上面這種邏輯的關鍵詞當然是「話語權」，現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話，我才赫然發現，原來「話語權」這個名詞在中國已經流行了十幾年。但到底什麼叫做「話語權」？它明顯不是傳統中文，但也無法簡單對應任何一個西方學術名詞。按照這三個字背後的思考理路，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它應該源自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當中的「話語轉向」，有點類似英文當中的"discursive power"。果然，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的官方網頁上，都能找到它的定義：「話語權本身是個外來詞，翻譯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語詞"pouvoir du discours"。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就職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時的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話語權』一詞，這裏的『權』即權力（pouvoir），與他『知識就是權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話語權』一詞的本質。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即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與軍事、經濟等物質性權力一樣，本質上都是一種『權力』」。我曾有好幾年耽讀福柯論著，沒想到竟然在中國最權威的官方網站上面都能夠看他的思想介紹，真是又驚又喜。但為什麼國新辦的官網上會這麼詭異地登出一篇介紹福柯觀點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裏面的這幾段話：「要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格局，需要有戰略性籌劃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論上對國際話語權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則是推進國際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前提」。「當前中國與西方的國際話語權競爭最為尖銳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領域。因此，政治話語權應該是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核心，其中學術話語權更是基礎。新近的『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與西方學界相關聯，對來自西方的話語攻擊和西方學界命題的挑戰，中國也要注重從學術上予以回應，才更有說服力，才能更好贏得話語權。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權的基礎性意義不容忽視」。

同樣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對現代中國的認識和疆土界定產生了一些衝擊，所以連《人民日報》這樣的報刊都忽然關注起非常硬核的學術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於是連包含學術研究在內的所有爭論，就全都和話語權的把握跟建構拉上關係。

好幾年前，我還稍微認真地寫過一些小東西，討論「話語權」這個學術概念被移植到中國之後所產生的誤用和濫用。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那麽認真地去看待這些東西了，對於越演越烈的話語權潮流的最佳回應，可能就是那批論證XX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文章。「話語權」這個本來有點深澀的西方學術概念，能在中國這麼大行其道，大概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很「後現代」的頭腦沃土。例如每個大陸學生都學過一點的「辯證法」，就被簡化推廣成一種凡事都要一分為二的觀看角度。你不能夠總是說文革不好，因為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在關注文革的負面效應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積極面。推而廣之，就連納粹德國，我們也都該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們香港人很愛講的一句廢話。什麼事情都只是「觀點與角度」罷了。於是對於一件事物的判斷（不管那個判斷是真理的，道德的，還是審美的），就都不會有任何標準可言，純粹依賴於你所處的位置和角度。在這種粗俗版本的辯證法基礎上，加上實力的向度，自然就會得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話語權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為你有說話的權力，而且音量夠大；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梁文道：審查的完成

香港的中年影迷可能還記得灣仔的「新華戲院」，這家電影院是「新華戲院」的第三代轉世，曾經以播放比較小眾的電影聞名。因為租約原因，它非常巧合地在1997年7月1日停止營業，而它最後播放的一部電影正是卡瑪（Carma Hinton）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當年這部片子公映的時候，還閙過一陣子小風波，戲院的帶位員竟然拒絕為這部今天看來非常敏感的電影服務，醞釀罷工，他們害怕香港回歸之後會為此遭到清算。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主流輿論會同情這幾個帶位員的決定，因為大家都覺得這種想法太過荒謬，先不說當時沒有太多人相信政治審查也會來到香港；更重要的是，就算清算，怎麼樣也輪不到這幾個奉命行事的小小前線員工身上吧？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正好臺灣著名評論家南方朔先生過港，我也用調侃的口吻跟他數說那幾個帶位員太傻。靜了一會，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畢生難忘的話：「你們是知識份子，對整個制度的運作過程可能會有更全面的認識。所以無論承不承認也好，你們都屬於精英階層。但你們可能不曉得，越是位處底層的人，越是不了解所謂『全局』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擔憂和恐懼。」

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就是因為這一個星期我還在反復想像「順豐速遞」的各種審查事件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上星期我在這個專欄的〈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見報之後，其中最令我驚訝的地方，是原來很早就有不少朋友有過跟我類似的經歷，但卻一直沒有公開指出這是個問題。更有趣的，是在臺灣一些立場偏統及偏獨的網友，香港一些傾向反對派和親建制派的網友當中，都有不少聲音覺得我太傻，明知道「順豐速遞」是中資機構，怎麼還會為他們的書籍審查大驚小怪。換句話說，一家這麼龐大的速遞公司會用意識形態角度檢查他們運送的書刊，在大家看來原來都不是問題了。有問題的，是我對這種事情居然大驚小怪。

後來經過媒體記者的跟進，以及各方經驗陳述，我們才看到更多「順豐速遞」的古怪審查個案。原來有人從臺灣寄書到香港，只要書籍跟中國相關就不行了；又有人從香港寄書到韓國，會過不了敏感這一關；還有人從香港寄送十字架到澳門，照樣遭到拒絕。綜合這些個案，我們幾乎總結不出任何規律和模式，看不到「順豐速遞」的審查標準何在。這就等於變相地駁斥了部分網民為「順豐速遞」的辯護，例如一位臺灣網民就在拙作下面的留言：「順豐快遞做的沒錯，反華書籍就應該禁止。你不是問怕什麼嗎？那你的美國爸爸怕什麼？華為只是賣點東西給伊朗，你們就怕成這樣」。什麼「美國爸爸」這類常見的說法，我就懶得回應了。但請注意，現在不單是「反華書籍」有問題，甚至只要書名包含了「中國」二字，都會被禁止送運，請問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所有大陸以外出版的書籍帶上了「中國」這兩個字就一定都很反華嗎？

再說上次我提到的那三本被拒絕托運的書，一本以十九世紀英華詞典為專題的學術期刊《思想史》，一本曾經在大陸出版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大辯論》，這都不像是反華書籍吧？至於最後一本《滾出中國》，感謝我在臺北住的那家酒店員工幫忙，透過官方郵政服務，我終於收到並且第一時間讀完。曾經在香港大學任教過的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這部書寫得相當細緻，梳理了「百年國恥」這種概念的由來，以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淵源。在我看來，它不止不「反華」，而且還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向外國讀者提供了一個認識殖民帝國如何創傷中國人集體記憶的角度。

再加上「順豐速遞」近幾天的回應，於是我敢大膽地說，這林林總總的審查個案，還真可能不是出自一套固有的，清晰的審查標準，而是前線員工的個人判斷（或者用順豐的說法，是他們的溝通問題）。為什麼我敢說他們沒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審查標準，例如一份禁書清單呢？首先當然是因為諸多我聽聞過的個案背後標準都是自相矛盾，有時候一些和中國相關的書可以從臺灣直接寄到大陸，有時候卻連寄到香港都不行。更要緊的是以我所知，這幾年大陸主管宣傳和書刊的部門，並不流行直接定出一套書單。一來，若有一份白紙黑字的文件，就難免有洩露流出的風險，徒惹是非。二來，什麼東西敏感，什麼東西不敏感，就像網絡上的關鍵詞一樣，天天浮動不居，全憑時勢而定，很難及時列成一份相對穩定的清單。

雖然確實有些絕對不能碰的東西（比如說『法輪功』），是上頭早有明令的。但今天更流行的，卻是一種靠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各級人員自己心領神會，自己揣摩忖度的方式，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自我審查」。事實證明，這確實是一種更加高效，更加無縫的審查方式。因為上頭不給你一套清晰細緻的判斷標準，只拿着一根大棒伺候，你就得時時提心吊膽地檢查自己，生怕自己行差踏錯。通常到了最後，你自己審查的力度都會比官方自己動手的時候還大。

比如說「順豐速遞」，我可以替它想像實施這種審查的整個過程。首先就像他們所說，運送東西出入，先要符合各國海關標準。把和宗教相關的物品以及敏感書刊運進大陸，那當然是不行的了。在沒有完整清單的情況下，負責的管理階層絕對不能不領會「中央精神」。更簡單地講，那是一種對氛圍的嗅覺。而大家都曉得，今天大陸在意識形態管理方面的氣氛是相當緊的。所以管理階層也就要把他們聞到的這種緊張氣氛往下灌注。又因為一間公司實在很難自己整理出一份特別詳盡的清單（你能想像怎麼樣因應每天的出版物去及時更新和補充一份禁書名錄嗎？），最好的辦法可能就是透過一種管理程序去把抽象的氣氛和精神具體化。層層負責就是個我能想得到的出路。一本書在寄到大陸的時候，被海關截查下來，或者沒收或者退回，對速遞公司而言，都是一個行政跟財政上的負擔。公司內部如何分解這種責任呢？那就是一層層地分派下去，直到最前端收取托運貨品的人員身上。這些前線最基層的員工，應該要經受某種訓練，既曉得怎麼和客戶溝通，更得領會上面傳達下來的氛圍和精神。從他們的角度看，這不是抽象的政治審查，這是保不保得住飯碗的問題。就像當年「新華戲院」帶位員拒絕為《天安門》工作一樣，越是底層的人，越不瞭解上頭高來高去的政治原則，就越有可能害怕最實際最眼前的麻煩。

那為什麼從臺灣寄書到香港會有問題呢？去年不是有很多公司因為把香港「獨立」出中國大陸範圍而出事嗎？比如說在酒店訂房系統上面分開列出「香港」和「中國」二地。身為中國最大的速遞公司，「順豐」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很多前線員工因此大概會把從臺灣寄書去香港，自動看成是寄到大陸一樣。從香港寄書到韓國也遇到審查，或者就是大陸幾十年來各種政治運動「擴大化」的模式了，從上到下，層層加碼，從有些書寄到大陸很敏感，變成一個被懷疑為敏感的人物寄書很敏感，直到只要是書都敏感。

久而久之，這套運作模式是大家都學得會的，即便是一個在臺灣負責接收寄件的前線員工。終於，不論政治立場，也沒有人再覺得書籍和思想的審查本身是個問題了，它合該如此，尤其是和大陸相關的時候。

梁文道：順豐快遞的一國兩制

上星期回臺北見見朋友，正是習近平對臺講話出爐，「一國兩制」成為民間熱門話題的時刻，居然恰巧給我碰上一件和一國兩制不知道算不算是有關係的事。

既然到了臺北，免不了又要買一大堆書回來。近幾年身子不如從前，開始搬不動這麼多書了，就只好讓酒店前檯安排速遞。儘管這筆運送費用可能抵得上好幾本書的價錢，但我輩中人都曉得，買書的時候是很難計較這些的。這一次我照辦煮碗，離店那一天留下了好幾袋書，輕輕鬆鬆上路，等着回家檢閱所獲。結果等了幾天都沒有消息，正想打回酒店問問是怎麼回事，就收到了酒店的郵件：

「因為中國最近對文章及書冊內容有管制，有三本書快遞無法替您寄送：

1《滾出中國》
2《大辯論》
3《思想史》

以上三本書已先幫您拿出來存放櫃檯，待您下次入住時再交還給您。此次順豐是以貨到付款方式寄送，之前的信用卡授權會取消。」

這真是讓人意外。我每年都至少回臺北一趟，每一趟都住在同一家酒店，每一次也都請他們替我安排快遞，把書送回香港，可從來都沒發生過類似的事。大概在大陸住得太久，我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先檢討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買了什麼不應該買的東西，又寄了些什麼不應該寄的事物。《滾出中國》是我活該，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麼好玩意，它就該滾出中國。但是《大辯論》和《思想史》呢？這兩本書有問題嗎？於是我趕緊查了一下，發現《大辯論》原來早有大陸版，只是譯者不同，翻譯出來的書名也不同，簡體字版叫做《大爭論》。這兩個版本，都來自美國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Yuval Levin的英文原著《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這本書談的是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伯克（Edmund Burke）和潘恩（Thomas Paine）的辯論，一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與右派之爭的根源性事件。從內容上看，這本書應該一點問題也沒有，更何況它早有大陸「中信出版社」的版本，怎麼會過不了管制？

轉念一想，我卻又覺得這個管制管得有道理了。首先，自從政府幾年前換班之後，大陸書業就有了「回頭看」的做法。意思是凡在「新時代」之前出過的書，都得回頭重新審查。就算是從前經過審批，拿到書號的合法出版物，也都不意味着它在「新時代」就能自動再版再印。可能是過去幾年太過寬鬆，一大堆包裹在「自由」和「民主」等名號下面的書，原來都是夾帶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毒草；還有一些批判德國納粹和反省前蘇斯大林時期的歷史著作，分明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別提一些關於反右、文革乃至於大饑荒的回憶錄和文學作品，那純粹都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載體。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大辯論》就很有可能是以前可以出，但現在絕對不能再上架的那種書了。左派右派這種事，是你們今天可以隨便妄議的嗎？

然而，《大辯論》的簡體版2014年8月面市，離習近平上臺也已過了一年多，是「新時代」的產物，可見它並非栽在「回頭看」手下。那會不會純粹是繁簡二版譯者不同，內容完整程度或者也不一樣，所以必然要把臺灣這個本子當成另一本書來看呢？極有可能。去年就出過這麼一件怪聞。一位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歷史學家從美國教完書回來，一入境就遭到海關扣起行李箱中的幾本書。其中一本正是這位學者中文論著的英譯版。請注意，這部英文學術專著出自全球最受尊崇的學術出版社之一，而它的中文版還是現在在大陸買得到的學術暢銷書之一，那為什麼換了英文就進不了中國呢？縱使學富五車，這位溫文爾雅，說理通透的大學者，也還是說不過認真負責的中國海關。事後我們都猜，那是海關見到這本書上有「China」這個字，神經自動繃緊的緣故。你知道，今天海關見到X光機中有裝着書的行李，其緊張程度堪與見到毒品相比。

總而言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棄卻一子。於是我也就明白了另外一本書不能從臺灣寄回香港的原因了。那本《思想史》其實是臺灣一本學術期刊，我買的這一期是它的第七期，為了請大家幫我檢討，同時也想聽聽「順豐快遞」的解釋（儘管我知道他們多半不會理我），請大家不要介意我列出這一期《思想史》的完整目錄：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不知道各位怎麼想，我猜這裏面比較讓人忌諱的字眼可能是「革命」、「威權」和「舊體制」甚至「啟蒙運動」（總不會是孫中山吧？）。以我對今日氣氛的嗅覺，這些字詞讓人起疑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麼到底是誰在起疑？誰在害怕？我打電話去追問，酒店的人語焉不詳，就說是「順豐」的意思，和他們無關。如果這是順豐快遞的決策，那這是書籍帶回他們臺北的運送中心之後，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還是快遞小哥直接在酒店現場一本一本地審閱這些東西合不合格？那是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還是反過來，有一份更為浩大的和合格書籍名錄？又或者說，乾脆是他們的工作人員憑自己的判斷力來把握？這些人都是臺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大陸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還是他們在揣摩對岸的意思，想像有些什麼文字和觀念是過不了臺灣海峽的？無論如何我請酒店想想辦法，找回一些我們以前合作過的老夥伴，可是他們卻寧願去郵局專門替我跑一趟，用回最傳統的郵政服務。其實去年之前，這家酒店送快遞回香港給我，不是經過DHL，就是UPS，他們是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只用順豐快遞的服務呢？是因為那兩家傳統快遞公司都打不過順豐？還是在臺北住店，而又多有需要托送東西的遊客多半是大陸客，所以為了方便，他們就和順豐快遞獨家捆綁起來？沒辦法，這是市場的力量。大陸的市場那麼大，企業那麼有實力，你能不順着他們走嗎？

當然，香港人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要想到的，應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也被納入了這套書籍和文章內容管制的系統？我也抗議過了，告訴這家酒店的員工，從境外寄任何書籍到香港都不是問題，畢竟以我所知，香港還沒有這套管制書籍進出口的法令（也許我所知有限，其實早就有了這套規矩，只是我沒意識到罷了）。電話那一頭，可憐的酒店服務人員支支吾吾，他好像不大相信香港在這方面跟大陸真的不一樣。這不怪他，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臺灣去了。

梁文道：如何在不明朗的局勢下做一個好官？

在新冷戰的格局底下，香港還能不能夠保得住它原有的地位，已經是個擺在檯面上的問題了。這本是路人皆見的事，但偏偏特區政府好像視而不見，照樣做一些惹人側目的事情。例如近期律政司的兩項重大決定，都會讓外人懷疑香港是否仍然保有之前的司法公正。當然我們同時也明白，這兩項決定，一項牽涉到前任特首，一項牽涉到現任律政司本人，而這兩人一個是現任國家領導人，另一個則是由中央任命的特殊官員，在中央眼中可能都是絕對不能再出事的。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就算要保住這兩個人平安過渡，特區政府能不能夠把整件事情處理得更好看一些呢？為什麼要像現在這樣，如此草率，如此漫不經心？難道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央領導接見特首林鄭月娥的時候，都已經第一次把「獨立關稅區」這個關鍵詞明挑出來？

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些看起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入手，比方說不久之前圍繞着聖誕節的爭論。香港媒體和許多網民都看到了大陸一些地方政府禁止百姓「過洋節」的消息，把它當成天大笑話恥笑一番。大家可能沒有太過在意的，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也發表了一些關於聖誕節的言論。他先是表明自己沒有看到中央發佈過任何針對聖誕節的文件，要求大家抵制洋節，然後把那些地方政府的作為都當成是部分官員自己的意志。然後他還首次披露了他的父母原來也是基督徒的消息，還登出了兩位老人家在聖誕樹下的照片，恭祝他們和他們的教友聖誕快樂。向來喜歡針對胡錫進的大陸網友還開玩笑，說胡錫進這個名字的本意，很有可能是「向錫安前進」。身為黨的喉舌，胡錫進敢公開自己父母的基督徒身份，還要恭祝他們聖誕快樂，可見抵制洋節應該還真不是中央最高層的意思。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有些地方政府如此地要求市面上不准架設任何聖誕裝飾呢？

不止如此，前陣子不是還有消息說當局要求影視界別再跟風繼續拍一些《戰狼》和《厲害了我的國》之類的作品，然後要多製作一些體現「中外文明交流」的影視節目嗎？如果這是真的，那應該是他們在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圍堵，中美貿易談判的關鍵時刻，想要主動為這兩年熱火朝天的國族主義降溫，不想在民間推高中外對峙的情緒。那為什麼一些地方政府還要延續之前的意識形態路線，藉着打擊聖誕節來捍衛「文化自信」，徒替緊張的局勢加油添醋呢？

其實我們只要代入那些官員的位置，用大陸官場的邏輯來思考，或許就能看懂這種表面矛盾的現象了。這幾年在大陸當官並不容易，幾乎可以說得上是人人自危。能不能陞官還是其次，他們最擔心的就是犯錯誤，尤其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非但位置不保，甚至還會有牢獄之災。所以無論他們面對任何問題，要做任何決定，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不能犯錯，特別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的錯。千萬不要以為今天最流行的「學習習近平思想」只是走過場的表演，他們可是非常認真地學習，務求吃透習近平一言一行背後的深意，好亦步亦趨，永遠站在正確的方向。

既然習近平表現得那麼硬朗，那麼鷹派，他們當然也不能軟弱。既然「三個自信」的標語貼得滿大街都是，他們當然也得做出一些體現這種自信的動作。有鑒於各地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絕不手軟的現況，以及各種各樣關於宗教信仰的限制，一些官員看到民間商家那麼興高采烈地利用聖誕節發財，很自然就會得出這些東西都是具有西方宗教背景，有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結論了。所以不准人民過洋節，不許帶着西方宗教色彩的東西污染公共空間，確是在情在理的決策。沒錯，他們當然知道現在的國際環境險惡，再小的事情都會被西方媒體注意，把它們詮釋成中國要在原來的道路上走到底的表現。他們大概也知道中央並沒有發文件要他們這麼幹，甚至之後還有可能會斥責他們做得過了頭。但問題是上頭真會因此處分他們嗎？他們只不過是最合理地詮釋了他們所了解的「習近平思想」罷了。再簡單點講，這就是我們都曉的「寧左勿右」了。

所謂「寧左勿右」，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意識形態根本原則，而是一種官場求生的常識。凡是在局面混亂，大家都看不懂的情形底下，站得左一點，鷹派一點，怎麼樣都比太過寬鬆，太過「自由化」要來得安全。即便上頭現在放出了一點改弦易轍的信號，好像有些要拉住國族主義快車的意思，他們也絕對不敢猛烈掉頭，至少不能在聖誕節期間忽然與民同樂。要知道現在那一丁點零零星星的對外友善表現，多半是外在一時間的壓力底下擺出的姿態。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政府這幾年的態度，恐怕左一點才是不變的底色。故此千萬不能夠被「擴大開放」之類的對外說法迷惑，以為什麼東西都能放得開。除非等到貿易爭端有了結果，中央政府更明確地轉向，否則現在多半還是沿着既有的大方向走下去為妙。

我發現如今要搞懂香港特區政府和一些建制派人物出乎意料的言語和做法，原來一點也不困難，只要套上這種大陸官場的最基本邏輯便是。有些事情做了出來，有些話說了出來，極有可能會不利於香港的處境，但它們卻不會立刻危及自己的地位。萬一中美貿易談判談崩，萬一真要展開全面對決，那麼限制一些人物入境這點小事，之後回顧就是時窮節乃見的證明了，很值得上頭讚賞。更要緊的，是他們總不會把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被取消的責任，算在我幹了這些事的頭上吧？難道要為了我忠誠執行領導人思想的表現而興師問罪嗎？如果將來大局面向好，美國等西方國家又變成中國的好朋友了，那就更不是問題了，因為沒有誰會記得那些事的。